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走什么样的路？

——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

傅国涌

世人曾经为2007年厦门民众成功抵制PX项目而欢呼，以散步方式逼使强势集团走向对话，并最终作出让步，这个案例一度让中国的媒体陶醉，让部分国人产生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以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群体利益面临损害时，这种极为节制、温和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效普及。然而，当2008年5月4日数百名成都人走上街头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项目时，遭到的却是警察的打击，至少有4人被拘捕。当时正值“512”地震前夕，因为地震的发生，救灾新闻淹没了一切，这一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半年后，地震的伤痕并未过去，在成都的上风上水（离成都市区仅30公里）、地震重灾区之一（离震中映秀镇仅30公里）的彭州，这个超级化工项目就要启动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地震局等都已为这个项目签字画押。北京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参加这个大化工项目论证的科学家、专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国家级专家就有103人，两院级科学家、专家有29人，其中大部分的科学家、专家都向这个“殃民毁城”的项目发放了通行证。 他在邮件中不无愤怒地指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秉持科学良知、科学精神公开向成都市民、向世界关心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人们做出解释。”

此刻，似乎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在绝对强势的垄断利益集团之下，在足以把一切压成齑粉的国家机器保驾护航下，公民的任何抗议、任何不同的声音注定了都被封杀。尽管如此，成都公民并没有完全沉默，他们仍在抗争。谭作人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试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就是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还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变成一片白色，以白色来表达他们的意愿，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这番话读来令人感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土地上，无形的铁链不仅捆锁着我们的身体，而且捆锁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哪怕是最低限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服从、不同意，只剩下对强权、对一切强势利益的屈从、忍耐，甚至不敢怒、不敢怨，逆来顺受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量身定做的一个成语。可以说，谭作人在成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抗议模式，他构想出以“示弱”代替“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只能选择示弱，是因为我们被国家机器剥夺了所有示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选择消极行为，是因为我们行使积极权利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在一个不允许游行示威甚至连集体散步也不允许的国度，他的思路具有重大的行动意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心明白，只要你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天罗地网，你还是可以设法抗争，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说不”

形式的。

当然，就是这个如此低调的白色行动，在当地警方的压力下，也遗憾地流产了，没有化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谭作人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成都人的失败。我相信，他们的公民抗议之路还会持续下去，“成都环保风暴”仅仅是个开始。 同时，成都今天所遇到的，在其他地方或早已遇到过，或正在遇到，或将要遇到。改革三十年的结果，改革已死，大饼分配已经完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饼游戏暂告一个段落，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继续无限制地不顾一切地攫取更大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山河受创的代价，更不会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手里没有选票、没有行使自己权利的任何机会的民众，他们的声音、意志都不过是零。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不过是维护利益集团的铁牙钢齿，在本质上已经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民众的任何抗议在现实中几乎都不会有效。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好像已无路可走。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不公正的现象，看到特殊利益集团横行无忌，看到这个体制深入骨髓的腐败，他们的内心也有很多的不平，但更多的往往是无奈，他们常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这样的无力感通常会增强，等到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为自己一家的生存温饱或小康疲于奔命，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消耗在这里，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在私德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很好了，年轻时的一点激情、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早已熄灭，更遑论为改变这个社会去做什么事，出什么力。于是循环往复，一代代人原地踏步，在专制的大网下苟且求存成为唯一的选择。汪洋大海一般的庞大人口，如同水一般载起了专制权力的大舟，却似乎再也没有了覆舟之水。常常以捍卫利益集团后盾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专制，因此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得意，今日之中国，再也没有能够抗衡它的力量。中国人多如恒河沙数，可惜有量无力，构不成力量，也就不可能制衡它。有消息说，厦门事件之所以是个特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化工项目的利益集团和房地产开发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由此给厦门市民的散步抗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结果可能就会和成都一样。我有时常常琢磨“有量无力”这个词，从根本上说，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放弃，我们没想过表现自己的力，如果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的权利受损，我们都要站起来抵抗一番，哪怕结果是悲惨地失败，但我们就不是无力的。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我们就是有力有量的，我们就可以让强者每一刻就清醒地知道——我们既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

