四、落泪的一刻

在这次研讨会里，有过很多感动的时刻，如第一天晚宴的时候就堪称感动的一刻。张五常教授在晚宴开始时致词，回忆当年Mundell把他《佃农理论》中的理论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期刊》里刊发的情形。这些故事本来我们都听过、看过很多次了，没想到还能讲出新意来。张教授提到，有一天他被Mundell拉进期刊的编辑室里，原来是让他看将要出版的杂志的印版，可以看到一页页缩小了的印版排在上面。他一开始时不明白为什么让他看这个，仔细地看下去，才发现原来是把他的那篇文章放在开首第一篇的位置上。后来他跟老师Alchian说起这事，Alchian说了一句“这对你会有帮助的。”说到这里，张教授沉默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最后一句话：“谢谢Mundell！”

全场掌声雷动之中，我转头看向坐在主位正中的Mundell，他正侧着头听坐他身边的陈平老师的翻译，连连点头，听到最后，脸上泛起笑意，转身迎向从台上走回主位的张教授，相拥在一起……与此同时，在我的耳边，响起跟我同席的张教授的亲戚们的议论，大意是说以往多听张教授说弗里德曼的事，知道他跟弗老很要好，但少听他说Mundell事，没想到原来他们也这么要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那一刻，似有热流掠过，暖人肺腑。

因此，最初当我考虑这一节的小标题时，虽然我曾一度想过要用“感动的一刻”，但这类时刻在这个研讨会里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以突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如此特别的一刻，于是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了现在这个写实的题目。

那是第二天上午张五常教授演讲后的自由发言时发生的事，但如果要细说从头的话，还得从那天清早说起。前一节我已说到过，为着前一天下午因时间所限而使张教授与Mundell之间无法从容地对话、亲眼目睹两位当今最顶级的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对碰的历史性一刻未能实现，我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心息此第二天清早起来吃早餐时，尽管看到当时餐厅里坐着的与会者都不是我很熟悉的人，我还是忍不住见到一个就抓住一个述说我这无穷的遗憾，好像要这样不停地述说，才能稍稍发泄内心的懊恼。第一个给我抓住的就是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其实他算是相关人士了，所以后来他还特地跑来问我的名字。

第二个给我抓住的，是一个叫王丽莉的与会者。我其实并不了解她是何许人也，只是在接待与会者登记名字时把姓名与人对上了号，于是认得她也是与会者，就跟她坐在一起吃早餐。这也是因为当时还很早，餐厅里没什么人，我平时熟悉的朋友都还没到，其他认得出是与会者所在的桌子又大致上坐满了人，只有这王丽莉是独自一人的。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跟她坐到一起去了。然后，我照例滔滔不绝地说起昨天下午的遗憾，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她其实是谁，对我说的事情能有多大程度的了解与理解，我就只是想说出来而已。王丽莉一边听着，一边表示着附和，但其实我不是想听她说什么，只是沉醉于自己的情绪之中。

最后，王丽莉说了一句：“今天我也想参加自由发言。”我轻轻地听过了这句话，甚至没有对此作出什么回应。我不知道王丽莉是早就有此打算，还是因为听了我那一番发泄情绪的“自说自话”之后有所触动而生出这样的念头。当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只是隐约地想到，大概所有与会者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已；我更不可能知道，当她这一句话在当天上午得以实现之时，竟是成就了这一场研讨会中最伟大的一刻！

当天上午，张五常教授先是进行了一场演讲，内容是回顾《佃农理论》的写作过程及其对后来的一些影响。然后是另一批学者进行主题发言。接下来本来是自由发言，但张五常夫妇忽然又走上讲台，说陈平老师问了他关于最近的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的问题，这问题很重要，因此想详细地回答。平时他回答自由发言中的提问时，只是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上，转过身来回答，这样特地再上讲台、正式地面向观众，那是研讨会以来首次出现的事情。于是，在张夫人翻译的协助下，张教授对金融危机的事情又作了较长时间的陈述。讲完后又回到听众的自由发言，但张五常夫妇仍坐在讲台上没有下来。这时，时间已被占去了不少，因此很快的，主持上午会议的茅于轼老师就已经说：“最后一个问题。”

掌控着麦克风的我站了起来，面向观众。我看到王丽莉举起了手，于是把麦克风递给了她。虽然我事前在吃早餐的时候听过她说要参加自由发言，但我其实一转头就已经把这件事给忘了，那时把麦克风交给她，并不是因为我记着她的话，因此特意地照顾她，把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留给她，而仅仅是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举手的人是她。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奇的心灵感应，在我把麦克风递给王丽莉的过程中，我听到茅老师说道：“不一定是要提问，表达想法也是可以的。”

王丽莉开始说了起来。她不是提问，她是在追忆往事，追忆1986年时首钢邀请张五常教授前去演讲，内容是关于以两权分离的办法来推行企业改革。她谈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开始时是怎么想到要请张五常教授，之后又怎么受到一些人质疑张教授的言论，他们又怎样替他维护等等。

王丽莉说罢，张教授却开腔了。他说，既然王丽莉说起往事，他也想追忆一下。当张教授说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想哭了，因为我想起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也有回忆到当年的那些干部：“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哭过了，我猜想到张教授将会重述类似的话，所以当他还未开始说，我已经先行想到这一段，忍不住鼻子就已经酸了，眼角就已经湿了。

果然，张教授开始说起这些。但我想不到的是，他讲出了更感人的故事——王丽莉当时的上司李忠凡先生（按：我是听着发音写下这个名字，如写错了同音字，请知情者指正），就是其中一个已经不在的老同志。张教授回忆到他当年的逝世，是因为胃癌。张教授托同事林保华带着8万元送上北京给他冶病。因为是癌症，要治愈是不可能的，张教授花这钱想换来的是“我只是要他过得舒服”。然而，就在林保华到达北京那个晚上，李忠凡先生已经溘然谢世，甚至来不及得知张教授送钱的事。林保华打电话给张教授，问这8万元怎么办。张教授回答：“这是送给朋友的钱，已经送出去了，不可以再拿回来。”然后，多年之后，张教授在一个酒店的大堂里，看到一个年青人向他走来……他，是李忠凡先生的儿子。

我更想不到的是，张教授——以及给他翻译的张夫人——，是呜咽着说出这一切！呜咽着，但仍挣扎着，一字一字的说出来：“所以我很反感外间的人骂中国的高官都是贪污的。我不是说没有腐败这回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所谓的‘太子党’，在国家需要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所以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一切声称对中国好、其实只会把这些前人的努力毁于一旦的愚蠢政策……”（按：第一个省略号之前的内容我记得比较清楚，可以肯定，之后的内容是大意如此，字句不一定很确切，确切的句子要等待录像整理出来之后再行发布。）

