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2期总第309期  2008年11月15日出版

卷首语
当年光绪帝 今日中国人
封面故事
大陆男童拐卖链条追踪
孙海洋失子
买来的“幸福”
鲜时事
两岸外交休兵初现端倪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
中共升级青少年政工战略
大陆严把国门防贪官外逃
解密大陆战略石油储备布局
共和国第一上将萧克
台湾前驻美代表夏功权过世
澳门将立国家安全法
国际
巴基斯坦濒临破产
制造美国总统
论语
系马栓的文化根系
特别报道
600万外来工撤离东莞？
东莞赢机
萧瑟的义乌
就业！就业！
保就业应当作“第一目标”
扩大内需就能解决失业问题
中国加工贸易应借机转型升级
财经线
内地3000亿元增粮运动
俄中欲联手破解“油价困局”
救危“中国策”
机密档
台中广80年记
文化感官
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遭遇寒冬
马达和30年前“文汇报三部曲”
礼佛即洗心
《凤凰周刊》刊庆之旅
三地开讲
宋庄抑或798？
重建日本：以麦克阿瑟的方式
在法国得宠的《兄弟》
三地书
时讯

 2008年第31期总第308期  2008年11月5日出版

卷首语
奥运改变中国的第一缕阳光
封面故事
大陆应禁止稀土出口？
中国亟待建立战略金属储备制度
鲜时事
寻找落脚点的17名新疆“东突”嫌犯
大陆“自由贸易区”试验加速
中国修正国家赔偿
大陆上千毒奶受害者拟提集体诉讼？
马政府推出“中国化”教育
两岸交流先行者王永庆
陈云林访台前夕台海生波
港普选准备工作提上日程
大陆外媒政策演变
国际
日本用“食品牌”敲打中国
泰柬边境争端暴露东盟软肋
军情观察
俄罗斯再次大裁军
论语
农村土地流转要慎重
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
财经线
大陆绿色GDP负重前行
大陆医改部门博弈
产业界
西南水电“诱震”争持 
大陆民营油企抱团自救
图谋天下
1929-2008 经济危机年谱
文化感官
谢晋：起伏的里程碑
博物馆里的“奥运村”
三地开讲
“吆尸人”话语的中国
三地书
时讯

2008年第30期总第307期  2008年10月25日出版

卷首语
今天是三聚氰胺，明天是什么？
封面故事
大陆“化学食品”演变史
被“化学”了的食品
化学添加的全民恐慌
大陆食品的净化难题
鲜时事
中共确立“科学发展观”核心地位
被推向世界第一的中国碳排放
大陆民间推地方政府绩效排行榜
大陆党政官员密集访台
地方行政程序立法路径确定
北京拟松动社团管制
国际
中国影响力进入老挝
中国援建巴基斯坦核电站
“第一牛奶”中毒事件惊醒日本
军情观察
对台军售案风波未息
台湾防务政策由“攻”转“守”
人物
革命书生夏征农
特别报道
统一地权：中国式难题
粮食安全优先城乡一体化
十七届三中全会深化农村改革
财经线
研究事实：科学家影响政治的途径
中国社保：风波中游刃
海外观察
金融海啸中的中国机会
图谋天下
海地战乱二十年图景
机密档
1960年代台独分子刺蒋内幕
文化
陈世英：在佛与雕刻艺术之间
大陆最后的“傻子屯”
成中英：中国文化能帮助世界深层繁荣
三地开讲
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看不见的墙
东京战略
三地书
时讯

大陆最后的“傻子屯”

文/记者 张婷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唉/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

2006年春天，在吉林丰满区青山乡的青山福利院，独立影像导演王逸人第一次听见秀丽大声唱起这首歌时，仿佛被雷击中一般，愣在原地。秀丽是个特殊的人，没有劳动能力，成天只是笑眯眯地唱歌。“文革”后期，14岁的她患了精神病，记忆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时段。她会唱所有那个年代的歌曲，语言也是那个年代的，成天念叨着“毛主席”、“接班人”、“大好形势暖人心”。奇异的时空交错感让王逸人对这个福利院产生了兴趣，他立刻决定，要用影像把这群人的故事讲出来。

2008年10月7日，王逸人从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归来，他以青山福利院为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乌托邦》在这次电影节的“纪录片展映”单元放映。该片获得了釜山电影节“亚洲电影基金”(ACF)的支持。