我想到了陈衡哲当年的一篇文章，她在1935年6月写的《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那是针对当时日本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写的，我今天读来，同样有很多的启示。她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共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廉耻扫地的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今日之中国很多人大致上走的也都是这两条路，或苟且求生，或跻身利益集团行列，“刀头上舔血吃”，混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把子女乃至自己都移民海外去。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夜夜笙歌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沉沦，欲望的膨胀无止无休，人们只知道拼命地捞钱，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成为一个民族绝对的驱动力。 但是，她指出了我们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都是民族自救的活路。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

包括这次挺立在“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样的第三条路，这条反抗之路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可怕的国家机器形成了不和谐，注定会遭遇可以想象的打击乃至压迫和伤害。因此，这条路也是自毁之路或者说自我牺牲之路，但这是有意义的牺牲，它守护的是人间的正气，它呈现的是现代的文明，它指向的是中国的正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走这条路，这个民族就完了。谭作人，一脸的大胡子，眼神满含忧郁，一张典型的忧国忧民脸，他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会滔滔不绝，尤其说到他的民间环保生涯时，他参与创立NGO“绿色江河”，在成都一带致力于环保已有多年，他还和朋友一起办一本不定期的民间刊物《文化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2007年春天我去成都，就是他开车送我去都江堰，没想到一年后，那里就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自己热心的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过得很自在，他爱自己的国家，并深爱他栖身的成都这个城市，我相信正是这种爱使他敢于走上这条路。  

陈衡哲最欣赏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这条路更强调“内在的预备”，“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要去经受烈火的洗礼，从灰烬中把自己炼成坚不可摧的真金。 一个民族要新生，必须有一部分人首先自救，无论是走第三条路，还是走第四条路，这两条路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自救之路，也是一个民族的自救之路。

                                2008年11月22日

                     2008年度【私人版】民间致敬榜

                                    傅国涌

    2008年最后的一天，我在开往黄土高原的火车上，看着车窗外我熟悉的荒凉，太阳光穿过玻璃照过来，竟是那样的刺眼，想起我的青春时代，曾一次次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一次次地乘这趟车，6年没有来山西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变，眼前的一切，落光了叶子的树，枯黄得一点就着的杂草，偶然飞过、停栖在枯枝上的那只孤独的飞鸟，都让我无语可言，我的整个青春都交给了这块苦难的土地。多难的2008年这一页即将翻完，时间对中国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中国人而言，真是那么的无情，多少年的时光也没有什么改变。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完全陷入了绝望的谷底，因为我们早已在谷底，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上升，近60前消亡的民间社会，30年来总是在持续的成长，就是2008年，我们也能够看到许多的亮色。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自己评一个2008年度的民间致敬榜吧，我闭上眼睛，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经过筛选，名单在火车上就定下来了。

    【评价标准说明】国内主流媒体聚光灯下的，我尽量不取；网络大众或海外媒体关注热点中的，我尽量不取；有争议的，我尽量不取；纯政治性的，我不取；浮躁，张扬，自我炒作或带商业性的，我不取。我的评价标准，立足民间，目标向下，低调，建设性，可持续。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稳健地推动公民社会，最终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的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肯定并应该给予最高的赞誉的努力。有些人本来也在我的考虑中，比如为杨佳呼喊的画家艾未未先生，但因杨佳的个人复仇壮举本身尚有可争议之处，特别是这事在  网上已够热了，所以最后我没取。比如王力雄对西藏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因为已广为国际社会所知而不取。比如瓮安人和陇南人，他们的行为显示了华夏民族血性尚存，但因为与我内心深处所赞赏的和平演进路径有某些不谐，也不取。我也想到了《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媒体，但它们已享有足够的荣誉，我就不取了。

    年度志愿者：牛博网创办人及韩寒等作者、网友   绍兴E网网友   天涯网“水中灯盏”博主小狐

    【理由】他们在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彰显了网络时代民间社会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年度维权者：谭作人，成都 

    【理由】作为资深的环保NGO参与者，他在和平抵制成都彭州大型化工项目的“环保风暴” 中，创造了白色抵抗行动模式，虽因为警方的干预，未能实施，但他的智慧、勇气和持续的努力，足以提供新的示范。 

