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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2007-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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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启示录》肯定是要再版的,因为连我自己都彻底缺货了,手头一本都没有,问遍所有书店都没找到。只怪我当初没有买下两三百本垫底。
关键是时间的投入,再版我需要投入两三个星期,将数据更新,并且加入几篇新的文章。与此相比,我从现成未结集的文章中编一本全新的书,两三天就可以搞定。
今年是完全不可能了,因为一共要做四本书,除了已经出版的那两本英文书,和即将出版的影评集,还会编辑一本中文的时评集,纯粹编辑,都是别人的文章。
《启示录》再版最早明年,也许后年。照现在纸张涨价的幅度,估计仍不会低于35元,但我打算删除一些图片,利用多余的篇幅增加新的文章。
十月将上架的《四面楚歌》是纯粹的影评集,即一篇文章评论一部影片,不同于《莎乐美的七层纱》的“泛影评”。我以为《莎乐美》的读者面更广,但不少读者认为那属于哗众取宠,不是真的影评。《四面楚歌》是百分之百的影评,从某种意义上是我最受认可的影评,比如那篇《公民凯恩》。套用学院派术语,这是都是所谓的文本分析,做着做着就有钻进象牙塔的感觉,所以千方百计想跳出来,以免把自己憋死。我又不想评职称,何必佯装高深呢。
好多年前,我曾经在广州做过一次文本分析的讲座,素材是当年度即将获奖的《芝加哥》。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有兴趣。罗杰·伊伯特每年都抽空到大学里,花一个星期时间,解读一部影片,跟同学们一起探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甚至一格一格。其实,我有时也想做一次这样的尝试,尤其是《公民凯恩》,我觉得自己完全没问题。转念一想,文本分析乃叶公好龙那条“龙”,嚷嚷喜欢的人多,真正喜欢的人少。即便详解《海上钢琴师》或《玛莲娜》,估计也不会来一百人。而这样的电影,大概也就十几二十部,被那些拼凑起来的“经典电影”书说滥了。
我不会彻底放弃影评,但纯影评的写作量肯定不会回到全盛时期。七年前我一年写一百篇,现在有十几篇就不错了,而且都是被逼出来的。
电影嘛,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说得文雅点就是百科全书,什么都能涉及。用它来谈天说地,都行。我估计这辈子摆脱不了“影评人”这个称号了,连看过《莎乐美》的王小峰都把我博客的链接叫做“基本上只写影评”,跟我的现状刚好相反。我现在的约稿,基本上一听影评就拒绝。每次大伙儿评论新片,我总赶最后一个发表,让编辑们咬牙切齿。
中国内地,其实没有纯粹的影评人。写影评,只是跳板,有人志向远大,跳到了编剧导演;我比较得过且过,跳到了东拉西扯的文化和社会评论。
看过我处女作《学会肤浅》的朋友,估计能猜出,如果放任我自流,我大概会彻底滑到幽默讽刺的领域。那本书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功利和意图的情况下写的,最能反映我的个性,但偏偏跟我的外表存在最大的反差。不管我的写作堕落到何种程度,希望读者不要太当真。因为这是一个不能太认真的世界。不认真是最好的个人防御,我的影评从认真到不认真,我觉得超脱了,升华了。我想把时评也写到那种境界,但没有媒体敢于发表。
在编英文时评集《透视中国》时,我选了十分之一的搞笑文章,当作最后一章。后来觉得不太严肃,整章割舍了。再后来,觉得不能让老外误解我有篡夺官方发言人的意图。干吗老正襟危坐呢?干吗不能瞎扯?所以最终又全盘搁了回去。不巧的是,我让驻京老外媒体同行写评语时,寄出的刚好是严肃版,所以他们仍以为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也许,我需要一本全新的《学会肤浅》,以纪念自己的螺旋式上升,或者称螺旋式堕落。
前些日子接受央视六套的采访,好像是为百花奖做的节目。我自己很少关注百花奖,就如同我从来不看《新闻联播》,但没有想到,他们给我的问题却非常实在,甚至可以说尖锐,跟他们评奖的路数截然不同。仔细一想,今年的百花奖还算符合大众评奖的思路,可能是金鸡奖越来越名不符实了,要比百花奖更快地演变成华表奖了。
以下是采访单位整理的访谈记录,发给了新浪和搜狐。此处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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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明第一次听说百花奖,是在1980年,那年,陈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周黎明说自己想去订阅《大众电影》,给百花奖投票,但是那时候订阅需要单位开介绍信,后来他只是去图书馆看了看,就没有投票,在他的记忆里,百花奖完全就是民众的狂欢,大家一起决定哪部电影能获奖,到现在,已经成为影评人的周黎明弥补了当年没有给百花投票的遗憾,点评了第29届百花奖获提名的的几部影片。
《集结号》很讨巧?
