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短序

刘超的书要出版了，打电话来，要我写几句话。我问需要不需要，刘超说，需要，我就答应下来。

刘超和我联系，是因为他对西南联大有兴趣。我和他建立联系时，学术兴趣已有转移，对自己过去关心的题目，虽然还很留意，但热情已大不如前了。刘超后来在这方面有许多新见，也非常注意搜集新的史料，再加上他有一技好文笔，所以在专业之外，又能写出相当漂亮的文章，这很难得。

刘超是清华的史学博士，这个出身决定了他的研究在专业领域会得到高度认同，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这些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引人注目的新秀。十几年前，我出版《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对于这所大学的认识，远没有今天的高度和热情，再加上我一个地方师专毕业的学生来研究中国的最高学府，总感觉不是正途，虽然学术不问门第，但出身与研究对象间的距离过远，得到认可的程度相对较难。现在清华出身的刘超来研究西南联大，名正言顺，而且他对这所大学的评价，特别是对这所大学学术传统的认识，已引起很多人的同感，这是我最乐于见到的情形。

2007年11月间，云南师大召开“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刘超，印象很好，虽然感觉他不善言谈，但内心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却可从片言只语中体会出来，读他的文章，再判断其中的见识，更感觉他在学术上后劲十足。

刘超的学术研究，从格局上观察，已有相当气势，他观察问题，判断轻重的学术眼光也显现出来。他长于叙述的能力，最适合完成有学术容量的著述，如果再能注意发挥自己的学术原创力，或者说，在原创力的追求方面，更有自觉意识，真可用一句前途未可限量来表述了。

胡适过去说过，中年人做研究是本分，青年人做研究应当鼓励。

刘超努力！

谢 泳

2008年12月23日于厦大中文系

《杂书过眼录二集》，本月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编辑命我写一后记，我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写了一则后记。  谢泳 2009年1月5日

后 记

《杂书过眼录》二集出版在即，我有一点感想写出来。

我们现在出书，总是喜欢市场，这没有错，但也不能过分。过分了，就显得俗。我已出过十几本书，但鲜有自己满意的，一是因为迁就书商，总要为市场考虑，再就是迁就现实，总以能出版为上，没有不删节的，没有不改动的。书名也没有按自己设想安排的，总由出版商选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人出书，喜欢用自己有感情的书名，一般喜以“集”来称之，如胡适《尝试集》周作人《谈龙集》一类，书也多是薄书。但历史一长，那些薄书反而感觉厚了。现在厚书多。字数少，也要用厚纸撑起来，用不相干的图片垫起来，其实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文人谦虚质朴的心态建立在自信上，这个习惯现在没有了。书不在厚薄，有些书很厚，但时间一长，会发现很薄，有些书很薄，但经岁月风霜，会感觉很厚。

2004年，承贺雄飞不弃，帮我印过一册《杂书过眼录》，原本也是一册小书，但为显得厚，非要加几篇论文进去，我也无奈，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去计较。但在我心中，最想出简单的书，单纯的书，朴素的书，便宜的书，小书、薄书。如今学术差，趣味少，可书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厚，我们忘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道理了。