    年度作家：杨泽泉，成都

   《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

   【理由】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具有审美和历史等多重价值的回忆录，见证了黑暗时代的饥饿与死亡。他的作品足以使大多数专业作家羞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9e6.html

    年度诗人：朵渔，天津

    【理由】他主编的民间诗刊《诗歌现场》已出到第五期，极为难得地显示了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在场感，和对汉语诗歌艺术的独立追求。 他个人在2008年为汶川大地震和索尔仁尼琴去世而写的两首诗，代表了诗歌穿透时代的力量。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poem/1/185758.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c13a.html

    年度音乐人：刘涛和腰乐队，云南

    作品：《海鸥之歌》

    【理由】他们把林昭的传世长诗《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谱曲唱出来，而且制成了唱片《海鸥之歌》，让我们感到当代音乐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品质。

    年度学者   许良英，北京   肖雪慧，成都    赵诚，太原

    【理由】许良英先生和肖雪慧先生在本年度关于普世价值的论战中，写出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现实力量的文章；赵诚先生对于西藏问题具有独特的见地，在三月西藏事件后，他提出了解决西藏前途和命运的出色建议。

    年度媒体人：张立宪，北京

    【理由】张立宪主编的《读库》08年第4期《八月的乡村》，对奥运冠军的背后做了特立独行的深入报道，是所有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新闻中最具有质地的。

     年度刊物：《记忆》、《往事微痕》，北京

    【理由】吴迪、何蜀主编的网刊《记忆》9月13日创刊，已出10期，致力于推动文革研究。  

    铁流等右派老人编的网刊《往事微痕》 7月10日创刊，已出11期以上，旨在拒绝遗忘，留下历史。

    年度社团：香港五七学社  香港

    【理由】在 “阳谋”半个多世纪后，香港幸存的“右派”及其同情者、史料收集者、研究者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致力於收集“右派”名单和一切有关反右运动的资料、文献，已出版右派列传二册，他们虽身居世界的自由港，仍选择不苟活，不回避，以记忆反抗遗忘。即使在香港这块自由的飞地，他们也遭到官方一定程度的打压。

    年度网站：民间历史网http://www.mjlsh.net/，香港

   【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这个网站，关注大陆的私人记录，努力为保存历史真相提供一个新的空间。

    风风雨雨的2008年即将过去，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并且能和朋友们一同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而深感荣幸。谨以这篇旧文，祝各位朋友2009年平安、快乐、有全新的收获，上帝最终会眷顾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40年前，就有神的女儿林昭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她宝贵的热血，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傅国涌

权利，而不是权力

——我理解的米奇尼克

傅国涌

一

   “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团结工会则提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主张。”

   十多年前，当我在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中译本中读到这些论断时，中国社会正弥漫着一种灰暗、沮丧的情绪，正是在那些星月无光的夜晚，布热津斯基关于波兰社会自我解放进程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动。那时候我只知道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虽然也知道在瓦文萨的背后还站着一群波兰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但对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知之甚少，或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读了胡平的《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对米奇尼克其人其事有了初步的了解，不禁对这位被誉为“杰弗逊式的人物”心向往之。2002年冬天，读到崔卫平的《谁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天空、无际的大海，这些精彩至极的片段从此就在我的脑中萦回不去：

   “在他（米奇尼克）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

    就是那个冬天，我知道已经为本民族引入了哈维尔这一精神资源的崔卫平，又要为我们引入米奇尼克的精神资源。从此我就渴望着早日读到这部必将在汉语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米奇尼克文集》。

米奇尼克被称为波兰的“甘地”、“路德”决不是偶然的，他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灵魂人物，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积极参与了反权威的政治活动。从18岁第一次坐牢，他一共经历了5次监狱生涯，在狱中度过了青春时代的6年多时光，至少有两次遭到暴力殴打，他也因此理解了《古拉格群岛》中的一句话：“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也正是共产党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使这位具有坚定的行动性格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入的问题，并在那里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

