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了不少时间看王怡的麦克风（福音版），感慨自己终于能理解从前所不解的一切。

写这篇文章时，发现他的博客暂时打不开了，即使通过代理也无法访问——但如果有兴趣，还是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很多有关王怡的资料。

大学时代就喜欢王怡的文章，曾经很认真地把他在网上发表的作品一一保存下来整理成集。但在06年其皈依基督教之后，我开始看不懂他的东西，然后便渐渐放弃了关注……直到前不久，当我自己奇迹般地获得信仰时，忽然又想起了他——虽然我们的信仰并不相同。于是又重新找来他后期的文章通读……

无信仰者很难与有信仰者进行较深层次的沟通，因为彼此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大相径庭，缺乏深入交流的基础。一旦获得信仰，人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都会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从前的我不喜欢06年以后的王怡，而现在的我却能深深理解和共鸣。虽然因为信仰不同，导致不少具体的观点相左，但一切都已经能够为信仰所圆容，不会再有过去那种出于不理解而产生的私心抵触。

在一次访谈中，王怡对自己走上信仰之路的缘由做了如下的简单表达：

我个人追求信仰的历程，文革和64在我少年的心灵上留下的影响很深。小时候一直在追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前也许会把这样的追问归结为一种哲学的探讨。90年代中期，我读大学时，中国有一个人文精神的讨论。那个讨论弄到最后就讨论不下去了，大家好像都没有信仰，无法深入讨论所谓人文精神。98年余杰写过一篇文章，质问余秋雨，问他为什么不为文革中的言论忏悔。但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大家说忏悔通常是因为有罪，有罪才会忏悔。一没杀人二没放火我怎么有罪呢？人无完人，而我至少比很多人要好，干吗要忏悔呢？更严重的问题是向谁忏悔呢？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思想启蒙和对自由的渴望，曾经发出过很多声音，但你发现最后往往都走不下去，问题就出在没有信仰。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是有公义的，是有一个创造者、审判者和救赎者的，那么善和恶怎么能分得开呢？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谁有胆子敢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既然没有绝对正确，谁又敢说共产党的独裁是绝对错误的呢？我们往往肯定后者，却不敢肯定前者，这就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使我们所主张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完美的正当性。

任何是非善恶，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生命的价值，其实是超乎你的逻辑理性之上的。休谟曾说，逻辑的背后是逻辑，价值的背后是价值。意思是价值是不可能用逻辑推导出来的。你如果找不到超乎逻辑理性之上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没有价值。所以任何事情只要是和生命有关的，最后都要指向你的信仰。

很多年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希望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你还会继续追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天赋人权那个天在哪里？比如说，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意思就是不平等的。比如我长得比你漂亮，凭什么说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说在不平等的事实背后有一个平等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平等的假设？于是我慢慢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只是一个关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而不是价值本身。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甚至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当然更不能帮助我像我心里愿意的那样去爱我的妻子……因此我一直在寻求信仰的路上。也许很多琐碎的事把你暂时填满了，你就似乎不需要信仰。但午夜也会梦回，话说多了也会沉默，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我的老家有句话叫“久走夜路遇到鬼”，我是久走夜路遇到神。遇见了你就知道自己的内心，并不是精神力量的源头，更不是公义的源头。你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那里面不可能流出过于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和他的罪性。我常常对此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

对我来说，许多经历也相类似。比如同样是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不断反省并深入拷问终极价值，进而体验到超乎此世的存在，从而走入信仰；比如从小就不断追寻生命意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是来源于父母某次性高潮下偶然产生的一枚受精卵，又将在不断的衰老和病痛中归于一抔尘土，那我们活这一辈子究竟有什么意义？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个人在此世的幸福，那么从长远一点的目光看，这种幸福几乎是转瞬即逝、毫无保障的，及时行乐才是生命的真谛——然而就我在这方面的经验而言，及时行乐者到头来也只是在痛苦中沉沦，并用虚幻的感觉自欺欺人罢了……走到极端，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就类似于长期的酗酒或吸毒。

如果是为了名垂青史、光耀后人，可人类历史本身就非常短暂，人类各个阶段的文明也都有一定时期，人在此世创造的一切，多少年后亦将化为乌有……至于子孙后代，他们同样会被生命意义的问题所困惑，前人的名利遗产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么人类这个位于食物链顶端，肆意攫取和破坏一切资源，导致自然生态极度不平衡的物种最好自行灭绝，这样，剩下的世界可能会清净和美妙许多……相关内容可以参考BBC纪录片《Life after People》，这部科学纪录片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人类一旦消失，地球就会重新变成动物的天堂。

