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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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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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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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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冬 绘 薛涌在去年12月27日的《东方早报》撰文《淘粪也是“国学”》认为,淘粪这门学问可上升至国学的高度。初看似有夸大或吸引眼球之嫌,不登大雅 之堂的淘粪活计怎能与高高在上的国学相提并论?但细细想来,作者确实说出了一个平凡但深刻的道理。种田需要施肥,肥料就是人畜的粪尿。正是凭借这一传统, 在历史上,中国的耕地养活了众多的人口,而国学的基础恰恰离不开这众多的人口。 不过有一个问题令人困惑,西方人又是怎么种田的呢?要知道,化肥可是20世纪的产物。这就得说到中世纪,当时的西方农业大多有休种的传统,一块 土地种上一年或两年,至少就会歇上一年,以便让土壤自然恢复生机。当然,是农民都知道粪尿的用途,西方农民也不例外。问题出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城市人口 高度集中,城里人的粪尿不再回归土地,而是被排入河流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 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这一情况在如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畜牧业的工业化,大量动物粪便成为新的污染源。与此同时,农业却高度依赖人工化肥,结果就 是土壤肥力的急剧下降。 事实上,化肥在20世纪的大规模使用,起初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燃眉之急: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脱离土地、同时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土壤的肥料来 源顿时告急。19世纪,英国骨粉的进口量大增;南美地区的海鸟粪便成为抢手货;欧洲农场主甚至到拿破仑时期的战场(滑铁卢、奥斯特利茨)等地寻找骨头撒到 田间。有对肥料的需要,就催生出有关研究或发明。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首次弄清了土壤养分如氮、磷、钾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但其中的首要制约因素始终是氮 肥。空气的主要成分就是氮,问题在于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难以直接利用。于是,直到哈伯发明人工合成氨方法,才有20世纪以来化肥的大规模生产。从此,农 业快速步入工业化生产模式。 与此对照,中国的农业直至改革开放之前,仍以有机肥料为主。好处在于:土壤的肥力始终不会衰竭;人畜粪便有了合理用途,不至成为污染源。于是, 中国在人均可耕地面积极低的情况下,却因得益于这种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养活了众多的人口。然而,有机农业的优势在强大的无机农业攻势之下,却不得不全面失 守。原因在于,从短期来看,无机农业更具效率,产出更高,市场经济讲究成本核算,有机农业自然不再具有优势。但从长期来看,无机农业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化 肥生产耗费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化肥的可溶性极易造成水系污染;人畜粪尿成为严重污染源;化肥的大量使用令土壤品质严重退化,使植物更易受病虫害侵袭,致 杀虫剂滥用。以上海为例,经过持续50多年过量施用化肥,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又从建国初期的50%降低至现在的1%都不到,土壤开始板结。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究竟应该如何核算农业生产成本?显然,市场只能走低成本道路,但细究起来,这只是账面上的有形算计,忽略了 若干项重要的隐性成本: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及环境的承受力。换句话说,严重透支了未来。眼下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已让我们见识了透支未来所造成的恶果。可以 想象,农业生产上的透支所造成的恶果一旦爆发,恐怕就不是单纯节衣缩食所能轻易度过。 这就说到我国的耕地问题。从天则研究所的一项报告可以看出,至少有些经济学家对我国的粮食生产持有过度的乐观态度,以致断言18亿亩耕地的底线 可以突破。其结论建立在诸如“我国每年的贮备粮过于充足”、“农民进城打工令不少耕地抛荒”这样的事实上。仅就有形的账面数据来看,那样的结论或许符合逻 辑。但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土壤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尤其是经过精耕细作后的土壤,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叫熟地或良田,要形成这样的良田,非经数 百年时间不可。就此而言,哪怕让它抛荒,它总还是处于休闲状态下的耕地;但若转为工业用途,就几乎是一种不可逆的改变。怎能为了短期的GDP数字而透支我 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耕地都绰绰有余,这一结论乃建立在无机农业的短期优势基础之上。之所以说短期,是因为未来正在被透支。未来若要适当恢复有机 农业,耕地显然是一笔宝贵的、不可多得的财富。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智慧,它对人类的价值,不仅堪与我们的国学相提并论,甚至更要胜出国学一筹。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
在此想问一下薛涌:你也有脸在范美忠面前装自由主义的正宗?
