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进入《武汉是第一张多米诺（关于足协五点声明之再声明）

武汉光谷冲冠一怒为裁判退出中国足球，我认为这是对现行中国足球体制最大的幽默，甚至很爷们，它是已把麻将牌打成“相公”后中国足球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想不到有些人宁肯死，也不愿思考，很纯洁地说我是唯恐天下不乱，是破坏中国足球前途，在我同样以“声明”这种文体回应了中国足协的“声明”文体后，又有人说我太娱乐有诲淫诲盗之嫌，好的，想不到这世界上不仅身体，连文体都学会调戏妇女了。

因为按原计划第5期“中国足球九评”是探寻欧洲、日韩足协是怎么搞足球的，别人的足协主席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正好就假装严肃些，声明，这篇其实是给中国足协官僚们看的，所以很长，文字也没以往的好玩，但或许有些例子可以作为中国足协官员的普及教材，他们出国多是去观光的（观察民情，输得光光），我想，足协官员面对先进足球时，应该虚心些。

下面开始我不太擅长的正经文字了：

历史真是很古怪，1992那一年前后，中、日、韩足球都遇到了很大的发展困难，足协主席的权势都遇到了很大挑战，所以，它们都巧合地发生了同一件事情——“改革”。可是改革和改革是不一样的，下面请我们看看三国足球的走向：

“民选”和“委派的”不同故事

那一年，王俊生在中央“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指令下开始了所谓的“职业化改革”，就是“红山口会议”，我说过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会议的革命性有过高的估价，因为它只是行政命令下与足球一次误会，五年后来自上级领导的一次行政“紧缩”瞬间就把它腰斩，“改革者”王俊生紧缩动作之大，比上级领导要求的还要狠，上级只是要求他紧缩，他却做到了缩紧，这是因为他是任命的，任命的不听话会出人命（具体情况见“一评”）。

同一年，日本足球也在改革。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比中国早半年多，但和王俊生不一样，日本足球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原日本足协主管联赛的干事54岁的川渊三郎（相当于郎效农）因屡次向足协提议改革联赛体制不被采纳愤而退出，出走民间，联合部份俱乐部成立了“J联赛”的前身，并在一场“民选”中当选了联盟主席，由于坚持商业化运作、俱乐部利益清晰，J联赛搞得非常红火，在川渊出走后三年多，日本足协请回了川渊让他兼任副主席一职，后来众望所归成为日本国足协主席，2006年6月，川渊因其对职业足球推广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国际足联授予“国际足联功勋奖”。

我不知道中国足球会不会死于一场“退出”，但日本足协的成功确实始于一场“退出”，这很滑稽，川渊到底对日本足球做了什么？其实就是用划分市场的方式对足协的权力进行制约和保护，同时让J联盟成为俱乐部和球迷利益最直接的体现物，这种模式完全是一个“社会资源公司化运作”，在中国这叫“造反”。而这种职业足球必须的分工，中国足协章程只是像“三字经”一样简单地进行了理念叙述，但没有具体细则。

下面摘录部分改革后日本足球内部结构的资料：

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等自发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日本足协绝不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经营等具体事务。J联赛虽然每年也要向足协缴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J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联盟保护球员利益、尊重俱乐部利益，俱乐部要服从联盟安排的原则进行的。

足球俱乐部是由居民、当地企业和地方政府三部分组成，在经营上有些特权。球队的名称也采用“城市名字+爱称”的办法，不允许企业名或者赞助名出现在球队名称当中。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多样化的，防止一个企业操纵俱乐部。其次，J联盟掌握着使用J联赛的商标制造各种商品的使用权收入、球场广告牌收入和比赛转播权收入。联盟的所有收入和支出会公开在相应的同站上。J联盟用这些钱来运营这个联赛、负责组织比赛、安排场地、销售门票、提供裁判、管理比赛资料、扶持青少年足球发展等等。而每个俱乐部则掌握着球队的商标的广告收人和使用权收入、门票、转会费等收入。在教练和球员转会的问题上完全都是由俱乐部和球员协商完成的。

请注意，发誓杀回足协的川渊并没有为自己留后路，他在制订联盟基本大纲时并未照顾日本足协的利益，这是“明治维新”，不像同期进行的中国足球改革，其实就是一场夭折的“洋务运动”。

结合当下时事：武汉事件现在已激化到“俱乐部退出后，到底球员算不算自由身”，武汉认为俱乐部只是退出中超联赛而已，这些球员不应该被足协随意转给其它俱乐部，否则就是吞食武汉财产，而中国足协认为“自由身”一条早在联赛章程里就有了足协就可以把他们转移出去。我觉得这个皮再扯下去就是二皮脸了，因为谁也扯不清，根子在于中国职业足球一开始的章程就有问题，这个原罪是不懂经济也不懂足球的所谓专家拍脑门犯下的，随举一下刚才提到的一句就知道小日本的足球为什么会成功了：

“不允许只有一家企业支撑一家俱乐部避免操纵”。如果当初中国足协在制定职业联赛章程时像日本人那样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可能出现武汉退出及退出后球员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情况呢，实质是，中国根本还不存在独立的俱乐部，只存在独立的赞助商企业，如果一家企业有退出想法，这个俱乐部的不安全运作就会影响到整个联赛的运作，可是，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大连实德、天津泰达……随便哪个老板跺一跺脚这个联赛就完蛋了，我想指责的不仅是想退出的老板，其实是制订这种不安全运作模式的行政长官，真的很无知，他们从未想过也害怕俱乐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这可能威胁到足协地位，可这种模式最后吞噬了他们（详细日本及欧美职业足球体系以后再述）。

日本国的足球被证明因彻底走市场化道路所以大获成功，韩国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来说说被称做一根筋的韩国人。

那一年，韩国足球也在改革。在此之前韩国足球也曾打进世界杯，但惨败给世界强队的遭遇让他们前所未有地希望来一场改革以突破在亚洲不尴不尬的地步（因为那时他们并不如沙特和伊朗那么强势），和日本不一样的是，韩国足球界没有对体制进行太大改动（因为韩国的财阀更为集中，韩国球迷更习惯于由一家大财团控制一家俱乐部），人们希望一个英雄能站出来帮韩国足球能够取得一次史无前例的成绩作为信心和运动水平的提升。

这时候英雄果然出现了（战后小小的韩国在各行各业涌现出很多行业英雄，为什么这一点比中国强，这里不细述了）。1992年底，郑梦准民选出任韩国足协第47届主席，这个在父亲郑周永引领下成长的新式韩国男人在他过去根本不感兴趣的领域开始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斗争史。

郑梦准认为，通过主办世界杯从而整合韩国足球力量再上一个台阶。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韩国要申办2002年世界杯，当时日本已经于1989年提出了申办请求。就连当时金泳三政府也认为，日本已经准备了4年了，而且阿维兰热亲日，韩国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政府根本不支持郑梦准申办要求。在政府态度漠然的情况下，郑梦准只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观点，“韩国在足球上输谁也不能输给日本”，而且分析，“日本之所以狂妄的原因就是因为阿维兰热的支持，但是，世界杯主办权是由21个由主席副主席担当的执委会成员决定，所以我决定竞选代表亚洲的国际足联副主席，这样可以多帮韩国拉到10张左右的选票”，所有的人们都以为他疯了。

我不知道当时郑梦准内心究竟什么想法，但“民选”确实给他荣誉上的极大压力，他得珍惜，所以一年后他真地开始竞选国际足联副主席，他走访了亚洲32个足协成员国和地区，拉拢合作伙伴，他希望中国支持，因为中国能影响朝鲜、澳门、香港的票，不过，因为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中国栽在了韩国那一票手中，中国对郑梦准很冷淡，既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可最终郑梦准还是以一票优势成功当选代表亚洲的副主席。

但郑梦准的目的不是当上国际足联副主席而是申办世界杯，所以，他很快奋力投入到国际足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作为一个政客，嗅觉告诉他，一定要利用欧洲足联主席约翰逊和非洲足联主席哈亚图这些“倒阿”派的力量，从内部分化瓦解亲日的阿维兰热势力。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1995年5月瑞士苏黎世足联会议上，郑梦准正式加入了“倒阿派”，他甚至直言要捞取的好处就是让“倒阿联盟”支持韩国申办世界杯，那一年，北中美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率先向阿维兰热发难，反对提前决定申办国家从而为韩国人争取了1年时间。同时，欧洲足联主席约翰逊和非洲足联主席哈亚图已经公开向阿维兰热叫板，借国际足联财务账目清廉的理由，要求足联改革，在“倒阿派”逼宫下，阿维兰热最后被迫支持韩日共同举办世界杯，韩国举国欢庆，首尔堵车长达十小时。

