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澧 | 评论(4) | 标签:文学奖, 克莱齐奥, 龙应台, 萨伊德, 文化, 爱国

　　１０月１６的《南方周末》上登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题头图）一句有趣的话。获奖之前，他在接受《今日法国》（Label France）杂志的访谈时说：“［另一面是我热爱法语，］法语可能是我唯一真正的国度。”这让笔者想起两年前一段公案。

　　前年１２月，龙应台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讲演后回答问题，有中国留学生问她是否视中国为其“祖国”，龙应台用英语答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这话激起青岛社会科学院杨姓学者严厉反驳：龙应台“没权力把中国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杨先生写了篇文章，《龙应台，“中国文化”怎能是您的“祖国”？》，一时在网上流传甚广。

　　如今克莱齐奥讲了类似的话，不管你是否同意龙应台的说法，有一点是明显的：这种认语言或文化为“祖国”的态度，肯定不是龙应台发明的。

　　如果追根溯源，让这一态度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的，当是一位德国人——二十世纪有数几位最伟大作家之一、１９２９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干杯吧，托马斯·曼！》。内中说：“托马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１９３８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曼确实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德国文化就在我身上”。

　　曾有评家曰：如果说乔伊斯就是爱尔兰和英语，如果说普鲁斯特就是法国和法语，那么托马斯·曼还在德国和德语之外。历史上，欧洲德语区的范围远在今日德国政治疆界之外。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发端于德语区。经过百年内战，德语区北部以新教为主，南部则仍然是天主教的地盘。北部经济发展较快，按马克斯·韦伯的观察，就是新教精神有助于资本主义。但南部维也纳等城市却保留着更为精致的文化氛围。曼出生于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庭，但他在南部慕尼黑读的大学，他喜欢德国传统的文化。托马斯·曼的得了诺贝尔奖的名著《魔山》，开篇就是男主角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火车从北部家乡南奔瑞士（德语区）的“魔山”——从象征意义上讲，就是自新教地区赴天主教地区文化“朝圣”。曼的作品，涵盖了整个德语区。

　　希特勒可以用暴力加宣传吞并奥地利，用武力吞并法国和捷克斯的德语区，但他也没能吞下瑞士。托马斯·曼的小说，却在德国本土之外，征服了这些地区的人心。

　　托马斯·曼这一“文化重于国家”的思路，大概基于“文化德国”远大于“政治德国”的现实；成形的契机，则在德国一战失败的乱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还是很讲爱国主义的，坚定地站在德国政府一边。战争失败，王朝倒塌，德国成了共和国。曼担心民主、自由这些西方概念（来自德国之西的英国和法国）会污染德国文化，以歌德、叔本华、瓦格纳和弗利德里希大帝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传统，将被淹没在民主制的庸人政治中。１９１８年，在德国正式投降前一个月，托马斯· 曼出版了《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书，试图在政治德国之外，划出一个诗歌、哲学和音乐的文化德国，一个他仍然可以寄托心灵的德国。

　　魏玛共和国早期的良性实践，使曼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从高呼“我要君主制”，转向接受民主。按后来的政治正确标准，《反思》是一本反民主的“反动”书籍，但是，曼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这本书。《反思》清理出来的文化、政治两分法，在二战中成了托马斯·曼对抗纳粹们在德国大搞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武器。

　　其实思想的嬗变可以更为错综迷乱。曼的“反思”，或许正来自民族主义的文化基因。托马斯·曼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文学集大成者。当时德国文学有两大潮流，一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尼采／瓦格纳民族神话崇拜；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如果从神话角度传统来看，先民对幻想和现实、梦境和现实、文字描写和现实的分割，并没有我们现今这般“科学”。能运用神话性思维的人，说出“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并不那么奇怪。我国志怪故事中，比如《聊斋》，秀才也会读书读进书中之境，与仙女一夕销魂——蒲松龄可是当真事来记录的。

　　龙应台是留美文学博士，学成后曾在瑞士和德国居住、教书。她知道托马斯·曼的观点，实在很正常。杨姓学者说：有些人声称“只有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之日，他才能‘爱国’。我认为，这是可耻的言论”。其实，托马斯·曼所秉文化之重，超越了政治分野。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不尊重文化甚至摧毁文化，他就坚决反对。