“傻子屯”之谜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山乡还叫青山屯，风景优美，盛产蕨菜；河水绕过村子，直奔松花江；山上长满了核桃树，山顶还有人参。然而，美丽的青山屯却以傻子多而著名，被人称为“傻子屯”；附近方圆几百里，有好几个村落，可只有青山屯，智障残疾的孩子出生率越来越高，成为祖祖辈辈解不开的谜。

后来，地方病防治专家对这里的自然环境做了全面调查，终于发现这儿的水和土壤中，缺失一种在“人脑神经”成长阶段必需的微量元素——碘。严重缺乏这种微量元素，就会痴呆，医学上叫克汀病，也就是严重的碘缺乏症。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青山屯的村民，开始食用国家专门供应的食用碘盐，成为大陆最早食用碘盐的地区之一，但那些遗留下来的克汀病人的生活却成为社会难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行动很难控制，有时甚至跑到附近的青山滑雪场，把外国游客团团围住，造成不良的影响。

1986年，青山联合反贫组成立。反贫组在当地建起了一座占地60多万平方米的青山福利院，将50多名青山屯的克汀病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统一学习简单的劳动和生活技能，共同生活。政府拨款，社会资助，加上有劳动能力病人的劳动所得，支撑着整个福利院的所有支出。

20多年过去了，虽然附近村落依然把青山福利院称为“傻子屯”，但这里生活的已经不单单是克汀病人，还有其他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在农村生活中无法立足的人。为了生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集体农庄。

如今，这个大家庭有40个成员，他们共同播种、养殖牲畜，和附近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们平均共享劳动果实，按钟点劳作、去食堂吃饭、休息，相互依存。

福利院隐匿在郊外，离吉林市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相比城市的繁华与喧闹，这儿更像一座上世纪留下来的钟表，沉笨、缓慢，却精准有序；永不变换的节奏中，时间仿佛也停滞了。

福利院的大门是永远对外敞开的，但在福利院中却从未有人离开。一座无形的门将他们与外界隔绝开来，这种隔绝也使得一些远离这个时代的记忆得以保存。

认命地活下去

影片中，呼啦啦的大风吹得镜头都有些摇晃；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从福利院的大门摇晃着出来，尽管步履蹒跚，残疾的腿脚却尽可能快地移动；风把她的身体吹成一条斜线；她呜呀呀地呼喊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表情愤怒而伤心。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中年男人追出来，将她拽回宿舍，扶上床，调了点自治的膏药敷在女人的腰上，又从柜子里取出两块粗糙的饼干放在她的枕边。

拿着饼干，女人慢慢安静下来。女人叫“小哑巴”，摔倒后，腰受了伤，想看病却被老伴拉回来，因为没有钱，就又痛又急地赌气跑了。安顿好“小哑巴”，男人又出门干活去了。

“傻子屯”的居民大多没有全名，他们以简短的绰号称呼彼此。除了几名工作人员，这里只有两个健康人：老鄢和小四。老鄢70多岁，是最早的住户。他随生病的妻子迁到福利院，常骂骂“资本主义”，唱些“多快好省奔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歌。小四的过去没人了解，大家只知道他被兄弟赶了出来，流落到此。在福利院中，他起到“中转站”的作用，很多事情都由他传达解释给同伴。

在福利院，早上起床活动后，男人们大多去田里干活，女人做饭或者采集食物。“于哑巴”和“杨哑巴”是这里的壮劳力，最能吃苦耐劳。春天，他们一同驱马犁地，有时中间会突然停下来，相互比划了两三个来回，“于哑巴”便掉头朝另一个方向犁。这种自创的手语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王逸人曾向手语专家请教这些手势，专家表示根本不懂他们在表达什么。

在福利院里，一切还保留着上世纪集体公社时的习惯：铃声一响，开饭了。伙食通常是发糕、菜汤和咸菜，偶尔吃一顿饺子显得很隆重，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高兴地聚在食堂一起忙活，如同过年。

在这个劳动的大家庭中，“歌唱家”秀丽得到了丈夫“于哑巴”无微不至地照顾。“于哑巴”能发出的惟一声音是“啊”，只在干活时吆喝牲口使用。面对秀丽，他是无声的。他常常捧着妻子的脸，疼爱的摩挲，或者抱着比自己高一整头的秀丽，满脸幸福地默默跳舞。

