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

                             傅国涌

[按：今日之中国大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媒体，只有民间的网站和博客，最近接连传来几个朋友的博客被关闭的消息，昨天又知牛博打不开了。我因此想起了这篇旧文，此文原在《随笔》发表过，已收入2004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追寻失去的传统》，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愿以这篇小文与朋友们相互取暖，等待春天的飘然来临。傅国涌2009年1月10日]

在20世纪中国报业史上，要说纯粹的民间报纸、白手起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系，《大公报》之外，不能不提到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 报系。《新民报》从一份几个年轻人办的无足轻重的小报，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成为五地八版的全国性报系，《新民报》的故事将永远激动着中国报业史和一切追求理想的人们。从1929年在南京创刊，到1948年南京版被封、开始落幕，直到1949年后只剩下上海《新民晚报》一枝独秀，《新民报》的20年几乎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始终，以其非凡的努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一

1948年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新民报》发表的大量战况报道只不过是透露了这个事实而已。6月17日，开封古城易手，国民党空军日夜轰炸，导致大批市民伤亡。邓季惺在立法院领衔提出“停止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有30多名立委联署。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在头版刊登这一新闻，引起强烈反响，北平104位教授以及河南省参议员分别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上海《大公报》也发表《抗议飞机轰炸》的评论。“反对轰炸运动”成为南京《新民报》的滑铁卢。6月30日，夏日的南京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亲自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晚上9点多，停刊令终于送达《新民报》：

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近更变本加厉，在豫东军事紧张之际，企图发动舆论，反对空军对匪部之轰炸，显系蓄意摧毁政府威信，中伤军民感情，有计划之反对戡乱步伐，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出版品不得损害中华民国利益及破坏公共秩序之宣传或记载之规定，依照出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应即予以永久停刊处分。[1]

身为立法委员的法律专家邓季惺当场提出抗议：“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2]但她的抗议同样无效。国民党中央社当晚公布了这一消息，同时发表内政部发言人的谈话：第一，“为共匪宣传，夸大匪军战力”，如《大别山的锯屑》、《傅作义、聂荣臻比气》、《从春到夏的东北》等；第二，“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人心”，如《宜昌之围解除》、《香港的野风》、《透视大巴山防务》等；第三，“谎报事实，诬蔑国军”，如《看西北战局》、《张家口一度紧张》、《悼宛西民团》、《开封逃京学生锋镝余生谈浩劫》等。[3]这一天离《新民报》创刊20周年不过两个月。

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第二天（7月9日），张友鸾主办、郑拾风为总编辑的《南京人报》发表通讯《沉痛的一天》，饱含深情地报道了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为百年言论史留下了一篇极为珍贵的记录：

九点多，中山东路的新民报社，来了很多的人，一部分是社内同事，听候总经理的报告，一部分是同业和朋友，前来慰问。桌上电话铃响个不停，每个电话都是关心者的探问。

陈铭德先生始终在苦笑，没有别的表情。他决不说一句埋怨的话，汗湿透了他的衬衫，和平常一样亲切地招待客人，似乎忘记了疲乏，一位报社同事偷偷的说：总经理这两天差不多一点饭都没吃。

有人安慰他，说到什么“事业”一类的话，他只是摇头，并不作答，摇头，是他昨天除了苦笑以外惟一的表情。

经理邓季惺原是学法律的，她手拈那纸命令，只是出神。……这命令援引的是出版法，而出版法正是行宪立法院所将考虑审查的一个单行法，偏巧，邓又是立法委员，所以她有些迷惘。

业务部向各报送出停刊启事，要通知其他分社同人安心，同时准备清理账目，莫不汗流浃背。

十点左右，陈、邓、彭总编辑、王总编辑，全体同人，聚集在编辑部里，鼻头发酸，互不忍看，只得看着窗外的黑暗。

陈把公文拿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可以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得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许多人在流泪，痛哭。[4]

张、郑都曾是新民报人，张友鸾即是《新民报》著名的“三张”之一，正是他在南京报业联合会上愤然反对取消《新民报》的会员资格。

兔死狐悲，7月9日，另一家民间报——成舍我的北平《世界日报》以“京新民报日晚两刊，昨不幸奉令停刊！”的标题刊出这一消息。即使是已被国民党霸占的上海《新闻报》、《商报》的态度也类似。