　　龙应台反对陈水扁政权“去中国化”；同时她也尖锐指出，“其实中国大陆‘去中国化’更甚：“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文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长期被简化为‘迷信’。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国化’，远比台湾的‘正名’运动要彻底多的多。”

　　龙应台讲到中国文化时，她说的是不要在婴儿奶粉里掺假放毒、“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样的道德警诫。此般文化－道德要求，能用“爱国”或民主来驳斥吗？

　　经过长期内战，北面的大陆有政治优势，南面的台湾却保留着更为精致的传统文化氛围。９月１６日《南方周末》所刊登的《台湾的文艺家》一文里，作者陈丹青感叹：“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这就是两岸文化人在文化上的点点不同了。

　　不过，龙应台和克莱齐奥的出国家入文化，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大批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学者进入西方学界。政治上，他们不认同母国的专制压迫，同时对西方政府也多有批评。但在文化上，保留母国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放开襟抱接纳西方文化。很自然的，对他们而言，文化就比政治更有份量。

　　这批学者里，国人比较熟悉的代表人物，当数９月里刚满去世五周年的爱德华·萨伊德。他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单看标题，以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背景，似乎该是批判西方文化如何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其实萨伊德在书中猛烈抨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痛斥伊拉克的萨达姆那流领导人，他们在 “爱国”的旗号下肆意践踏法制和人权。母国的政治令人失望，萨伊德只能倡导文化“移民”。他说：虽然帝国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过种种灾难，但是，时至今日，不管是曾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共同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文化还是抵抗文化，今日已汇合为我们的共同文化。

　　萨伊德绝不会号召读者简单地认同西方的政治，但他建议非西方读者接受帝国的文化遗产。

　　该书结尾，或许是夫子自道，萨伊德引用了另一个德国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文学评论经典《模仿论》（Mimesis）的作者埃里希·奥尔巴赫逃到伊斯坦布尔避难。对一生浸润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这位批评家来说，伊斯坦布尔是宗教上、文化上令人难以忍受的“他者”。但是，正是这种难以忍受，迫使他在心中重建自己的文化氛围。奥尔巴赫在后记中说，如果仍在欧洲的话，他大概写不成这样一本书。

　　这一趋向同样出现在海外华人中。海外学者早有“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提法。余英时先生在写于１９９７年的《陈寅恪研究因缘记》一文中说：“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见的区别。”余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曾批评大陆某些学者在所谓的“陈寅恪热”中将文化与国家混为一谈。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评委会常任秘书霍拉斯·恩达尔公开批评美国人太隔绝，太保守，不参与文学国际对话，对其他文化的无知限制了他们。换句话说，恩达尔希望美国人的视野能够超越美国政治疆界。评委会也很赶潮流的，他们大概比较喜欢克莱齐奥那种今天到非洲、明天谈玛雅文化的作家。

　　《南方周末》所引克莱齐奥之语的上一句说：他在法国经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大概因为他的出生于毛里求斯的背景。而且，虽然克莱齐奥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却是英国人。托马斯·曼也有外国血统，母亲是巴西人。萨伊德是阿拉伯人，却是基督徒，自幼就读于英国学校。相比之下，我们比较单纯但也确实比较隔绝比较保守，不善于与其他文化对话。龙应台的那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在西方已经因为讲的人太多而听着有点俗了；对国内某些学者，却仍然是这辈子从未听说过的奇谈怪论，一惊一咋急着批判。

　　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的思想距离，是否远了点？

　　最后有个说明。《今日法国》是官方新闻杂志。在法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上，可以查到克莱齐奥的话语原文。

（文本删节本已于１１月１３日见报）

作者：天伦之乐 | 评论(3) | 标签:百度, 公正, 独立

　　对于公共事件，时评家最善于祭出法律和经济两面大旗。很奇怪，在百度竞价排名问题上，时评家们把这两面大旗都抛弃了。无论是keso为代表的IT人士，还是以笑蜀、冉云飞为代表的时政评论人士，都毫无例外。

　　keso为代表的IT人士认为，百度的竞价排名商业模式过时了，百度应该转型了。而笑蜀、冉云飞等，都觉得百度缺乏商业道德。他们似乎都忘记了，在百度问题上，最应该秉持的是法律和经济。百度如果有错，是应该从法律上找，而不是仅仅进行道德说教；竞价排名如果有错，也应该由市场经济宣告它的死亡，而不应该是市场之外的力量。然而，现实是，一切都有点乱套。