我泪如雨下，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徘徊走动，尽管这走动不能抑止我的泪水，但至少可以抑止我的哭声。我不敢看向张五常夫妇，我不忍看他们落泪的情景。我甚至不敢看向全场寂然的观众，因为我怕自己会更加的无法忍住悲戚。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英雄落泪，天地动容。

这落泪的一刻，是历史的一刻。

如果说，在那一刻之前，我还一直深深地懊恼着前一天下午张五常教授与Mundell的高峰对话未能成事，懊恼着这研讨会差那么一点点还是不足以载入史册；那么，在这一刻之后，我才恍然于上苍的用心良苦：原来，注定要成为历史的一刻的，是现在！

这一刻，有我们，为历史作证……！

五、希望的一刻

这次研讨会的成功，是全面的成功，因为它并不是仅仅有赖于某一个元素的成功。上一节所描述的那一刻，当然是整个研讨会的高潮所在，是使它足以青史留名的关键；但如果仅仅只有那一刻，那么这研讨会终究不过是向已经流逝的岁月、血泪与辉煌致敬，而不曾着眼于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然而，这次研讨会不仅仅如此，它有着一部大片所需的各种元素——喜悦与悲伤、荣耀与缺憾……自然也就还有缅怀与希冀。

这次研讨会的议程安排很巧妙，第一天的一头一尾都有Mundell的出场，第二天上午又有张五常教授的演讲，所以每一个时段都可谓“卡司十足”，吸引着与会者的眼球，会场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然而最让我们这些兼办会务的人担心的，是第二天下午这最后的时段。因为这一时段是征文的颁奖，将登台致词的不是知名学者，而是后起之秀。为此，第二天上午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茅于轼老师一再地强调下午张五常教授还会说话，精彩的内容还在后头，以便挽留多多少少纯为追星的粉丝们。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会场中的人数确实是少了一些，毕竟有一部分人订了下午的飞机，已经离开。张五常教授见状也感到忧心，只怕这下午的部分难免要冷场了。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虽然下午的人数确实是所有时段中最少的，但一直坚持着留下看到最后的人，可以自豪地对本来可以留下、却提前离开的人说一句：“你们走宝了！”

大会从四十多篇参赛文章中选拔出五篇予以授奖。先由朱锡庆老师致词并宣布获奖文章名单，朱老师在致词中强调了现在的经济学界更需要互相认可同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就，而不是着重于互相攻讦，言辞恳切，可谓诚意拳拳。然后由张五常教授亲手为五篇获奖文章的作者颁发奖状，并发表了祝贺演说。在这相对简短的演说中，张教授强调的是，也许技巧尚须磨砺，但这次征文比赛的最大成就，在于证明了很多中国学子确实是热衷于解释事实现象的题材的。这已经足够可喜可贺了。这样的征文比赛将会继续一年一度地进行下去，假以时日，也许就真的能成就以“经济解释”为目的的中国学派。张教授的有关想法，在紧接其后的专栏文章《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一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随后，是由五篇获奖文章的作者上台发表获奖感想。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的发言，正是第二天下午最闪亮的部分，也是整个研讨会中最富有“希望的一刻”。每一个人的发言大致上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述说自己是如何走进张五常经济学、也就是经济解释的经济学的殿堂的，言辞诚真情挚，令人动容；其二，是简介文章的写作动机与要解释的现象，无不新颖鲜活、引人入胜。

先说诚真情挚那一部分。当我从会议回来之后，张五常夫人打电话给我，说起第二天下午竟是如此令人喜出望外的成功时，她说她当时听一些获奖者的发言都听得哭了。我马上说：“是的，这次会议我哭了两次，一次是教授和你哭的时候，另一次就是听一些获奖者发言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一位获奖者的文章是关于农资融资的。他陈述为什么他要写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家里很穷，每一次上学的学费都要靠借钱，就是农资赊销这种制度安排使他能够一直读到了大学。由此他很熟悉这种农村金融的融资方式，然后思考到为什么这种形式的金融合约可以在农村里普遍存在。

张夫人则还提到，有一位获奖者的发言也使她很感动。那发言者称，他能读上博士，多亏了张五常教授。当时他向他意向中的导师写了大量的邮件，内容就是针对张教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每隔几页就写一篇读书笔记，这样一篇又一篇的读书笔记寄给导师看，终于打动了对方接受他为学生。

除了感人的发言，有些还颇为风趣幽默。如张翔的发言，巧妙而正确地使用着各种经济学术语。他谈到他之前参加过张五常教授的70大寿，之前周其仁老师问他是否愿意自费参加，他马上答应。但最后是周其仁老师给他付了费用，这次又是张五常教授自掏腰包请他们这些作者来，出席这样的会议真是有很高的“消费者剩余”。至于居然文章还获了奖，那完全就是“利润”了，是意料之外的“风落”。这一番妙语连珠，让听众无不拍手大笑。

再说获奖文章解释的现象。获奖的五篇文章，获较高奖金的两篇中，一篇是关于温州标会会案的，解释的是一个并非由于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小规模金融危机的现象；另一篇就是上述的关于农资赊销中的金融合约的现象。另外三篇，一篇关于“枪手”现象（即代考各种国家考试及代写各种毕业论文的现象）、一篇关于为奥运会而开通的地铁内因地铁公司与移动通信商的分成问题而使得在奥运会开幕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地铁内仍然没有手机信号的现象、一篇关于司法系统里的业绩考核采用算人头与分成相结合的现象。

这些文章都以一个新奇有趣的现象为题材，获奖者在陈述有关现象时，甚至连张五常教授都不由得好奇地翻看他们的题目。后来，张教授打电话给我时，谈到香港来的经济学者听了获奖者的发言，也对他们的文章的题材赞不绝口，说从来没见过有学术文章是关于那么好的题材的。

总而言之，每一个获奖者的发言都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当每一个获奖者结束发言走下讲台时，观众席的掌声之热烈和响亮，绝不下于此前献给那些知名学者们的掌声。而如果说后者多多少少还是因为他们的名气而获得如此的崇敬，前者就完全是凭着他们的精彩发言赢得听众由衷地用力鼓掌。

我不由得深深地折服于安排这会议日程的人。在这会议最后的时段，让我们看到新生的一代崭露头角，让我们看到《佃农理论》走过漫漫的四十年后在这一刻点燃了接力的火炬，让我们看到这会议恰恰就在“希望的一刻”划上句号……