一个社会,公德不举,私德必然沉沦,在一个为公者不道德的时代,逼普通小民讲道德,本身便是一种不道德。这些道理你薛涌的那种所谓正宗自由主义懂吗?
薛涌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只想着装高人一等,只想着卖弄自己,没有去想范跑跑事件当时的语境:全中国大部分支持范美忠的人,都是因为看不惯 主流宣传机构及其狗腿子,四面出击对范美忠搞道德审判对捐款搞排名搞索捐运动,而对造成校舍倒塌学生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视而不见!地震活埋近十万众,人祸 遍地,主流舆论还充满了歌颂,赞美,胜利等言说,对于问责不置一词,这种荒唐可笑的局面中,唯有范美忠的真话,在表达他那微弱的抗议,薛涌之流,在他面前 黯然失色!
拿美国人的见义勇为说事,根本就是离题万里,美国国家文明,管理者公德昭然,美国的各级管理部门,各级宣传机构,有哪一个,是一边把权利攒在手里,把责任、义务拒之门外,又一边不停的教导责问甚至强迫普通的小人物,要讲求奉献,讲道德,讲大公无私的?
我又想请问一下,芸芸众生,有哪一个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做豆腐渣工程的牺牲品的?
你可以在校舍如同豆腐渣的情况下,辱骂和责问一个普通教师不讲道德,在地震的时候没有用他那瘦弱的双肩充当学生的顶天柱!
你可以在社会分配不公,家庭贫困潦倒,弟妹上不起学,爹妈看不起病的时候,辱骂广大的农村女孩子不讲廉耻不讲道德,成群的充当可耻的卖淫女!
你可以在生活窘迫,街上城管肆虐收费还打人的恶劣环境下,辱骂小摊小贩们不讲道德,不高尚不讲卫生,还缺斤少两,占道经营弄脏街道弄脏市容!
可以,你都可以这样做,但是请不要在这样做的时候,装成圣人君子的嘴脸,以道德高尚的名义干这些事!
再者,美国人没有对任何一个在灾害面前表现怯懦的人取绰号,进行攻击和辱骂,甚至在全国性的媒体上用这样的绰号去伤害一个在惨烈的自然灾 害下可怜的幸存者,事实上,范美忠替自己辩解,是在潮水一样的叫骂声之后,他的不救别人的言论,也不过是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现在反倒说人家逃跑还唱高 调,还到处宣扬等等,请问人家又不是新华社,又不是真理部,又不是cctv,怎么叫到处宣扬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给这个老实的可怜人扣屎盆子。炒 作范美忠,正是某些人地震中的需要,转移人们对孩子大量死亡的问责和思考,将一切罪过,转移到范美忠身上,如果没有那场辱骂范美忠“范跑跑”的全民运动, 绝对不会有范美忠的“出名”和被关注!
引用一句网友的话“一些人揪住他不放,却对制造豆腐渣校舍使数万孩子死于非命的祸国殃民者不置一词,如果说这也叫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很病态、很可怕。”
薛涌你不是早就跑去了美国吗?你这样的逃跑者,既然已经逃跑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对那些正在抗争的人,指手画脚?还有什么资格和脸面装自由主义的正宗?送你一句俗语:你tmd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此,也想送可怜的偏执的,但是真诚勇敢,真诚勇敢得有些迂腐老实的范美忠先生几句话:范美忠先生,请不要接受任何人的邀请和访问,请不要在媒体上讲话,请不要讲话太多!你讲太多,不会有人理解,只会漏洞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你会害死你自己的!
因为就事论事,率先跑掉,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但也绝对也不是一件高尚的事,只是一种普通的人的反应,很中性!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解释的!他们要想骂,就由他们去吧!
如果要说什么教师的责任,那更是扯淡,假如我是士兵(士兵的责任够严格够重大的吧?)打个比方,假如你要以爱国和抵抗侵略的责任,给我一只破损的手枪,要 我去和驾驶着航母战斗群的侵略者作战,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也不会去履行那种所谓的职责的!作为士兵,我肯定会先问:干嘛给我破手枪?就象我会问,干嘛校舍 都是这样的豆腐渣?在我眼中,在豆腐渣学校中,和地震战斗,你只会添加无谓的牺牲!同样都是愚蠢的行为!
校舍是豆腐渣工程,本身就是对教师和学生生命的漠视和责任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单方面强调老师的信托责任,基本属于扯淡,如果学校不是豆腐渣,你再来和我谈所谓的“信托责任”吧!