二

7月10日，王芸生率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称之为中国新闻界的“不幸事件”，“要求废止与宪法抵触的出版法，给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5] 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的毛健吾、曹聚仁、谢东平、方秋苇、陆一远、瞿云白、胡道静、鲁莽、万枚子、余鹏、吕克难、周一志、姜豪、马义、孙炼铭、凌文林、许瑾、黄大受、程仲文、张常人、万超北、葛祥生、赵康民、谢天沙等24人联名在《大公报》刊出《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首先表示：“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最后指出：

我们谨以上述坦白而正当的理由，反对内政部对于新民报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并郑重提醒行宪政府，此一措施正是违反宪法，摧残新闻自由！最后并希望全国新闻文化界人士一致主张，立即恢复南京新民报的出版，永远废止窒息我们的所谓《出版法》之类的枷锁！[6]

《大公报》重庆版、香港版及重庆《世界日报》等许多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抗议书。一些立委如谭惕吾、于振瀛、刘全忠、刘不同等也分别发表文章或谈话，反对查封《新民报》，直指当局违宪。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转发了其中声援《新民报》的部分谈话。

7月15日，上海《正言报》发表鲁莽的《新民报停刊与新闻自由》一文，批评国民党当局封闭《新民报》“使天下人大惑不解”。；7月16日，发表万枚子《不照宪法行事，就是违宪》，抨击当局“以行宪之名，干违宪之事”。

重庆《国民公报》、《商务日报》、《世界日报》都对《新民报》的遭遇深表同情，《国民公报》以《惨淡经营毁于一旦  二十年历史不堪回首  京新民报停刊前后》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7月18日，《南京晚报》转载英文《大美晚报》的社评《新闻没有自由？》（上海《大公报》译载）。7月24日、8月5日，上海《大公报》、《正言报》还相继邀请新闻、出版和文化、法学界人士举行“出版法座谈会”。

南京《新民报》日、晚两刊被封杀之后，上海、北平、成都、重庆四地六版暂时幸存下来，7月13、14日，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接连发表两篇评论，他在《新民报之厄运》中说：“南京《新民报》受到‘永久停刊’的处分，作为她同一系统的上海本报，始终不作一声；内政部给南京《新民报》的罪名太重了，重到使她的亲族不敢出面报丧。”他为《大公报》、《大陆报》、《大众晚报》、《字林西报》及文化界人士的抗议书而感到安慰：“我们办报，言论意见各有不同，但是希望行宪的政府能保障合法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合法’的意义，不仅指手段上的合法，也包括‘法律’本身的合乎法之精神。……假如民主自由不是空话，南京《新民报》事件应当引起朝野的关心，就这个观点，我们愿意拿南京《新民报》的命运来占卜行宪的前途。”[7]

《为了法治，不需要出版法》指出“出版法恰就犯了‘包办’的毛病。它授权行政机关对于某种出版物，可以兼充原告，检察官，证人，法官，法律的解释者，罪犯的处罚者，全部由自己判断，而不必征询别人意见”。“要巩固法治，……以免行政官侵犯了司法官的权力，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出版法是不必要的。”[8]

如果说赵超构在上海《新民报》的批评主要立足于法理，那么张恨水在北平《新民报》的抗议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在《新民报》20周年纪念会上沉痛地说：

照虚岁说，新民报今年二十岁，照实足年龄说，也有十九岁了。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张报纸办到二十岁，由一版办到八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有成千人的血和汗，有不少人白了头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没有诈取，没有掠夺，何况我们对国家社会还有小手指这么一点微末的贡献。记得在重庆庆祝十周年的时候，一个茶会未完，空袭警报呜呜的长鸣，大家还是到防空洞去完成了这个纪念会。这多少象征新民报同人还不是投机取巧、囤积倒把之流，而是一直这样苦斗下来的。不巧得很，二十年的庆祝，创始的南京版不能参加这个盛典！