六、结束的一刻

结束的一刻，是向松祚博士作大会总结发言。他说，他并不认为他这算是总结发言，他只想说希望，那就是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召开《佃农理论》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纪念会。

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无疑张五常教授会有这样的传世百年的希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更希望看到的，一定是到今年算作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创下的人类历史的奇迹，可以延续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都不算长。

但愿永远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刻。

七、结语

当我在今年七月份从科斯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上回来之后，我一口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记叙性散文《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影》，并将其中一部分发布于张五常博客之内。这次参加“《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收获到对我个人来说最愉快的一个夸奖，就是有好些朋友都当面向我说，之前关于芝大会议的那篇散文写得很好。朱锡庆老师的夸奖尤其有技巧，他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害他少写了一万字的稿子，因为他想写的东西都给我写光了，他顶多只能再写个两千字的稿子，专门讲讲长沙的（一笑）。

在那关于芝大会议的长文里，我自己最感满意的，是《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那一部分，我那对经济学完全一窍不通、对科斯是何方神圣根本一无所知的母亲，看了都说让她潸然泪下。

那一部分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写这一句话的时候，张五常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奇迹恐怕要被人民币汇率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错得离谱的经济政策一棒打断的忧心已经溢于言表多时了。然而，我还是抱着侥幸万一之心，写下了那一句话。

时至今日，当初的风声鹤唳，已切切实实地变化发展成如今的哀鸿遍野。我再也无法闭目塞听、无视现实地重述类似的豪言壮语。并不掌握回天之力的我们，只能企盼文字真的有其神奇的魔力，以此祈求上苍——

请赐予这个国家以智慧，穿透纷繁杂乱、迷人眼目的喧嚣，看到朴实无华的真理；请赐予这片土地以力量，把智慧的所见贯彻为行动，使几千年来的苦难与黑暗永远尘封为历史，使三十年来的奇迹与辉煌得以延续千秋……

在这结语里，我不敢再言“一定”，我只能说……“但愿”！

朋友察觉到吗？奥巴马获选美国总统有一个相对现象。一方面，黑人获选是创举，令人欣赏的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有种族歧视的迹象。六个月前，约四十个美国学生跟我会面，问及，他们绝大多数支持奥巴马。另一方面，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严重的。几年前在上海某酒吧遇到一位美国黑人，问他喜不喜欢中国。回应是他走遍地球，最喜欢的是中国。他的解释简单了当：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毫无种族歧视的地方。炎黄子孙先敬罗衣后敬人，是另一种歧视，也足以令人反胃。可能因为神州大地的不同「种族」无数，鱼目混珠，搞种族歧视的费用是太高了。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知道歧视黑人严重，千方百计地要改善这个恶习。最大手的一次，搞得不欢而散的，是三十多年前推出mandatory busing。那是说，凡是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学生，要抽签，抽中了，白人区的要坐政府提供的巴士到黑人区去上课，倒过来黑人区的要坐巴士到白人区去上课。意图把黑、白二族混合，让他们从小结交，希望消除种族歧视。

你可以想到「强迫巴士」的困难吗？我当时在西雅图，住区平凡，多是北欧人，算是白人区了。有两个正要进学的小孩，怎么办？西雅图比北京还要北，冬天，早上九时半才微见曙光，如果儿女进公校，抽中巴士签，他们要六时起床，步行约一英里坐巴士去。天全黑，往往淫雨霏霏，怎可让几岁大的去冒这个险呢？何况坐巴士一程个多小时，每天两个多小时儿女要坐在巴士上，值得吗？所以选私校，交高学费，早上八时驾车送儿女到学校后，自己上班去。记不起巴士政策搞了多少年，吵得你死我活，终于取缔。在这期间美国的私营中、小学大行其道，公立的一蹶不振，以迄于今。

提到上述，是要读者知道种族歧视这回事不易处理，其持续时日可能以世纪算。奥巴马任总统会是个大转机吗？可能是，希望是。这转机的要点，是黑人连美国总统也当上了，再歧视不是很无聊吗？

奥巴马在这个时刻当总统，幸或不幸，其成败得失会相当极端化。美国的金融风暴属大灾难，处理得好，处理得妙，奥巴马会是个大英雄，足以万世流芳矣。看来很不容易处理，搞不好不难明白，而源头与他无关，民意不易大跌。问题是处理如有失误，容易搞得一团糟，举世的人观看着，不幸的评价会很极端。明显地损害了人民财富的错失，历史上没有谁客气过。

想到这些，因为奥巴马上任后很可能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大难题！那是通用汽车应不应该由政府挽救。有可能在奥巴马上任前有了决策，或到时通用汽车已经宣布破产了。但也可能还没有定案，要奥巴马拍板。动笔写此文之际，两个相对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奥巴马说要救，代表布殊总统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说不救。不救的理由不难猜：只救金融已经够头痛了，而救企业是救之不尽的。救通用，只一家也不知要救到何时何日，再救其它，底线要在哪里划下呢？

不救，让通用关门，其它两家美国大汽车厂的生存机会增加。问题是通用汽车不单是一家大汽车公司或一家大企业。通用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世界的一个主角。在美国求学时我对通用高山仰止。后来在西雅图华大任职，一位同事是通用的多年顾问，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关于通用的典故。

当时同事说，通用汽车是地球历史上唯一的任何机械产品都可以制造的工厂︰从汽车到坦克到飞机到航空母舰到潜水艇，要造都可以造，而且一律会有高水平——凡是机械，通用无所不能。也是我在美国生活时，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这个称呼被引用到其它行业去，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地位。例如某人说某企业怎样了不起，有怀疑的会问︰Are they General Motors？（他们是通用汽车吗？）通用产出的最高档次的凯迪拉克汽车（Cadillac），在日常谈话中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质量。例如某君手持一部照相机，你问好不好，他回应：It is Cadillac——是说照相机之王也。没有谁会用劳斯莱斯作此比喻，也没有谁会说凌志。以一物代表最优质的称呼，我能想到的只是Cadillac。

通用有逾百年的历史，正式成立是一九○八，今天刚好一百周年。一九二九到上海开业，战争之前那里的富家子弟没有谁不以拥有一部通用的别克（Buick）为荣。一九六七年，通用销售汽车一亿辆，与今天一年不到二千万辆相比，恍若隔世。他们最平民化的汽车牌子是Chevrolet，可能是历史上销售最多的汽车。

在美国生活时我是通用的捧场客，喜欢他们产出的安全可靠。上述的同事曾经打趣说，通用的汽车整架坏了也可以行。价格也相宜。今天，一部中等的Cadillac在美国零售约美元四万，中等的Chevrolet减半。考虑到美国的最低工资高，汽车工会势力大，这样的零售价反映着通用是一家产出效率了不起的机构。