感谢凌志、感谢瑞琳。我希望这是一本朴素的书。

作 者

2008年12月5日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

谢 泳

朱水涌、王烨主编的《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2006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鲁迅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所收文章多出自国内鲁迅研究界主要专家之手。选择在厦门大学召开鲁迅研究的国际会议本身，就说明鲁迅与厦门关系的文学史叙事，还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这本论文集中关于鲁迅与厦门的文学史叙事，让我再次想到了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是指：当鲁迅成为某种意识形态高度认可的伟大形象时，凡与鲁迅早年生活有过联系的区域中，都有一种将鲁迅形象无限制抬高的倾向。这种鲁迅与某一区域间关系的文学史叙事，随着政治风潮的变化而变化。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最短，也最不愉快，但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却能不断回避鲁迅与他生活环境的冲突，过去这种文学史叙事能够成立，建立在否定鲁迅对立面且对立面不可能回应的前提上。现在文学史叙事的难题在于，要保持鲁迅绝对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不能再伤害他曾经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历史人物，包括这个环境本身。在改革开放前的鲁迅研究中，伤害鲁迅的对立面不成为问题，贬低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也不成为问题，但当历史变化之后，既要保持鲁迅的正面形象同时也要肯定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及其他相关历史人物，难题就随之出现了。鲁迅生前没有说过厦门大学一句好话，但厦门大学却很早就建立了鲁迅纪念馆并为鲁迅塑像，现在厦门大学的校名题字也选择了鲁迅手迹。解读这个历史的吊诡，对鲁迅研究不无启发。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由下列文献共同构成：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

厦门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内部印刷，1976年）。

厦门大学中文系著《鲁迅在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厦门大学中文系著《鲁迅在厦门》（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编《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内部印刷，1978年）。

张震麟编文，翁开恩绘画《鲁迅在厦门》（连环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逸飞、魏景山为《鲁迅在厦门》所作的三幅油画（见《鲁迅在厦门》修订本）。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49年后的鲁迅研究，作为一个政治和学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它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鲁迅无风险，只要不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研究鲁迅可以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收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文学评论家，几乎都曾涉及鲁迅研究，从李希凡、李泽厚到姚文元、余秋雨等；二是凡早年与鲁迅不和但在政治上还没有出局的各种人物，都以承认鲁迅完全正确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历史失误，郭沫若以及所谓的“四条汉子”莫不如此，他们都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如郭沫若为绍兴鲁迅纪念馆题写馆名；三是凡与鲁迅早年不和的人，不可能再公平陈述自己早年真实的历史，以鲁迅的事非为是非，成为观察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基本模式；四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的东西恰好与鲁迅的观点重合，如反对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鲁迅与区域文化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当时出版的类似著作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广东》《鲁迅在杭州》《鲁迅在上海》《鲁迅在厦门》等，凡鲁迅停留过的地方，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出现。在鲁迅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中，鲁迅与厦门的关系是最简单的，他与厦门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他在厦门大学只有一个学期，但后来厦门大学依赖对鲁迅政治态度的高度认同，反而在简单的历史关系中，通过鲁迅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厦门叙事”。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并不是一种先有成熟预设的学术构想，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时，学者的偶然选择，这种选择中暗含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学术潮流。1949年前，关于鲁迅在厦门生活的经历，只有两篇简短的文字，一篇发表在《北新》杂志上，一篇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鲁迅与厦门的关系，不可能发展成一种典型的“厦门叙事”，可以想象，一个学者在一地简单的四个月校园生活，要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学史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历史叙述要包括纪念馆、塑像、相关的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工程，而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恰好完成了。

1954年出版的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是“厦门叙事”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后来“厦门叙事”的成形，基本建立在陈梦韶学术工作的基础上。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经历和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陈梦韶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整建立起了“厦门叙事”的史料基础，虽然他的立场在鲁迅一面，偶有对“现代评论派”的不敬之语，但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其它历史人物进行有意贬低或者对当时厦门大学的校政作过多负面评价。可惜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最终没有沿着陈梦韶的路径前行，而是越来越向偏离历史事实的方向行进。

1957年，曾在厦门大校任教的川岛写了一篇《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在赞扬鲁迅在厦大工作的同时，对厦大校长林文庆进行了贬低，说他：“长的样子像从前日本大学眼药的商标，或者不如说大学眼药的商标像他。在新加坡以行医致富，中国人而是入了英国籍的，基督徒而是信奉孔子的……”[1]早期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中主要采取的是对历史人物和事实的回避态度，因为当时和鲁迅在厦门共事的同事基本都还健在，虽然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物已处于边缘，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历史人物，比如顾颉刚等人，还有一个就是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厦门大学是中国旧大学中极少延续到1949年后而没有变更校名和校址的大学之一，加之陈嘉庚始终是获得正面评价的侨界领袖，这样早期完成的“厦门叙事”对于旧厦门大学基本也取回避态度，因为完全否定厦门大学的历史和其它教员的工作，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又不尊敬陈嘉庚，但又要同时放大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工作的时代意义，这就决定了早期鲁迅研究中“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到了1976年才得以解决，因为此时可以毫无忌地否定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同事，同时也可批判厦门大学。但这个内在矛盾的解决又是建立在违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从逻辑上缓解了“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但在历史事实上却走得更远了。

