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洪溥

　　最新一期美国财政部月度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一年期、一到十年期以及十年以上期国债已从8月的5414亿美元升至9月的585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主(据11月20日《新京报》报道)。

　　这也符合笔者此前的判断，即越是在美国经济动荡的局面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越是应该努力稳定美国国债市场，而不是相反。

　　原因简单而明白。

　　尽管有那么多明白的后知后觉者称，他们曾经认为石油、黄金乃至其他商品比美国国债更适合成为中国外汇资产的购买对象。但遗憾的是，这种自作聪明的声音总是时大时小。比如，在近期石油价格飞流直下之时，已经几乎完全听不到类似的建议了。至于黄金等市场，从供给等方面考虑，操作性明显不佳。当前，在一个连美国货币市场基金都可以清盘的环境中，还有什么其他产品既能够配比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又能够满足流动性、稳健性要求呢？

　　此外，中国原本就是和日本、英国一起位列美国的三大主要国债持有国。这种原因的形成当然有历史原因，但更直观的是中国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复追加投资的结果。事实上，来自中国官方决策的货币选票已经清晰表明国家层面的抉择，即中美间存在共同的，而不是互斥的利益联系。从此出发，这有助于增强外围对美国国债市场的信心。

　　再进一步，中国增持美国国债也有锁定美元部分流动性的意味。在美国救市政策慌不择路的时刻，“凭空”释出的美元钞票数量数以万亿计，其中当然有因资产损失而贬值或注销的部分资产“凭空”消失，但多数人普遍担心这些过度发放的美元会在某一天再次为祸世界，并引致我们此前熟悉的流动性过剩。

　　美国国债进入长期投资者的囊中，将有助于直接锁定对应美元，并使外部美元总体规模缩减。理性地讲，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利人利己的安排。综合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实在也难以找到比美国国债更好的替代品。

　　既然如此，中国成为“最大债主”就只是国际间实力格局变化的一个折射，也没什么不好。有必要提醒的是，这笔看似炫目的财富平摊到十四亿人民的人头上，均值仍然很少———这表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洪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风险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赵振宇

　　改革开放30年了，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时下，全国各地都在以各种规格、各种形式纪念它，讴歌它。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以为更要利用这个时机，好好反思一下30年来还有哪些失败的教训没有总结，还有哪些理论问题仍在束缚我们的思想，还有哪些禁区我们没有突破——目的与讴歌一样，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进步得更快，走得更好，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加民主自由，更加健康幸福。

　　既要讴歌成绩，也要总结教训。我们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成功经验，中央和各个地方正在总结。我们要用实践得出的正确经验，指导以后很长时间的社会发展，这是十分必需的。但是，我以为还有很多的问题或不成功或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它对我们以后的30年和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或许更有益处。

　　邓小平在1989年时说过：“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87页，《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的讲话至今快有20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教育发展得如何呢，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待遇差距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呢？

　　邓小平在1992年时还说过：“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376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也有16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否还存在不到位、不配套、落实不够等问题呢？

　　邓小平同志以他政治家的宏大气魄承认了他和他的同事们的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邓小平主动检讨并负起了他应负的责任。这种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但这绝不是邓小平同志一个人的事。对于这种全局性的失误，我们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还有谁应该对这些失误负责任。自然，这种检查不是为了追究哪些个人，而是反思有哪些因素束缚着当时中央的思想，有哪些环节影响到中央的决策，当时的决策机制是否还存在着问题，以后如何避免产生这样的失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往深里面思考，除了邓小平说的这两个“最大”和“大”的失误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在全国来说相对比较小一点但在某地或许是“最大”和“大”的失误呢？十分遗憾，读了很多文章和领导人的自传，除了看到邓小平的自我检讨外，没有看到有关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反思，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我以为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党，不怕在检讨批评中成长。“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讲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人总是喜欢听好话，一个政党也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因为在人们的大脑神经中枢里有一个”奖励中枢”使然，所以从小到老，从平民到领导，没有一个不喜欢听好话的。因此，研究一下奖励学，学一点爱抚管理学，实施微笑服务十分盛行也十分重要。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体制和机制上研究解决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创造一个有利于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的舆论环境和研究氛围，在我们这个有着封建专制长久历史的国度来说尤为重要。现在不是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么，我想，认真地不讲情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30年的教训和失误，这也应该是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吧。