挽救通用的方法不是没有，只是局限所在，不能办到。有三步。一、撤销最低工资，也让劳资双方有个别议订合约的自由，工会及政府不能左右。二、发行股票或债券集资。执笔写此文之际，通用的股价约三美元。如果第一步全部通了，我会在十美元以下捧场，君子一言也。各地银行也会刮目相看，可能乐意借钱了。三、由政府出面，强力要求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取消汽车进口税。

通用汽车的顶级人材那么多，产出运作的经验那么老到，持有的发明及设计专利无数，百年信誉，招牌点止金漆咁简单？有这一切，我不相信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价比价，质量比质量，今天在上海产出的通用汽车斗得过在美国本土产出的。

在美国投资产出的德、日汽车，到今天还没有出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躲到美国南部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设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不幸，是美国的劳动法衍生出来的悲剧。地大物博如斯也闯祸，中了计，北京的朋友见前车而可鉴乎？

本月九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十项经济项目，针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两年内的「额外开支」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天文数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对，也即是赞同了。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相当复杂的，这里谈谈，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处。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国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国有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国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性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毒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势极为不妥，中国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性，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国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国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炮。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炮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炮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11月8～9日，在深圳举行了纪念《佃农理论》四十年的研讨会。我本来因为最近太忙，不打算去的。但张五常夫人坚持要我参加，对我说的一句：“你怎么可以不来？这会议怎么可以没有你？”给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于是尽量调整了日程安排到深圳出席会议。我要感谢她的邀请与坚持，否则我将会与一场见证历史的伟大会议失之交臂！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学术会议——包括以前参加过的与张五常教授有关的其它会议，甚至包括今年7月份刚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由科斯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而且，当我刚刚把这一句话通过电话告知张夫人的时候，她马上表示，其他与会者也对她作出过类似的陈述，如陈平老师。原来，吾道不孤也。

会议召开之前，我们知道——历史缅怀于今天；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却惊觉——今天也必将被铭记为历史！幸运的我们，参与了这会议的每一刻，为历史作证！

一、荣耀的一刻

纪念《佃农理论》四十年的研讨会，是以宣读四位中外的经济学大师的贺词拉开序幕的。那一刻，无疑是这研讨会的荣耀的一刻！

这四位经济学大师，按宣读贺词的顺序，分别是有“欧元之父”之称、近年来常到中国来的蒙代尔（Robert Mundell），与张五常亦师亦友的科斯，称张五常为“大兄弟”的张培刚，以及与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结下最深厚的同事情谊的巴泽尔（Yoram Barzel）。

其中，蒙代尔是亲临现场致词，当天下午还发表了主题演说，出席了晚宴，陪了整整一天，可谓仁至义尽。下午的演说本文在后面会有更详尽的记述，这里先按下不表。且说蒙代尔在致贺词的时候，说到当年他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里提到Arthur Young这位英国旅游家游历欧洲之后写的游记，他说他看过这游记，虽然《佃农理论》里批评此书关于法国佃农的记载是“错到七彩”，但无可否认，此书描写生动，趣味盎然，不失为一本有趣的读物。然而，蒙代尔提及此书，为的却是指出，当他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感觉其有趣更甚于那本游记。

事后，无论是在私下的聊天里，还是在这次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蒙代尔的弟子向松祚博士都表示，他怎么也想不到蒙代尔竟然会读过这部看来与经济学完全毫不相干的游记，老一辈经济大师的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委实让我们这些后学小辈叹为观止，油然而兴难以望其项背之慨。

而科斯与张培刚的贺词都是他们两位亲手所书，而不是电邮传发过来的电子文字，尽显这两位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的传统绅士之风。会议方别出心裁地把他们的笔迹分别复印在两张黄色为底色的稿纸之上，在上午的茶歇期间分发给与会者。这样的礼物，无疑是既别具心思，也弥足珍贵。

科斯的贺词主要是回顾他与张五常在芝大日夕论道、然后他促请张五常到香港任教的当年往事。他满意地表示，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做的都是对的，不但于张五常个人的学术成就有益，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助。最后，他坚信张五常依然年轻（他用的是“young”这个词），他仍然期待着张五常在未来的日子里交出他最好的作品。无独有偶，后来在一次主题发言中，有人代为宣读了香港大学的张涛博士的一篇关于《佃农理论》的引用率统计的文章，指出该书在学术界的引用率并不低，其实是深受重视的。该文最后谈到，不应该说《佃农理论》是“40 years old”，而应该说是“40 years young”，以形容其学术生命青春犹在、前程可期。

至于巴泽尔的贺词，则主要围绕着论述《佃农理论》的学术成就与意义而展开，与科斯主要谈论张五常这个人形成对照。二人的贺词合起来看，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宣读科斯与巴泽尔的贺词时，都是先由张五常夫人的妹妹以其甜美标准的英语向全场朗读，然后再由向松祚博士朗读其精彩华美的译版，以中文完全无瑕地重现科斯、巴泽尔两位大师的优美雅致的文笔。

关于这两位大师的贺词，有两件与我有些关系的幕后花絮也许值得在此一谈。一件事是张五常夫人的妹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她知道要负责朗读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贺词的英文原文时，很担心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人，尽管她只是负责朗读而已，她仍然认为不懂贺词的内容就无法朗读得好而感到焦虑万分。如前所述，因为科斯的贺词主要是谈论往事，因此她感到理解科斯的没有困难；但巴泽尔完全是在谈论学术，她就觉得无法理解。因此，在星期五傍晚的时候，她好不容易看到我从会务缠身之中暂时摆脱出来，去了张教授家中小憩一忽时，她马上将正躲在一个角落里迫不及待地翻看张教授刚刚写好、秘书打字出来、将于下星期发表的一篇经济文章的我一把拉住，连声叫唤：“PhD，PhD，快来给我讲解Barzel的话。”于是我只好弃下看了不到一半的文章，看着文稿讲解起来。才把文稿中开头部分的“tax analogy”解释了几句，张夫人又一手拉起我，叫道：“快抓紧时间去吃晚饭，吃完了还要干活！”转头向她妹妹扔下一句：“现在没空给你解释，今天晚上聊天时再讲。”然后就拉着我飞奔下楼了。不过最后那天晚上我也没能给她解释，到我把接待工作完成得差不多，能闲下来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已经太晚的缘故，张夫人的妹妹已经离开酒吧了。

