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谢九

　　当宏观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时，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熨平周期性波动，这种反周期的救市行为，将成为弱势格局下的投资机会。具体而言，可以分解为两大方向，一是以4万亿元为代表的财政刺激如何在A股市场发酵，二是低利率时代如何影响资金的重新流动。
　　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细节，4万亿元的蛋糕大致划分如下：加快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约1.8万亿元，加快建设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约3700亿元，加快建设生态环境工程约3500亿元，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约2800亿元，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约1600亿元，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约400亿元，加快灾后重建约1万亿元。从中不难看出，以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仍将是短期内的主要政策选择，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一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产业链，共同分享4万亿元的蛋糕。
　　具体到A股市场与此对应的行业和公司，作为机械制造之母，上游的机床行业必将从中获益，沈阳机床、昆明机床和秦川发展等是机床行业的代表性公司；铁路建设的公司有中铁二局和中国铁建等；机械制造行业的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科技、柳工、厦工股份等都是国内的老牌公司。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刺激对于钢铁和水泥的需求，一些跌破净资产的钢铁龙头公司比如宝钢股份、鞍钢股份等，已经具备了长期投资价值，海螺水泥、华新水泥等龙头公司更是已经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成为弱市中难得的风景。除了以上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行业，农业、新能源和医疗等行业也都是4万亿元的受益者。
　　自4万亿元计划在2008年11月初公布以来，相关上市公司一度受到投资者追捧，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层面的坏消息不断，悲观情绪很快再度笼罩股市，很多投资者选择了短线获利回吐，大部分公司在短暂上涨之后，再度回到前期低位。相对货币政策的滞后性，财政政策通常能更快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比如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的1000亿元投资，已经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投放，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要求下，部分公司从4万亿元中的获益，有可能在2009年一季度就有所体现。所以，如果宏观经济层面在短期之内没有更坏的消息传出，4万亿元的相关受益公司还将会再度受到投资者追捧。
　　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除了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企业的库存调整是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因素。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到达顶峰，世界经济也尚在繁荣时期，各类原材料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由于预期通货膨胀加剧，大部分企业都加大了原材料和产成品等库存，2008年南方雪灾的时候，企业加大库存的行为达到顶点。从2008年7月开始，国际油价跳水，并且带动大部分商品价格迅速回落，对于那些累积了巨额库存的企业而言，意味着灾难的到来，他们开始迅速清理库存，体现在宏观经济上，就是下游行业的需求迅速放缓。所以，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外需放缓所致，同时更是企业的内需减速。2008年11月份，我国进口同比下降18%，为2005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降至38.8，也创下该指数历史新低。这两个数字很清楚地表明了内需的萎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企业内需减速的影响甚至远远大于外围市场。
　　4万亿元对中国企业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帮助他们迅速清理库存。没人能预言中国经济何时见底何时复苏，但是企业的存货指标是一个很好的风向标。随着企业的存货被消化到合理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重新加大投资生产，新的需求和订单由此产生，宏观经济也将步入复苏通道。以1998年财政刺激的经验看，大多数周期性公司的存货在3个季度后回复到合理水平。
　　如果从存货的角度来看待投资，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在本轮股市大调整中，一些重资产型的制造业公司和轻资产型的服务业公司相比，前者的跌幅远远大于后者，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公司的资产跌价损失超过服务业公司。这些有发展潜力的服务业代表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更值得长期投资的对象。
　　除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2009年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低利率时代的到来。在美国和日本步入零利率空间之后，全球都将步入低利率时代，中国央行在2008年底第5次降息之后，一年期存款利率降至2.25%的较低水平，随着2009年上半年CPI继续回落，通货紧缩的概率加大，央行还有很大的降息空间。
　　从市盈率角度，人们一般将基准利率的倒数视为合理的市盈率水平，所以从理论上而言，利率高低和股市估值水平呈反比，高利率打压股市估值，相反，低利率则支撑估值水平，在连续降息之后，低利率的累积效应必然会在股市上有所体现。同时，低利率将使得部分储蓄资金从银行分流，低迷的实体经济使得新投资开工的欲望减弱，很多资金将会进入虚拟经济，在降息周期下，债市成为资金的首选，在债市行情被透支之后，超跌的股市也将重新变得具有吸引力。
　　2008年底，央行年内最后一次降息反而引发当天股市大跌4.55%，原因在于降息的幅度大大低于预期，尤其和上一次108个基点相比，27个基点的常规降息幅度让投资者大感失望。不过即便如此，经过2008年的5次降息之后，对于很多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而言，已经大大减轻了财务压力，很多企业可以在2009年轻装上阵。对于一些有扩张需求的企业而言，在低利率时代充分利用银行资金，可以大大减轻融资成本，等到宏观经济复苏，这些企业将会迎来快速增长。
　　伴随低利率而来的还有流动性充裕。央行在降息的同时，还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减少央票发行等手段来释放流动性，在国务院公布4万亿元的同时，还宣布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这些措施都将为市场注入充裕的流动性，对于股市而言，充足的流动性是上涨的必要条件之一。
　　按照国务院在2008年底提出的规划，2009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至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构成，在宏观经济减速的背景下，2008年11月的M2增速萎缩至14.8%，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以17%作为目标，大致意味着2009年新增7.5万亿元的广义货币。虽然17%的增长目标有一定难度，但在全力保增长的目标之下，应该还是可以通过投放基础货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实现，充裕的流动性将大大改善2009年股市的资金面。
　　不过，信贷规模的放松可能给银行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从银行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的下行周期会尽量缩减信贷规模，以规避可能的不良资产风险。但是在保增长的大目标之下，银行自身的资产安全要求可能会退居其次，2008年的银行业是业绩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在息差缩小、风险放大的背景下，2009年的银行业可能会将利润反哺其他行业。
　　2009年，股市的坏消息主要来自利润下滑，2008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11%，和2007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0%的好时光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分季度来看，2008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6.4%，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0.08%，三季度净利润出现同比9.03%的负增长。在2008年的低基数上，2009年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依然并不乐观，尤其是上半年，在中期业绩公布前后，这种悲观情绪可能会达到顶点。
　　而2009年的好消息在于，对于基本面的恶化，股市已经用超过70%的跌幅来体现，反应已经较为充分，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点，而政府的反周期救市会将继续恶化的可能性减到最小。而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在2009年成功筑底并且转型，2010年乃至更长远的中国股市依然值得期待。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2009年或许正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１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2期 总第512期 2009年1月12日出版