茅于轼先生不久前提出国家不应该保护18亿亩耕地这道红线的理论,引起一阵“老不死”,“王八蛋”,“汉奸”之类的谩骂。这种谩骂,实际上淹没了理性的不同意见、在自由的学术讨论中创造了不必要的舆论压力甚至禁忌。我不同意茅先生的见解,但也承认他的见解有认真的研究作为基础,值得尊重。这里不妨把他的理由罗列如下:
第一,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 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粮食产量取决于许 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
第二,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南朝鲜60%靠进口。中国近年来粮食进出口基本平衡,总的来说不需要靠进口。
第三,中国即使面临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中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中国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2.7亿吨。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 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五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更不用说中国目前粮食储备充足,大大超过了联合国的粮食储备标准。
第四,中国目前大约有六亿城里人,有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不可能。18亿亩红线的数目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管理手段。只要有充足的外汇,有自由的市场秩序,中国却粮可以到国际市场上买,面临饥荒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这些理由,和当年的“保护富人”的意气之言不同,全是以数据为基础的事实。我希望绕开口水战的模式,对茅先生的理论加以质疑。
18亿亩的红线是否合理?对此我缺乏经验研究,没有发言权。不过,茅先生涉及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国家是否有保护耕地的责任?或者说,国家是否应该在耕地面积上划一道保护的红线(不管是18亿亩还是10亿亩)?国家的这种职责,是否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相冲突?
我们不妨看看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美国的情况。美国战后同样面临着严重的耕地流失。这主要是城市化中郊区的扩张所造成的。与此同时,美国不仅是最大的农业出口国,而且长期面临着粮食生产过剩的问题。在这种城市用地紧张、农业生产过剩的情况下,耕地耕地按说应该在市场上被大规模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才对,政府不该干预。但是,联邦政府不断通过保护耕地的立法,比如1981年通过、1997-98年变成公共法律的《农业与食品法案》(其中包括《耕地保护政策法案》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y Act)。
茅先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在以市场经济理论来论述国家保护耕地的不必要时,忽视了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他说不出世界上有哪个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保护耕地的国家政策。因此,他的理论就有了纸上谈兵之嫌。
我同意茅先生关于中国面临饥荒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的说法。但只要这种可能性不是零,作为一个大国就不能不作准备。此一问题,需要另文讨论。我这里要讨论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正常竞争中,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为什么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生产随着市场上的供需变化而调整。当城市随着工业的扩张而扩张时,把耕地转换为城市用地的费用很低。但是,当农产品价格猛涨、工业产品过剩时,是否能根据市场需要推倒城市而扩大耕地呢?这样代价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错,过去五十年世界粮食供应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使粮食供应危机大为缓解。这要归功于“绿色革命”。但是,在最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粮食需要的增长超过了供给,粮食储备不断降低,导致了2008年上半年粮价飞涨,在世界各国甚至引起轰动骚乱。在此之后,因为出奇的好天气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使供给上升、需求下降,又导致粮价急跌。不过,许多专家估计,到2010年,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又可能出现。
我一直在追踪美国农民对这种剧烈的粮价变化的反应,发现在粮价飞涨时,他们总有办法扩大耕种面积。特别联邦政府在保护耕地之外还有保护荒地的政策,一直是支付给农民钱让他们不要把野生环境变成耕地,这实际上给美国留下了大量的备用耕地。2008年粮价到达顶峰时,《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报道过,一些农民开始放弃联邦政府的钱,把未耕的荒地改成农地;甚至有把卖给开发商的住房用地改回耕地的例子。可见,在这么一个农业生产持续过剩的大国,也有根据市场需求而扩大耕地的需要。
以中国的现实,耕地丧失后很难再回来。这样,中国的耕地面积就只能随着市场对农产品需要的萎缩而萎缩,却无法随着市场对农产品需要的扩张而扩张,使中国的农业在面临变化莫测的市场竞争时丧失了基本的灵活性,也堵塞了经营面积过小的农民通过扩大经营规模而提高效率的路径。况且中国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法律体系还未成熟,农民的基本权利还未得到保护,许多地方政府依然不竭余力地上马政绩工程、侵占耕地。国家对耕地没有保护,耕地的流失就会快得吓人。这可能会带来国际粮价的急剧上涨,进而增加耕地的价值。到时候,我们能把高楼大厦推倒再改成耕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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