另一件事是，在某次茶歇期间，我与花千树的老总聊天时，他说到打算要重译《佃农理论》，问我有没有兴趣承担翻译的工作。我说，向博士翻译科斯与巴泽尔的贺词翻得那么好，为什么不找他翻译教授的《佃农理论》？以他对教授的东西之熟悉与文采之斐然，一定能胜任此项工作。

二、精彩的一刻

研讨会的主体内容，是邀请来自国内的众多经济学者登上讲台，针对纪念《佃农理论》四十年进行主题发言，每人十分钟时间，然后每一段落之后有约半个小时的自由发言时间，是让台下的观众或陈述意见或提出问题的。这些主题演说，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十分精彩，各具特色，显示各家之所长，难以简单地一分高下。事实上，也正是主要地由这些高水平的主题发言，撑起了这次会议的大局，吸引着每一个与会者的眼睛、耳朵与心思。

但是，如果非要我仅从自己个人的口味出发，举出一两个我特别喜好的主题发言，构成我眼中的“精彩的一刻”的话，那么我会挑辽宁大学的谢作诗老师、香港的侯运辉律师作为两地的代表。

谢作诗老师是第一天上午的最后一个主题发言人。从表面来看，他的发言无论是风格还是用语都很平实，与当天上午同一时段进行主题发言的相比，他既不是陈平老师的激情四射、幽默风趣，也不是向松祚博士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不是朱锡庆老师的深水暗流、智慧深藏……然而，他的发言，尽管不是一针见血、一剑封喉的锐利，却是拳拳到肉、句句在理的精准，着着实实地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我得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要同时兼办会务的缘故，心思一直很杂乱，一会儿想着要随着发言者的上上落落换名牌，一会儿又想着要督促酒店的服务生给发言者换茶加水。一时考虑到陈平老师肠胃不好，不能喝冰冷的瓶装水，要给他倒热茶；一时又惦记着中午与Mundell及张五常两位教授共进午餐的名单要落实并提前与有关人员打招呼……如此这般，会议的第一天上午可以说是我心思最繁杂混乱的时候，直到后来得到张维迎老师的提点改变了工作方法、张夫人又修改了一些安排，才使我后来能减少一些工作与心理负担，能比较专心致志地聆听发言。

就是在这样的心思纷乱之中，我一边听着发言，一边能感觉到自己的脑子里有另一股思想在游移漂浮，无法完全集中精神。然而，当我听到谢作诗老师的发言时，奇怪地，虽然我仍然能感觉到那股思想在游移漂浮，但明显地，谢老师的话似乎有更强的力量压制下那股游移漂浮的思想的干扰，一字一句都深深地进入我的内心，而不仅仅是进入我的耳朵。只听了一半，我就得到了结论——这是当天上午我听过的最好的发言！然后接下来的一半，也丝毫没有让我失望，让我感到需要修改这一结论。

于是我在谢老师将要结束发言的时候，凑近到张五常教授身边，对他说：“这发言是今天上午最好的。”因为普通话对张教授来说是第二语言，就如同我们听英语一样，因此他如果不是特别地集中注意力，效果会是听得似懂非懂的。我知道他不可能对每个人的发言都专心地听，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发言引起会场内的哄动时才会竖起耳朵仔细听一下。而谢老师的发言风格平实，看起来听众并没有特别激动的反应，所以我要特地对他说出我这一判断。这话我后来又跟一个朋友说了，还在茶歇的时候向谢老师本人也表达了。我认为，出自真心的赞美，是应该说给当事人知道，把心意传达出去的。（张五常教授却是不做这一套的，他总是在背后夸奖他觉得值得夸奖的人，当面却不跟对方说。）

在跟谢老师述说我认为他的发言是当天上午最好的时候，谢老师感慨地谈及他为写这篇演讲稿确实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改了一遍又一遍。不过，以演讲而论，稿子的质量只是其中一个必要的要素。我觉得，谢老师的稿子当然很好，每一句话都反映出他对张五常教授的各方面的思想都理解正确无误——这即使在张五常“粉丝”之中，也决非容易之事，因为多多少少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误读与过度阐析。我看过张五常教授所有的作品，还有幸能与张五常教授频密地直接通话，反复确认自己对他的理解会否有误。这样的运气自然是万中无一的罕有，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吧。谢老师在无此机缘之下对张五常经济学的掌握如此纯粹，殊不容易。谢老师在发言的开始时自陈他出身于数学专业，但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张五常经济学，没有受过其它理论流派的“污染”，大概是数学对其逻辑思维的训练，再加上是有如一张白纸地先入为主，那就难怪他所理解的张五常经济学，确乎是纯而又纯，毫无杂质。此外，他发言的时候是脱稿进行，虽然有稿子为基础，但不是照稿直念，而是从容述说，理直情真，听下来有细水长流的感人动心之美。还有时间的控制也恰到好处，不像很多发言者受制于发言时间的限制，不是忘我而超时就是一直焦虑担忧于超时，缺了他那份优雅不迫的气度。总之综合各个方面，都是相当的完美。

其实我最早知道谢老师的名字，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看到他的文章。但一直只是通过文章而神交。后来虽然在张五常教授的70大寿的研讨会上见过他，但也是因为忙于会务的缘故，根本无暇多作交谈，反倒是在与《经济学消息报》的高小勇总编聊天时，听他谈过谢老师的事，对他亦是多有赞许。

另一位发言者让我备感喜爱的，是香港的侯运辉律师。他是在第一天下午的时段发言的。那时段的发言水平也非常高，既有高小勇总编的机锋辩才，也有郭誉森老师的诚挚款款，还有杨怀康先生的追忆当年……。但我还是挑出了侯律师。

虽然这次来自香港的发言者不少，但大家还是尽其所能地操着港式普通话发言，只有侯律师是用粤语进行演讲，然后借助被他戏称为“张五常教授的御用翻译师”的张夫人来进行翻译。侯律师的发言精彩纷呈、妙语连珠。例如，他开始时提到，当年张五常教授刚刚到香港大学的时候，侯律师也在港大教书。张教授负责讲授秋季的《经济学原理》，而他就负责春季的《经济学原理》。很多学生都想听张教授的课，但因为有人数限制，报不上他那课的名的学生，就只好转报侯律师的课。于是他就与张教授命运与共了——如果张教授被评得“最佳教学奖”，那他也会跟着沾光；但如果张教授被评得“最差教学奖”，他就一定比张教授更差。