【封面故事】

第二人生、谷歌地球与卢浮宫
虚拟世界博物馆

世界的镜子

专访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戴维·杰勒恩特

游戏还是博物馆

打破围墙的虚拟博物馆

卢浮宫的虚拟和现实

第二人生中的图书馆

虚拟时代的亚历山大梦

多维空间与平板个体

3D虚拟世界的奥德赛
【社  会】
热点：中信泰富156亿港元巨亏的责任链

热点：公交车连环爆炸案：“7·21”的昆明记忆

热点：“万里大造林”案中若干细节

专访：防震减灾，预警比预报更重要
——专访《防震减灾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

世博会倒计时：瑞士馆与城乡互动

城市：在上海，寻找邬达克

生态：辽东湾斑海豹的生存危机
【经  济】
市场分析：盘点股市2008年

收藏：有记忆的茶

收藏：洛夫夫妇的收藏

收藏：来样加工的纹章瓷

商业：3G前夜，LG的提前量

商业：雪碧的音乐基因与碳酸饮料中国胃

商业：Wittmann沙发在挑人

商业：美特斯邦威让“轻资产”变重

【文  化】
话题：狄更斯写的总是对的

话题：无人认领的名画

话题：罪恶都市里的黑暗鬼魂

秀场后台：冯远征：一样花开为底迟

电影：保罗·范霍文和他的《黑皮书》

思想：危机与抗议

书话：约翰逊博士和施莱尔夫人

书与人：万有引力之虹
【科  技】
科技：2009科学展望

科技：人这种动物

健康：打个哈欠，清凉大脑

生命八卦：当副作用唱了主角

【专  栏】
投资物语：专业投资这一年

有关品质：也说《大教堂》

花花世界：贩卖历史的跳蚤市场

物是人非：秋裤和Legging

美食：一头钻进鳗鱼饭

体育故事：有人花钱受罪

军事夜话：加沙的“地堡终结者”

鸡毛蒜皮：字母汤

个人问题：大城市的大表哥

全球油价的话语权很长时间都掌握在欧佩克（OPEC）的手里，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产油大户，全球约四成的石油供应量和约75%的石油储备都来自欧佩克。但现在形势变了，至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名叫欧佩克的石油大佬的话不再那么好使了。