　　其实，现在百度就是一个以竞价排名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这样，当你打开百度搜索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得到的搜索结果是会受商业影响的。而且，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百度的搜索结果还会受到政治影响。为此，使用百度的人，本不应该对其公正性、独立性抱有幻想。现在倒好，我们不少人把百度想象称社会公器，想当然地认为其应该具有公正、独立、公共等属性。在强百度所难，而百度又无法做到的时候，就开始唾弃它。这是不是太不讲理了？

　　我不是百度的用户，几乎不用百度搜索。我只是觉得，在对一家企业进行批评的时候，能不能用最基本的概念分析分析。比如，如果百度有虚假广告，有欺诈行为，有敲诈勒索行为，我们可以以法责之。而至于其采用的哪种商业模式，则完全随它去。根本无须瞎操心，市场会让百度选择或放弃某种商业模式的。

　　百度这次困境，我更觉得是替体制背了黑锅。你看，百度备受指责的，表面上是竞价排名，实际上是信息的不公正、不独立，说到底是人工干预信息。而人工干预信息，恰恰是现行体制的惯常做法。这倒好，逮住个百度，大家批评个够。这就好比，痛恨某人，有没办法，只好找个长得相像的人或者搞个假人痛打一番，出口恶气。

　　哪怕百度有违法行为，哪怕百度会在破坏信息自由上助纣为虐，哪怕百度的人工干预信息和体制做法如出一辙，但是，百度只是一个商业企业，无法承受公正、独立之重。我非常渴望公正和独立，但是，我并不寄希望于百度能带来这些。而且，对一个事物的批评，如果脱离了法律、经济等最基本的普世原则，如果脱离了事物本身的属性，我们只会离公正和独立越来越远。

http://www.litianlun.com/?p=580

作者：牛皮 | 评论(1) | 标签:社会, 言论自由, 人性, 网络, 科学

在百度搜索引擎作弊被暴光时刻，我忽然想到，这就是破坏我们的意识，意识上我们认为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实际是暗地里被操纵，这不就是我们一直被愚民的手段吗？

我曾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高中时，约几个同学到效区的一个湖游玩，此湖虽出名，但当时交通很差，我们摸错了路，傍道进入了山区。翻到一个小岭，下面是一条小径路。我建议自行车滑下去，理由是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个农民下来过，肯定是一条通路。就这样，我开先锋，可很快我的理由出问题了，前面有矮树林阻挡。我对自己的决定都总是很自信的，我必须快速作出判断。这就是本文的论点，我们的记忆主要是图像。

此刻我脑里浮现的第一张图像是一个农夫挑着担从小径路走下来，这是一条唯一的路，可以肯定树丛林里肯定有路。第二张是小时候在乡下看到过一个山岭，长满了丫叉的柴枝。听乡下的伙伴说，夏天会长满叶子。这就是树丛阻挡的原因。现场又看到一个图像，路径在树丛根下有延伸。这几乎是在一二秒里，己窜入了树丛里。因我戴着眼镜，树枝啪在我脸上，根据树枝延展的方向，我能判断路的位置。

看到吧，这就是记忆搜索。去掉逻辑与情绪对记忆的讨论，我们的能意识到的记忆主要是图像，完整的是五官感知到的东西。人有潜意识的记忆，在梦中常出现。我们的思维是在意识活动中。意识记忆主要以图像，语言，模型为主。记录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对自己的了解。但这些记忆只是一种快照，就像搜索快照，真真的实体是在潜意识中。

搜索引擎的设计就有参照人脑的记忆。百度对我们的毒害就是破坏了这种自然的记忆，使我们的意识产生错觉，你要商业推荐可以另列表，这些快照处于不真实状态。文革中人们的意识被这种方式扭曲着，各种宣传图片，行为，语录就是记忆快照，忽略了事物的本质。