又如，此前郭誉森老师谈及，他很懊悔当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太早读《佃农理论》，因为这本书很早就多次出现在多门课程的“阅读书单”上，如Econ301、产业组织理论等。但当时以他那入门的水平，并不能真正体会到该书的博大精深，只是轻轻地把它视作标准正宗的经济学术论著。他说，如果当年他有后来的鉴赏能力，能充分认识到张教授此书的精微奥妙，就会意识到穷他一生之力，都不可能超越张教授，那么他很可能早就放弃经济学了。郭老师此番话说得相当的由衷，决不是巧舌如簧的吹捧，当场获得听众们热烈的鼓掌与笑声。而当侯律师演讲时，他承接郭老师的这番话，说他正是比郭老师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很快就放弃了经济学，离开港大，进入法律实践界，成为了执业律师。

然而，从侯律师其后的演讲内容中，我倒觉得，正因为他是从事实际法律事务的人，才会更好地理解科斯与张五常的理论。他的发言中有一点是特别有新意的。他谈到，科斯与张五常都强调要在掌握世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然而其实科斯所说的世事，与张五常所说的世事，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他提到，最近他又重读了科斯1960年的宏文《社会成本问题》，他指出，该文里分析的法庭案例，其实是科斯从法律汇编的书籍中找来的，并不是他真的去过法庭做实地的调查所得。这法律汇编的书籍在法律实践界非常普遍，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书橱里都一定会摆上那一套书。也就是说，科斯所谓的世事，仍然只是他从书上查来的二手资料，不是真的走进真实世界里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反观张五常，他写《蜜蜂的神话》时，他所做的事情是打开华盛顿州的电话黄页，找到当地的养蜂人与果园的电话，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与交谈。所以张五常所说的世事，确实就是活生生的真实世界。而青出于蓝的张五常这种调查真实世界的行为，反过来也影响了科斯，当科斯后来研究灯塔的时候，就真的走到现场去看灯塔。

这一番话让我感触良多。侯律师对“科斯的世事”与“张五常的世事”之间的微妙差别，确实是观察入微，发人深省。回想最初张五常撰写《佃农理论》，似乎也只是在图书馆里查阅大量的书籍，从而获得关于台湾改革与旧中国时期大陆佃农合约文本的书面（二手）资料，但一方面台湾当局及此前卜凯教授带领金陵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农村进行的广泛调查，提供的数据与合约资料之详尽、真实，令人惊诧观止，几乎与一手资料无异；另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也能记得起来，张教授曾提过，如果不是他童年时在抗战期间为了逃避战火而于广西农村居住数年，对农业的操作与生产情况有了深入的认识，那么当他在图书馆里看到这些农业资料时，这些死的数字与合约，也不会在他的头脑之中组合而成栩栩如生的情景，并能本能地判断它们是对事实的记录，而不是政府经常喜欢做的、捏造或至少有夸大之嫌的虚假统计。

对这番话另一方面的感慨是，张教授曾说过，很多人读科斯的《社会成本的问题》，往往读了前面的理论部分（交易费用为零时的那个“不变定律”）就停下来了，后面讲述大量的法律案例进行事实验证的部分（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真实世界里，法庭如何有意无意地在判案时选择了交易费用较低的产权归属指定），就很少人能耐着性子看完如此似乎相当冗长而沉闷的内容。然而，正是后一部分，才是表演科斯功力的所在。显然，侯律师大概出于他律师职业的爱好，对于后面的案例部分读得津津有味且深得其中三昧，真正领会到科斯的大才所在，之后又能超脱于外回头审视，对照张五常的研究，然后才能说得出上述这番话来。侯律师这短短一番话的背后所蕴含的意味深远而广博，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在场的听众能领略一二呢？

为此，尽管当天下午可以说每一个主题发言者的演讲都堪称精彩纷呈，但我仍然坚定地得出自己的判断——侯律师的发言绝对就是那个下午的“精彩的一刻”！跟那天上午相同，我当时也马上向张教授表达了我这一想法。其实张教授自己就十分了解并赏识侯律师有着天生的经济学头脑，侯律师讲得有多好，是无需我来提醒他的。但我实在太喜欢侯律师的发言了，忍不住要向张教授说出我这喜爱之情。之后的茶歇期间，我也同样当面向侯律师说了“我觉得你的发言是今天下午最好的”，并引来他爽朗直率的笑声。

当然，第二天上午的主题发言中，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如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老师热情洋溢、滔滔不绝的演说，可惜时间所限未能尽兴，据说其本来要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佃农理论》与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根本都来不及提到就只能匆匆结束了。不过看到他在接下来的午餐时与张教授共坐一席，以英语不停地与张教授谈论着金融危机的事情，相信他已经乘此机会与张教授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交流了吧，可惜我们广大的听众就无缘得知其中妙论了。

三、思想的一刻

第一天下午结束了主题发言之后，Mundell还作了主题演讲，而这一场演讲，无疑是这次研讨会中最富有思想的一刻。

虽然题目是关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stake，但内容听下来，其实是针对法国总统萨科齐叫嚣要把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的言论，回顾自近代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与沿革，以说明国际货币体系不是可以人为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建就怎么建，而是各国经济、世界市场自然发展演进的历史产物，并在最后简单地提出他关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方向的设想。

Mundell有“欧元之父”之称，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可谓是他的专科，因此他一路娓娓而谈，从容细致，如同在听众的面前缓缓地展开一幅“清明上河图”一般，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历史描述得脉络分明、纤毫毕现，真不愧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才能给听众带来的无上的思维享受。更妙的自然是，翻译者是他的学生陈红一，对他的思想与理念了解得一清二楚，翻译起来意到神会，往往Mundell长长的一段陈述后，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将其中的内容一一译出，甚至有时提前预测Mundell接下来的思路将是什么，让听众能及时地跟上。演讲末了之际，Mundell半赞扬半开玩笑地对陈红一说：“How can you remember so much？”时，听众们也会心由衷地笑了起来，既是对Mundell这话深有同感，也是感怀于二人的师生情深、心灵相通。

Mundell的演讲中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介绍自然有很多闪光之处，如他指出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某国货币与黄金挂钩，世界其它货币与该货币挂钩，从而间接地与黄金挂钩，全世界普遍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其实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就已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第二次的时候那“某国货币”已经是美元，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与其说是“create（创造）”了这个体系，不如说只是“ratify（认可）”了这个体系。以为仅仅通过一场国际会议就能协调各方利益、创造出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也是市场自然发展的选择，决非什么人为的创制。由此Mundell也是再次批评了萨科齐以为可以人为地把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

Mundell演说的最后，认为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考虑以一个货币篮子来替代单一的美元，并指出这个篮子应该包括当前五大经济体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与英镑，并且在未来几年之后，人民币的位置可以从第四上升到第三，与日元调换位置，以反映两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动——，然后各国把其货币的汇率钉住这一篮子货币，就能稳定各自的币值。但是，在演讲结束之后的提问时间里，当陈平老师问及Mundell如何看待人民币的convertibility（可兑换性）时，他的回答却是，虽然他认为人民币最终应该走向完全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来说不应急于实施，可逐步放宽，从局部可兑换慢慢发展为完全自由兑换。