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即使在波兰以不流血的代价成功地完成和平演变之后，他选择的也不是问鼎权力，入阁做官，而是办报，继续以言论影响社会、保持独立的社会批评，并不因为他参与的历史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而改变初衷。他虽然曾高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没有多久就辞职了，从此一心在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的位置上贡献他的才智、心血和思想。他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什么故作姿态的清高，也不是他无法适应复杂的政治运作（历史早已证明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是富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和他的思想完全是相一致的。

对一个从来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只知道明君、清官的古老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块见证了无数次王朝循环的大地上，和皇帝一道进餐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独立的生活，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题目。因此，本文试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的角度理解米奇尼克的思路和作为，理解他对于中国的意义。

二

1976年是米奇尼克生命中的一个新开始，年仅而立的他写出了注定成为历史文献的《新演进》一文，为波兰未来社会的变革指明了方向。在这篇纲领性的文字中，他无比清楚地认识到了“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因此一切地下的策划密谋行动都是不可行的，“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为此，他提出“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并把“新演进”的目标定位在逐步和缓慢的改进基础之上，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它依靠的是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是公众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而不是依靠暴力和强力来推翻现存制度。他对“新演进”的三种力量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一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压力“是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天主教会，他们长期以来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三是知识界，他们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

特别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米奇尼克第一次提出了“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而奋斗的说法。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正是在见识了布达佩斯、布拉格街头横冲直撞的苏联坦克之后，形成了他的“新演进”观，与以往各种各样的思路不同的是，他把社会变革的目光完全转向了“下面”，而不是盯着“上面”，而在此前波兰呼吁改革的声音中，无论是世俗的“修正主义”还是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米奇尼克最关心的不是权力的宝座，而是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组织，是直接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告诉掌权者怎样进行改良，他认识到“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实际上就是要求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利，而不是夺取政权。这一点和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上书”、“上折子”，总是期盼着明君、青天来拯救苍生完全不同。

与这篇文章同样重要的是这年9月他和库隆等知识分子一起成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当时他虽然不在波兰，但他是毫无争议的缔造者之一。此前，在波兰Ursns等地曾发生工人抗议事件，他参加了一次官方对Ursns工人的审判，判决的不公正和工人妻子们的哭泣震撼了他的灵魂，他第一个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表抗议信，接着，库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还向西方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要求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站出来为受迫害的工人仗义执言。接下来就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此时离团结工会的出现还有四年。

这是波兰转型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在极权社会探索自主的公共空间的开始。这一点从他们为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团体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就不难看出，他们强调公开性、真实性、行动的自主性、信任等。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与波兰的社会生活、与千百万普通工人血肉相连的，它没有提出任何政治诉求，它以一个小小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以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动起来，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帮助自己，这就是重建社会的开始。用米奇尼克自己的话来说：“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与其说“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它没有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计划，只是寻求社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目的只是要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工人家庭。它在重建民间社会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却是极为可贵的一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但是在一个不容许社会有自主空间、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国度里，人们只要选择独立于政府之外，就天然地具有对极权主义的颠覆性，就注定了具有政治性，也注定了成为官方压制和打击的目标。

从“保卫工人委员会”到《新演进》，米奇尼克实际上已经清晰地画出了一幅在极权主义国家重建公民社会的蓝图，他把自己绚烂的理想化作了平凡的现实。1980年，团结工会诞生时，米奇尼克和库隆等都成为重要成员（多年以后，米奇尼克说：“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并为此入狱多年。在合法存在了13个月之后，团结工会被“军管法”取缔了，米奇尼克却没有感到灰心，即使在狱中。因为他看到了波兰社会被激发出来的生机并没有中断，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绘画等）、地下科学，以及以地下状态存在的独立组织（工会、艺术家协会、青年人组织等）……，当然还有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教会，作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已无法连根拔掉。普通的波兰人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恐惧，开始挺起腰杆，在公民社会没有出现之前，也开始像一个公民那样行事，而不管国家机器是怎么想的。这一切诚然都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他们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运用暴力就能加以扑灭。

三

正因为米奇尼克不是把立足点放在权力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一场独立社会运动的评判并不是从“成”、“败”出发，不像中国人总是在权力的取予和得失上打转，始终无法超越“皇帝的餐桌”，认为权力之外无政治，从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权力上面。即使是在团结工会合法存在时期，他们也“从未要求共产主义者放弃权力，把控制权交给国家造船厂的工会”。