1976年9月，几乎同时完成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和《鲁迅在厦门》，基本完善和定型了“厦门叙事”的模式。在这两本著述中，《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的学术价值今天依然存在，它对当时厦门大学与鲁迅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使这本资料集的生命力长存，在所有关于“厦门叙事”的建构中，这本史料集和陈梦韶的著作最有学术意义。而《鲁迅在厦门》及它的修订本，则基本以虚构历史和随意拔高鲁迅为基本叙事方式，而书中出现的陈逸飞和魏景山的三幅关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油画，也完全建立在“高大全”和“红光亮”的思维上，到了《鲁迅在厦门》的连环画中，凡与鲁迅对立的历史人物无不形容委琐，唯有鲁迅一人高大无比。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到了《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完成时，一时就很难再找到与这种形式相比的赞誉方式了。

当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经历长久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整合后，这种叙事模式就成为一种习惯，至于其中的真实历史事实，一般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加以辨析，延续下来的“厦门叙事”也就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是经由叙事者主观选择而造成的历史。这种历史思维今天还有它的惯性。王富仁在《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中认为：“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就感到与其它教授共同进餐时的谈话是很无聊的。应该说，他的这种体验并不是没有一点内在根据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他的脾气古怪……在厦门大学这座文化教育的孤岛上，情况就有了些不同。不论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还是当时的校长林文庆，重视的都是中国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教育问题。他们在文化思想上都更是随顺潮流的，对像鲁迅这样的文化‘激进派’、‘先锋派’，即使不加有意的排斥，也有一种无意的漠视。”[2]

这个判断建立在既成的“厦门叙事”前提下，就逻辑本身判断，都很严密，但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合。因为要追问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比较并判断这些历史人物思想状态的高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今天海外专门研究陈嘉庚和林文庆的学者，恐怕很难认同王富仁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没有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还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先进的文化战士来理解，并以文化战士所应当具有的先进思想作为“厦门叙事”的逻辑起点，这个思维的结果，很容易导致鲁迅到厦门来完全是为思想文化奋斗并以此为自己的职志，其实历史哪会这样简单。陈寅恪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报告中曾指出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现象，即研究者在整合史料时，有意无意之间，依自身遭际和时代环境及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导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3]把一个常态社会中正常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矛盾，上升为思想文化的冲突并明确分出正负甚至敌我的判断，其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相合。近年鲁迅研究的“厦门叙事”虽然已去政治化而转为学术化，但“厦门叙事”的基本思维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厦门叙事难题”的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这种叙事如果依然建立在以完全否定其他历史人物和厦门大学校政的前提下，那就很难让人信服。

（本文将刊于2009年第1期《当代文坛》）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谢 泳

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象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讲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到：“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940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好象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943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当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941页）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的对谈，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当时谁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更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本文写于2007年，曾刊于去年SOHO小报）

文宝峰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谢 泳

我到厦大教了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明年我的讲义会印出来。我的想法是让学生能够学会在已有的史料基础上扩展出新史料。寻找材料，只要用功和方法得当，人人可以做到，至于如何研究这些新史料，就要看个人的才情了，那是天生的，学不会。我强调，我们做研究一定要以有知识增量为追求，凡做一项学术工作，总要加出一点东西来，那怕是一点点。我感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史源还是非常丰富，只是能不能设法寻找的问题，我们的习惯是喜欢论述，而不愿意寻找。