我感到这一回答与他演讲中所期望的那个五种货币构成的篮子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观点，是有些矛盾的。如果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那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也就不可能进入国际货币体系所赖以成立的货币篮子之中。而如果说，Mundell所指的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相当遥远的未来，因此现在人民币仍无需急于变成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那么我倒觉得，要说什么是人民币最适合走向自由兑换的时机，那就是今天了。

此前，一方面人民币承受着很大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国内却有着很高的通胀率。一旦我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可以预见，若不采取任何措施，人民币一定会急速升值，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沉重的打击。要想放开人民币，又要保持汇率稳定的话，中央银行的唯一选择就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人民币放出去，外汇市场上要多少就给多少。这样，只要人民币流出国外而不回流国内，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那就不会对国内的通胀造成恶劣的影响，反而还能像美元一样赚取丰厚的“铸币税”。——这跟二战后美元早期遇到的“美元荒”有类似之处。

当然，问题就在于，如果流出国外的人民币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大量回流国内——我能猜想到的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是国际炒家在人民币一开始放开自由兑换的时候可能会故意囤积大量人民币在手，对赌我国央行不会无止境地印刷人民币供应他们的炒作所需，因此使开始时央行印刷了远远多于国外实际需求的人民币数量（指剔除炒家囤积需求之后的实际需求）。而当国际炒家看到我国的中央银行坚决地继续大量印刷人民币供应外汇市场所需，最后终于扭转了他们的预期，认为不可能斗得过只要开动印炒机就能几乎是无成本地无穷无尽向市场供应人民币的中国央行，因此不可能再通过炒起人民币汇率而获利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把前期囤积在手的大量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抛出，造成大量人民币突然回流国内——，这就会造成突如其来的可怕的通胀，因为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会突然急增。要说人民币开放自由兑换会有什么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就在这里。——这跟美元后来遇到“美元灾”也有类似之处，虽然原因不尽相同。

为此，张五常教授已经撰写过多篇文章，解释如何运用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同时也是货币政策），来有效、及时、快速地发现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予以收放控制。关于这一制度，张教授写过很多文章解释，我自己也曾写过阐释性的文章（我的这些文章在张五常博客发布过，并已永久放置于天涯的“张五常博客副版”zhangwuchang2.tianyablog.com之内。有不少网友说想看我以前写过的关于张五常教授的文章，在那个“副版”里都能看到），在此就无需再作重复了。

我想在这里提的一个新观点是，现在的国内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衰退所带来的通缩风险在急剧增加。在这种不利的预期之下，即使我国央行主动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人们也可能会由于担忧害怕而只是持币观望，不进行消费或投资，使增发的货币不能进入流通，使这传统的货币政策对于防范通缩风险毫无帮助而显示为失效（与凯恩斯所指的不同，我曾想过这是否能称为另一种形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之下，即使不先把我国的货币制度转为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现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如果出现国际炒家放弃炒作人民币而导致前期印刷放出的人民币大量回流国内，也不见得会带来通胀压力，反而如果竟能因此而达成通胀的目标，倒是刺激经济摆脱下滑衰退之势的一剂急效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在很可能就是有史以来人民币放开自由兑换的最佳时机。

更不用说，现在美国经济不景，虽然美元币值因为信用收缩（credit contraction）而一时之间不降反升（因为信用收缩相当于商业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方面的货币供应量——即M2扣除M0的部分——在减少），但一国货币的价值终究是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美元币值迟早会再次暴跌，以反映其经济实力因金融危机的伤害而急剧下降。在此美元势力消退、而欧元势力未必能完全填补其遗下的真空之际，人民币乘虚而入而成第三大国际货币，简直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中国古语有云：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人民币不乘时乘势而起，一旦错失这千载难逢的时机，以后只怕是要悔之莫及的。

当然，长远来说，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石，否则难免会重蹈美元不是陷于“美元荒”就是陷于“美元灾”的两难困境之中，于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及国内经济稳定都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我在这里要专门记述Mundell的这场演说，并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当Mundell演说结束之后，本来也是安排了一段提问时间，但由于Mundell说一段再由陈红一翻译一段，演讲所花的时间就比原来设想的要长，到提问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但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是这次却不同，大大地不同。因为……，一向只会别人向他提问的张五常教授，竟然在听完Mundell的这一场演讲之后，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来，要求提问！在Mundell的演讲进行之前，显然张教授是压根儿没有打算过要提问的，完全是Mundell一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精彩演讲激发了他强烈的兴趣，于是他一反常态地以听众的身份举手提问。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震惊的呢？又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两位当今最顶级的经济学大师，将要在学术思想的层面上，当着我们的面前发生对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兴奋得几乎要窒息过去了，连忙将本来就一直掌控在我手上的麦克风交给了张教授。

于是，全场观众就听到了张五常教授开始以英语急速、激动地提问。我想除了香港来的朋友之外，大部分的大陆朋友是不曾听过张教授讲英语的。我自己在此之前，也只是听过一次，是他在电话里与巴泽尔聊天。但那时的他说的既不是学术问题，也完全没有这时的兴奋与激动，因此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

不过，也许由于张教授太兴奋太激动了——事实上，当他说到件工（计件工资）在美国是非法的那一句时，“illegal”那个词几乎可以说是尖叫出来的——，而他的英语本来就带着浓厚的港式口音，在激动之下语速又特别的急快，直如放机关枪一样。虽然我自己是全部听明白了，但我不知道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听众（也许香港人除外）有多少真的听懂了他在说什么。甚至，我怀疑Mundell有否完全听明白，因为他听着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向着张教授的方向，脸上现出困惑之色。当然，我想Mundell的困难应该不是因为语言，而是张教授说话的内容涉及到的背景知识显然不是他熟悉的领域。即使是经济学大师，隔行如隔山，没有相应地了解张教授的观点及其相关的背景，终究是不容易一下子听明白他说的话的。我之所以能全部听明白，就跟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能轻松地记住Mundell长长的话语而仍可几乎是一句不漏也不差地翻译出来的原因是类似的，那就是因为我很了解张教授的观点和思想，以及这些观点和思想背后的更为广泛的语境与知识。

当天晚上，我与几位朋友聊天，说起这一场景时，我有特意问他们有没有听懂。看起来似乎确实很多人没听懂，于是当时我给他们做了一番解释，这也有利于我用自己的语言整理出当时的情景，使我更清晰深刻地体会那“思想的一刻”。以下的叙述，就是基于当天晚上向朋友们的解释整理而成的。