老虎庙的公民报道，有广场表演行为艺术被禁止。行为艺术很好呀，很幽默，在老虎庙的博客中看过二个，一个是燃火柴，是北京有个太阳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1482317.html 另一个是喝酒，称兄道弟最后穿同一开档裤了？http://arts.tom.com/1018/1022/2004/10/10-48614.html 同图像记忆一样，行为也是意识记忆。美学本身就是一种记忆。

东亚病夫不会因举办一个奥运会而摘掉，中国人需要建立自己的简洁的意识，就是普世价值观。在普世观中链接我们的记忆。普世观的普及和形成可通过自由广泛的交流活动，比如在广场表演行为艺术，这就是学习革命。

作者：小偶安姿 | 评论(1) | 标签:陇南, 暴民, 肖扬, 上访, 郴州, 黄松有, 调查, 传言, 最高法院

坊间传言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涉黄松有案被调查,我反应比较慢今天才被传而言之.上百度新闻查了一下,发现只有文汇报有相关内容,点击一看,竟然说该新闻被删除,奇怪了,日期显示是当天发的新闻,晚上被删,恕我年幼无知,不知何故.但好奇心使然,脑筋一转,把标题复制到网页搜索,用百度快照看,结果感觉也没什么啊,我就更不理解为什么要删除了,莫非和谐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又听闻陇南真相出来了,郴州原书记被判无期了.于是,我有了一番关于和谐社会的感想,贴于此,请各位指教.

11.17陇南之被煽动的无辜不明真相群众打砸抢烧事件有了官方的真相,我怎么看着那么熟悉,莫非是官方某写报告的小青年偷懒,从网上拉了几篇参考的新闻报道,复制粘贴,搞定!这小子毕业论文一定也是网上下载的,我要学小学生报告他老师.

看报道说警察受伤一堆,没见煽动他人者和被煽动之不明真相群众受伤，哈,俺们的群众真强,难不成一个个钢筋铁骨,打伤穿着防暴服,手持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后,竟可以全身而退,看来办奥运会还是有效的,瞧这一个个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以后咱多办几个,反正咱国家有钱,实在不行拆几栋房子就好了,您大可不必怕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访,他们身体强壮着呢,跟警察叔叔练练拳脚,也算是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做贡献了!如此,和谐社会何愁不成?

湖南是专出"超级"的地方,100多年前,出了一超级星体"红太阳",前几年,超级女声一扎堆,当然还有郴州那个超级纪委书记.听说他被判无期了,我可高兴不起来.我看啊,陇南那几个市领导小朋友也正发牢骚呢.怎么可以判他无期呢,他可是好领导啊.你看在他治下的郴州,和谐的很啊,哪个敢胡来,连当官的都不敢吭声,何况小老百姓.他在位时,拆迁户就是再有情绪,他们敢这么闹?哪里会像陇南这些个小朋友,让人骑到头上了才发彪.哎,和谐社会就盼这样的好干部啊,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甭管是为谁,官员们起码工作尽责;不论愿意不愿意,百姓起码不是暴民!

说到暴民,我倒想到台湾,那鸟岛,天天见暴民,有"暴"别人,有"暴"自己的,一老汉就在前些日子于自由广场自焚了.咱们大陆同胞学学他吧.别老懵懵懂懂被人煽动去冲击那些个注定砸下来压死自己的政府大楼,因为你压死也白压,报纸连半个字都不提.别上访了,去自焚吧,你猜30人集体自焚会是什么景象,会有什么凡响,那家伙,别说半个字,就是半个人民日报的版面都得上,那多牛啊.30人看着那冲天的火光,美滋滋地,红红火火,好日子就要来了,好歹去天堂不用担心上帝下拆迁令.

和谐,和谐,和谐,和谐中国,和谐世界,和谐万岁!

写完此文,我的手已在颤抖,但不是因为太冷.对于在历次群体事件中被打伤打死之我亲爱的同胞们和他们的家属(不论警察或民众),我不能做什么,唯有默默祷告,求上帝安慰那些忧伤破碎的心灵.我相信上帝公义的审判必定成就,这世界的罪恶不会一笔勾销的.但我也为那些因公职在身,无可奈何使用暴力的善良的警察叔叔们祷告,希望上帝把他们摆在应有的位置,因为他们目睹一切,知道真相,比我更痛苦百倍.还有那些我憎恶的无论是煽动群众暴力者和无休止过度使用合法(如果是合法的话)暴力者,我为他们麻木刚硬的心祷告.我更要为执政者祷告,因为上帝让他们治理这地,不是为了在出事后紧急处置,担保安的"职分",而是服务百姓,化解矛盾,做为"物业"代理本不属于他们的产业.