　　理论要走在行动的前面。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理论需要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2页)恩格斯也说过样的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4页)这些导师的语录在很长的时间里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做得不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人将其概括为“摸论”和“猫论”)来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或许有它一定的可取性，但是，绝不能将其作为成功的经验总结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中去。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干，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方法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犹如闪电在雷鸣之前一样，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否则，再多的“学费”也是不够花的，花了也是冤枉的。早在70多年前的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满腔热情，不问河的深浅宽窄就贸然下河，轻者打湿衣裤，重者还会丢掉性命。更为严重的是，在30年中还有不少人就是扛着这样的“摸论”，以“交学费”为名，去谋一已之利或一地之利的。“过河”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造桥”或“修船”的问题，让理论界的学者们讨论来争辩去，拿出几个方案让决策机关拍板呢？这样或许需要花一点茶水费，这样或许会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只有科学的东西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比起那些盲目的“过河”者来说，这样的“学费”会更少。“猫论”也是如此。能够抓住老鼠的的确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问题是，我们的科学界理论界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到底是白猫抓老鼠，还是黑猫抓老鼠，或是根据需要实施基因工程让白猫或黑猫变成抓老鼠的好猫呢？这样的效果不是更好，效率不是更高么？
　　说到底，还是我们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对理论和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不够。30年过去了，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新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我们是否应该变得更加聪明一些呢，对理论思想领域的管理应该更加科学更加宽松一些呢？大家都知道“头脑风暴法”很好，也都知道“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我们能否提倡一种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议论纷纷、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让一切热爱关心我们事业的人都能够充分地接受信息，发表意见，哪怕这些意见是错误的或被人们认为是错误的，都无妨——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30年来我们伟大成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鼓励人们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意识。不论是农村的承包责任制还是企业的自主权改革，不论是珠海的科技重奖还是医疗住房的改革，中央都在鼓励各地根据自己当的情况，拿出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举措来。3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欣慰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停滞不前，更不能因此而照本宣科、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改革的路，发展的路，是在继承前人成功又超越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着未知的领域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路。在这里，既要有不畏艰辛不怕荆棘的开拓者，也要有为着既定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实践者，更要有善于学习和借鉴、敢于批判和否定的创造者。但愿这一切都能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行进，在宽容失败和宽容错误的环境里发展。在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时，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文章说，某某事情就是因为一些勇敢者冒着坐牢甚至砍头的风险去试验、去创新，于是获得了成功。30年后，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还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么？

　　30年来，通过上下的努力，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相对过去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状况正在向着“说了不白说”的进步发展。但是，还不够。在这个舆论不一律的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或领导人喜欢用“一律”、“一言堂”和所谓的“主流声音”来代替议论纷纷的正常秩序。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发表文章批评了别人的观点或意见，却又不许别人回应和辩解。这种论辩中的不对等状况，与民主法制相悖，于思想繁荣不利，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改善的。

　　30年太长，只争朝夕。3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有一瞬间，但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却占了一半的时间，在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相比，与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夺取政权的28年时间相比，还是太长了一些。即便是在个人的自然生命时间里，30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们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2008年成功地举办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为此，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先人，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中华儿女成功了；对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世界，我们承担了国际义务，中国是值得信赖的。

　　但是，30年的时间还是太长。至今还有不少明知错了的理论大家还都认可，明知错了的行动上下都还在做。在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些错误盲目的理论是否需要批判抛弃(特别是一些花了巨资打造的所谓“工程”是否科学有效)，那些应该甄别平反的历史是否应该列入议事日程，那些违心昧心的假话空话套话能否少说不说(包括那些社论中开头结尾的话和领导报告、大会主持人开头结尾的话)，那些扰民损民的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能否少些再少些？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很强韧性的民族，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好事将会越来越多，不希望看到的坏事将会越来越少。真理终究要战胜谬误，正义必定要战胜邪恶，英雄终究会打败小人，冤案必定会昭雪天下！但是，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事在人为，世上好多事情都是在人们的主观努力下能够实现的，所谓“时机不成熟”，非不能，是不为也。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做得好的事，既是行为人的义务所在，也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搪塞和推委，我们不能不做那些子孙后代期盼赞誉的好事，也不能去做子孙后代会惋惜斥责的坏事。我们不能老是活在自己的后悔和后人的指责中，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后人。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政治民主的大潮，是任何人和任何领导集团都无法抗拒和违背的。顺应时代潮流，也就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共产党人打天下创伟业的宗旨所在，舍此，还有什么呢？30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有这样，才能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快一点缩短；只有这样，才能将国民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快一些好一些。