正因为米奇尼克的起点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追求的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他反对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剥夺了所有社会自主空间的国家机器，目的并不是取而代之，自己去掌握那架机器，而是寻求把社会从这架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机器下解放出来。所以，他认为即使波兰处于极权制度的刺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分析说：“（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倒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和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平衡。”

毫无怀疑，民主是他追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入狱，并拒绝出国或在“忠诚声明”上签字。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民主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现一个完美社会，更不是因为民主能实现权力更替，从而为自身登上政治舞台创造条件、提供阶梯，而只是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为了每个人都能拥有和君主同样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是基于一种“英雄主义”，他从来不想成为英雄，也不曾想要为国家、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而牺牲，他只是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尊重自己，也受到朋友的尊重。基于尊严、常识和记忆的理由，他断然拒绝了在“忠诚声明”上签字，拒绝选择流亡。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放弃了以暴易暴、以暴力革命为社会变革开路的想法，他懂得以暴力手段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巴士底狱。无论暴力以革命还是其他任何动听的名义，除了会掐断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个社会原子化，最终导致专制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也是他立足生活的思考结果。他由此认识到，社会的变化不是依靠权力更替就能完成的，“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文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那就必须从恢复每个人的权利入手，其中自然包含了思想、信仰的权利，言论、批评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的权利。他说：“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为那些想要反对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包括我自己。”

这一切使他最终能超越于权力安排之上，超越仇恨意识、敌人意识，他从来就不相信“去共产主义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说：“我们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却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掌权的打算，从没想过“彼可取而代之”，而是以说出真相、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自许。一句“我们真的不想掌权”决不是政客作秀的口号，而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所以在胜利在望的时刻，他能发出“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样理性的声音。既然他的诉求不是权力，这一切就不难理解。而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永远都无法明白会有人不像他们那样追逐权力，而把权利、尊严和自由放在权力之上。 

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权力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他80年代初在团结工会内部曾经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当时瓦文萨正如日中天，他感到瓦文萨要把一种“狂暴的、专制式的”东西强加在团结工会之上，他担心瓦文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会屈服于官方，把团结工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与过去的官方工会类似的依附组织。因此，他不仅与瓦文萨唱反调，而且在一篇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文章中，编造了一个正在变成独裁者的工人领袖的故事。当然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好得像同性恋似的”。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说：“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乃至在团结工会将要被取缔前的几个月，他和库隆都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当然，其中还有其他一个重要原因，官方收买、派遣的“隐蔽战线”力量已渗透进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并几乎掌握了多数，先后将库隆和他排挤出局。戒严法一颁布，这些人从此消失）。

米奇尼克强调：“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不一样，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丧失批判性，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他昔日的同伴登上了权力舞台，他对他们的批评甚至比对前共产党人还要严厉。对人性、特别是人的局限性，他有着深刻的体认，包括对自己——“我不想自我表彰，我必须面对自己的不足”，他知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自身的自高自大”。

在极权主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选择的角色依然是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以自己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为荣。所以，在谈论米奇尼克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所反复强调的“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点一边”。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相反，我们有的是“虽九死未犹其悔”的屈原式的忠君情结，依附权力、选择站在权力一边几乎成了一种惯性。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匮乏也正是古老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到处弥漫着伦理意义上的义务观念，个人几乎没有地位，连法律也是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从来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而在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社会，到处活跃着权利观念，法律以权利为本位。所以我以为，与其说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还不如说是“权利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没有生长出基于个人本位的权利观念，除了围绕着权力的轴心打转，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只是一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只有权力舞台上的你争我夺、你死我活，没有真正的革命，也很难出现新的文化和思想因子。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心始终是皇帝，即便是顺民，关起门来也个个都是皇帝，权力之外无权利，总以为抓住权力就抓住了一切，在朝者至死抓住权力不放，在野者总是怀觊觎之心、问鼎之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难产的根本原因之一，即便是许多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人也往往陷入抢椅子、排座次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米奇尼克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四