主笔◎李三

　　全球经济衰退的阴云笼罩着市场，“目前全球石油需求正呈现自由落体式下降”，英国石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吕尔的比喻非常写实，在需求被大大低估的情形下，石油价格的颓势有如一泻千里。
　　比起2008年7月每桶147美元的原油最高价，短短几个月，国际油价的跌幅已经超过了75%。在“石油需求自由落体式下降”的当口，一向对国际油价呼风唤雨的欧佩克也失去了话语权，减产的杠杆难以翘起当前极其脆弱的原油市场。2008年12月17日，欧佩克做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减产决定，12个成员国计划将原油日产量进一步削减220万桶，减幅约为7%。然而，国际油价依然没有刹车，当日即下跌7.66%，第二天下跌10.03%……油价创出了4年半以来的历史新低。
　　欧佩克组织减产的理由很直接，自从2008年7月以来，每桶原油的价格降低了100多美元，成员国们认为，如果放任原油价格的跌势，必将严重影响石油生产商的投资热情，这将给石油工业带来中期甚至是长期的不良影响。
　　欧佩克主席卡利尔对日减产220万桶的决议是有信心的：“我认为油价没有理由进一步下跌。我认为它不会再跌了。”他认为转机将出现在2009年1月1日以后，一旦成员国开始执行所有这些减产决议，就将对市场产生影响，并最终令市场恢复平衡。
　　在石油官员们中间，“公平油价”的观点颇有市场，比如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以及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伊拉克等欧佩克成员，他们认为每桶原油达到75美元才是“公平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克里斯托弗·吕尔对此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平油价’，只有能够让供需保持平衡的油价”。这种声音在市场里找到了答案，由于全球原油需求的不断衰减，当前原油库存充足，即使欧佩克扩大减产规模，疲弱的市场也难有积极的回应。分析师们表示，眼下原油市场处在全球经济动荡的阴影中，制约油价反弹的首要因素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而不再是欧佩克。就此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欧佩克总部秘书处负责人。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欧佩克要制定一个石油生产限额？

　　欧佩克：欧佩克的宗旨是保障石油市场的稳定，保障石油生产国以及石油消费国的利益。在这样的宗旨下，石油输出国就有义务协调各个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对产量的限制只是一个方面。如果石油需求增长，或者某石油输出国的产能下降，欧佩克就会采取提高产能的措施以避免石油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当然，欧佩克也可以通过降低开采量的减产计划来保障市场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欧佩克是否控制着石油市场？

　　欧佩克：回答是否定的，欧佩克并不能控制原油市场。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产量占到全球整个石油产量的45%，天然气的产量只有世界市场18%的份额。但是，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出口却占到全球石油出口总量的55%。欧佩克对原油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成员国决定增加或者减少产量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下，为石油消费国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
　　欧佩克在过去也曾通过增加或减少石油开采量来调控原油市场的供求关系，比如在1990年海湾战争的时候，由于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关系，当时市场上每天至少有几百万桶的缺口，我们通过提高其他成员国的开采能力，保证了全球石油的相对稳定供应。

　　三联生活周刊：欧佩克是否决定着石油的定价权？

　　欧佩克：欧佩克拥有石油的定价权，这是一个误解。上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中期，欧佩克的确也掌握过石油的定价权力，但这早已成为历史。
　　欧佩克成员国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开采量来调节供求，以避免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振荡，但是这个措施还不能与石油价格决定权相提并论。
　　实际上，石油价格的决定权掌握在世界三个主要的石油期货交易中心手里，它们是：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石油交易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石油从发现到最终成为商品上市需要多长时间？

　　欧佩克：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但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新油田从开始的勘探、发现、测试、开发以及到最终石油产品上市，需要3到10年。一个深海油田的开发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举例说，仅钻井平台的供水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海上石油勘探不但需要大量资金，石油公司还需要有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设备。

　　三联生活周刊：欧佩克组织是如何通过产量来影响石油价格的？

　　欧佩克：通常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和能源部长每年举行两次会议来协调石油政策以及保证石油的供需平衡。会议上，每个成员国都要做出增加或者减少石油开采量的决定，由于欧佩克成员国的产量占到世界石油产量的45%以及出口总量的绝大部分，任何一种决定都将会对世界原油价格有或大或小的影响。
　　欧佩克的决定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应该这样来看待：石油价格实际上分为市场价格和最终到消费者手里的零售价格。石油产品最终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汽油，通常指机动车辆使用的燃油；另一种是人们取暖用的燃油。
　　影响消费者支出的燃油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在有些国家，最终消费者付出的价格含有超过60%的政府税收。即使是石油市场有大的价格波动，最终在消费者那里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全球石油资源总量中，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储量占多少？