　　2008年10月，《南方周末》的评论周刊推出了一期“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特刊围绕“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征集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来稿。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编辑部认为，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当我们的各级领导和普遍公民都能够做到以双方互为尊重、保障和热忱、责任时，我们的国家不是会以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繁荣的形象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么？

　　30年来，我们说了许多许多的话。30年后，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自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我们已经和正在说的变为现实。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契机，但愿我们以后日子能说好一些话，更做好一些事。

　　作者：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没有开始，但是大家猜测了多天的胡连会终于登场，如何对抗金融危机，成为会谈的主题。

会面大约四十五分钟，连战马上赶到了新闻中心，胡连会的内容当然是媒体追问的重点。连战说，台湾的外汇储备占全球第四，因此在会面当中表达了，台湾愿意合作共同抵抗金融危机的意愿。想象一下，大陆的外汇储备加上台湾，如果在加上日本，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亚太地区的分量有多重。

台湾的记者关心的，还是会面用怎样的形式，还有称谓的问题。过去觉得，这是蛮有新闻看头的话题，但是现在，在现在的两岸关系下，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继续纠缠在这些问题上，实在是不够大气，也不合时宜。其实如果足够自信，这些就不应该是大的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先行，对于民众才是实惠。

连主席，胡总书记，这就是两个人的相互称谓。两个人都说，这是老朋友之间的会见，有的时候，明知道有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说清楚，只有搁置在一边，才能够向前走。

虽然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胡连会，但是双方显得都很神秘，或者准确地说，是低调。直到见面前二个小时，香港媒体才接到拍摄的通知，而台湾的媒体，则在之前一个晚上，也就是连战抵达利马之后，已经被通知有这场会面，而且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连战会到胡锦涛下榻的酒店。

反正要见了，遮遮掩掩显得有些无聊。反而是负责的官员要大方很多，有特地从北京飞到利马的日本记者，正好和国台办主任王毅一个航班，王毅大方承认要见面，当然，口径是：这是老朋友的聚会。

做新闻的，没有听到权威人士的确认，当然一切都只是猜测和小道消息而已。对于我来说，直到昨天傍晚，在酒店大堂看到刚下飞机的王毅，才确信会面一定会有。

连战比王毅晚到几个小时，他从纽约包机飞来，作为领袖代表。下榻的酒店，一百多个当地的台商和台胞拿着红色的标语，喊着欢迎的口号，看着这样的场面，想起了机场欢迎大陆领导人的民众。就在大家等待连战的时候，韩国总统李明博走进酒店大堂，因为正门口铺了迎接连战的红地毯还有排满了民众，李明博和他的随从，从边门走了进来。欢迎的场面，让不少韩国代表团的成员觉得好奇而驻足观。其实，中国特色的欢迎队伍，两岸在这点上有着共同点。

追问连战是否会和胡总会面，他一言不发，不过算了时间，第二天十二点他已经宣布，会在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如此大的阵仗，而且不像以往，是在整个大会结束之后，一定是有话要说，在算了算手头已经有的胡总的行程，可能见面的时间，也已经猜出了一个大概。

尽管台湾记者已经浩浩荡荡开到了胡总下榻的酒店准备采访，但是作为香港记者，还是没有收到通知，是否可以拍摄，这让我们成为了热锅上的蚂蚁，还好最终，有了一个名额，多亏了特区政府的新闻官帮着拿麦克风，不然两个人的开场白对话，一句也拍不下来。

说到台湾记者，每次采访apec会议，都会让香港记者羡慕不已。因为台湾官方对这些记者实在太好，安排住宿，接送，每次都会在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安排一个新闻中心，供记者使用。连战记者会，现场安排的音响效果不好，结果几个代表团的官员，为记者们拿着麦克风在那里收音，十足的为人民（媒体）服务的表率。

台湾官员对台湾记者照顾周到，但是台湾媒体的报道却不能太当真。看到他们的报道说，胡总下榻的海豚酒店清空，让胡总可以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看海豚表演。我们这些香港记者每天在酒店蹲点，从来没有看到酒店清空过，餐厅是代表团成员吃饭的地方，而且还有其他的非代表团的参加会议的代表在里面，包括了台湾的辜濂松等人。不过最重要的，跟了领导人这些年，直到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吃饭的。所以，台湾的新闻很好看，但是不要太当真。