米奇尼克不是无根的飘萍，更不是在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深深扎根在波兰那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地上，和波兰的历史文化传统血脉相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诗人米沃什、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1978年成为罗马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被他称为“当代波兰文化最初的奠基者”的克拉科夫斯基使他明白，“自由能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赫伯特让他确信，自由、宽容、文化传统、人类尊严才是民主的核心。他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卡·沃依蒂瓦的教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次集会上对团结工会的人们说：

“如果你们是一个想要得到权力的政党，那么世界对你们的看法将同对待其他从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活动的政党一样。这样，你们将失去每个国家、每个种族、每一阶层人民的注意，一句话，你们将失去一切希望！人们希望社会生活的僵化形式能被一种符合人的真正需要和尊严的新形式所替代，希望由一种共同愿望团结起来的千千万万人民能够找到本国的公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新形式。由于僵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正以可怕的冲突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人们的这种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作为米奇尼克的重要精神源头之一，我深信米沃什的这些思想一定也给了他深刻的启迪。除了受到他亲身接触过那些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他还从波兰文学中，从“波兰文学的良心”泽罗姆斯基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根系。他年轻时曾做过“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Antoni  Slonimski的秘书，这位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的诗人教会了他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帮助他解决了作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同时像一道屏障一样保护过他。可以说，20世纪初波兰知识界“不服从”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包括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等人的著作。他“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这些声音是那么微弱而且零星分散，“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

他们的言论、人格和著作都给米奇尼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滋养，成为他精神的源头。使他最后能以更清晰的“新语言”表达出公民社会的思想、人的权利思想，并化为坚定的实践。所以，他才能无比骄傲地宣布：“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一切使他的追求最终超越了意识形态、种族、权力和其他的因素。

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加缪、托马斯·曼，以及托尔斯泰、卢卡奇、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对米奇尼克也不无影响，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教他成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使他确信“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崔卫平曾说过，她就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米奇尼克的。

当然，也不能不提及他少年时代的精神导师、一个“独立的、世俗知识分子”、“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里普斯基，里普斯基在他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里普斯基建议下，他在1962年参与组织了一个叫做“矛盾寻找者”的俱乐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波兰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等一切被禁止的敏感话题，被官方和警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被哥穆尔卡在中央全会上点了名。这一年他只有15岁。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他又成为共产党内反叛出来的知识分子、“造反的共产主义”代表库隆的“热心信徒”，在以后漫长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是最好的同伴。

萨哈罗夫、哈维尔等比他年长的精神同道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启发。他曾无比深情地谈及“人的权利的捍卫者”萨哈罗夫在20世纪历史中和他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权利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所在。伟大的反极权主义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对哈维尔他也充满了敬意，认为哈维尔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是个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上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说，哈维尔的文字中传达出了捷克文化中最可贵的价值：热爱自由、尊重传统、幽默和自讽、宽容和正直等。《无权者的权力》乃是关于在中、东欧建立公民社会的运动哲学的“最好最准确的表达”。

五

崔卫平说，哈维尔的语言是一种道德的语言，米奇尼克的语言则是政治的语言。我以为与其将米奇尼克的语言称为政治语言，不如说是公民语言。“政治”在中国是个被严重污染的词汇，一提及“政治”，人们便谈虎色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早已经把“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皇帝的餐桌”，一提起“政治”，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联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想到改朝换代，而不管是宫廷政变还是农民造反，无不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中国人之所以会把“政治”与“权力”挂起钩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来都都没有真正拥有天赋的基本权利，一方面是当权者总是刻意使权力神秘化，策划于密室之中，大搞暗箱作业，始终不离“君权神授”、“圣主英明”那一套。实际上这不过是见不得阳光的狭隘的政治，它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是相背离的，广义的政治就是公民社会里人人可以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那种政治，也即崔卫平所说的“业余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米奇尼克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那也是“业余政治的语言”，我更愿意称之为公民语言。

这样的公民语言是朴素的、生活的语言，没有暧昧的、酸腐的气息，它扎根于生活的深处，以及波兰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中，同时吸取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成分。也因此，他的公民语言才如此富有概括力、穿透力和明晰的理性力量，毫不含糊、拖泥带水，充满了阳刚和自信，从而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长期以来，正是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些语言，复活了一些语言，比如他1976年提出的“新演进”，“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后来提出的“不完美的社会”、“民主是灰色的”等等，这些语言仿佛一下子就让人获得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这是在哈维尔、萨哈罗夫他们那里所缺乏的。对此，他自己有着足够的认识，“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正如暴君有暴君的语言，公民也应该有公民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在《新演进》文中，米奇尼克对“修正主义”、“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分析：“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也就是说，前者相信“圣经”而不信任“教会”，后者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圣经”。