　　欧佩克：截至2007年底，欧佩克成员国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是93.9016亿桶，这个储量占到全球石油总储量的78%。全球的石油总储量是120.4182亿桶。

　　三联生活周刊：欧佩克成员国可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吗？

　　欧佩克：是的，在目前状况下，欧佩克能通过增加开采量来保证不断增长的全球原油需求。欧佩克现在的产量是全球需求量的45%，但是根据目前预测，在未来1/4个世纪里，全球的石油需求量还将增加50%。
　　欧佩克的宗旨是保障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我们的成员国经常通过减产或者增产来调节市场的需求。但是欧佩克成员也不是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欧佩克没有办法来决定石油供应的价格，也没有办法来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拥有占到全球总量78%的石油储备，成员国还有较大的石油开采空间，因此，在石油出现紧缺的时候，欧佩克能够加大开采量。
　　但是要保证石油的输出，石油工业首先要有利润，石油生产商需要投资数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石油企业要对石油进行勘探、抽取、冶炼贮备、运输，石油生产企业需要养活他们的员工。如果石油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以及足够的技术开发，世界在未来将面临石油短缺。欧佩克成员国对自己肩上的责任是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也一直关注着石油的安全期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是否参与石油价格稳定政策？

　　欧佩克:1998和1999年出现的两次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让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家感到有必要进行合作。为了支持欧佩克稳定石油价格的政策，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开始减产，参与这项政策的国家有墨西哥、挪威、阿曼和俄罗斯，他们与欧佩克协调世界原油出口总量。这以后，世界原油价格总算走出了低谷。

　　三联生活周刊：在石油价格中，税收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欧佩克：税收一直是一个与石油价格有密切关系的话题，燃油税会降低石油生产商的收益，没有足够的资金，石油生产商也没有能力开采已经探明的油田，这样就会影响石油企业的油田维护、勘探以及开采。燃油税收还可能导致石油消费的减少以及其他工业原材料成本的增加，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石油生产企业以及投资商对未来的石油价格以及开采石油的利润产生怀疑，他们可能会在将来的投资中缩手缩脚。
　　这样一组数据或许可以帮助消费者更清晰地了解到底是谁从石油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2003到2007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7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从石油中得到的税收是2.585万亿美元，而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收益是2.539万亿美元。2.585万亿美元税收对7个最大的工业国家来说是纯粹的利润，而2.539万亿美元对整个欧佩克成员国来说只是营业总额，不要忘记，这些国家还要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
　　另一组数据告诉我们，西方7国每年从石油中获得的收益是5170亿美元的税收，而欧佩克所有国家每年的石油收益只有5080亿美元。虽然欧佩克13个成员国是石油输出国，但我们的收入比主要的石油消费国还少90亿美元。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１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苗炜  

　　前些日子去首都剧场看戏，认识了一位小师弟，在大学里念中文，正在做硕士论文，他对我感叹，现在毕业生找工作真不容易。我的兴趣却是他在写什么论文，他说写的是《陈白露和徐曼丽——论现代文学中的大喇形象》，现在大学里学风开放，文学研究也要和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如今，像陈白露这样的“二奶”、徐曼丽这样的交际花，是不少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的金融危机也势必会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以史为鉴，探讨徐曼丽和陈白露的命运，也能给如今的交际花一些警示。

　　那天晚上演的戏是《日出》，陈白露的命运大家都不关心，一逢到李石清和潘月亭对话，观众就爆发出笑声——“可现在情形特别，行市一个劲儿往下跌”，还有掌声——“要是平定一点，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了。”和我同去看戏的，有一位中产阶级朋友，前两年赚了不少钱，2008年全赔进去了，他为潘月亭的命运留下了悲伤的眼泪。还有一位高级白领朋友，当黄省三被银行辞退，说自己要养孩子、养房子那段台词的时候，她用餐巾纸擦去了眼角的泪花。