《新民报》南京版主笔周绶章在七律《七月八日金陵纪事》中留下了“低徊往事何堪说，槛外深深夜正长”的诗句[9]。

《新民报》重庆版、成都版不仅刊出这些诗文，7月19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克明《从南京新民报停刊看出版法》的评论。7月20日，成都《新民报》转载赵超构《新民报之厄运》的评论。此外他们还转载了其他报纸声援南京《新民报》的言论。

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封当晚，驻南京的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联合社等各大外国通讯社记者立即发出了这一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国内至少有63家以上的报纸在显著位置刊载了这一消息。7月13日的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社评批评中国不存在新闻自由。7月23日的《圣路易邮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令新民报停刊一事，引起民主友人之间的惊慌与惶恐。”上海的外文报纸也都表示了同情和声援，7月13日，英文《大美晚报》发表《新闻没有自由吗？》社评，指出：“出版法违反了中国宪法，因为宪法是担保言论和出版自由的。”[10]7月15日，上海《大陆报》发表《自由的代价》社论： “没有新闻自由就不成其为自由国家......摧残新闻自由工作完成的一天，这个国家就陷入独裁制度的统治了。”《字林西报》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同一天，香港《华侨日报》以《中外舆论同情新民报被封事件》的标题，报道了美联社与合众社播发的上海《大公报》、《大美晚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等对这一不幸事件的反应。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当然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一方面致函国民党政要张群、居正、吴铁城、陈布雷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李宗仁的亲信等，一方面请章士钊、江庸、江一平、傅况麟、周一志、刘士笃等六位名律师代写洋洋万言的《诉愿书》，从法律、事实、情理三方面要求内政部复议并撤销处分，幻想能起死回生，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陈铭德夫妇筚路蓝缕、聚沙成塔所创造的辉煌走到了它的终点，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新民报》向来追求超党派、超政治、纯国民的立场，陈铭德在《我的简历》中说：“从我最初创办新民报一念而起，想以超党派立场，以舆论力量监督当权党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试图把《新民报》办成一个“说自己话的园地”。然而在两极对峙、激烈厮杀的夹缝中，这一理想注定了要被碾为齑粉。

 11月，南京《新民报》采访主任浦熙修、记者钱少舫、校对叶劲冬等相继被捕，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也上了“黑名单”，只得化名出走香港。随后，赵超构等多位新民报人逃往香港。年底，陈铭德也化名避去香港。

三

南京《新民报》为什么被封杀？ “停刊令”和内政部发言人所列举的只不过是直接的表面原因。在此之前，《新民报》就屡闯红灯，1946年10月蒋介石60大寿，南京版日刊推出《西太后六十寿》专辑；1947年蒋介石即将登上总统宝座时，晚刊的《夜航船》副刊又推出《袁世凯》专辑。首先遇上黄牌警告的是上海《新民报》晚刊，从创刊以来，它对当时发生的许多侵犯人权的事件几乎都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如李闻血案、沈崇事件、摊贩事件、臧大口交子事件等。1947年2月20日，吴祖光主编的“夜光杯”副刊刊出根据国民党党歌（“国歌”）改写的《冥国国歌》，报纸被迫停刊一天；5月25日，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与《文汇报》、《联合晚报》一起被勒令停刊（接受屈辱条件才恢复）。《新民报》重庆版当日发表短评《无言的自由》，26日又发表社评《我们的抗议和呼吁》。这年6月1日，重庆发生“六一”大逮捕事件，《新民报》有十多名记者、编辑被捕。

《新民报》无党无派的民间报定位、“中间偏左”的办报方针越来越与国民党当权者试图垄断舆论的专制导向发生冲突。自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以来，《新民报》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29～1937年为创刊时期，发行量最高达2万份；1938～1945年抗战结束是发展时期，在重庆、成都两地分别出版日刊、晚刊，总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1946～1949年是《新民报》的黄金时代，从1945年9月18日邓季惺出川，不过三个月，《新民报》就迅速发展成为五社八版的庞大报系，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之一，共发行十一二万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由于其“超党派”、“独立”、“民间”的定位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抗战以后，它的报道和评论不时被国外转载，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陈铭德夫妇一向认为报纸是超政治的。1931年9月，陈铭德在《新民报》两周年纪念增刊上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就是要在一个民智未开、舆论专制的国度，办一张不带官方色彩、真正代表民间声音的报纸。1936年9月9日，《〈新民报〉七周年纪念词》提出：“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1946年5月1日，上海版晚刊的发刊词说：“我们愿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11]同年10月10日，南京版日刊复刊词明确：“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12]