周黎明把最佳影片的票,投给了《集结号》,他觉得因为这部电影很讨巧,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是部好莱坞似的商业大片;对精英人士来说,这是部挖掘人性的文艺电影;对于官方来说,这是部主旋律电影,在这三个方面,《集结号》都被认可了,都成功了。
《云水谣》更成功?
周黎明觉得《云水谣》从主旋律电影出发,但是放大了爱情,最终成为一部票房非常好的商业片,从这一点上来说,《云水谣》更成功。《云水谣》的确是脱离了人心目中主旋律就是教化的印象,在人印象中,这只是部好看的电影,无关任何其他。
《疯狂的石头》急需被复制?
周黎明很喜欢《疯狂的石头》,喜欢这种现实题材的小成本喜剧电影,但是周黎明有些遗憾的是,《疯狂的石头》的成功模式,没有被成功复制,后来几部好笑程度不亚于“石头”的电影,票房反应和媒体反应远不及《疯狂的石头》,他觉得中国的电影,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现在似乎大片多了些,中片小片少了些。
《东京审判》允许合理发挥?
周黎明觉得《东京审判》有一些失真的地方,但是他提醒这是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所以有一些发挥是正常的,但是注意去考究细节。
周黎明在自己眼中是个用中文写娱评,用英文写时评的人,一直想摆脱大家心目中影评人的印象,但是在不少人眼里,周黎明就是再标准不过的影评人,因为他一直就是个标准的影迷。周黎明加盟第29届百花奖大众电影观察团,既是以影评家的目光评电影,也有影迷的趣味说自己对电影的爱。
看电影之前希望一无所知遭遇惊喜
周黎明是一个评论者,但是谈到自己看电影的习惯时,他说自己不希望看到关于电影的制作、演员等任何关于电影的信息和评论,因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看到电影,会有更多的惊喜。为了寻找到看电影的惊喜,他通常会把朋友推荐的影评保存起来不敢看,等看完电影后先写一个自己的评论再看其他人的评论,如果这篇精彩的评论包含了他想叙说的观点,他会选择删掉自己的评论,他说,当他看电影的角度跟别人不同的时候,他遭遇到的惊喜别人没有发现的时候他才会去写。周黎明把自己看电影遭遇到的惊喜汇集成了一本书《莎乐美的七层纱》,里面七七八八有的看起来不像是影评,但是一些影迷感受到了和周黎明一样的惊喜,所以就是喜欢这本书。
好电影会让人毛骨悚然
周黎明编了《西片碟中碟》和《华语片碟中碟》,里面收录的电影周黎明基本都看过,算起来差不多六七千部。阅片无数的周黎明觉得能可以打动情感和启迪思维的电影是好电影,看到这样的电影时,周黎明用了“毛骨悚然”这个词来形容,比如《色戒》中的某些情节。看到好电影时周黎明会怀着强烈的冲动写下来,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的写下来的影片最能感染人。
周黎明说自己最害怕碰到不好不坏刚刚及格的电影,夸也不是,贬也不是,真正的如鲠在喉。周黎明看到烂片他会很高兴,因为可以尽情的贬,贬的时候得到一种自我满足。看到烂片周黎明也很少提前退场,他会调整心态,把烂片当喜剧看,这样烂片也会变得有趣起来,他笑称最怕烂片烂得很正经,那就笑也笑不出来了,周黎明心目中烂得让人笑不出来的电影就是卖弄深刻的电影,他说,半个小时,一部电影是好是坏就可以原形毕露。
骂大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周黎明说自己去讲座的时候,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大片,他自己对大片的兴趣不是那么浓厚,态度也比一般的影评人宽容,除了觉得《无极》试图把娱乐片拍得深刻有点差之外,其他的很正面。周黎明觉得没有大片的中国电影业会很惨,当然,大片会挤掉其他的片子,但是这不是大片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媒体和影院的问题,像社会稳定需要很稳固的中产阶级一样,中国电影业的稳固也需要很多中片和小片,周黎明觉得现在的大片没想过怎么讲好故事,只顾大场面,大片拍的时候就想刺激一下看惯了电视的观众,这样的大片,在几十年后回头看,大部分都是烂片。
周黎明很少骂大片,他觉得骂大片很有趣,像“国骂”一样充满了中国特色,看完大片出来,未必真的憎恶这部大片,有的时候明明不愤怒,但是一定要为图一个“爽快”或者“时尚”骂一骂。
电影的票房比口碑重要
周黎明说从电影的长远发展来看,票房还是比口碑重要,但是他喜欢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他觉得这部电影能让人思考,还喜欢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喜欢张一白的《夜上海》,记者笑称周黎明欣赏的基本都是票房不是很好的电影,周黎明笑称自己是个影评人,所以推荐的都是自己喜欢的电影,但是自己要是个投资人的话,可能就会投资那些卖座的电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行业做大,到时候才能挑出自己喜欢的好电影。
后记:经常拿着周黎明的“碟中碟”系列当字典,需要时就拿出来看一看,后来看到《莎乐美的七层纱》,对他在美国看到那场全影院合唱的“卡拉OK”版的《音乐之声》印象深刻,原来,那就是周黎明所说的“毛骨悚然”,周黎明最近还要出一本书,据说他会把骂他的言论收到书中,希望能看到人们是怎么“骂”周黎明的,还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毛骨悚然”的喜悦。