　　演出结束之后，小师弟追上我说：“你觉得这个陈白露演得怎么样？”而我那两位朋友正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潘月亭说，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我怎么觉得这办法不对呢？现在房价走低，应该看机会再买两套房子。”过于沉浸在陈白露、徐曼丽的形象之中，显得有点儿不靠谱，但想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获得投资理财的建议，则更不靠谱。说来惭愧，我对30年代大萧条、中国企业家当年困境的一些肤浅认识，大多来自《日出》和《子夜》。

　　为了弥补自己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我学习了曼昆。结果人家告诉我，曼昆讲的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并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市场。我又赶紧学习新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结果人家告诉我，克鲁格曼不过是“经济学家中的专栏作家”，凡是沾上这样的称呼，那意思就是他还不够专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加尔布雷斯的书，看着亲切，后来得知，加尔布雷斯一直被称作“经济学家中的小说家”，从褒义上看，这是说他文笔通顺，从贬义上看，这是说他信口开河。我素来喜欢看小说，所以爱看加尔布雷斯也不算奇怪。彼得·德鲁克号称“管理学大师”，但我就喜欢他的《旁观者》一书，完全当短篇小说集看的。

　　当然，我也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些文章，以理解现实问题。比如有经济学家说“腐败和贿赂是改革的成本费”，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3000点”，我听了就杀进股市；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现在没有穷人，他们应该是待富者”，我听了这个，又翻出《等待戈多》看了一遍。

　　后来，有香港地区的经济学家杀了进来，其面目都如黑社会电影里的老大一样恐怖，他们上来之后都有一句统一的台词：“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都是SB，他们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我一听这话，好像给自己找到了借口，我看大陆经济学家的演讲越看越糊涂，原来他们都是SB。于是拜倒在香港经济学家脚下，这帮人说话口气更大，都和芝加哥学派的人吃过饭喝过茶，都差点儿就拿过诺贝尔奖，都前知500年后知500年。这样胡乱学习了一阵，我脑子里更乱了，不得不继续翻出几本小说来看。

　　欧·亨利有个小说集，名叫《善良的骗子》，写两个骗子在美国大地上卖咳嗽糖浆、卖鸡眼药膏，他们的骗术颇为高明，但最终都斗不过华尔街，有时候辛辛苦苦骗来的钱，买了一张债券，就被华尔街的银行家骗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叫《春风化雨》，这两个骗子“一共有4000多美元，来到了新泽西对岸、人们称之为纽约的那个傲慢的小城市”，“百老汇路上有许多乡巴佬，1小时的人流量可以买光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玩具厂一星期的产品”。读到这里可以发现，缅因州的玩具厂早就关门了，百老汇路上的乡巴佬要再买什么玩具，那都是广东东莞生产的。这两个骗子在华尔街附近租了间办公室，“有一位会计和一位助理，以及金玉其外的有罪气氛”，他们开的“黄金债券投资公司”很快就被新闻记者给揭露了，因为新闻记者“衣着寒酸，目光锐利，懂的东西比JP摩根和莎士比亚加起来还要多”。骗局败露后，两个骗子居然将赃款退还，然后继续去乡间卖感冒特效药去了。他们说，规规矩矩地谋生比华尔街强多了。

　　读完这个小说，我给自己出了一道思考题，为什么克鲁格曼云山雾罩地写了几本书，就被说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次贷危机的警告者”？为什么欧·亨利不能因为这几篇小说“清晰地预言了华尔街的贪婪和欺骗本性”而拿个经济学奖呢？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１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
　　　　　　　　　　　　　　　　　　　　　　——周恩来

“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尼克松

主笔◎李菁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时光拉回到36年前，中美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上，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个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也不免感慨连连。
　　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那次访问中，便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地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时，“又拿《人民日报》，又拿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基辛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7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提及这一段时，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们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似乎还是靠“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游长城时，她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很“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被拒绝的总统