附一篇新华社有关和谐题材的"小说"供参考,写得可真像新闻啊!老师评语:文笔很不错,就思想性而言比中学生好一些,就良心而言...我先查查康熙字典.

核心提示:初冬的陇南，活动板房有些寒冷，但是热烈的会谈一直进行到中午１２时半。徐守盛在镇政府门口专门叮嘱群众代表赶紧回家吃饭，近百名群众用欢呼和掌声送别了他们。

新华网甘肃武都１１月２０日电（记者张泽远、屠国玺）２０日上午，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农民王庆玉和其他９位村民代表一起，参加了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在东江镇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会上，她痛痛快快地向省长倾诉自己到陇南市委上访的经过后，得到了一个全面的解释，顿感心情舒畅。

１１月１７日，陇南市武都区发生“１１·１７”群体性事件。最初是上午有３０余名东江镇的群众到陇南市委上访，但当天晚上发生了数千人聚集，并有部分聚集人群打砸抢烧市委大楼。１８日凌晨，甘肃省委向陇南派出了工作组。

２０日一早，徐守盛带领省政府多个职能厅局的主要领导，在东江镇和１０名群众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

“希望大家能够说真心话，讲真情况，我们共同探讨大家未来的生活和发展。”徐守盛开宗明义的要求，获得了群众代表的热烈响应。

１０名代表挨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向省长详细讲述了对东江镇拆迁，以及引起这次打砸抢烧市委机关事件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的看法。两位参与过１７日上午上访的代表说：“我们只是想去询问如果政府搬迁之后，我们拆迁户的生活怎么办的问题。事件最后被少数坏人利用，烧了市委两栋楼，我们感到气愤羞愧。”

徐守盛一边听代表发言，一边谈自己的看法，最后详细说明了正在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从武都搬迁的真实情况。退休干部李尚德说：“关键是要把群众的利益弄好。”

徐守盛说：“我也种过地，做官就要把全部的心思用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上。”

“大家有什么要求，上访的渠道是畅通的。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愿望。”徐守盛说，未来三年国家要向陇南投入２００多亿元资金，帮助陇南灾区搞好重建和发展工作，横穿武都区的兰渝铁路已经在武都区内开工，连接到武都的高速公路也在加紧建设。“我们将使群众的短期生活没有损失，长期生活得到保障。”

显然，徐守盛的这番话说到了群众代表的心里，东江水村的薛吉祥说：“以前的穷日子过怕了，只要政府能让这里不断发展，谁不想穿好的，吃好的。”

初冬的陇南，活动板房有些寒冷，但是热烈的会谈一直进行到中午１２时半。徐守盛在镇政府门口专门叮嘱群众代表赶紧回家吃饭，近百名群众用欢呼和掌声送别了他们。

作者：倾听远方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古老的时候，人们还是以部落形式聚居在一起，大家出去打猎，然后将斩获的野兽拿来重新分配，使这个部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起码的生存食物，以维持整个部落的生存与延续，后来，由于部落扩大或者部落之间的争斗，或者野兽在逐渐减少等等吧，使得部落内部的物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靠生存本能驱使的人们在这个紧张关系中，当然是惟利是图的，因而长期的公平分配的原则也受到挑战，那些没有能力参与狩猎、稼穑活动的人，往往就很少或者不能享用到实物，这样使得部落首领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样，那些野兽被抬回来之后，首领认为应该先割下一个头或者一条腿放在一边，然后再来分配，那割下的部位可能是应对战争也可能是应对灾年，再就是救济那些分配不到的弱小者（因为，那时的所谓分配，其实大多是争于力）……如果没有出现战争或者灾年，这些积蓄下来的兽头兽腿们要么会被重新纳入分配，要么就拿去换取其他的生活资料。当然，当初那些腿啊头的都是挂在那里的，谁都可以看见，但是谁也不能私自取用，就是首领也不能，所以从那腿上割掉一块肉发给谁，部落人都是明白的清楚的，而且当肉快割完了，人们自然也会补充新的。这，大约就是税收的最初起源，当把兽头们改为货币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储蓄方式就变得复杂起来，也相应地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制度，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特别短缺的时候，而这正是税收价值的体现，同时，积蓄起来的货币也不再拿来分配而作为了一个国家的财政，用于支付国防、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行政开支以及一切公共事业，而纳税也就成为每个公民应该尽的义务，因为大家都在享受公共事业提供的便利，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虽说税收本身没有问题，而怎么收却是一个大问题，现代社会就税收的收法以及税种的设立之所以千差万别，关键是执行税收的政府执政理念的差异所致，这种差异导致了税费用途和用度的差异。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之外，还无一不是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的，巧立名目的各种征收花样翻新，以至于因税赋过重而民不聊生，中国古代“苛政猛于虎”的说法正是这样来的，而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君也成了专制与民主的又一个分水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专制社会里，税收成为了暴君敛财的手段和个人享乐的来源了。