人们当然不会因此而集体自杀，但依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骄傲的人类也终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洪水、地震、干旱、高温、污染、战争、饥荒、瘟疫……将会毫不费力地摧毁人脆弱的身体，甚至导致群体的灭绝……科学家们每天都在警告这一点，但大部分人却并不在意，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活着的时候肯定不会遇上这种事，儿子和孙辈应该也不会遇上，至于更远的，自己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类似这种谵妄的短视充斥着世界。作为这样的人类的一员，我无法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不认为这个物种的存在有多么必要和理所当然——除非，人类的诞生是出自于神的旨意。

但若真是神创造了世间万物和人类，必然不是为了让他们来世间攫取一切然后自我毁灭的，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该如何度过？这就是一切信仰要解答的问题……

过去的我一直较为内向，最近这几个月，开始对外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但在经历过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的往复之后，也始终感觉到理性的局限，以及逻辑在价值面前的无能为力……其实类似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思考过，但很多人思考不出头绪之后就会放弃，转而回到现实，用感官和外物来麻痹自己的意识，然后继续如昨的生活……只是我做不到，所以一直为其困惑。这么多年来不顾一切地假设、尝试和求证，在痛苦中左冲右突，却依旧深陷迷雾……直到最近，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对我来说是包容一切的光明。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很难再用大部分人所能接受的逻辑和语言表述我现在的观念。因为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也就没有继续在此写作的必要。我会在新的空间重新开始，同时也改变了主意，不打算在此公布新的地址——首先，如今的中国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正信教义被歪曲和毁谤、组织被党员渗透和操纵利用，任何中共认为不和谐的言论和行为都会被非法镇压……所以我不打算继续在监控下记录我作为一个信仰者的思考和行为。其次，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人也不会在我的新空间里找到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东西，甚至可能会产生不理解的逆反情绪，而我无意再同任何人进行逻辑上的辩论。

对信仰有兴趣的人，欢迎单独给我写信交流。如无意外，这个域名将在明年到期，到时这里也会消失。今后这里将不会再更新，我不会再来，留言功能也会关闭。

同时，我个人的生活也即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很快我就会离开深圳，开始新的学习、探索和实践的人生阶段。朋友问是否有什么更长期的打算，我的回答是没有，也从来不曾有。现在回头看看，大学毕业后，我每一年的生活和状态都是前一年所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和价值。这是那些自我保护意识强烈，主动将自己划定在一个貌似安稳的圈中，却因此错失了圈外的整个世界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我始终相信：人只要坚定一个大的方向和追求（对过去的我而言是抽象的真、善、美，如今则落实到了真正的信仰），具体的路就会自然而然在脚下延伸开去，完全不必为自己的将来操心。人若只追求最好的一切，得到的也会是最好的一切……正如许哲居士所言：“我照顾别人，有许多人也会照顾我；如果我只照顾自己，就只有一个人（我自己）会照顾我”。而事实也应了那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

最后，要感谢曾经的读者，感谢你们曾给予的支持和温暖……只是那个喃喃独语的薇罗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找到了回家之路的幸运儿。过去我曾经写过许多在如今看来是不好的东西，希望那些不要带给你们阴暗的影响……当然，或许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或许这里存在至今的最大意义，也只是为了证明这世界上依然有人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纯粹的真理，否定一切丑恶的现实，不管曾经多么无助和迷惘……值得欣慰的是，这个人，最终找到了她所寻找的一切。

若有缘，我们还会在新的路上遇见：）

和一个朋友在信中聊到工作的事情，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又觉言犹未尽，在此展开一下。

现在多数人，都觉得从学校毕业之后，工作便是一等一的大事，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是一件首要的和光荣的事情。事实上，真的有谁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吗？

到社会上打工，其实是老板养着你；若做了老板，则是客户养着你；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是全体纳税人养着你；在家做家庭主妇，则是老公养着你……从本质上说，这几种情况之间其实没有任何差别，不存在高尚或卑下的问题——都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他人所养活。没有了他人的存在，你如何“自己养活自己”？即使像梭罗一样跑到森林里去自己盖一间小木屋，像原始人一样靠采集和渔猎生活，也是整个大自然在养着你——无论直接或间接，通过何种方式，人生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就是为天地所养，只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分子，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