而郑梦准在日韩谁排名在前谁举办重要比赛的事宜上还不满足，他乘胜追击的结果是：韩国开幕式、日本办决赛，韩国名称放在日本前面。郑梦准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日本媒体在检讨日本的失败的时候，认为郑梦准是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日本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这样的人物。甚至有媒体说，凭着这样的能力，郑梦准完全可以去竞选总统。

我们有这样的个人英雄吗。

神奇的中日韩三国足协主席“五年之痒”

1992的故事并未结束，1997年前后，这三个国家也遇到了历史性转折：中国——来自总局的暂缓改革的命令+金州兵败，导致“红山口”这个先天不足的改革彻底完蛋；日本——97年11月预选赛中战胜伊朗首次打进世界杯，也首次获得主办世界杯的资格，开始实行升降级的J联赛也成为亚洲最大眼球市场，从而吹响成为亚洲足球强国序曲；韩国——连续第四次打进世界杯，而且喜获世界杯主办权，重要的是郑梦准已逐渐成为国际足联举足轻重的人物。

又过了五年后即2002年，日本——首次提出“脱亚入欧”，留洋球员在欧洲取得突破进展，依靠特鲁希埃帮助打进世界杯前十六，向包括皇马在内的世界豪强号称日本成为亚洲最大淘金地；韩国——靠东道主优势打进世界杯前四，在希丁克帮助下大批球员前往欧洲踢球，K联赛扩军并实行深化改革；中国——为了豪赌世界杯，接替王俊生的阎世铎和日韩背道而驰停止了升降级，而且在头一年，为保世界杯战略下达了“禁止球员留洋令”，还爆发了著名的甲B五鼠事件，后来，龚建平获刑，但从此开始中国联赛赌球的大潮流……

又是五年过去了，2007年，急于通过和日韩合作的中国足协向伙伴发去信号，可否扩大A3联赛成立“三国联赛”以吸引球市，可是日韩足协摇摇头，他们对当初一起开始改革的中国足球已没有太大兴趣。请让我提醒一个巧合的足球时间简史：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每五年一个周期，日本、韩国一直分别在川渊、郑梦准带领下每五年稳步上升，从容不迫实现了自己的即定目标，而这三个五年中，中国足协却换了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三位主席，他们都不是民选主席而都是“空降干部”，他们无暇顾及制订长期的计划，他们都不懂职业规律，只有忙着打酱油。

忘了理性分析了：日韩足协主席领先中国足协主席的领先，这并非个体能力差距，而是民选和委派先天的差距。日本足球改革成功始于一场“退出”，韩国足球改革始于一次“竞选”，中国足球改革失败始于一次“行政任命”，经历了足球的三个国家同样的初衷，不同的轨迹，不同的命运，日本靠的是改变整个运作体制，韩国靠的是申办一届大赛，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个截然与世俗不同的人物，在遇到阻力时毫不动摇地与旧体制与旧观念斗争，人们通常注意到：日韩足球改革首脑人物都不受政府节制，或者受的节制只是观念上技术上而不是行政任命上的，而在中国，这很难办到。很难想像郎效农离开足管中心去成立一个C联盟，他一出足协的大门就会被修理，也很难想像谢亚龙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地去申办世界杯，他可能连个申办书的英、西、法语翻译都找不齐。

再结合当下时事，日本足坛会不会遇到武汉俱乐部退出的事情？答案是不会，除了刚才我说过的“不允许一家企业控制俱乐部”法则外，还因为J联盟本身就是由各俱乐部组成的，而不是由“日本国体育总局”派驻下来的，他们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更何况，“民选”的主席在竞选过程中就遇到了诸多事非具备了超强的应变能力，断不会像中国足协的主席那样武断、草率、官本位息气，说出“谁退我们都不怕”的蠢话。至于欧洲足坛则更为安全，别说英超俱乐部的上市天然就从社会安全系数保障了它，就连升降级的“降落伞制度”也会让下一级联赛成为一个缓冲垫，一向较为松散的西班牙联赛的好多俱乐部采用“会员制”，也就是说赞助商不可能对俱乐部命运强制性决定，很多时候球迷比一个主席对未来主教练更有发言权，何况退出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结论是：欧洲日韩的足球体制是经过上百年市场检验玩出来的，而中国足球体制是乒乓球体制，所以我们的体育官员搞乒乓球很顶级，搞足球很低级。

中国足协新主席需要“先破后立”

武汉退出事件提醒：中国伪职业足球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不安全运作”，究其实质就是——一个非民选的主席不需要考虑各俱乐部利益，只需要考虑“总局”或者“乌纱帽”的利益。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是中国足球的大前提。有人一定会问，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大前提，是不是就把中国足协主席之路堵死了呢？

其实没有任何一条中国法律阻止职业联盟或民选主席的出现，只是长期以来，中国足协及其上层领导只是在保护行政机构的既得利益，拒绝向社会开放足球管理资源的做法，最终让它成为生产力和政策理解能力最落后的行业主管之一。对比近邻，行业的中国人甚至缺乏郑梦准那样的英雄主义，没有人愿意为理想成为英雄，因为英雄埋的单总是过多。

希望中国政府下达一个明确指令“民选中国足协主席”显然不可能，从现实角度，新任中国足协主席无法绝对和官方脱离关系，这就要求，新任主席首先要学会高明的“破、立”手段，他无法完全复制川渊的做法，但是之于“中国足协”之外，成立一个接受行政管理但脱离行政控制的“联赛职业联盟”却肯定行得通，虽然日本足协是“财团法人”单位，日本职业足球联盟（J 联盟）是隶属于日本足协的“社团法人”单位，这和中国法律不尽一致（由于中国现行法律条款太烦絮这里不细述），但现行中国法律里没有发现任何一条可以阻止成立一家由行业协会主管但独立行使经营权力的公司的条款。

控告一个，中国足协一直在悄悄违背中央的改革大方向，比如“十七大”就有关于加强行业自治的精神，说明了未来中央政府对于各行业协会化管理的决心，虽然中国足协也成立了所谓“中超公司”，由于中国足协主席们的私心，这家“公司”其实只是足协这个行政机构的附庸，是经营关系不清运转不良收入低下的官办企业，所以，中国足球成立职业大联盟的前景——不乐观，但明朗，只要新任的足协主席敢于打破这个并非规矩的规矩，还足球于民间，顺应足球职业规律。

有人一定会问：既然中国足球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只是一个不入流的附属品，新任中国足协主席何以有权力打破旧的规矩？

这就进入“谁是中国足协真命天子”的关键，未来中国足协主席应该是独立于1952版中国奥林匹克体系之外的，他的来历应该是总局之外甚至之上，才具备权威。

有两个理由支撑中国足协主席首次非总局体系：一、传闻中的“大部制”给中国足协主席以新的联想，“大部制”成行不意味着中国足协归其它行政部委所属，而是中国足协可以借机不进入政府序列而成为一个民间组织；二、如果中国的足协主席不以“民选”姿态出现，这将是对现行法律的违背，也是对国际足联章程的违背。我曾经说过“中国足协是非法的”，建国以来它只开过两次全体代表大会，这违背了它自己的章程，也没有按国际足联规定“任何一个会员都要保证独立地不受政府干扰地行使权力”，因为政府干涉足球的原因伊朗、伊拉克都因此被禁赛过，只不过我们的国家太强大所以没中此招，但是，在2004年底时国际足坛早有声音，如果中国足协继续以这种行政方式干预足球，将不排除将中国踢出国际大家庭的可能。如果这样，中国足球又中国丢了一次脸了。

理论上，一内一外两股力量给未来民选的足协主席出台提供了空间，足球因为它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必须拥有一个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领导，未来的青少年培养肯定将联合教育部门，未来的球场建设肯定将依托于地方政府和企业，未来的商业甚至上市开发必然少不了金融界，未来的国际事务也要求这位主席必须要拥有相对显赫的身家……或许通俗形容就是“黑白通吃”。

未来的中国足协主席是来破坏旧有体制的，就像川渊和郑梦准一样，他必须打破过时的规矩。所以在12月的全国足代会进行“民选”前，澄清一个观念很必要，由于1952年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认为所有运动项目的官员都应该由全国统一性体育组织“国家体委”或后来的“体育总局”委派，可是除意大利足协名义上受意大利奥委会节制外，无论西班牙、英格兰、德国、日韩的足协主席都非最高体育组织委派，职业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本来就不应有什么组织瓜葛，因为二者的运作规律实在天壤之别。