还有一个被媒体炒作的，就是这次apec官方网站上出现了马英九总统，不少报道说，现在没有了，是因为发现错了，改正了。如果大家去看看官方网站，就会发现是多麽的简陋和简单，其实是，每个注册的记者，收到了媒体中心email的一些背景资料，里面确实有用了总统，这份资料是当地的官方通讯社准备的，给记者参考，不算正式资料。至于官方网站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字眼。不过正是因为简陋，今天网站上连战抵达的照片，用的是taiwan leader（领袖），而不是representative（代表）。不过出现这样的错误也不要过度诠释，到现在，大会都开始了，大会还没有找到我和我的记者证呢，我们两个人挂着别人的证件好几天了。

从古巴到秘鲁首都利马，感觉时间从六七十年代又向前推进了一些。从机场到市中心，街边凌乱的楼房，拥赛的道路，浑浊的空气，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斑斓的颜色，你会以为自己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珠江三角洲的那些小镇。
和哈瓦那相比，利马是一个典型的，正在开始发展的城市。市区街边广告林立，隔几个马路，就可以看到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还有必胜客的招牌。除了那些传统的楼房，一座座高楼大厦也开始在建造当中，同样是让人感觉熟悉的广告词，说服大家，住在里面，就是享受西方的豪华生活。
虽然哈瓦拿的市中心也有些塞车，但是那是因为市中心的道路还是原来的那些小巷，但是利马不同，和其他城市一样的主要干道，不到四点钟已经是排满了汽车，过一个街口，就可以看到交通警察站在街头指挥车辆。不过看到司机毫不着急的样子，看来大家已经对这样的生活习以为常。
利马街头的车辆，不少和哈瓦那街头的那些老爷车一样，外形看上去当然吸引，因为少见，但是坐进去，不是碰了脑袋，就是撞到肩膀，还有车辆开动的时候的那种轰轰的声音，坐在里面， 以为自己随时会掉出去。不过和哈瓦那不同的是，新车同样很多，而且不少新款车。
这同样也是不少刚刚起步发展的城市存在的现象，那就是贫富差距。从机场到市中心，感觉到的只有嘈杂，混乱，但是只要进入某几个街区，路边装潢精致的大宅，安静的街道，路边整齐鲜艳的植物，一切都透露出生活的悠闲。当然，看过了利马的其他街区，你就会明白：这里的舒适，是用钱堆砌起来的，不然那些老宅子，就会像哈瓦那的那些古老建筑一样，只能够在那里慢慢老去，最终变成危楼。
从古巴到秘鲁，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改革开放对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改革前的中国，记忆当中，虽然在上海的物质生活贫乏，到现在还记得，上小学前，父亲为了买一套玩具，半夜到商店门口排队抢购，当然，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负担得起。这样的日子，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只是那个时候，抱怨的人不多，大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还总是能够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乐趣。就好像在古巴的街头，人们可以在一杯咖啡，一杯mojito里面找到快乐和满足。开放，带来生活质量改善的同时，却也带来很多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在发展的时候目光短浅或者程序上出现问题的话：对环境的破坏，利益集团的兴起，贫富差距的加剧，这些新的问题就会产生。于是，快乐的生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只是，停留在一个时代，拒绝改变，并不是一个真正为民众谋取福利的做法，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有权力要求更舒适的生活，也有权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单单是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但是，如果只是追求物质的提升，却又会带来巨大的后遗症，而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存在的人和不公平和不公正，总有一天，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社会的不稳定，最终还是民众来承受生活倒退的结果。
秘鲁在担心，西方资本的大量投入，会影响秘鲁本身的主权稳定，这一点，从总统加西亚对中国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听得出来，他说，欢迎中国资本投资，因为中国的企业是在尊重对方主权的前提下投资的，会和秘鲁人民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他不点名的批评美国等西方资本。这种担心，甚至是一些愤怒，或许就是古巴为何迟迟不敢开放的原因吧。