1947年4月5日，重庆版社评《为本报改版敬致读者》说：

本报一贯是纯粹的民间报纸。民间报的性质，是不受任何党派的拘束，他中立而不倚，纯以民间意识为意识。

我们既系以民间性之报纸问世，所以结合的分子多系一些自由主义派人士，也正因为是自由主义分子，我们并没有好多成见，并没有任何党见，不愿意过左，也不愿意太右，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总想求得一个不偏不倚之道。[13]

 4月14日通过的五社八版言论编辑方针强调“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在言论方面，要求不受任何党派意见之束缚，追求真理，明辨是非”。陈铭德进一步说：“今后应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本民间报纸之公正立场，发挥言论上之领导作用。”[14]

这一年，成都、重庆两社经理张君鼎、崔心一因为与张君劢的师生关系加入民社党，陈铭德就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5月29日，张恨水主持的《新民报》北平版发表方奈何执笔的《我们问心无愧》一文：“本报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是为办报而办报。我们信真理，主正义，没有党派偏见。……我们是民营报，是老百姓的报，不能阿附任何党派，作任何人的尾巴！”[15]

 我们不难发现，“超党派”、“独立”、“民间”一直是《新民报》的自我定位。尤其是1938年迁至重庆出版之后，早期曾资助过《新民报》的四川军阀刘湘已死，报纸的经济逐渐独立，从那时起，它逐渐发展成一份不折不扣的民间报纸。

四

作为独立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既不是站在国民党的官方立场，也不是站在《新华日报》这样的党报立场，它有着自己的选择。

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他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从7月30日起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赵超构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他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做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16] 11月，《延安一月》单行本出版，陈铭德亲写序言，重申了客观、公正和自由批评的原则。

    1945年11月14日，发行4万份以上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首先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发表时题为《毛词·沁园春》），在山城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夜谭》副刊编者吴祖光在词后有热情推崇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17]

11月20日，《大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社论，展开一场笔战。11月26日，《新民报》发表《对大公、新华两报论战之观感》社评，从民间立场出发，它认为《新华日报》“是色彩鲜明的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自不能认为《新华日报》的话是老百姓心里的话，可是也不能说一句没有。我们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他们是比较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成分多”。[18]这是《新民报》在两极对立的年头所持的言论态度。它不仅对革命的共产党保持警惕和距离，批评当权的国民党当局、抨击社会黑暗更是家常便饭。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贯远离政治的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连写《七步诗》等三篇杂感，借古喻今，指斥蒋介石的逆行。同年12月11日，浦熙修以多条“点滴”形式逃过新闻检查，在重庆《新民报》日刊透露了著名的“飞机洋狗” 消息，与11天后王芸生的《大公报》社评一起，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支激动人心的插曲。1945年12月5日，《新民报》重庆版发表《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社评：“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只有新闻事业是无须监督无须限制的，因为公开自由的竞争，相互的监督与批评，自然可以淘汰思想不良观点错误的报纸。”[19]

    更多的时候，《新民报》是以民间报的立场呼唤和平、民主，政协会议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富有才华的女记者浦熙修独家采写的38位政协代表访问记，每天一篇，千字左右，刊登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头版显著位置，如实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对政协的态度。这些专访忠实于时代，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成为浦熙修记者生涯中的华彩乐章。1946年2月1日，国、共、民盟、青年党、无党派代表达成共识，政协决议草案公布，重庆《新民报》日刊社评热烈欢呼：“这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各方同意的革命。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新民报》的成功固然离不开邓季惺的精明强干和雷厉风行，但首先取决于陈铭德办报和用人的方针：“铭德曾想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20]陈铭德被誉为“刘备”，就是因为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如早年不拘一格起用20岁出头的赵纯继担任总编辑，大胆邀请刚出狱的阳翰笙、田汉办《新园地》副刊。《新民报》重庆时期，主笔、编辑、记者中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夏衍、陈翰伯、吴祖光、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等。撰稿人中有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可谓兼容并包，左中右，各党各派都有。所以才有了 “三张一赵”会师《新民报》的佳话，张恨水的小说连载、《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等副刊、专栏都脍炙人口，深得读者喜爱。后世的人们已很难想像——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如何呕心沥血，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创造出这一奇迹。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个聚沙成塔的故事，是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历史。透过这些发黄的故事，我们将真切地感受到脚下这块土地上民间报纸曾经跳动的脉搏。