我注意到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中国足协的主席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选，因为按照现行章程，足协主席的选举必须是现有“会员”，这些所谓的会员包括各地方足协主席副度席、从属于中国足协注册教练、队员，及足协相关专业委员会，不一一细述……这个说法提示了中国足球的残酷性，当你企图民选时，会发现“民选”出来的主席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还是荣宁二府的旧人，因为中国足球注册范围之狭窄、性质之单一，仅比朝鲜和索马里稍好，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就是靠这些所谓专业人士在把持，以大小技术官僚为核心，以所谓“专业化”的名义实际上阻止了这个项目的社会化。

正因如此，“民选”的真正意义不是换一个生面孔，而是增加更多的人群进入到中国足球界，以提升它构成的多样性，这样的好处在于，调集更社会化的资源来扩大足球生产力，所以12月的全国足代会第一桩要干的事情就是：修改基本章程。

裹脚布样的中国足协章程一向空洞而冗长所以不用列举，只举一下日本足球的章程中一句关键内容：“日本的足球俱乐部是由居民、当地企业和地方政府三部分组成”。日本足球提出了“居民”保证了它的广大参与性和民间性，“当地企业”保证了不被关联关系左右，“地方政府”这一条最有意思，以行政力量保证了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从足球章程上进行硬性归定，把当地政府拉进来作为核心参与部分，属于名义股东。相反，一直对专业时代情有独钟的中国足球保守力量一直呼吁“搞好职业足球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可他们对怎样获得政府支持却毫无办法，真的玩政治也很弱智，所以请不要尊称他们政客，而是小混混。

在万达退出、平安退出、全兴退出、国际出卖、申花（政府那个）撒手、武汉退出……后，如果我们把普通居民、当地企业、地方政府作为俱乐部三大构成，这已是民选的核心部分了，可惜，中国足球从来都不尊重球迷，不尊重企业，也没真心把当地政府当成合作者，最多只是政策利用平台。

当然，被认为更具近期操作可能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声名显赫的“足协主席”+一个职业联盟的CEO。前者相当于中国版郑梦准，后者则是由主席担名从社会招募而来的市场高手。这是一个安全而不失效率的结合，可以保证不出现太大纷争，另一方面为之后进一步的改革留有空间。

中国足球会不会出现郑梦准式的人物？检索一下郑梦准的关键词条：世家子弟、财力雄厚、在本国有广泛群众信任基础、与体育界相交渊源颇深、最重要的是，有理想而且为此理想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在探寻未来中国足协新主席的各种可能时，有人想到了著名的霍家，霍氏家族对中国体育的支持已有近三十年，从霍英东始至霍震霆、霍启刚无一不和中国体育高层有着千丝万缕关系，霍家的优势在于不仅财力雄厚，而且社会各界人脉关系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在政治上为主流所信任，很类似郑氏家族在韩国的局面。如果由霍家出面竞选“民选”的足协主席，经商三世，纵横江湖近一个世纪的他们，在阅历和观念上显然比各地足协的官员们优良许多，而且更能服众。如果再加上一个CEO运作职业联盟，显然是一个好组合。可霍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不太涉足到足球圈，原因不详，也许是感到这个行业水太深。我不知道霍家能进入中国足球是一场灾难还是幸运，其实这样的例子本身就很幼稚，但在中国，这样的世家并不少见，可惜没有人提供相应的渠道让他们进入。

另外一种呼声是从文化体系进入，可惜中国的影视、出版、电视业还找不到真正有说服力的人物和成功典范。我曾说过，中国演艺界只不过没有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样全球大PK，否则，他们比中国足球还要差。

还有一种说法是寻找一个类似北京市市长级别的干部（有人甚至提出过名字）作为名誉上的主席，但掌握大方向和大原则，充分协调包括教育、卫生、民政部门和社会资源，一方面避免当初袁伟民不管不顾的尴尬（尽管当时的袁局长踢球很是勇猛，并且是唯一成足协主席的总局局长），另一方面其实给职业联盟腾出更大空间。（其实，就是类似英格兰足总的总裁，现在英足总总裁是王室中的王位继承顺位仅次于自己父亲的帅哥威廉王子，尽管他只是名誉上的，但在英国人看来，他的上任给当时受到性丑闻袭击的英足总很大的帮助，人们也期待他可以让饱受抨击的足总重新焕发青春，这一点中国足球可以借鉴）。

民选主席不该提“打进世界杯”

武汉退出，中国足协再次搬出所谓“联赛委员会”来保护自己利益，就把事情就回到庸俗的原点，因为“联赛委员会”那些官老爷其实比足协还要末落，作为地方官员的他们平时朝九晚五、不思进取、喝茶看报、只要有利益有跳出来分封，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次会议上给中国足协当牌架子，配合足协达到保守的目的。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我们将看到一个“团结的、胜利的、继往开来的”的大会，但我希望有很多争吵，有不同观点在对抗，中国足球的人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争吵太多，而是不会争吵，他们以民主为代价像一群没有头脑的猪达成妥协，然后一起走向灭绝。

谁敢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拍桌子，扔皮鞋，谁就是这届大会的英雄。鉴于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准已到了底谷，青少年注册人口也不足三万人（最新统计），整个市场体系已被破坏，民间信心坍塌，很多人说我只会批评不会建设，所以我来点建设性的：

一、民选的足协主席施政纲领，一定不是“打进2014年世界杯，2018年打进前十六”这样无厘头的口号，如果有这样的主席候选人，大家一定要把他涮下来。中国足协主席从来都搞错了一个顺序，他们总想取得一个标志性胜利（其实就是世界杯出线或奥运会前八），然后借这样的胜利来推动国内市场，于是现实操作很像中国有些地方行政干部搞GDP，毁掉了环境制造了豆腐渣。中国足球真命天子应确立的首先是青少年基础和市场秩序，然后静等水到渠成。

二、所以，新任足协主席应像川渊三郎一样致力于制造一个C联盟，应该敢于牺牲所谓足协利益放权地方俱乐部，“联赛为本”提出了十五年了，可中国足协迄今还没有一本关于联赛和足协关系的可实施法典（中超公司章程其实是一堆废话）。建议足协主席联络经济学界、法学界、政府部门、社会各界起草一本适用于中国的《中国职业联赛章程》，明确联赛的产权、权限、青少年培养、竞赛规则……等细则，核心是：足球应该回归民间，而不再被把控在一个局级单位里。

未来五年内，中国职业联赛的重要地位远远超过所谓“中国国家足球队”，这才是工作重心。

三、我们太愿意把足球运动高尚化道德化了，太容易认为足球是兴邦治国的平台，其实应该把中国职业足球当成一场娱乐，当成玩，在此借用新中国第二任足协主席李凤楼先生的语录：搞了这么多年球，我才发现它其实就是玩，好好玩。李凤楼先生这番话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说的，但很有先进意义。或许当我们把中国职业联赛当成超女快男来搞，把市场人气烘托得无以复加后，它的春天就不会太远了。

四、提倡个人英雄主义，摆脱政府部门控制，这一点不假，但是民选主席要学会充分利用政府支持，学习川渊三郎的智慧，在行政力量形同散沙的日本，川渊尚且能够从容借用政府，何况我们这些大小足球官僚。利用政府支持最大的好处就是青少年培养，未来中国足球的希望是青少年，而靠“中国足协”这个摆不上台面的局级单位显然无法要求教育部门推动足球培训体系，中国的教育部门比中国足协还黑，所以必须靠行政高压来完成，而这，就需要未来的中国足协主席有高明的外交手腕和运作能力，学习一下郑梦准，他才是真正的政客，而我们的足球官员，其实只是政府部门的混混。

五、接上面的说法，我们很小的时候邓小平就说过“足球从娃娃抓起”，可我们已是娃娃他爸甚至快成他爷了，还没抓起。将青少年培养纳入教育部门的序列，但教育部门因此可以从未来职业联盟中分取利润，或者直接参与球员转会费分成。

六、这是一个矛盾的观点，我一直不齿于中国足球靠主办一届世界杯来借尸还魂，可按中国特色，如果申办一届世界杯，政府就会重视，就会调动起连“越位”都没搞明白的各界人士的力量，这让人痛苦而幸福，办，还是不办，请12月全国足代会讨论吧。