...中国菜单真难英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 2008-09-02
为迎接2008奥运会,北京市政府开展了一项规模浩大的工作:针对讲英语游客可能在餐厅菜单上看到的所有菜名,提供规范的译法。中国官方通讯社称,政府急欲消除诸如“没有性生活的鸡”(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指童子鸡)、“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即四川小吃“夫妻肺片”)之类的“稀奇古怪的英文译法”。该通讯社称,那种奇异的幽默感,“它们所唤起的想象,可以说,并不能引起人的食欲” 。
中餐馆菜单上吓人的错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觉得好笑。谁会忘记吃过“火烤狮子的头”(burnt lion's head,即红烧狮子头)这道菜?在网上快速搜索一下,可以看到有关“麻辣Huang炸腹部丝绸”(benumbed hot Huang fries belly silk,实为“麻辣韭黄炒肚丝”)和“香味使牛仔的骨头爆炸”(fragrance explodes the cowboy bone)等佳肴的报道。我个人最爱吃的是“铁板烧”,它被直译成iron flooring cremation(正确的译法应该是baked on an iron griddle)。
中国领导层想要消除这些令人尴尬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他们决心将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的这一年。当局已敦促北京市民要有序排队,不要说脏话。旅游餐厅被建议在奥运期间停止供应狗肉。有关部门甚至出台了一道有关着装建议的指示,其中包括不要穿着睡衣上街。在这样一个干净、整齐的奥运城市,哪能让burnt lion's head继续存在?
……
北京政府努力的结果,是推出一本170页的书——《中文菜单英文译法》(Chinese Menu in English Version)。书中罗列了2000多道菜的建议译名,是一项可观的成就,对苦于英文译名的中餐馆来说更是一大飞跃。参与此项工作的二十多位翻译竭力保留了许多有用的中文词语,如将“饺子”、“汤圆”和“烧卖”分别音译成jiaozi、tangyuan和shaomai。对于一些名声不佳的菜品(如狗肉)则避而不用,但没有人能够指责他们作了“净化处理”,因为他们也收集了包括“蒸猪脑”和“烧鸡胗”等具有挑战性的菜肴。
然而,这份菜单不过是苍白地描绘了全世界最非凡的菜系之一。一些抒情的词语,如用于形容菜肴绿意盎然的“翡翠”,用于形容诸味齐全的“怪味”,在翻译中都被丢失了。“麻婆豆腐”的译名也没有反映出与成都那位可亲的老妇人的关系。正如周黎明在《中国日报》所写的,这种统一译法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将那些滑稽可笑的错误译法剔除的同时,许多菜名的文化内涵也在翻译的过程中消失了。有些翻译过来的菜名就象是一碗白米饭——能够提供所需的营养,但是寡淡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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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我老早的时候在博客里写过只言片语。今年六月,北京市出了一本菜单的统一英译本,有人给了我一册,让我点评。我有一个好朋友在美国开中餐馆,曾经让我帮他“看一下”菜单。1985年第一次出国,到加拿大,觉得菜单很有趣,跟国内英文课上教的东东完全不同,于是收集了好些。
这篇文章发表后,有好几家西方媒体转载或引用,尤其是开篇第一句属于点题之语,被引用得更多。当然只有《金融时报》又把它翻回了中文,是翻得比较好的。
本文的最后一段,因为篇幅限制,发表时没有用,这里一并贴出。 --周黎明
English menu stir fries food for thought
By Raymond Zhou (China Daily)
Updated: 2008-06-18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ing a menu transl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le it removes the ambiguity and the unintended humor, it also takes away the fun and the rich connotation. It turns the menu into the equivalent of plain rice, with the necessary nutrients but devoid of flavor.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Foreign Affairs Office and the Beijing Tourism Bureau have joined hands in coming out with a book titled Chinese Menu in English Version. It lists 170 pages of Chinese food, Western food, and beverages. Nowhere is "chicken without a sexual life" to be found.