当人们在谈论苛政猛于虎的时候，一方面当然谈论的是承受力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重要的是付出之后的回报问题，当正当的付出被利用或者被掠夺之后，即使承受力再大的人也难免“苦秦久也”……同时，因为苛政的基础是专制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下的分配原则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本来是合理的税收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最常见的问题是，被日夜逼着缴税的人恰恰是真正需要靠税收手段来保护的人，也恰恰是需要政府付出更多的人。痛苦的事实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恶劣的税收制度往往都是“损不足而富有余”的，问题就这样从税收问题上升到了执政问题，税收成果丰富或者财政收入高，只能代表执政能力强，但是并不能代表执政方向的正确，所以对执政能力的夸耀，往往就是对掠夺能力的显摆，这里我们理性地看，执政能力只能算一个伪命题，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的不满在于执政者“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损不足而富有余”的税收制度，一方面是专制制度的果，另一方面更是更大的专制的因，当税收和国库被少数人霸占之后，其后果的严重性是多方面的，最能被大家感受到的是腐败的滋生和官宦系统的庞大，一旦享受国库和分割税费的方式不受监督，这一大笔钱就成为有权者觊觎的对象，各种私吞国家财产的招数就会雨后春笋般被使用出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执政者在拥有这样巨大的财产后，不但对自己能力有了空前的自信，而且也似乎觉得万物皆备于我了，在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漏洞，就不再从制度本身去寻找问题，而是靠剜肉补疮的方式来贪图暂时的危机过度，久而久之，那种度过危机的心态就成为执政的常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笨拙就会成为一种被反复利用的政治技巧，而为了维持这样一种被百般打扮的执政理念，执政者也就毫不羞愧地参与进巧取豪夺的行列，同时维持更为可怕的专制！

中国现代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被大家常常提到的是那幅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据我的记忆这应该是郭沫若讽刺北洋政府的。据《北平税捐考略》记载，北洋政府时期开征了两个天下无双的税种，一个是“公厕捐”，一种叫做“粪捐”，天下百姓无不愤慨，民间还流行“官员掉粪坑，苦了老百姓”的讽刺民谣，而又据记载，北洋政府开征粪捐，其理由也还是冠冕堂皇的，是出于改善卫生条件的，因为那时国人的卫生习惯很遭，政府为了号召大家改掉随地大小便的恶习而兴建了公厕，政府当然是不愿意出这修建费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税种！这里的荒唐是可想而知的——天下本来就不该存在只发布政策而不为政策提供条件的政府！、

而今，中国科学院一个名叫蒋有绪的院士在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语出惊人地提出国人应交生态税，这无异于让大家来交“呼吸税”了，这其实和“粪有税”是没有区别的，是典型的畸形体制下的畸形思维。政府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靠征税来满足这个改善的要求，就是本末倒置了，不从根本上改善现在的恶意开发现状和以牺牲环境来博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执政方向，征税的结果只能走向反面，因为这让我们看到，早期少数人破坏的恶果——在他们利用公共资源赚得盘满砵满之后——得由无辜的百姓来为他们买单了，这将从根本上侮辱国人的尊严，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一个政府的形象，实在不足为训！

有这样的院士存在，只能说知识界不断堕落的过程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