在福利院中，这样的家庭组合无需任何证书，只要两情相悦便可自由组建。有“家”的人生活质量要比单身汉好很多。夫妻很少吵架，丈夫通常极其疼爱妻子。因为他们都明白，这种组合比健康人更来之不易。

小四和圆圆是这里最年轻的夫妻。圆圆患有轻微的痴呆症，母亲去世后便“嫁”给小四。她怀孕了，这几乎是“傻子屯”里所有女人的梦想——秀丽除了唱歌外，就是念叨自己怎么就是生不出孩子。不过福利院没有抚养婴儿的条件，而且圆圆的孩子极可能遗传母亲的病。去做流产手术前，王逸人问她如果福利院允许，想要这个孩子么？圆圆始终没有出声，长久的沉默。她抬头眨眼看看王逸人，又低下头。手术之后，回到宿舍，小四默默地给她煮了两个荷包蛋。

很快，圆圆又开始高兴地干活了，生活与往常没什么两样。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有认了命，生活才能继续。“傻子屯”的居民更懂得这一点。

泡沫般的乌托邦梦

王逸人记不清到底去了多少趟“傻子屯”。他是吉林一家报社的编辑，同时也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2005年完成纪录长片《蝶变》，《乌托邦》是他的第二部长片。

只要做完报社的活儿，他就坐上火车，换乘汽车，再走半小时路赶去“傻子屯”。有时待上四五天，也开不了摄像机，这儿的昨天和明天，几乎都是今天，每天一模一样。

相比都市的繁华，在这里，王逸人感受到了一种复杂的情愫。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城里人更明白自食其力的意义。相比健康人，大家更懂得团结互助，也更明白生存的艰辛。

影片中有一段情节打动人心。一次，“小哑巴”突然开始哭喊，她冲向院子，又冲进食堂，近乎歇斯底里。大家随她赶到宿舍，才明白原来是放在洗干净的鞋子里的一双花袜子不见了。年长的女人批评她，袜子干吗摆在明面儿上，怎么不收进柜子里。她伤心地从腰上解下钥匙串，交到丈夫手里，由他保管。

“丢的只是一双袜子，可在‘傻子屯’就是激起波澜的大事。可见，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王逸人说。

在福利院中，凤霞是新来的。片中，一辆面包车嘎然停下，凤霞随母亲下车，将在这儿开始新生活。邻居们帮她准备好了宿舍。凤霞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离婚后带着一个女儿依靠母亲做清洁工的微薄收入过活。实在无法支撑了，母亲托人找了关系，将凤霞送到“傻子屯”。

在这儿，她幸运地遭遇了人生中最后一份爱情。性格开朗的“杨哑巴”满心欢喜地和她组建了家庭。凤霞说，以前她总觉得脖子里堵着什么东西，压得她无法呼吸，长长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以前的丈夫对她不好，但“杨哑巴”不一样，他明白她。晚上，“杨哑巴”常常将她搂在怀里，听她唱英文字母歌，窗外的月亮宁静地照着他们的窗户。这样的夜晚是普通人都希望得到的宁静。

王逸人最后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医院里。她在一次严重的发病过程中，失去了左手。母亲将她接走，离开了“傻子屯”。“杨哑巴”在医院守了凤霞整整一宿，清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的妻子。不过，他不再开玩笑，大半年时间笼罩在他脸上的，是深入骨髓的阴郁，这张脸作为《乌托邦》里最后一个镜头凝固在荧幕上。

“其他人后来的故事我都用彩色照片作为结尾，只有他用了黑白照片。”王逸人说，“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组成的‘乌托邦’其实随时都有可能破灭。从古至今，无论是谁，梦想建立的美妙‘乌托邦’都只是一个泡沫。”

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得已，或者那样一种不得已中变换，中间有那么一点点转瞬即逝的欣喜和期盼。只不过有的人依然会用全身心的热情来迎接这么短的一秒钟，并且在这一秒钟里寻找所有的意义。他的片子为这样的人而拍，拍给这样的人看。

“现在的人大多不快乐，因为产生欲望的速度与实现欲望的速度不成比例。这让我常常想起‘傻子屯’，除了生命，一无所有的一群人。他们对生活的简单要求，对同类的不设防，都提醒着我要简单生活。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能给他们的几乎为零，相反，他们给予我很多。”王逸人说。

来源：《凤凰周刊》总第307期

2008年第29期总第306期  2008年10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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