与相信可能有一个完美社会的父辈不同，米奇尼克相信完美的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他追求的是一个“不完美的公民社会”，仅仅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了“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 “多一些权利“。“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在《灰色是美丽的》一文中，他提出“民主是灰色的”，“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的大杂烩。”“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他形象地将团结工会运动称为一个“钢腿泥手”的巨人，在工人当中拥有广泛而强有力的基础，在谈判桌上却没有力量。相反，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一个“泥腿钢手”的巨人，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手里却握着利器，在谈判桌上占据着优势。

他将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称为“波兰战争”，是对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发动的一场战争。

当波兰完成了社会转型之后，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主编的《选举日报》仍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以此来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因为他感到过去用来描述世界及其传统的语言已经无效，在重建新的社会生活时需要一种“新语言”，他把这种新的语言称为“共同的语言”，是为了所有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虽然当年雅鲁泽尔斯基们用暴力拒绝了“共有一个波兰”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以复仇的心理，演一出中国常见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剧，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将共同的家园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等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基于这样一种逻辑，他不想听到昔日的共产主义者说：“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他不容许有人将这次社会变革庸俗化地看作是简单的权力更迭。

和哈维尔的剧作家和哲学背景不同，米奇尼克的知识背景是历史学，他本人虽没有写出什么重要的历史著作，却亲身参与创造了波兰的历史，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欲望、贪婪。他说：“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创造历史，而不是追逐权势，这是多么美好的追求，他的思想、人格、经历都是一本无比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书，他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魅力。

2004年8月13—15日杭州家中

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傅国涌

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诺贝尔文学奖尤其受到广泛的注目。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对于这个奖和对于本国文学都有清醒、理智的认识。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要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本人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从当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而已。有了这封信在，后人的许多解释显得有点多余，他在信中说：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  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的民族弥漫着的虚荣心、虚骄之气，一种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至少从日本仙台弃医从文以来，他内心一直渴望着这个民族能站起来。

    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鲁迅先生对他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自己又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于这一荣誉，所以他说：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1927年初到上海的鲁迅深知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他有自知之明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拒绝诺贝尔奖显示了他无与伦比的明智。他虽然失去了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机会，却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从他本人的文学生涯来说，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出版以来，他也确实没有再安下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租界，一直到1936年10月去世，也就是他47岁到56岁的9年间，这是他和昔日女师大学生许广平共同度过的岁月，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时出世。这段时间，他主要靠写作和翻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稿费、版税成为他一家的粮食，他给很多不同的报刊写稿，合作时间比较长的是老牌大报《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从1933年到1934年，写了一、两年，老板史量才给他特别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元到十元，鲁迅的稿子则无论用还是不用一律稿酬照付，每千字三十元，是一般稿费的3到6倍。这个9年中，他大约只有一笔额外收入，那是始终关爱他的绍兴同乡前辈蔡元培帮他安排的，从1927年12月起，他获得大学院[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特约撰稿员”名义，每月可以领到300元大洋，这个固定收入一直维持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因为国民党体制内有人提出意见，说鲁迅什么也没做，不能拿钱才取消。专门研究过文化人经济生活的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上海的最后9年一共收入78000元，平均每月接近724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万多元，这个收入比起他在北京的十四年，月均收入相当于现在人民币9000多元要高出一倍多。所以，他一家三口能在上海能过上小康生活，看得起电影、上得起饭馆、看得起病、吃得起药，还能时不时接济、帮助一些文学青年。当然，他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比较简单，房子是租的，家具也很少。  

由于时代的和个人的种种原因，他在生命最后9年把主要精力用于写杂文，杂文在《鲁迅全集》中占的比例最高，期间仅仅完成一本不算特别出色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构思多年的反映他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终于没有完成。在某种意义上，1927年以后的鲁迅已与文学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