1948年7月8日夜，宣告了《新民报》时代的结束。它和《大公报》转向（1948年11月10日）、《观察》周刊（1948年12月24日）被查封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民间报刊时代中断的象征性事件。在1949年来临的前夜，对那个脆弱的独裁政权而言，任何独立的社会舆论都是无法容忍的。有20年历史的民间报纸《新民报》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一事件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尝试拓展公共空间的努力即将告终。

【注释】

◎[1][3][14][18]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三辑， 174、174～175、159、159～160、1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4][10][16]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 281、282～283、287、172～1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208、210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6][9] 陈理源：《南京〈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的始末》，《〈新民报〉春秋》，276、285页，重庆出版社，1987。

◎[7][8][19]《赵超构文集》，第三卷， 624、625、626、154～15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11][12][13][15][17][20]《〈新民报〉春秋》， 50、46～47、205、375、164～165、28页，重庆出版社，1987。

今天我们走什么样的路？

——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

傅国涌

世人曾经为2007年厦门民众成功抵制PX项目而欢呼，以散步方式逼使强势集团走向对话，并最终作出让步，这个案例一度让中国的媒体陶醉，让部分国人产生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以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群体利益面临损害时，这种极为节制、温和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效普及。然而，当2008年5月4日数百名成都人走上街头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项目时，遭到的却是警察的打击，至少有4人被拘捕。当时正值“512”地震前夕，因为地震的发生，救灾新闻淹没了一切，这一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半年后，地震的伤痕并未过去，在成都的上风上水（离成都市区仅30公里）、地震重灾区之一（离震中映秀镇仅30公里）的彭州，这个超级化工项目就要启动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地震局等都已为这个项目签字画押。北京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参加这个大化工项目论证的科学家、专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国家级专家就有103人，两院级科学家、专家有29人，其中大部分的科学家、专家都向这个“殃民毁城”的项目发放了通行证。 他在邮件中不无愤怒地指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秉持科学良知、科学精神公开向成都市民、向世界关心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人们做出解释。”

此刻，似乎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在绝对强势的垄断利益集团之下，在足以把一切压成齑粉的国家机器保驾护航下，公民的任何抗议、任何不同的声音注定了都被封杀。尽管如此，成都公民并没有完全沉默，他们仍在抗争。谭作人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试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就是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还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变成一片白色，以白色来表达他们的意愿，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这番话读来令人感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土地上，无形的铁链不仅捆锁着我们的身体，而且捆锁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哪怕是最低限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服从、不同意，只剩下对强权、对一切强势利益的屈从、忍耐，甚至不敢怒、不敢怨，逆来顺受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量身定做的一个成语。可以说，谭作人在成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抗议模式，他构想出以“示弱”代替“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只能选择示弱，是因为我们被国家机器剥夺了所有示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选择消极行为，是因为我们行使积极权利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在一个不允许游行示威甚至连集体散步也不允许的国度，他的思路具有重大的行动意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心明白，只要你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天罗地网，你还是可以设法抗争，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说不”