七、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应该承受“足协问责制”，民选中国足协主席最大的意义在于，主席也是可以下课的，而不是平调甚至高升。所以，12月全国足代会是否成功，就看能不能通过“问责制”章程，连山西省、石家庄这些正宗行政领导都可以追究责任，小小江宁织造为什么不能被问责。

未知新任中国足协主席敢不敢撕下脸皮，全盘否定前任谢亚龙。

八、无论中国足球成绩、形象如何，新任中国足协主席钱都不会少挣，所以他应该把个人财务公开，接受税务部门监督，因为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足协主席的财务有很多微妙问题，我说的是历任。

九、中国足球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足球问题，而是中国社会问题。中国足球改革成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行业改革成功了一半。这，也是我写了十八年球评的原因。

好了，给中国足协官员们讲道理总是无趣的，但不讲给他们听又不行，发挥文笔他们看不懂说我是在骂脏话，所以只有用他们熟悉的红头文件写法了，情非得已，敬请球迷容忍这篇枯燥的文章。另，“中国足球九评”写到第五篇了，总有老师在帮我足评倒计时，球迷是想死我了，他们是想我死了，最近已有人已公布我的电话到网上了，被我删去，你真行，为了让你高兴一会，我先休一会息。

鸣谢相关资料，剩下四篇，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写。最后呼吁：尽快召开第三届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我会以旁边听者参会。

如果你实在闷得慌，就看看前段时间我写的两篇吧：

朱巨龙周正龙谢亚龙的传人

武汉退出是第一张多米诺（更新对足协声明的声明）

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系列

武汉是第一张多米诺——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四

如果谢亚龙高升了我就起诉他——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三

为什么乒乓是国球，国足是国难——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二

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一

北京国安说退没退，武汉光谷却退了，这个很有意境的场面让我想起卓别林《城市之光》里那个每回酗酒后便要投河自杀的富翁，可每回都不小心把绑着石头的绳子套在跑来劝他别自杀的流浪汉卓别林身上，卓别林就掉下去了……当穷人很吃亏，在自杀这回事上也吃亏。

北京国安喜欢说大话却总在使小钱，一受刺激就说退出但至今没退出，喜欢“永远争第一”却永远得不了第一，被传说成“二逼”，可我不同意某两个长期在足协教化下成长的评论员对国安的怒斥，那个意思好恐怖——中超球队又不是你一家受过委屈，玩得起就玩，玩不起你就退，中国足球离了谁都照样，何况你一破国安。这种立场让我幻觉驾临了二位足协新闻发言人，声色俱厉说“中国足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按照二位老师的逻辑，世界就很可怕，当大部分人都还在受欺负时你受了欺负也不得叫苦喊冤，因为你得玩得起这个受欺负的规则。中国足球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玩牛逼，所以你就该明白它为什么傻逼。

北京没退，武汉却退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普遍发生在中国俱乐部后，证明之前有的老师过多指责北京国安没有意义，北京国安就“二逼”了，也是二百五给逼的，中国足球根子在于体制和中国足协长期牛逼哄哄放任自流，都整成这样了没人把足协推上风尖浪口，却还有御前带刀帮着吓唬人，很有晚明时节逼走吴三桂的作派。怪不得这么多年走了很多俱乐部，否则你怎么解释1998年万达，2002年全兴，2003年红塔，2004青岛颐中、2007年厦门……还有官方的说法是“中国足协就该乱世用重典，不能再像过去那么温柔了”，可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足协太温柔，印象足协除了在足球外交上温柔就没温柔过，禁止留洋、军训、严打、宣誓，最后还是在奥运会上踹了比利时一个窝心脚。我刚刚问了一下，就知道了中国足协为什么突然想起“乱世用重典”，不是因为想通了中国足球该怎么治理，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但又必须做点什么，加上上级命令必须保证“后奥运时期的稳定”，所以一出手就禁了8场。以足协的脑子，别盼它真能想起“法制”这二字。

我刚听说，武汉退出其实是被因为感到受骗，因为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马成全说下午还安慰说“放心，我们没讨论处罚武汉的事，只是在研究处罚国安”，武汉刚刚把心放在腔子里，处罚8场的令就下了，这就很下作了。有时候倒希望足协无为而治，它一出手就是祸端，还假装正义。流氓会武术，挡都挡不住，足协会武功，吓跑孙悟空。

搞清楚事实才评论，二位评论家就是单方面认为自己很正义，很天使，合起来就是“马路天使”。但过早跳到马路中间会很尴尬，因为事态发展得很不按他们的想法走，专业点，录相显示京汉之战李玮峰才是起因，从国际足联规则到中国足纪律章程来看，所以北京国安要求追罚李玮峰的说法没错，而且，头天流行的“助理裁判没看见李玮峰犯规”的说法太落俗套，当时他距事发地点近得可以闻到狐臭。所以骂完国安后也不要改口说“足协量刑过重”，金哨陆俊告诉我，无论如何从国际足联到各国联赛这个判罚都在规则之中，因为这是暴力行为，没的说，就看足协纪律委员会是怎么拍脑门看待这事的，判4场8场都没违规。

我说这些不是和马路天使的同行们PK，我只是觉得这事真好玩，当中国足协依法治理时却有人退出了，这只有两个解释：一、退出的人是恶棍；二、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但第一条说不过去，武汉光谷今年投入6000多万，它要真是恶棍应该拿这笔钱去生产三鹿奶粉，可它还是在搞足球所以最多是傻蛋而不是恶棍；第二条，投入那么多却颗粒无收，假如球霸李玮峰遭到8场禁赛那保级是不成了，上吊倒可以，这才是武汉方面退出的导火索，与其窝囊活，不如扮一回光猪壮士也好给上级领导交差。这和北京国安每次大投入无法收获预期成绩就情绪失控很相似。

相比三聚氰胺，我并不认为北京国安还是武汉光谷玩不好就想退出中国足球有什么很猥琐的地方，这就像当所有奶粉都有三聚氰胺这就不是某个奶粉厂家的问题,而是行业本身的问题,退出的事情从上世纪末就发生太多，所以有请足协的大爷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如果英超的基恩因犯规被重罚了8场，曼联不会以“量刑过重”退出联赛这是因为英超有的是希望，可从甲A到中超，一但遇到裁判不公平判罚就可能有人退出，这是因为积怨已久的他们看不到中国联赛会有好的环境，中国足协像英超大联盟那么明白，你就禁赛他全年也不会退出，当年郝海东有两年都被禁赛，可也不见八一退出联赛，当年辽宁降入甲B了，没什么钱可也强挺着打上甲A，因为那时候还有点希望。

是积怨，有点智商的话就知道这和小姐积老鸨的怨闹着要离开青楼是一样的，又让卖艺又让卖身却不分钱还总指责小姐姿势不对，属于严重犯规，这和红牌没关系，和4场8场也没关系，倒和混在这没形象也没钱挣的地方没出路有关系。没听说最近中国足协正忙着给各俱乐部发什么吗，没钱，倒有好多箱啤酒，因为主赞助商是啤酒，可球员不是下达了禁酒令了吗？这事真滑稽。

孙继海处罚三场英冠也开了“听证会”，可中国足协却一拍脑门就罚八场，这问题不是“有法不依”而是“有法不一”，虽然它时不时也按图索到骥了，但标准不统一，别说两个赛季的标准，就算同一赛季的标准在不同的球队不同的球员甚至同一个球员身上也不一，这使得有些场次是在踢足球，可有些场次看上去像踢美式橄榄球。其实这一切就看上级领导最近又有什么精神了，然后足协的同志把“精神”弄成“神经”。比如奥运会前王栋因为一个小小的擦挂对方守门员就被追加禁赛6场，给出的报告有意思，“草率而鲁莽”，可在国际足联章程上“草率而鲁莽”最多只是张黄牌，但中国足协那时哪管什么国际足联，既然上级要求“奥运会前整顿作风”，所以足协就必须“重典”，可这对提高球员道德没用，奥运会上谭望蒿一样差点废了对手命根。

中国足球不是足球，我认为说“中超开始好转前兆”的天使很自恋，其实这是一场风暴前兆，谢主席都学习去了，别帮着寻找那不存在的叉腰肌了，我劝中国足协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因处罚球场暴力而引起，也不要乐观地把自己树立成“法治英雄”，那么你们就真的太纯也太蠢了，这件事情不是个案，根本不是该禁8场还是5场的问题，也不是该不该给国安俱乐部发言人以处罚的问题，而和2004年那些老板们突然跳出来闹是一样的，中国足球适逢一次大败后，各俱乐部积怨爆发出来，要退出，道理就和开始是一头猪不满意，你还可以惩戒它，可后来整个猪圈的猪都不满意，所以得重修猪圈了。