The booklet will no doubt come in handy to those restaurants that depend on translation software for the English names of food items. "Government abused chicken" is now correctly rendered as "Kung Pao chicken".
It is praiseworthy that the translators – two dozens of them – have conducted a study of Chinese restaurant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distilled the mishmash of translated terms into a more or less universally accepted set of norms. In this sense,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has been going on for at least 150 years, and all the book compilers needed was to collect as many overseas menus as possible.
Still, it is an encouraging sign that they have opted for acceptance rather than dogmatism. "Moo Shu Pork" took the place of an otherwise unpronounceable "Muxu Pork". Brand names such as "Tsing Tao Beer" and Cantonese dialects such as "Wonton" are also preserved. Unlike the debate on place name translation, vanity gives way to pragmatism.
The pamphlet does not include such items as "General Tso's (or Tsao's) Chicken" and "Singapore Fried Rice", popular mostly overseas. For that matter, "Yang Chow Fried Rice" and even the well-liked "Egg Foo Young" are not included. It seems Chinese restaurateurs in North America need not bother with this translation aid.
A special effort was taken to promote the transliterations "Jiaozi", "Baozi", "Zongzi", "Mantou", "Huajuan", etc. The rationale is clear: These items have subtle differences that cannot be conveyed with "dumpling" or "bun". If we divide transliterations into three levels of success, will they be as successful as "chow mein", "tofu" or "tea"? Can they overcome unpronounceable syllables like "zi"? It takes more than one upsurge of foreign clients.
What is puzzling is the use of transliteration when the meaning can be tersely put across in English. Why is "Fish-flavored" passed up and "Yu-shiang" chosen? The latter does not mean anything for those who are not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When "Black Dragon Playing with Golden Coins" becomes "Braised Sea Cucumber and Mushroom", it's a choice of functionality over poetic license. For restaurants struggling with accuracy, this book may offer invaluable help; but for those that do not want to forsake the joy of browsing the menu, which is part of the dining experience, this guidebook can be a point of departure.
我的建议是:把这个节目稍微修改修改,变成长期演出。
且听我慢慢道来。
你一定会说:电视台已播了几十遍,而且会不停地继续播。谁会看一台可以在电视上免费享用的节目?
非也。电视永远无法取代现场。别说我们播的那台节目导播切换得一塌糊涂,即便切得无与伦比,也无法跟现场效果相比,否则,开幕式票怎么会炒到六位数。换一个比喻,许多经典舞台剧拍摄成卖座的电影,比如《芝加哥》,还获了奥斯卡最佳影片,非但没有冲击舞台剧的票房,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开幕式的全球电视观众据说高达40亿,我们打个折,仅50%的人因此想看live show,那就是20亿的市场。为方便起见用每场十万观众计算(实际上座位是九万一),场场满座也得演2000多场。如果一天一场,五年也演不完。参照百老汇的长寿剧,该演出变成像游览长城和故宫那样的旅游项目,是完全可能的。广告语是:到北京必看鸟巢,看鸟巢必看开幕演出。