形式的。

当然，就是这个如此低调的白色行动，在当地警方的压力下，也遗憾地流产了，没有化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谭作人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成都人的失败。我相信，他们的公民抗议之路还会持续下去，“成都环保风暴”仅仅是个开始。 同时，成都今天所遇到的，在其他地方或早已遇到过，或正在遇到，或将要遇到。改革三十年的结果，改革已死，大饼分配已经完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饼游戏暂告一个段落，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继续无限制地不顾一切地攫取更大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山河受创的代价，更不会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手里没有选票、没有行使自己权利的任何机会的民众，他们的声音、意志都不过是零。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不过是维护利益集团的铁牙钢齿，在本质上已经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民众的任何抗议在现实中几乎都不会有效。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好像已无路可走。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不公正的现象，看到特殊利益集团横行无忌，看到这个体制深入骨髓的腐败，他们的内心也有很多的不平，但更多的往往是无奈，他们常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这样的无力感通常会增强，等到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为自己一家的生存温饱或小康疲于奔命，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消耗在这里，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在私德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很好了，年轻时的一点激情、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早已熄灭，更遑论为改变这个社会去做什么事，出什么力。于是循环往复，一代代人原地踏步，在专制的大网下苟且求存成为唯一的选择。汪洋大海一般的庞大人口，如同水一般载起了专制权力的大舟，却似乎再也没有了覆舟之水。常常以捍卫利益集团后盾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专制，因此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得意，今日之中国，再也没有能够抗衡它的力量。中国人多如恒河沙数，可惜有量无力，构不成力量，也就不可能制衡它。有消息说，厦门事件之所以是个特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化工项目的利益集团和房地产开发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由此给厦门市民的散步抗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结果可能就会和成都一样。我有时常常琢磨“有量无力”这个词，从根本上说，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放弃，我们没想过表现自己的力，如果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的权利受损，我们都要站起来抵抗一番，哪怕结果是悲惨地失败，但我们就不是无力的。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我们就是有力有量的，我们就可以让强者每一刻就清醒地知道——我们既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

我想到了陈衡哲当年的一篇文章，她在1935年6月写的《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那是针对当时日本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写的，我今天读来，同样有很多的启示。她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共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廉耻扫地的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今日之中国很多人大致上走的也都是这两条路，或苟且求生，或跻身利益集团行列，“刀头上舔血吃”，混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把子女乃至自己都移民海外去。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夜夜笙歌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沉沦，欲望的膨胀无止无休，人们只知道拼命地捞钱，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成为一个民族绝对的驱动力。 但是，她指出了我们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都是民族自救的活路。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

包括这次挺立在“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样的第三条路，这条反抗之路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可怕的国家机器形成了不和谐，注定会遭遇可以想象的打击乃至压迫和伤害。因此，这条路也是自毁之路或者说自我牺牲之路，但这是有意义的牺牲，它守护的是人间的正气，它呈现的是现代的文明，它指向的是中国的正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走这条路，这个民族就完了。谭作人，一脸的大胡子，眼神满含忧郁，一张典型的忧国忧民脸，他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会滔滔不绝，尤其说到他的民间环保生涯时，他参与创立NGO“绿色江河”，在成都一带致力于环保已有多年，他还和朋友一起办一本不定期的民间刊物《文化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2007年春天我去成都，就是他开车送我去都江堰，没想到一年后，那里就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自己热心的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过得很自在，他爱自己的国家，并深爱他栖身的成都这个城市，我相信正是这种爱使他敢于走上这条路。  

陈衡哲最欣赏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这条路更强调“内在的预备”，“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要去经受烈火的洗礼，从灰烬中把自己炼成坚不可摧的真金。 一个民族要新生，必须有一部分人首先自救，无论是走第三条路，还是走第四条路，这两条路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自救之路，也是一个民族的自救之路。

                                2008年11月22日

                     2008年度【私人版】民间致敬榜

                                    傅国涌

    2008年最后的一天，我在开往黄土高原的火车上，看着车窗外我熟悉的荒凉，太阳光穿过玻璃照过来，竟是那样的刺眼，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曾一次次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一次次地乘这趟车，6年没有来山西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变，眼前的一切，落光了叶子的树，枯黄得一点就着的杂草，偶然飞过、停栖在枯枝上的那只孤独的飞鸟，都让我无语可言，我的整个青春都交给了这块苦难的土地。多难的2008年这一页即将翻完，时间对中国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中国人而言，真是那么的无情，多少年的时光也没有什么改变。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完全陷入了绝望的谷底，因为我们早已在谷底，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上升，近60前消亡的民间社会，30年来总是在持续的成长，就是2008年，我们也能够看到许多的亮色。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自己评一个2008年度的民间致敬榜吧，我闭上眼睛，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经过筛选，名单在火车上就定下来了。