你完全可以说我是唯恐天下不乱，也可以说我想搞垮中国足球，不管真实动机是什么我真觉得武汉这次挺爷们，说退就退，再退两家才好，因为中国足球到现在不来点震动真的没法再踢下去了，中超这副麻将打成“相公”了，推倒重来最好，你们得商量好该怎么个玩法，而不是把足球玩成蹴鞠，对于中国足协已无法从道德上要求他们了，中国足协学不来现代企业管理，也可以学黑社会，学学油尖旺老大的样子，把小兄弟们召一起吃顿涮锅，问问马仔们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欲望，该怎么抽花头，别假惺惺地说“咱们是一家人”，刚刚倒卖了毒粉，就摇身一变大法官把兄弟处决。

退了也好，麻将打不成，就改打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我等着一直说要退出的国安退出，连退出都没争着“第一”，人说你也不冤。

注：特别希望李大眼立即停写中国足球球评的同行们别急，穿着马甲天天骂我说话不算话老师也别上火，我的九评已写到第四了，也就是说按当初承诺我离退出还有五篇，那些御前带刀和上书房行走们也快轻松了。不过，烦请别太聒噪好么，我怎么也得把承诺中撕开中国画皮的九评写完再走，否则你们就太爽了，另，如果你想和我PK，最好考虑好了，这可是我的强项，别逼我反悔，在九评之外写出酒瓶。

还是那句话，我在的时候，你们天天都想我死的，我不在，你们天天会想死我的。

PS：关于足协五点声明的我的声明

发明“声明”这种文体的人绝对是天才，因为世界上包括诗歌、抒情散文在内任何文体都没“声明”更有“生命”，果不出我所料，足协在武汉宣布退出后第一时间就发表了五点声明，这证明它在这方面工作效率还是蛮高，我看了，顺便发表下自己的看法（附原声明）：

第一、严厉打击足球场上的暴力违纪违规行为，维持足球赛场良好的秩序，倡导赛场文明，保证中超联赛的健康发展是中国足协的一贯主张，这不仅是中国足协的责任，也是所有参赛俱乐部和每一个参赛球员的共同责任。

还以为现在大草原上狼差不多都绝迹了，剩下少量的也都关在动物园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数量活跃在夕照寺街办公楼每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而且都是珍稀的大尾巴品种。“声明”这种文体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假装占据至高点，坏处在于爬得高了，红屁股就露出来了，所以我对这一段的看法是，足协不应该把自己扮成打击球场暴力的先锋，这事最后都闹到花了几个亿的俱乐部退出了，就和球场暴力不是根本关系，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就得怀疑你的情商。另外从处理程序和工作态度来看，我觉得足协才是不折不扣的暴力行为，因为多达两人共16场的禁赛居然不主动召开国际惯例的“听证会”，除了朝鲜国、尼日利亚军政府那会儿好像不多见。所以也别说“共同责任”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中国足球界没有共同责任，比如你的责任是找出世纪谜团“叉腰肌”，我的责任是找出你们的臀大肌。

第二、我们认为纪律委员会对李玮峰、路姜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与今年中超联赛发生类似球员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罚尺度是一致的。

我恰好知道一个故事，前天武汉俱乐部去足协讨说法要求看录相时，曾经那么阔的足协居然没有DVD机，领导急了让手下赶紧想辙，手下鼓捣半天经过一次电脑死机和两次网络问题后，才让当事人看了零碎的几个片段，很卡（不知为什么这和谢亚龙上班时下围棋的那台神速电脑完全不匹配），所以，我不知并不十分清楚画面的纪律委员会的同志们凭什么说处罚得很清楚。说真的，以十八年专业记者的身份看了至少十遍，并不敢百分之百肯定那个犯规可判到哪种程度，而且我相信很多只是看了视频的人也不十分清楚，只不过，大家不好意思直说出来，因为率先说出来就会显得多么地不专业。

足协的纪律委员会这许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处罚犯规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解释为足协同志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还勇敢坚持了职业联赛十五个年头，可歌可泣，当代焦裕禄。题外话是，中国的电视转播太差，刚刚看了梅西进矿工队那个争议球，外国同行对一个门前包抄动作就给了五个不同机位的镜头，那样的专业态度和技术，欧足联想误判都难。

可我们全国数百万人就是对着一个活像早年间流传在内地模糊之极的盒带毛片一样的画面掐架着，各城市之间还互相以对方十八代以上的祖宗问候，太好玩了。其实那些城市对你们一点点都不厚道，该下岗的已下岗了，已被城管打的医药费还没赔。

以上就是中国足球。

第三、武汉光谷队目前在中超联赛的比赛中成绩不理想，俱乐部面临压力和困难，对此我们表示理解，但依法按章办事的原则是不可改变的，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环境，对中超联赛和所有参赛俱乐部都是一种伤害。

这么去装大尾巴狼，别说武汉，就连狼都会起诉你破坏形象。李承鹏可以从评论员角度分析武汉因为面临压力和困难，见颗粒无收情绪受伤才退出，可足协在有公文作用的“声明”里居然也这么挤兑曾经的合作者，试图说明这是在草民在无理取闹，这就是小人心态。

总觉得当足协纪律官员打字打到“伤害”时，嘴角露出一丝高渺的笑，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足协官员在电话里大骂：信不信，我废了你们。谁伤害谁，足协的存在是对大家最大的伤害。

第四、武汉足球俱乐部曾为中国足球联赛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对此我们表示充分肯定，但俱乐部因为对个别球员的赛场违纪处罚不满而退出中超联赛，我们认为不妥，表示遗憾。

这是最有境界的一段，像我这么阴暗的人都能猜得出足协想说的是“为一个球员的犯规处罚就退出联赛，不值啊兄弟”，所以说这不仅是小人心态，而且是处一级的小人心态。在此对我所尊敬的郎效农也发表一个声明，老郎居然也把这事当成对一个球员违纪的处理不满从而退出联赛，老郎你即使不是老郎中也久病成良医了，如果武汉俱乐部是为对一个处罚不满就退出，那么当年王健林也是因为对一个点球不满就退出？您老已然退了，我也快退了，咱都说点实话好吗。哪天喝酒，边喝我还要边骂足协，但敬您老。

第五、中国足协相关机构将依据中国超联赛的有关规定对武汉职业足球俱乐部退出中超联赛的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处理。

足协同志总喜欢装纯，就快以“处女”的方式“处理”了，这事很难处女的，我举个专业的例，昨天辽宁也说了：规则天然有漏洞，如果把凡武汉队比赛视为0比3的话，辽宁就吃亏了，因为武汉上半年和保级球队的比赛之中，除了输给辽宁队之外，和深圳、大连、青岛、河南、成都这些中下游球队全部战平，而且还战胜了长沙一场。如果现在重新计算分数，这些中下游球队全部成了受益者。减少一个降级队，更像轮盘赌了。

想起当年足协翻扑克牌决定亚季军，想起当年靠输球才能进中超，这些规则……里面全是三聚。

最后还是得再小议一下“声明”的文体，其实一直以来足协做“声明”就像做鸭子（此处不作为脏话），四川有句谚语是：你娃就像鸭子，浑身都炖烂了，嘴壳子还是硬的。所以这种文体特别到了足协做就不能当真，只是想嘴硬。

照片上的周正龙胖了一些，气色也好，看来局子里的伙食还不错，前段时间新闻说是我们对犯罪嫌疑人现在变得很人性很宽大，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除了不享受国庆黄金周外，保证平时有肉，中秋节能吃到月饼，还能和大狼狗一起在院子里仰头参观月亮，一起“嗷嗷”地样子很深情。一个山民要不拍点照片哪能修来这样的福。

周正龙是条汉子，慨然说“我错了，我是个法盲”，还说：“这件事没有人指使，全是我一个人干的”，要是早生几十年，绝对是一个活跃在陕甘宁边区可靠的地下交通员，无论被胡宗南还是日军抓住打死也不说的那种，人才，这案子别审下去了，真把他逼急了，龙哥就咬舌自尽的事都干得出来。从案情审理过程来看，一个农民都把照片PS得那么牛逼，不对，那么虎逼虎虎逼真了，证明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虽然我国广大农村普法教育成效不显著，但电脑特别是特效技术普及程度特别的高，只是陕西省林业厅受过本科教育的同志们要检讨，那样认真都没测出这些照片是一个法盲PS过的，电脑课时都上网斗地主或下载毛片去了。