　　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由周恩来出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此次尼克松访华的重视不言而喻。唐龙彬说，尼克松夫妇房间的布置总理都要亲自过问，而在欢迎晚宴上，甚至播放的歌曲也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冀朝铸回忆，当时一般国宴上的音乐都是中国革命歌曲，这一次，周恩来让下面的人事先做好调查：美国人喜欢什么曲子、尼克松喜欢什么曲子，“他专门挑选了几首歌曲，也让我参加挑选”。最后选择了尼克松最喜欢的《美丽的亚美利加》，这也是尼克松就职时演奏的音乐。果然，音乐一响，尼克松非常高兴。
　　尼克松显然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唐龙彬说，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但是当天晚上的尼克松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这麻烦跟中方无关——美国国务院来的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拒绝上台翻译他的致辞。
　　30多年的时光已将当时年仅28岁的外交官傅立民变成身材臃肿的六旬老人。2008年12月18日上午，来北京参加关于中美关系一个研究会的傅立民，在国际饭店接受了我的采访，那个小插曲也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白宫和国务院的关系很奇怪。”傅立民说。虽然国务院是主导外交工作的，但基辛格访华，国务院上到罗杰斯，下到普通工作人员全部被蒙在鼓里。虽然傅立民后来也参与了为这次访问而起草的文章、备忘录等，但是“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陪同来”。
　　傅立民最终还是加入了访华代表团，他和其他官员乘坐的飞机，在尼克松专机前20分钟降落。“在2月21日傍晚到来前，我一直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直到当天晚上，他才接到通知，“尼克松的私人秘书（霍尔德里奇）打电话给我，说总统要我在晚宴上为他的祝酒词做翻译。我说可以，但是你要先给我总统发言的书面稿”。霍尔德里奇答复是没有书面稿，傅立民坚持说肯定有。“他说他再去问问总统，回来后还是告诉我说没有稿子。我只好向他摊牌说这里一定有鬼，因为祝酒词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傅立民急于要尼克松的讲话稿，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汉语水平——某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中方人员将之翻译成“平行”，而傅立民却提出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他认为尼克松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如何翻译更体现他们总统的原意，傅立民说，应该译为“殊途同归”。总理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夸他的汉语底子好。
　　“我坚持要书面稿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其中加进了一句毛泽东的诗词，我想知道是哪一句。”傅立民说。那时“崇拜毛泽东是中国的特点”，为了表示对中方的友好，对毛主席的重视，美方特地在讲话稿里加了一句毛主席诗词。“诗词是不好翻的，我必须知道哪一句，不然上台把毛泽东的诗句翻错了，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总统还是在坚持没有书面稿，于是傅立民就拒绝上台翻译。
　　无奈下，美方只好求助于中方翻译。傅立民注意到，上台前，冀朝铸和唐闻生手里拿到了一份稿子，也在很紧张地猜那几句英文到底是毛主席的哪一首诗词里的。后来不出傅立民所料，尼克松的讲话里果然有这样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傅立民记得，那天晚宴上他很郁闷，他后来被安排给姬鹏飞和罗杰斯当翻译，同桌还有李先念。“李先念副总理见我很不高兴的样子，就递了我一支烟来安慰我。”傅立民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抽烟，从那天起一抽便是30年，直到几年前因为气管炎和“妻管严”而戒掉。而很多年后，傅立民才知道李先念递来的那支很像英国烟味道的香烟，是在中国很有名的“熊猫牌”香烟。
　　事隔多年回想，傅立民仍然觉得自己当初的拒绝是正确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命令，然后在欢迎晚宴上把毛主席的诗词乱翻一气，那才是个大错误！”在尼克松怒气冲冲的眼神下，傅立民觉得自己的外交生涯肯定就此结束，但出乎意外，在杭州，尼克松专门为这件事向他道歉。事后傅立民才知道，尼克松坚称没有书面稿，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讲话稿过目不忘，想给外界留下一个即兴演讲而不是照本宣科的印象。　　“他怕我到时候拿出讲稿来对着翻译，那就穿帮了。其实他不知道我的记忆力也很好，我也完全可以配合他好好‘演出’的。”傅立民幽默地说。