    【评价标准说明】国内主流媒体聚光灯下的，我尽量不取；网络大众或海外媒体关注热点中的，我尽量不取；有争议的，我尽量不取；纯政治性的，我不取；浮躁，张扬，自我炒作或带商业性的，我不取。我的评价标准，立足民间，目标向下，低调，建设性，可持续。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稳健地推动公民社会，最终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肯定并应该给予最高的赞誉的努力。有些人本来也在我的考虑中，比如为杨佳呼喊的画家艾未未先生，但因杨佳的个人复仇壮举本身尚有可争议之处，特别是这事在  网上已够热了，所以最后我没取。比如王力雄对西藏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因为已广为国际社会所知而不取。比如瓮安人和陇南人，他们的行为显示了华夏民族血性尚存，但因为与我内心深处所赞赏的和平演进路径有某些不谐，也不取。我也想到了《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媒体，但它们已享有足够的荣誉，我就不取了。

    年度志愿者：牛博网创办人及韩寒等作者、网友   绍兴E网网友   天涯网“水中灯盏”博主小狐

    【理由】他们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彰显了网络时代民间社会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年度维权者：谭作人，成都 

    【理由】作为资深的环保NGO参与者，他在和平抵制成都彭州大型化工项目的“环保风暴” 中，创造了白色抵抗行动模式，虽因为警方的干预，未能实施，但他的智慧、勇气和持续的努力，足以提供新的示范。 

    年度作家：杨泽泉，成都

   《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

   【理由】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具有审美和历史等多重价值的回忆录，见证了黑暗时代的饥饿与死亡。他的作品足以使大多数专业作家羞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9e6.html

    年度诗人：朵渔，天津

    【理由】他主编的民间诗刊《诗歌现场》已出到第五期，极为难得地显示了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在场感，和对汉语诗歌艺术的独立追求。 他个人在2008年为汶川大地震和索尔仁尼琴去世而写的两首诗，代表了诗歌穿透时代的力量。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poem/1/185758.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13a.html

    年度音乐人：刘涛和腰乐队，云南

    作品：《海鸥之歌》

    【理由】他们把林昭的传世长诗《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谱曲唱出来，而且制成了唱片《海鸥之歌》，让我们感到当代音乐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品质。

    年度学者   许良英，北京   肖雪慧，成都    赵诚，太原

    【理由】许良英先生和肖雪慧先生在本年度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战中，写出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现实力量的文章；赵诚先生对于西藏问题具有独特的见地，在三月西藏事件后，他提出了解决西藏前途和命运的出色建议。

    年度媒体人：张立宪，北京

    【理由】张立宪主编的《读库》08年第4期《八月的乡村》，对奥运冠军的背后做了特立独行的深入报道，是所有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新闻中最具有质地的。

     年度刊物：《记忆》、《往事微痕》，北京

    【理由】吴迪、何蜀主编的网刊《记忆》9月13日创刊，已出10期，致力于推动文革研究。  

    铁流等右派老人编的网刊《往事微痕》 7月10日创刊，已出11期以上，旨在拒绝遗忘，留下历史。

    年度社团：香港五七学社  香港

    【理由】在 “阳谋”半个多世纪后，香港幸存的“右派”及其同情者、史料收集者、研究者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致力於收集“右派”名单和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已出版右派列传二册，他们虽身居世界的自由港，仍选择不苟活，不回避，以记忆反抗遗忘。即使在香港这块自由的飞地，他们也遭到官方一定程度的打压。

    年度网站：民间历史网http://www.mjlsh.net/，香港

   【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这个网站，关注大陆的私人记录，努力为保存历史真相提供一个新的空间。

    风风雨雨的2008年即将过去，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并且能和朋友们一同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而深感荣幸。谨以这篇旧文，祝各位朋友2009年平安、快乐、有全新的收获，上帝最终会眷顾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40年前，就有神的女儿林昭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她宝贵的热血，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傅国涌

权利，而不是权力

——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傅国涌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复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罗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罗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罗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 “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

2004年8月13—15日杭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