常风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有时候去和他聊天，他常常告诉我一些三十年代文坛的旧事，有很多还是一般文学史中不太注意的。文宝峰（H.Van Boven）这个名字，我就是从他那里听到的。记得他还问过我，中国现代文学界对这个人有没有研究，我说我不清楚。他说这个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很有兴趣，写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因为那一段时期我的兴趣不在这方面，就没有太留意。

听常风先生说，文宝峰是比利时人。1944年春间，他曾和常风一起去看过周作人。常风先生后来写了《记周作人》一文，交我在《黄河》杂志发表，文章最后一段就写这个经历。他特别提到“见了文宝峰我才知道他们的教会一直在绥远一带传教，因此他会说绥远方言。文宝峰跟我交谈是英文与汉语并用，他喜欢中国新文学，被日本侵略军关进集中营后，他继续阅读新文学作品和有关书籍，我也把我手头对他有用的书借给他。过了三四个月，文宝峰就开始用法文写《中国现代文学史》，1944年7月底他已写完。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文宝峰到我家找我，他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领导认为他思想左倾要他回比利时，他在离开中国之前很希望能拜访一次周作人。与文宝峰接触近一年，我发现他对周作人和鲁迅都很崇拜。”（常风《逝水集》第10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梁实秋在《忆李长之》一文中曾说：“照片中的善司铎面部模糊不可辨识，我想不起他的风貌，不过我知道天主教神父中很多饱学之士，喜与文人往来。”（《梁实秋怀人丛录》第31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梁实秋这篇回忆李长之的文章，就是由常风先生寄了一张1948年他们在一起吃饭时的合影照片引起的，这张照片上有当时北平怀仁学会的善秉仁，文宝峰当时可能也在这个机关服务。这张照片非常有名，主要是当时“京派”重要作家都出席了，此后他们大概再没有这样集中过，梁实秋此后也再没有回过北平。记得好多年前，子善兄曾托我向常风先生复制过这张照片，我帮他办了此事，还就此事给《老照片》写过一篇短文。

善秉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他和苏雪林、赵燕声一起编了两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史料集，一本是英文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 Plays），另一本是法文的《说部甄评》（Romans a Lire et Romans a proscrire），这本书后来由景明译成中文，名文《文艺月旦》（甲集）。

《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名，夏志清说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宋琪就送了他一本，帮了他大忙，如果我们比较夏志清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基本评价，从这本书中或许会找到一点源头，至少可以判断是哪个线索启发了他的学术灵感。因为本书在1948年印出，恰好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末期，史料的真实和可靠性比较高，虽然编者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的基本认识，但不管何种评价，作为文学史料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孔海珠去年在《新文学史料》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记述善秉仁编这本书的情况，说他当时给很多中国作家写了信，要他们提供情况，由此判断，这本书主要是依靠第一手材料完成的。

善秉仁在《文艺月旦》的导言最后中提到：“文宝峰神父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业已出版。一种《中法对照新文学辞典》已经编出，将作为‘文艺批评丛书’的第三册，第四册又将是一批‘文艺月旦’的续集。”

后来我查了一下印在《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封三上的广告目录，提示英文正在计划中，而法文本已经印出。本书列为“文艺批评丛书”的第二种：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 modern by H.Van Boven Peiping 1946。而《中法对照新文学辞典》不知道后来进展如何，现在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人不少，但极少提到文宝峰这本书，至于《中法对照新文学辞典》就更没有人注意了。

网络时代，凡出过的书一般我们都有可能找到，编好而还没有印出的书可能难度大一些，但也决非完全不可能。我想，如果现在找到文宝峰的书并很快把它译过来，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肯定有帮助，无论他的观点如何，作为一个同时代对中国新文学感兴趣而又懂汉语的传教士的著述，他带给我们的研究信息一定相当丰富，这也是中法、中比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幸事。

                                                   (本文已刊<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