再假设,每场有一半是给关系户的赠票(这是中国特色,谁也没法免俗),只算50000张票的收入。每张平均定价200元(这是非常保守的),一场下来就是一千万元的票房收入。
当然,收入不等于利润。让我们来算一算成本。
所有节目的策划、制作和排练的前期成本,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均不必再计入,因为那些开销,演一场和演一万场没有本质的区别,跟卖软件相似。最大的开销是场地租赁和人员工资。
先说场地,鸟巢能天天开奥运、亚运或全运吗?歌星演唱会?有谁有如此号召力卖出好几万的票?而且是连演。再说,鸟巢多少已经带有象征色彩,能卖座的歌星(多半是港台的)未必能获得准入的许可。鸟巢若有驻场演出,那是解决奥运场馆空置的最佳出路。
人员呢,15000名演员的确是很大的开销。但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开幕式为了保障演出效果,每个节目都是由不同人来演的。作为一个固定的演出,这种人海战术完全没必要。按照演员最多的节目来算,人数最多的是2000来人。
如果在每个大节目中间穿插一个人数少的节目,那么,这些演员就可以抽出时间来换装。比如,击缶之后,有一个卷轴的节目,只有十几名演员,其他演员就可以换成孔子数千弟子的装束。
你会说:有好几个大节目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演员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换装。
没错,但目前的节目仅一小时左右,做成固定演出,起码需要一个半小时的内容。因此,大节目之间必须穿插小节目,比如当时已经排练但最终被枪毙的节目,还有残奥会开幕式肯定也会有不错的节目可以借用。
开幕式的化妆很讲究,那是因为现场有200架摄像机。驻场演出无需转播,群众演员基本上不用化妆,化了观众也看不清。所以,难度只是换装而已。
其次,2000人还可以再作压缩。2008人是一个人为数字,对于奥运有寓意,但是,对于平时演出,只要能创造视觉效果就行了。把队列稍微排梳一点,减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都不成问题。总之,1000-1300名演员应该可以搞定整场演出。幕后人员由于程序高度电脑化,进入正规后并不需要很多。
当然,《油和米》不再需要萨拉和刘欢来唱,凡是8月8号未能获得重用的歌手,此后都可以来过把瘾,看一看站在北极是什么感觉。有恐高症的就别瞎掺和了。每人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比如周董可以唱得更嘻哈点,让直白的歌词带上更多的模糊美;赵本山版必须唱出二人转的风味;民歌版建议把《我和你》改为《我的我的阿哥》,至于阿哥的原型是否上场,那就要看那人的胆识了。王菲和李亚鹏的版本建议加入把狗仔队一拳打出地球外的动作。
林妙可的《歌唱祖国》不再需要假唱,没有可能进入选美赛的小朋友理应有资格参与演出,甚至维也纳童生合唱团的团员也可以考虑。既然西红柿炒鸡蛋是标准色,不仅红衣小孩可以上场,穿黄衣服也不应该遭歧视。
郎朗的钢琴独奏用同样方法轮换,除了李云迪,无数的钢琴小王子,甚至钢琴太监都应该有机会一显身手。
2008个小朋友的照片建议替换成入围超女海选者的照片,以资鼓励。
升奥运旗的环节就免了。烟火嘛,也该省省,天天放会干扰附近居民的。
据初步估计,演出两个月,开幕式的成本可以全部收回;演出一年,可以收回奥运场馆的投资;演出三年,可以收回北京地铁的投资;演出十年,全球经济将因此从次贷危机演变成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演出15年,张艺谋取代比尔盖茨成为全球第一富豪。(注:所有主创人员均以知识产权入股。)
至于节目的名称,有两个选择:从大处想,应该叫做《印象·中国》;从小处想,则是《印象·鸟巢》。
注:我不是张艺谋的托儿,纯粹是为了奥运场馆不致于从此废了,才提出以上馊主意。未向任何人收取分文咨询费。特此声明。...
奥运期间,我没本事买到票,但几乎天天担任义务讲解员,不厌其烦地回答老外的问题。其实也不全是老外,但基本上都是用鸟语提的问题。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申请一个真的志愿者来当一当,至少还有免费饮料,还有一件带祥云的衣服,还有免费坐车,对不?
一:接受巴西电视台Henri Karam采访,谈奥运会,忘了具体问题,好像挺宏观的;
二: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谈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半岛在美国等于是本拉登的电视台,上半岛纯粹是为了气小布什);
三:接受爱尔兰电视台采访,谈奥运对中国的影响,中外差异等;
四:参加ESPN论坛,谈奥运的意义等等等等;
五:接受China Sports Today采访,谈刘翔和女排等;
六:接受BBC电台直播采访,谈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
七:接受NBC网站采访,谈明星运动员;
八:接受巴西《圣保罗页报》采访,谈奥运与中国青年、贫富等话题;
九:接受英国ITN(电视四台)电视台采访,谈刘翔退出比赛;
十:接受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话采访,谈刘翔推出比赛;
十一:再度接受巴西《圣保罗页报》采访,谈奥运的后续影响;
十二:参加CCTV9直播节目,预测奥运开幕式;
十三:参加CCTV9直播节目,分析奥运开幕式;
十四:参加CCTV9直播节目,谈北京上海香港三城比较;
十五:参加CCTV9直播节目,谈奥运及文化差异、交流和影响;
另外,四次拒绝了反动的BBC电视台的出镜要求。(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日程冲突,记得第一次刚好在陪亲戚爬长城,回城路上堵车了。老外很怪,一定要直播,不许事先录制,所以作罢。半岛电视台原本也有点要把我当成固定的评论员,但去了一趟,发现从效率的角度非常不划算,为了一个简短的直播采访,前后需要花我两三个小时,光是进楼安检就烦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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