还有私藏弹药，这个他也能认下来再发展下去估计连私藏核武都敢认，这份胆识比萨达姆和朝鲜人民军就厉害，我不明白的是，丢弹药和丢钱包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丢了弹药的那些国家的搜虎考察队没事呢，想起《寻枪》里有句台词：不是丢喽，是不见喽。不见了，是没罪的。

在周正龙一人独扛被判2年6个月同一天同一个下午，中国足协也在开会宣判，国奥执行主教练殷铁生独自扛下国奥兵败所有责任，不干他人的事，全是我铁蛋一人的错，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安排了训练，错误地行使了战术，还有“错误地没有预知到球员要去开房”……都很会扛。

安康这地方真的神了，02至04年谢亚龙就在这里下放当副市长，下山不久就写出“孙悟空产权属于谁”并凭此当上中国足协主席，展开了中国足球队最伟大的一幕，朱巨龙、谢亚龙、周正龙，龙的传人在这里依次隐藏了行踪，再加上一只在那儿趴活儿的虎，就是“藏龙卧虎”。

我一点都不担心周正龙出来以后的生计，以他的电脑技术，在山口支一照相摊标明“正龙影楼”就可，其实都别装环保，中国哪有那么多人关心是不是还存在华南虎，龙哥的人气绝对比华南虎本身要高，这也是一大旅游卖点，可以PS游客骑在华南虎背上，游客举拳打虎，女游客和虎接吻，女游客高举虎鞭将你打，甚至直接和周正龙合影，不过这个收费稍高，每个POSE五十元，可得亲笔签名一个，周正龙要是书法不好就直接用那个假虎爪作印盖上去，几年后要是由于过度使用最后形迹模糊就像个“丫”字，可援引韦小宝的说法，说这其实是虎生殖器图腾的一种。

人生就是一场PS，就看谁玩得好，现在有PS叶子与虎头比例的，有PS叉腰肌的，也有处女膜的，还有PS三聚和原奶比例的，我不明白的是，没死人的判了2年零6个月，死了人的呢。

据中国新闻网24日报道：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中惨遭淘汰，继之“小老弟”中国国奥也在奥运会小组赛上裁了跟头。在中国足球界遭到空前的冲击时，“掌门人”谢亚龙更是首当其冲，总局领导十分震怒：虽说都知道中国男足不强，但也没想到成绩会这么糟……一位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副局长大动肝火，他表示：足协领导必须要承担责任。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把中国男足的烂帐全掼到谢亚龙一个人的头上确实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谢亚龙显得很不服气，有一阵子人们发现“谢掌门”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知情者披露：每每见到谢亚龙，他都是伏在桌前劈劈啪啪在敲击键盘，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并不为过。一周后，谢亚龙就写出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汇报。看到过这份“万言书”的人无不为谢的睿智博学而赞叹不已!汇报中不仅有谢亚龙对自己应负哪些责任不应负哪些责任的剖析，更不乏对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所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言之凿凿情真意切。

事实上，当这份“万言书”交到总局后“谢掌门”的心情好了许多。更有传闻说，他的情绪好转是发生在总局领导找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秘谈”之后，这一“巧合”印证了谢的长篇汇报收到了实效。有传闻称，谢亚龙的这份大作总局主要领导非常赏识，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份很有实用性和战略眼光的汇报。

之后，足协内部就传出了谢亚龙将要“高升”的说法。经过了解，权威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还惊曝：谢亚龙将被上调到总局，任竞体司司长。从权力上看，竞体司则是主管全国的竞技体育项目，隶属于足协的上级。就个人前途来说，竞体司的任务很重，但责任不像足协那样大，还能有更应当更有实权……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总局领导沟通，对其仕途十分有利。综上所述，谢亚龙如果真能最后升迁到这个职位，那无疑是得到了重用。

李大眼说：

一、中国新闻网？我已经很久不看很官方色彩的“中新记者”的报道了，我的经验，他们应该叫“忠心记者”，如果这不是一篇假新闻，那就太忠心了，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一帮“御前带刀侍卫”，“上书房行走”勇敢地对一切灾难进行肉麻宣传，不过这篇文笔实在太差，充满了嘴脸，连“看到过这份“万言书”的人无不为谢的睿智博学而赞叹不已”这么宇航的语言都敢用上，相信会遭到网络炮轰。

二、中国足球当然不是一个谢亚龙的全责，可一篇“万言书”就能免去谢亚龙的责，这就像三聚氰氨不是石家庄一家的责，所以那个市的领导就能免责，我顺便翻了翻法理书,如果只有“全责”才判刑，那还要“量刑、有期、无期”做甚。另，高升后发大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封万言书就能升官，这稿费标准肯定超过每字1000元，简直比神七航天员在天上发封家书还贵。建议税务部门严密监测个人所得税动向。

三、平调,又见平调，A县县长犯事儿后平调到B县书记，A市公路局长平调到B市工商局长，平调，凭吊？之前非典时有位姓孟的北京市长因措施不力被免职，当我们快忘了他时，这两天却从山西溃坝事件免职人员中惊谔发现，原来几年间老孟已从那儿的副省长直升至省长了，虽然，现在必须加一个“原”字，可咱们能不能别总被迫加个“原”？原子弹。

四、叉腰肌也能高升，括约肌呢？我们不是一直喜欢屁股决定大脑吗。

五、又看了一遍“忠心网”，我认为这段文字特别不专业，一看就不是专业足球记者写出来的：“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把中国男足的烂帐全掼到谢亚龙一个人的头上确实不公平。正因为如此谢亚龙显得很不服气，有一阵子人们发现“谢掌门”办公室的灯光总是彻夜长明。知情者披露：每每见到谢亚龙，他都是伏在桌前劈劈啪啪在敲击键盘，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并不为过……”教你个乖，谢亚龙有一个习惯，每逢心情特好时就上网下围棋，上次就因为下网围下得灵魂飞出肉身了，连杨一民在后面紧急汇报女足告急都没听见，弄得两人大吵一架，连楼下聋子门卫大爷都听见了。这道理就像，不要以为呻吟就是牙痛，也可能是在叫床，当然，我还是相信谢主席上网至少是在下围棋，这是在为未来竞体司司长做准备，我才不相信他上网是为了看毛片。

六、“汇报中不仅有谢亚龙对自己应负哪些责任不应负哪些责任的剖析，更不乏对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所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言之凿凿情真意切。事实上，当这份“万言书”交到总局后“谢掌门”的心情好了许多……更有传闻说，谢亚龙的这份大作总局主要领导非常赏识，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份很有实用性和战略眼光的汇报”，中国足球的事情就这么容易分析得深刻而情真意切？你以为你余秋雨。我倒觉得拿几张纸就解决了难言之隐，心情就好了很多的干活——很像入厕。我说过多次，中国足协的事情和“中国N协”是一样的，包括中国房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协、中国影协……哦，对了，我的球评从来就不止是在骂中国足协。

七、现在告你，别人会说我欺负你，但如果这次谢亚龙真如“忠心网”所报道那样平调高升，那我就告你，不是因为，上次我在《足球之夜》直播中应主持人强烈要求，不小心给他打了一个“任期内工作不及格”，他就又哭又闹找到有关领导封杀我在专业体育频道说话的权利，而是，他一直说“我们一定能出线”，吟咏了很多诗句，浪费无数金钱精力，还发明了“叉腰肌”，把这些不存在的东西昭告全国球迷，相当于把年虎画昭告全国人民这是真的华南虎。中国足球其实就是一华南虎，它从来就没存在过。

八、连周正龙都有人告，为什么不能告谢亚龙。龙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链接：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足球九评之一

请允许我做出一个大胆的比喻：如果中国体育某种程度是一个“江宁织造”，中国足球是那个忠心耿耿但怨声载道的焦大。

《中国足球九评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国体育大部队的来历，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来没有独立意义的体育，它是向政经的谄媚，是树立人民群众信心的爱国主义武器。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其实是“国家体育运动队夺金总局”，而不是“国家体育运动推广总局”，所以，作为体育大部队附庸的中国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规律自觉的革命，因为焦大无须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红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爷旨下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却是“明治维新”，这就是两国足球差距的由来。