因此，所谓的“自己养活自己”只是一个语义骗局。真正区分高尚与低劣的，不在于这个人是否直接通过工作赚到相应工资用于养活自己，而在于他所做的事情的根本性质如何。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这个社会的较高层，大部分人所从事的工作，其本质意义只是对于整体社会的财富和资源进行再分配，并从这种再分配过程中牟取大量私利。反而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在真正创造着财富，却只获得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中小得不成比例的一部分。但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也并没有创造的自觉，只是把这种工作当成了获取财富的一种方式，因此又为了更有效的获取财富，做出种种违背良心的事情：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甚至于如今众所周知、无处不在的慢性投毒……这些都还是物质层面，在精神方面，“效益”同样指挥着一切。无数本该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却为了自身利益而大量创造着毒害人的精神垃圾，而真正的精神财富却无法走向市场、得以传播……人们制造着种种美妙幻象，勾引人心底生发出无穷欲望，利用人类自私、贪婪的本性，通过使其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沉迷而从中获利，同时自己也在劫难逃地陷入了身边无数的类似陷阱……并且每个人都有他毫不退让的借口：为了生存！于是整个社会的人群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不自觉的互相毒害着，最终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跳出来看，你会为这种集体无意识感到可怕。

我们大部分人，做着这样的事情，并因此获得财富和资源用于自我享乐，有什么值得光荣和骄傲的吗？你认为你推动了GDP，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你就知道这个社会目前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吗？根据物质决定意识论，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今天，人们应该感到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快乐了吧？可事实又如何呢？那些走过了几十年风雨春秋的人们，你真觉得眼下的生活比上个世纪要快乐吗？那些走过了无数广袤大地的人们，你真觉得蒙古大草原上的牧民，西藏雪山下圣湖边的藏民——那些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人们，那些用都市人民的眼光来衡量就是近乎一无所有的人们，他们的内心世界会比你更加苍白和痛苦吗？——至少，我所看到的事实是相反……甚至大部分都市人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对于真正养育自己的人类世界，乃至于宇宙自然，付出了什么？又正在做些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我敬佩那些没有什么稳定工作，赚不足工资养活自己，却义无反顾地坚持做着自己认为真正有益于世界的事情的人们。而这样的人，在当代中国，有许多都是始终受到打压、排挤，甚至于被关押和迫害，被多数人所不理解甚至嘲讽、辱骂的一群人。

当我看到有人对于Zola在自己博客上公开寻求赞助的行为表示鄙夷时，我感到人心是多么的阴暗——事实上，Zola所做的事（独立公民记者）比当前全国大部分人所做的都更有价值，更应该得到相应的物质帮助，因为他这么做正是为了那些鄙夷他，以及更多不认识他的人，不是为了自己。也有人说他这么做的动机并不单纯——为了自己去国外进修新闻传媒。那么他进修新闻传媒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做一个更好的记者，更好的实现其新闻理想，推动国内的言论自由乃至民主法治，为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光明吗？没错，这是他的个人目标，但我认为这个目标至少比当前大部分国人的目标都更高尚。

我也曾经在博客上半开玩笑的表示，希望男友能像养一条小狗那样养着我（在深圳办狗证每年需要五千元，再加上平时的养狗费用，基本可抵我一年的生活费），让我可以更安心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也因此受到过一些人（主要是女性同胞）的讥讽，说我不自爱，居然愿意被男人当狗养着……可事实上，人就真的比狗高尚吗？

当今人类道德败坏，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对同胞坑蒙拐骗、欺压剥削（或明或暗）甚至投毒残害，肆意破坏生养自己的自然环境，任由人类社会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还悠然其中，自得其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做狗比做人高尚得多。甚至就连路边的乞丐也可能比大部分上班族要高尚——你认为他不劳而获，但他至少没有害人，而大部分人所做的工作却不一定（上面说了，眼下这个社会中的人群就是处于直接或间接的互相毒害中），并且乞丐比大多数人消耗更少的社会和自然资源……从高层次上看，可以说乞丐对社会、对自然都要有益无害得多。上古时期，佛陀（释迦牟尼）率领众弟子云游，一路靠乞食为生，世人鄙视他们吗？没有。因为他们是在真修自己的心性，使其更符合“天道”——对于被天地生养的人类而言，这才是真正的高尚和无愧于心。而今世物欲横流，人们视金钱和权力等价值高于一切，才会把赚钱糊口、成就功业当做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无数人从小受此教育长大，又不自觉地用此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中度过一生……甚可悲。