　　　　　　　　　　　　　　　　　　　　　打开窗口

　　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工作的马毓真刚刚在美国乒乓球球队的接待上完成了一次新闻预演，接踵而至的尼克松访华记者团则让他体会到真正的“实战”是什么样子的。“黑格带人来打前站时，（新闻司）陈楚司长和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谈新闻安排。”马毓真回忆，中美两国这么多年没有来往，他们对中国也不了解，一上来就提交了近400人的访华记者大名单，“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记者，我们的底牌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美国记者素来以尖酸刻薄、挖负面新闻而著称，对此，中方人员自然心存忌惮。时隔多年回忆，马毓真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嫌他人多，还是因为我们在接待上有很多具体困难。”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屈指可数，而能提供的设备更无从谈起。
　　两方差距实在太大。美国人再三解释，尼克松访美在美国新闻界是大事情，必须要报道，请中方能理解。而且美国媒体众多，对这次采访机会，大家争得一塌糊涂，美国政府都得应付讨好那些媒体，也不敢擅自拒绝、得罪他们，“他们为了这个事来回折腾了好长时间，说怎么也挡不住、怎么着也得来，200多人也算是最少数的了”。
　　报告打到周总理那里，他的批复是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意思是他们已经骂我们骂够了，他到这儿来总得报道尼克松访问、总得报道怎么谈判，他非得客观不可。他怎么报道回去也比他以前对中国的印象要好一些，所以尽量让他们来。”总理的气度让资中筠至今记忆犹新。
　　马毓真说，几经协商，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文字记者和报纸、广播、通讯社的记者80多人；电视系统，包括记者、摄像、灯光师、制片人等，100多人，一共180多人，由新闻司和广电总局负责接待。
　　“房子怎么解决呢？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中央一句话：民族饭店腾空！于是从1972年1月就腾空专留给记者。美国的其他工作人员，钓鱼台住不下的也全部安排在这儿。那时候中国只有上海牌轿车和天津出的一种透风的面包车，他们也都支持我们的工作。”
　　还有不到两个月，还要组织接待人员。“新闻司的英文工作人员不够，就决定从学校、文化部、体委、友协等，凡是有涉外工作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原本属于友协的资中筠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组织的班子也快100人了。”马毓真回忆。
　　而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把美国记者的新闻片传回去。马毓真回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期间，中国没有地面卫星站，那时候和民航总局达成协议：每天由民航负责把美国电视台的电视片空运到广州机场，广东省外办派人在机场等候，拿到片子后朝深圳口岸赶。“飞机到了广州也是下午了，那时候也没有高速全是轮渡，他们连夜开着车，过3条摆渡，到了罗湖桥边也是第二天下午了。”那一边，美国电视媒体从总部派人到香港，在罗湖口岸对面接下片子——用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式，总算把那次的电视新闻采访给对付过去了。
　　“乒乓外交可以这么处理，但毕竟来的记者少，尼克松访华可是比这重要几倍的大事情，当然得保证美国最快的时间看到啊！”马毓真回忆。美国方面提出：必须得有地面卫星站，他们可以在首都机场附近建一个。但是没有建交、没有任何协议的背景下，“你把美国地面卫星站建到中国来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世界记者们用——大家都不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由中国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在马毓真的印象中，一向以挑剔难对付闻名的美国记者，这次到中国却似乎收敛了许多，“他们大概内部也有交代，比较守规矩，挑剔性的问题不多，也没有提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在龚澎手下工作几十年的马毓真形容自己是“龚司长亲自培养出来的”，“她教我怎么对人、怎么对事”，而从干校被抽调回来参与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后，马毓真又亲眼目睹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处事方式。曾任驻英大使、驻香港联络员的马毓真家里非常简朴，房间里最明显位置都摆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我们已故的中央领导里头，最重视新闻工作、最懂得新闻重要性的就是总理。”
　　被分配在接待记者小组的资中筠，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记者的职业精神。“我主陪的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记者，都五六十岁了，当时比较有感触的是，她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女的，但是抢起镜头来毫不含糊。看见一个好镜头他们扛着摄影机就往上抢——那时候机器比现在重——各自占领制高点拍照。也没有什么女士优先之类的，女记者有时抢不过男的，就蹲到地上，连滚带爬的感觉。记得在杭州到一个桥底下，干冷的河水，他们就从桥底下过去了，抢镜头抢得特别厉害。”与此同时，那些美国安全人员也会很敬业地来驱赶他们，这一切，在那时的中国人眼里都是那么新鲜。
　　对于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非常好奇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到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那时的北京市可是做了大准备的。”资中筠回忆，北京市好多街道都动员起来，只要居委会老大妈一声吆喝，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那些小胡同“干净得不得了”。可以理解的是，外国记者访问的家庭其实也是事先布置好的，“居委会派出所都去看过，踩好点”。那时候住房条件非常拥挤，家里人口多的，先挪出去几口，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资中筠：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反目？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按照“政治正确”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那位记者竟然是抗战时期就在中国采访的《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有一些人我们当时都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么有名的记者，真是名记云集！”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１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