　　作者：袁晓明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以后，《新闻周刊》的两位主编汤姆森和米肯与美国公共电视的罗斯讨论奥巴马如何赢得大选。米肯特别提到，奥巴马独自一人在台上作胜选演讲，而开始时副总统、奥巴马的妻子、孩子都上到了台上，后来他们都退下去了。这是罕见的，因为历史上的当选总统演讲时旁边总是站着妻子、孩子、副总统。米肯认为，奥巴马就是要一人独自面对支持者。汤姆森则更玄妙地指出，奥巴马有一种产生个人崇拜的宗教似的人格，能让别人做他要求的事情，能让人为帮助他感到欣慰。汤姆森和米肯都提到，在演讲的时候，奥巴马在上面看着下面的人在仰望他。这是一句比较绕口的话。罗斯说得更明确一些，他说奥巴马升上去了，从上面看下面的人，这无疑是对汤姆森“产生个人崇拜的宗教似的人格”的补充。

　　奥巴马能够获胜有许多因素，比如布什政府的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奥巴马的黑人身份、奥巴马在福利上的许诺、成功的竞选策略等等，但奥巴马有神秘色彩的人格更不可忽视。美国最著名的女电视主持人温芙瑞是一名黑人，在本届大选之前，温芙瑞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总统候选人，今年是一个例外，在民主党预选期间，温芙瑞就公开支持奥巴马。温芙瑞支持奥巴马有相当大的商业风险，因为她的观众大多是白人女人，她们大多支持希拉里。但温芙瑞抛开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以及女权主义者的理念，相信奥巴马有一种特殊的身份。在奥巴马的一次竞选大会上，温芙瑞对数万支持者大喊：“他就是那一位吗？”有宗教情结的美国人应该理解温芙瑞问到的“哪一位是‘救世主’(Messiah)？”是什么意思。温芙瑞与数万人一起回答：“他就是！” 当然，他就是奥巴马。

　　如果说温芙瑞是在暗示奥巴马的“神性”，奥巴马的一位朋友在他的讲道中就明确地说：“奥巴马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许多奥巴马的支持者相信，只要奥巴马当选，美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会消失。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竞选大会上，一位奥巴马的支持者对着电视镜头大喊：“奥巴马当选后，我就不用为加汽油担心，也不用担心支付我的房子贷款。”这位奥巴马支持者发出的心声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奥巴马当然也没有让他的支持者在感觉上失望，民主党的大会台上有希腊式的柱子，奥巴马似乎从天而降，他不像在做接受候选人提名的讲话，而像是在作一场布道演讲。

　　奥巴马的“神性”魅力并非限于美国国内，似乎更有拯救世界的魔力，甚至在美国以外显示出更大的魅力。美国仍有46%的选民拒绝了奥巴马，而在世界范围内，奥巴马的支持率却在90%左右。在德国的“布道”会上，几十万的德国人似乎不是面对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许多德国人的幻想之中，奥巴马不仅是拯救美国的“救世主”，而且是全世界的“救世主”。这一次大选美国选民没有再让世界失望，奥巴马当选，世界欢呼雀跃。面对困境，世界终于迎来了“救世主”。由于奥巴马当选，世界彻底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美国似乎重新获得了道德的高地。

　　近日，一位专栏作家在一篇关于奥巴马的专栏中提到，他收到一个美国朋友发来的电邮：“从前我总是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惭愧，仿佛去到哪里都会听到说美国的坏话，美国护照甚至成了最不安全的旅行文件。但是今天我要骄傲地告诉你：我是美国人！”那位专栏作家要以此来说明一些美国人对奥巴马当选的态度，可他朋友的说法却非常愚笨，显示出那种对奥巴马当选就会改变一切的妄想，更显示出对奥巴马宗教似的崇拜。没错，奥巴马当选有创造历史的意义，但如果麦凯恩获胜，这位美国朋友感到惭愧的话，难道麦凯恩就不是民主制度选出来的总统？

　　奥巴马会让世界激动几天，但世界并不会因为奥巴马的当选有什么本质的改变。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而世界不可能热爱一个超级大国，奥巴马改变不了那样的局面。也许奥巴马是支持者幻觉中的“救世主”，但事实上奥巴马根本就不是。他无非是20多亿美元竞选资金打造出的美国政客，他要执行的无非就是传统的美国民主党政策。如果奥巴马的支持者仅把他当成一位传统的政客，也许不至于过分失望，但如果把奥巴马当成“救世主”，非得失望到底。世界也是如此，对奥巴马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顺便提一句，奥巴马的当选并不能拯救华尔街。奥巴马当选后的一个多星期，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了百分之十。

　　(作者系旅美战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