而对于我，此时的我，一个已经获得信仰的人来说，要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养活自己，根本不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人的生命是来源于更高的空间，并不属于此世，更不属于此世的任何集团或个人。之所以来这世上走一遭，只是为了洗涤和磨炼自己的灵魂，从根本意义上净化和提升自己。至于为此要走的路，冥冥中早有安排，人只需随缘动静，顺其自然就是。放下此间一切，即得大自在……

朋友今天发给我的一篇文章，很喜欢，放在这里和大家共享。谢谢亲爱的朋友们：）

（转）邪恶是上帝创造的吗？

在一所著名高等学府的课堂上，教授向学生提出一道挑战性的问题：「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吗？」一位学生勇敢地回答说：「是，都是祂创造的！」

教授又问：「上帝真的创造一切吗？」

那位学生回答：「是的！教授，当然一切都是祂创造的。」

教授接着问：「如果上帝真的创造万物，那么邪恶也是上帝创造的。既然邪恶存在，根据外在行为反映一个人内心的原理，我们可以假定上帝是邪恶的。」

那位学生沉默不语，没有回答教授这个假设性的陈述。那位教授非常自豪地向学生夸口说，他又再一次证明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个神话。

另一位学生举手发言：「教授，我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教授回答。

那位学生站起来说道：「教授，寒冷存在吗？」

「这是什么问题？它当然存在。难道你从不觉得冷吗？」

其它学生纷纷窃笑那位年轻人的问题。

年轻人回答说：「教授，事实上寒冷并不存在。依据物理定律，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冷，是因为缺少热能的缘故。每个人或物体对能量的获得或传送的情况，都可以测得出来，而热能就是这个使人体或物体获得或传递能量的东西。绝对零度（摄氏零下273度）时完全没有热能的存在。在这个温度时，所有物体分子都呈现静止状态，不会发生任何反应。所以实际上寒冷并不存在，我们创造这个词汇是为了描述没有热能的感觉。」

那位学生接着又问：「教授，黑暗存在吗？」

教授回答说：「它当然存在！」

那位学生说：「您又错了！教授，黑暗也不存在。黑暗其实是因为缺少光的缘故，我们可以研究光线，但无法研究黑暗。我们可以用牛顿的三棱镜把白光分成许多颜色的光，并研究每种光的波长。不过我们却无法测量黑暗，因为只要一道光线就可以划破并照亮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如何能知道一个空间有多黑暗？我们只能够测量光的强度，不是吗？黑暗是人类用来描述没有光线存在时的一个词汇。」

最后这位年轻人问教授：「教授，那邪恶存在吗？」

这次教授的回答不太确定了，他说：「当然！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天都会看到邪恶。每天都有人类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例子。它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罪行和暴力之中，这些不是邪恶是什么！」

那位学生回答道：「邪恶并不存在，教授，至少可以说邪恶本身并不存在。会有邪恶只是因为心中没有上帝，就像黑暗与寒冷一样，邪恶是人类所创造的一个名词，用来描述心中没有上帝的情况。所以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它是人类心中缺乏上帝之爱的结果，就好比寒冷源自于没有热能，黑暗源自于没有光线。」

教授坐了下来并问道：「年轻人，你到底是谁？」

「教授，我的名字叫做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无的散手：关乎中国传统文化，人类心灵与信仰的启蒙。

正是近几十年来被官方当作唯一真理宣传的唯物主义，导致了当今国人的盲信与虚无，甚至丧失了对事情最基本的判断与行为能力。唯物主义者们将种种正信斥为迷信，殊不知彻底的“唯物”才是真正的“迷”……

最近在读《听杨绛说往事》，又想起了早前读《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时的感动。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在北京面晤杨先生，当时便给我发来短信，言语间尽是为她的美所折服。朋友说，杨先生完全不像一个九十八岁的老人，皮肤散发着温玉般的光泽，甚至每一丝皱纹和老年斑，都让人感觉生得恰到好处。满头银发一丝不乱，谈笑间却又充满天真的神气……在她面前，只觉得她从头到脚哪儿都是对的，进而反衬得自己好像哪儿都不对……

近几年来，国内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或明或暗地探讨着关于信仰的问题，并反思过去几十年来国人在这方面的损害和缺失。周国平去年所写的这篇“读杨绛《走到人生边上》”正好也谈到了这些，字里行间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却昭示着客观、诚恳的思索的起点。