Mundell在回顾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历史时，自然有谈到1929-1933年那场发韧于美国、最终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的成因。故老相传、载于（大陆）教科书的那个原因的解释，是马克思混杂着凯恩斯的观点，无非是说什么自由市场失灵、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云云。这种教科书式的解释，只需稍微了解一下1970年代凯恩斯学派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结束之后的有关大萧条成因的研究发展，就能清楚其逻辑是如何混乱不通、错误百出，这里篇幅所限，我也不打算在此普及这类本来应该已经是宏观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史中的ABC常识。

通常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解释，见于费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认为成因是当时美国的联储局因为缺乏后来成为常识、当时却少有人知的货币政策的知识，在应该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却急速而大幅地收缩货币供应量，导致严重的通缩爆发，再加上一系列的贸易政策的失误（如美国国会突然通过高额关税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其它国家群起效仿作为报复的手段，使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收缩）都无不加剧、恶化了经济衰退，使世界陷入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之中。

而Mundell在演讲之中，却提出了一个也是货币主义式的解释，但与弗里德曼关注于美国国内的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不同，他是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高度与开放宏观的角度来给出解释。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欧洲各国陷于交战，只有美国独善于外，于是欧洲各国都向美国购买物品，以致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增，形成表面是繁荣、实质是含有通胀水分的、在历史上被形容为“咆哮的二十年代”。后来一战结束，欧洲国家的经济回复相对平稳的发展，再加上英国不愿意失去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意无意控制从美国的进口，导致黄金又再大量地从美国回流欧洲，于是造成了另一个极端——货币供应量大减，后果当然就是严重的通缩。这就是Mundell所解释的美国大萧条的成因。

在此基础上，Mundell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大萧条所导致的高失业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同样是故老相传、载于教科书上的那个错误的叙述，说美国摆脱大萧条是因为什么罗斯福新政采用了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政府大手大脚花钱。这个完全对历史事实无知的陈述，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进行辨析，因为这毕竟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这里只指出一个事实——此前张教授与我聊天时已经说过很多次，而这次Mundell的演讲也进行了重述——，那就是直到大萧条发生了10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长期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尽管这比大萧条刚刚发生时的25％要有所改善，但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经济体正常时会有的失业率，因此不能不让人猜疑，这个失业数字的有所回落只怕是漫长的10年失业使相当一部分寻求工作的人陷于绝望而索性退出了求职，转向所谓的自愿失业。因此说什么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大萧条，完全是睁眼说瞎话而已。真正使大萧条结束的，是迟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而这时离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已长达12年了。

黄金不正常地流入又流出美国，是大萧条的成因，但不是失业率持续高企10年之久的原因。对此，Mundell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解释，指出原因在于美国国会当时通过了开征公司所得税的法案，而且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公司所得税的开征导致了双重征税——公司获得利润时征了一次公司所得税，利润分配给个人时再征一次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最高的税率由原来的30％大幅提升至60％，这无疑极大地打击了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再适逢大萧条袭来，企业大批倒闭，就业自然是一蹶不振。（当天晚上与高小勇聊天时，他谈到后来的里根总统有过类似的解释，数字都跟Mundell提的一样，估计两人引用的是同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有同样的数据。）

张五常教授对Mundell的演讲的回应，就是集中在这关于美国大萧条的成因及高失业率持续10年之久的话题上。当时他说，对此他要提出两个评论与一个问题。两个评论是：其一，他认为这是他听到过的关于美国大萧条成因的最好的解释。虽然弗里德曼是他的朋友，这么说对弗老很抱歉，但他还是要说，Mundell的解释比弗老的更好。其二，Mundell提到美国国会当年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包括税收政策、对外贸易政策，都加剧了大萧条的恶化，大大延长了它的坏影响（长达10年），这说明今天的中国政府做下新劳动合同法之类的蠢事也实在不算什么，与当年的美国政府相比，也不过是一般的愚蠢而已。

一个问题是，张五常教授指出，如果说严重通缩就会造成高失业，对此他有不同的意见。中国90年代末的经验显示，如果把质量的增加也计算在内，当年中国的通缩率高达两位数字，但那时中国经济增长保8，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与失业。因此，他认为严重通缩并不是高失业的充分条件。严重通缩之外，还要加上福利制度，二者的共同作用才会造成高失业。美国当年已经有很厉害的福利制度，包括最低工资高达每日5美元，即使放到8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还是高得离谱、完全欠缺竞争力的高水平。还有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件工是被判为非法的……如此等等，跟90年代后期中国有着灵活、富于弹性的工资合约安排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解释了为什么90年代后期的中国可以顺利地渡过严重通缩而没有严重失业，1930年代的美国却在严重通缩下承受了长达10年的、高达两位数字的痛苦的高失业。

这里我想为张五常教授补充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说，什么4％的失业率，政府统计数字你能相信？当年有多少人下岗啊！数字可以不准确，但现象不会骗人。如果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有像美国1930年代那样严重的高失业，那早就发生动乱了。治安的大致平稳，足以说明当时的下岗虽然不少，但大部分还是很快都能重新就业，高失业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我记得很清楚，我的两个舅舅（大舅舅是一家工业企业的老板，小舅舅是一家商业企业的经理）在一次春节的家族聚会上就当时的通缩与下岗问题在我面前聊过天。小舅舅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是的，我们这个市里是有很多人下岗了，但你得承认，大部分人最终还是都能另谋出路的，哪怕是在路边摆个卖苹果的小摊档什么的。

说回张五常教授的回应。Mundell显然没有听得太明白，他先是说：“听起来那一个问题也是评论啊？”众人大笑。张教授更绝，马上飞快地回答：“Do you agree with me？”全场更是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Mundell最后的回答只能是：“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不是很确定。”

最可惜的是，如前所述，由于翻译也占去了不少时间，所以当时已经是超时了，实在没有时间让Mundell可以从容地思索，然后与张教授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两位经济学大师思想碰撞的一刻竟是白白地浪费了，实在是遗憾之极。

我一直对此深感惋惜。直到第二天清早，在吃早餐的地方遇到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时，我先对他的精彩翻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然后就忍不住说起这个遗憾，说明显张五常教授当时是很想跟Mundell进行深入研讨的，但时间所限，竟是只能抱憾了。否则，这一定会成为历史的一刻！而我们，本来会是能够亲眼见证这历史一刻的人啊。

也许是我这一番话说得太动情了吧，陈红一离开我之后，过了一会儿又跑到我坐的地方，特别地问我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