在质疑中国体育大背景之于中国足球的合理性后，无数人诘问：为什么同在中国体育大背景下的中国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能够大放异彩，而中国足球却连亚洲都冲不出去？“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长期作为“中国足球是不是该回到专业体制”的有力证据。

奥运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先生也曾公开论述了关于“今后长期坚持举国体制”的观点，主要观点如下：中国军团在历届奥运会收获的金牌证明举国体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也从中得到愉悦和民族自豪感；二、奥运后，一些国外体育强国纷纷都在了解中国“举国体制”的奥秘，证明我们现行机制具有相当先进性；三、有人认为用大量金钱堆出冠军不合时宜，但国家体育总局是依靠事业经费运作的单位，比外界传闻的上面亿少多了，目前一年经费也就三五亿而已。

我不认为从一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角度这段论述有什么错误，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举国之力和金钱为这个国家收取更多金牌，这是国情。但是刘鹏同样没能解释清楚一个体制下却出现“乒乓是国球，国足成国难”的尴尬现象，我以为，在“后奥运时代”中国足球如继续以此为风向标，将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解释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时，我习惯使用一种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过去研究中国军团如乒乓这样的优势项目中，如果找到它们独领风骚的原因，也许会得到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我居然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来和国际奥委会决裂的中国人终于决定重返国际体育赛场，但这时才发现自己离世界竞技最高殿堂如此之远，长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谊球”创造的纪录和英雄神话一一被的真正的竞技者粉碎，那几年，我们内心煎熬，却只有自嘲着“我们打的是姑娘球”。但当时党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奥运会上有所突破，国家体委就集中无数的专家研究怎样夺取奥运金牌，在这些会议中，中国人首次发明了分金牌和奖牌“指标”的做法，很快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所采纳，并一直使用至今。在举国体育的体制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们———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喜，牵扯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

在以金牌数量为标志的当时，中国的体育官员和专家们当然就会中外选手成绩差距中发现要拿田径、游泳、足球这些大项的金牌难以上青天，所以“必须走别人不怎么走，甚至没有走过的路”成为一条捷径，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相对偏门项目才避实就虚成为中国大力发展的项目，而且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进入奥运正式项目，中国体育界花费了很多外交心思，团结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能够团结的一切力量，现在想来这一点值得钦佩。在技战术开发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当时国家体委领导人决定把女子柔道也当成突破口，召集专家研究，中国人一不小心发现，发源于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没有“抱腿”这一规则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员不可以判你犯规，而这正是中国式摔跤的强项，所以新成立的中国柔道队拼命从中国摔跤里汲取营养，当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外国人惊呆了，疑为天人……

中国军团在偏门项目中的技术钻研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把过去这些运动完全改变了一种概念，仅乒乓球为例，中国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为世界贡献出近一半的技术革新，中国人改变了乒乓球，还比如说相对大众一点的排球，过去的排球完全是高举高打，可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背飞、双快、时间差”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创造了很多新的运动项目，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项目。这也就是刘鹏先生所说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悦和自豪感。虽然，如果继续以乒乓、跳水等六支“梦之队”打天下，将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因为经历北京奥运金牌大狂欢后，这种愉悦不可避免会迅速消褪。

“剑走偏锋”是一个核武，它以举国之力征服着世界体育，我不知道这样定位我们的“国球乒乓”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范围而言它真的是小众项目，一个故事是：早几年我国奥运乒乓冠军退役后前往美国、德国打职业联赛，可当他们到达比赛馆后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因为——参赛选手有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有坐着轮椅的，还有看上去来谈恋爱的……你看过外国人真很器重乒乓吗？好像只在好莱坞大片《阿甘正传》里看过。

当然，我们不必跟随外国人的游戏方向走，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术、毽球，就像南亚人痴迷于“卡巴迪”一样，这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何况这个话题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评》讨论范围中。我真正想说的是：上述中国人玩得纯熟的项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说从技术环节上它们都具备着“举国体制”天然的属性，它们本来就是行政的资源。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甚至训练基地，都属于体委这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比如说“业余体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六十年代大大发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业余体校”制度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功勋制度，虽然到本世纪“业余体校”制度因市场冲击已减弱不小，但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委仍能够轻易地行政控制这些培训选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学、中学发现一些好苗子，或者去农村说服贫穷的家长能给孩子以“城镇户口和退役后的正式工作”，然后就把孩子们带到体校或相当于体校的所在，经过十余年后，从一万个孩子里必然会出现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事情比我叙述的还要简单，翻开杜丽的成长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学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来先拔人材的体校教练带到一处空地，大家玩举着木棍的游戏，前面拴着一块砖头，然后她就去了体校，然后进了省队，然后进入国家队……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击、举重这些显然单线培养的项目中，一个又一个冠军被制造出来，由于勤奋而聪明的中国体育界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所以有时一个乡一个村就能出现两个奥运冠军，比如福建的举重之乡龙岩，湖北的体操之乡仙桃……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竞争本身的单纯性，更重要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本身就是政府机构，它对于地方行业协会的控制是可观的，一个总局局长级别的官员的命令对于一个地方行业协会意味着政策和文件，如果一个官员前往如仙桃、龙岩这样的冠军之乡，无异于一次重要的现场办公，经费、条件、升迁……都可以结合到自己的成绩得到保障。

中国的体育大部队从1952年就这么生存和成长着，整整7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证明它在行政体育的控制下活得很好，很滋润，很合理，它不需要市场改革而且无数例子证明靠国家体育事业经费反而活得更好，至于近十年来的商业赞助只是行政拨款外一个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从经费角度也允许包括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这么成功地活着，它们相对而言不太花钱——但是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都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足球”。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举国体制”之于小众项目的如鱼得水，其实是为了说明“行政力量”之于中国足球职业市场的乏力，因为项目特点和其它原因，像乒乓、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这些都是体育总局及各运动管理中心“行政可控资源”，国家体育总局轻易就能直接或间接控制郴州排球基地、仙桃体操之乡、龙岩举重冠军村和一整条竞赛系统，但进入市场改革的足球（甚至下一步的职业篮球、网球）却必然面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它们都是“非行政可控资源”，具体来说就是——当你进入市场后，能控制徐明吗，能控制朱峻吗，能控制不属于任何体委人事处管辖的李玮峰郑智吗，更大的话题是，你能控制各大赞助商甚至北京大连上海市政府吗，可好笑的是，中国足协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社会资源，却硬是要事无巨细到了每年能引进多少外援，年薪定为多少，是否升降级，这就是天大的笑话，相当于让文化部去参与经营各城市的院线票房，让铁道部参与经营车站小卖部。

中国体育“江宁织造”的封闭背景以及多年以来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誉产生的自傲感，使体育界管理者们很难用正常的心态看待复杂的社会，被金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也不想想“举国体制”面对市场的无力，所以历任分管足球的局长都愤然而纳闷地骂：就你们足球事情多，我搞中长跑时拿世界冠军时都没这么难。

无论是足协主席还是局长们都忽略了这个社会在最近二十年来正在发生的巨变，再说一遍：中国体育是“行政可控资源”，可中国足球是“非行政可控资源”，用行政的思路管理足球，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难以自拔的现象。如果1952年创建的体制是一只母鸡，1979年奥运夺金计划是从母鸡里生出鸡蛋，那么1992年“红山口”，我们却要母鸡肚子里生出一只凤凰蛋。

比如，我曾经问过董烔一个羽毛球冠军从小到大花多少钱，他说：“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其它项目如乒乓、跳水、举重也如此，甚至更少，可是一千五百万人民币要以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却连一个足球二级联赛球队半个赛季都支撑不了。

这是关键问题之一——高傲的中国的体育行政力量面对席卷全球，每年产值达两千亿欧元（全球最著名的德勤事务所统计）的职业足球时，它显得无力了，即使面对200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足球每年近三十亿人民币的盘子，号称一年经费只需几亿人民币的体育总局及下属的“中国足协”更无力。因为职业足球庞大的规模不受所谓国家机关控制，举例说明：2003年上海申花为获得“末代甲A冠军”，竟投入一个亿人民币，而同城竞争对手上海国际投入达到9000万人民币，加上8000万人民币的北京国安，基本就是整个体育总局全年的事业经费。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构成的来源问题，一个习惯于每年手握三五亿国家拨款的副部级行政单位及它属下的中国足协，在面对社会资本时非常倨傲却又非常无力。1999年，中国足球的红人王健林突然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球，5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七君子造反”登场了，明确提出“产权明晰，仿照欧洲日本成立职业大联盟”，这样一个事件至今毁誉参半，可是它说明：职业足球根本就不是中国足协这么一股小小的行政力量能够控制的，因为它是商业，是游戏，是各地背后的政府。