这是一个呼唤真相的年代。然而在数十年谎言被一一揭破，真相逐渐昭然于天下时，人们若没有正信作心灵依托和行为指导，面对的恐怕将只是更深的绝望……所以很多人为了自私的安宁，甚至选择了逃避真实，拒绝面对……然而勇气同样是道德的一部分，正是太多自以为无害的逃避，逐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荒谬、残酷的世界。诚如连岳所言“我们就是体制”，甚至怨不得什么，大家都是自作自受——寻求解脱，也唯有从自救开始。

在政治时局方面，或已能够看到破晓的希望。在精神信仰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连岳老师最近在博客上发表的《论暴力》和《剖成两半的杨佳》两篇文章，引来颇多争议。过后我也认真想了一下，觉得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判断角度和阶段性的问题。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道理，不能用绝对的标准去衡量。

站在较高的信仰层面上看，人类使用暴力是绝对错误的，“以暴易暴”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值得提倡。但，真正的“非暴力世界”尚无基础，甚至可说离现阶段的人类社会还非常遥远——与此同时，暴力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在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且是所有人共同默认的事实——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对武器的拥有，军队和治安系统的存在，都是暴力在现阶段不可或缺的体现。

彻底否定暴力者，当同样否定一切武器、军队、治安、刑法等存在的必要。那样才符合绝对的善，用道德教化一切，最终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然而要达到那样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甚至能否达到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不能同样否认暴力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必然性（注：并非必要性）——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理想的对抗模式，但在现阶段，也同样因其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可行性。我们无法忽略人性中自私和丑恶的一面——并非所有民众都具备为某种理想坚持到底，甚至不惧牺牲的道德品质——尤其在现今的中国，这样一个信仰缺失、道德败坏、人心唯私的大环境下。如果不合时宜地推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么基本可以悲观地认定，结果就是人们纷纷经不住打压或诱惑而放弃，最终导致运动失败，甚至领袖牺牲……

由此可知：要在大范围内推广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需要坚实的民众道德基础。那么在当前的国情下，能够有效提高民众道德水准的途径在哪里呢？教育吗？大家都是听着各种高尚教条长大的，但那些教条却在接触社会后一一被证伪，导致许多人从盲信走向虚无的极端，从而引发整体道德的败落。要重新建立这批成年人的世界观、道德观，推广再多教条亦无用——只要那些教条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不能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或许只有信仰。通过信仰，人们能认识到高于这个物质空间的存在和价值。但信仰的确立和普及更加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并且在国内现有体制之下，真正的信仰是遭到各种排挤和打压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各种宗教组织都得服从中共的管治、约束和引导……种种污染和变异之下，正信难以传播。

所以眼下许多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唤醒民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让民众意识到自身利益正在受到损害，利用人性自私的一面，使他们出于捍卫私利而寻求改变。但我认为，这种方法也只能在初级阶段起到启蒙性作用。往后走，当大部分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寻求解决方法时，他们必将遭遇来自这个体制的强大阻力，而这一阻力可能会比现状更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甚至人身安全……到这时，那些仅凭捍卫自身利益的冲动而站出来的民众很有可能又都因着自保的本能而退回去。这也是网上舆论激烈，现实中却应者寥寥的原因。

某贪官在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不同意其中关于农民的定义，但“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也确实是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控制人群。他们不在乎将来，甚至不在乎后代，只要自己在位时捞个够本，他们的信仰是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群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而我们竟让这样一群人来领导整个国家……让我想起《李尔王》中的经典台词：“疯子领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

不难想见，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多方博弈的问题。不仅是老百姓和党政军，其间还存在着独立知识分子、真正的民主人士与大量时局投机者，他们同样将会在风云变幻的舞台上演出重要的角色。在此期间，任何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社会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对各方的策略和地位产生极大影响……没错，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丛林社会”，道德在此退位，暴力才是“丛林法则”永恒的基础。

在此前提下，暴力又可以被分为两种：合法的和非法的。这里所说的法是国家法律，因国情而异。众所周知，有许多事情在民主国家是合法的，在我国就成了非法的。自古以来，法律就有“良法”“恶法”之分，主张“恶法非法”的自然法学派和主张“恶法亦法”的分析法学派，在这方面的争执由来已久。结合目前的国情而言，我更赞同汪丁丁老师的意见：

　　让我们免去多年来在这一议题上苍白的法理学论争吧！对良知未泯者而言，基于常识的判断当然比被纠缠在既得利益中的法学分析更接近事物的真相。

　　回溯到最遥远的时代，没有文字，也没有文明法典，但可以有社会秩序。如使徒保罗所言，法，就在人心中。惟其社会规模尚小，人际关系无非亲属邻里朋友，合乎人心之自然情理者即合法者。进入分工发达的文明社会以后，个人利益分立，个人主义弘扬，立法者若出于公意，则法律得以维持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秩序；立法者若碍于私利，则法律难以保持其正当性。

　　卢梭提出“公意”概念，与“私意”及“众意”有本质区分。后者只是个人意愿及大众分别表达的个人意愿，前者则是能够“代表”后者所表达的最高的个人意愿、从而也是全社会的意愿。凡符合这一意愿的法和秩序，就是良法和良序。虽然，不符合这一意愿的法和秩序，未必都是恶法和恶序。

　　但卢梭及18世纪以来学者们的努力，直到20世纪中叶，均未能彻底澄清“公意”概念的实现路径。法国革命的经验表明，民主，也可以是通向独裁（私意）的路径。1950年以后，借助数理逻辑，政治理论家们才得以初步澄清由一些常见的民主形式所揭示出来的“公意”的真实含义。从而，社会决策的各种形式，是否能够满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意愿，原则上找到了分析的框架。

　　第一，这一分析框架要求，每一公民对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状态持有一种尽可能客观的价值判断。这里，“客观”即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强调多次的“充分知情、无偏、同情心”。倘若我们竟然完全丧失了同情心，那么遵从我们的公意仍难免沦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战争。仅有同情心尚不足以达成客观判断，故而需要充分地知情。仅有同情心并充分知情，仍不足以达成客观判断，因为后者要求我们的判断是“无偏的”。今天，维护中国公民的“知情权”，或许是当务之急！

　　第二，即便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健全的理性，要将我们的“公意”揭示出来以便成为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我们还需要寻求一套正当的“程序”。

　　第三，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转型期社会里，保持常识和良知远比掌握专业知识更重要，更容易作出接近真相的判断，更可能帮助我们建立良法与良序，并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那些恶人——他们玩弄法律于股掌恰如他们的前辈弄权于宫廷。

从上文可以看到现存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同时也提出了维权的问题。而杨佳案的发生，正是在寻求合法途径维权不果之后，选择暴力维权的极端先例。

连岳老师批评部分鼓吹暴力的人“只等着用别人的牺牲浇自己的块垒”，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假设我们在现阶段否定一切暴力，坚持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按照《我们就是体制》一文中所说，“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对于我们这些权益受到侵犯较少的人来说可能没什么，我们有耐心，有毅力，哪怕坚持一辈子……但对于那些权益受到极大侵犯，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和家园，甚至失去了健全的身体和做人的尊严，失去了至亲至爱的人们来说，他们也能这样世代忍受下去，坚持一百年，一千年吗？在当今中国，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对他们而言，可能已经生不如死。与其在痛苦和绝望中死去，不如做拼死一博……面对这样的人，既不给出一个可行有效的解决办法，又无法从精神上给予安慰，还谆谆说教：无论怎样，你就是不该使用暴力……是否同样存在着“用别人的痛苦绝望浇自己的道德块垒”的嫌疑？

纵观中国历史，一向有“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说，杨佳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不幸的“窃钩者”。当年贺龙因为吃不饱肚子而开始了“两把菜刀闹革命”，说起来杨佳还是为了个人尊严和公义，要比前者高尚得多……可前者成了开国大将军，后者却成了杀人犯，无非是因为后者没能把事情闹大，闹出一个结果来……要论杀人如麻，如果毛泽东认了第二，大概没人敢认第一。可毫不妨碍他在位时始终赢得民众的痴迷爱戴，甚至在其死后，全国人民都悲伤地追问：“毛主席不在了，中国该怎么办？”就像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疑问：“共产党下台的话，中国该怎么办？”……

尽管我坚决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匪理论，反对以暴易暴，但对于现阶段已经发生的暴力事件，在法治虚伪的前提下，民众就只能本着自然正义的态度去评判。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运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而造成目前社会动荡不安，个人或集体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的始作俑者正是当前的统治集团，将来他们的命运也同样由其自身决定，怨不得民众。何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状态完全符合自然法则，可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其作为个案的意义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

故而，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否定一切暴力行为的正当性。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不能否认暴力于现阶段存在的必然性。从公理正义的角度，作恶者必当受到惩罚，在法律失效的前提下，则必将遭到非法的报应，而具体事件的发生并非个人意志所能逆转，也不是单纯的道德观所能衡量。从哲学角度来看，不道德的存在是永恒不可避免的，否则道德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强求整体社会的道德圆满，实质就是一个破坏平衡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