关键问题之二——中国足协没想到“红山口会议”打开了市场之门时，也打开了潘多拉，这些行政高手市场俗手根本没有准备好制约魔鬼的咒语，假球黑哨于是泛滥，可以想像，当大部分俱乐部背后都拥有着超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巨资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背景时，一个不过正局级的中国足协怎可能还将副省级正省级甚至军方对象视作“行政可控资源”？我曾反思过1994年保卫成都，那是在一场“保卫城市名片”高尚旗帜下默契球的滥觞，但中国足协不可能和省政府较劲，何况还要保护当时的金牌球市，之后就有了“保卫延边”、“保卫山城”“保卫首都”“保卫八一”的口号，中国足协最终堕落成保卫一切必须保卫球队的机构。

中国乒乓、羽毛球“让球”并非传言，但那属于内部利益协调或者要尽可能在风格上压制国外选手确保金牌，何况除何智丽外基本太平，没有一个省长或赞助商会为该省乒乓球队保住冠军给乒协打电话，可是足球不一样，它牵涉的利益太巨大了，很多足球联赛的假球后面都有城市荣誉和巨大商业利益的动机，当所有矛盾集中到这个叫“中国足协”头上时，它只能学作驼鸟。最著名的是“渝沈悬案”，那一年沈阳在最后两分钟“神奇”逆转重庆成功上岸，而原本形势不错的松日惨遭降级，傻子都看得出来那是一场假球，中国足协也浩浩荡荡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足球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前往沈阳调查俱乐部财务情况，可“沈阳华晨”后面的背景是什么，直辖市的重庆意味着什么，中国足协根本无法左右，那份财务帐单里的秘密至今被锁在足协某层的抽屉里。同样的例子还有“三号隋波”，陕西国力队员，贾秀全当着全国人民说出一声“三号隋波”后，国力宣布手里有假球录音带后，中国足协张吉友率员调查几个月，却只得出“录音带里其实只是一个女人在勾引队员，淫词秽语而已”的说法。你信吗。

中国的假球调查史其实就是中国足协这股小小行政力量在更大的行政力量前的碰壁史，当然不能姑息中国足协，因为作为中国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份子，更多的时候它并没有积极去调查，甚至在变相合作着“假球”，因为它也是“行政”，比如说中国足协长期强调“假球和证据是密不可分的”，一付大义凛然而且无辜的样子，其实是驼鸟政策不作为，中国足协是官，地方也是官，中国官场的相护规则使调查进入关键时刻时，“查无实据，以观后效”成为最大的挡箭牌。

关键问题之三——包括对“资本的力量”，资本本来是推动职业足球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魔力，中国足协一方面为了自己身利益坚决反对成立“职业大联盟”从而把中国足球引入全球化运作中，另一方面又委曲求全地向它妥协，从中得到私利甚至传闻有官员亲自参与到假球制造中。还比如说我一直批评的“关联”问题，和假球问题一样，中国足协一直以“找不到实据证明大连实德和四川大河有关联，也找不到证据深圳健力宝和辽宁队有关联”，直到两年之后，才拖沓地和平解决这个严重违背“公平竞赛”的问题。

但中国人在看待体育游戏的理念上如此奇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方面各地方的人们（包括媒体）拼命保护着各地方俱乐部，甚至无视当地俱乐部假球、关联的存在，这就是长期乱战于中国各足球城市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却对代表其实制约行政的资本力量充满反感，把足球资本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在世界足球近十五年的事实证明，资本的具体形状就是“职业大联盟”，但没有具有民主气息的“联盟”，就不会有更广泛的行业规则，也只有相互制约的“职业联盟”才最接近行业的公平（我说的不是完全，因为不可能完全达到公平），否则，以行政控制足球职业化只能在行政和资本的博弈中纵养出如朱峻、徐明这样坐地为大的老板，可我们的媒体及行业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非常苍白地用道德沦丧、为富不仁、家天下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太业余太搞笑了。

如果还有人不理解中国体育的“行政可控资源”和“非行政可控资源”，我就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我们都知道国家体育总局拥有很多创造了无数奥运冠军的“某某之乡”也就是项目特区，早在在1992年前后，中国足协也顺应中央经济改革中“创建特区”，决定创建包括大连、青岛、广州、沈阳等十家左右的“足球特区”，希望从个别地区突破找到中国足球出路，这是轰动当时的足坛头号新闻，王俊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动容：“有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这将是中国职业足球未来的希望，经过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以此作为冲击亚洲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地”，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国家体委当时设置的十几个基地（特区）也正在源源不断生产着奥运冠军。

在漫长的岁月中，国家体育总局设置的无数如“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排球之乡”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甚至已成这个项目的圣殿，但“足球特区”却名存实亡，无论是当地企业、政府主管体育的官员还是球迷，如今早遗忘了“足球特区”这段陈年往事，可当时它的轰动性不压于中国足球来了一位新主席。这就是典型的“行政可控”和“非可控”资源的例子，乒乓、体操能得到长达数十年各管理中心或协会的行政控制，可当市场宠儿足球进入市场后必然不为“中国足协”所左右，那些“足球特区”的领导、企业在之后几年迅速转入更直接的GDP建设中，忘了当初新闻发布会上的宣言，靠中国足协的“行政力量”无法行业管辖这些计划。

“体操之乡”“举重之乡”活得很好，“足球特区”却破产了，这实际上是宣告以行政力量推动足球运动市场化做法的破产，其实我的断言一点都不极端——乒乓球包括举重、射击、体操天生就拥有“举国体制”的属性，它们都缺乏像足球、NBA或F1这些项目极大市场化的空间，它们仍然可以坚守“江宁织造”的模式，但足球不行，足球江湖之庞大根本不是一个长期以血统纯正皇恩浩荡自居的“江宁织造”可以应付的，在波诡云鹬之中，中国足协这个焦大在改变不了现实后，也只有像它指责过的那样去扒灰、偷小叔……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讲一个本来答应不讲出来的故事，但我写到这里，已收不住了：

都知道中国足协将“中国之队”签给瑞士盈方很失败，双方正在打着一场口水官司，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实当初谢亚龙是答应签给“亚足联开发公司”，这对中国国家队有相当的实惠，当时事情已进展到中国足协和亚足联代表草签约定第二天上午正式签的地步，亚足联开发公司代表已抵达中国只等署名，按国际惯例，这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情况突变，谢亚龙宣布将和盈方签约，人们用各种版本猜测中间出现的故事，甚至有人用盈方是国际足联背景，而亚足联开发公司的亚足联背景，这是国际足联压倒亚足联……来幼稚地分析，其实真相很简单，据说一位曾经有恩于谢的高层领导的儿子找到了谢亚龙，该亲属带着瑞士盈方的代表和谢亚龙一起吃饭，在饭局上直接要求谢亚龙如此如此办理……于是，谢亚龙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告诉亚足联开发公司不签了，中国之队将属于瑞士盈方。

按优势项目的做法这并不为过，这是行政旨意，因为圈子就这么小，中国人自己就代表着世界，可是中国足协仍然把复杂的足球市场当成行政可控资源……以为尊重了官场规则就尊重了市场规则。

你该理解为什么“乒乓是国球，足球是国难”了吧。作为亚足联金库的开发公司代表当时就对谢亚龙说：“你等着吧，看年底的世界杯抽签分组吧”，不知道这只算一种威胁，还是真激怒了亚足联开公司的大后台，反正中国国家足球队最后真地分在死亡之组，只能打肿脸充胖子，集体说“我们在亚洲谁都不怕，打谁不是打”，最后“打谁不是打”变成了“输谁不是输”。

纯属个人观点，但我已从项目技术、市场运作、产权所属、社会结构及政治复杂性表达了“足球”与其它项目的不同，足球从利物浦教会创始它的第一天就不属于“行政可控资源”，但中国足球却一定要用目空一切却又回避一切的态度运作它，这就是中国乒协能搞好乒乓，中国足协搞不好足球的重要原因，以一个正局级的单位就像搞好那么庞大的一个市场，这本身就是中国足球的“原罪”，在“原罪”无法更改的前提下，所以接下来我还要分析：

什么样的人，才更适合担任中国足协主席。

下期请指正我的“足球九评之三”——谁才是中国足协的真命天子。

点击进入>>>中国足球原问题九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