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丛林 | 评论(0) | 标签:王石, 万科

王石：“没有红帽子，发展就没那么快；没有红帽子，发展大了更麻烦。这是我的两点结论。”

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呈现“扯不清、说不明、躲不掉、绕不开”的乱七八糟的关系。一家药品企业，每年到12月份，派出所就上门了，收“设备更新费”。当地的政府公务员也陆续有过来“坐坐”的，一坐就是吃喝然后“提拿”。这些费用被企业统称为保护费。

当然，关于这些，也可以理解为红帽子吧？王石领着万科，万科一直被政府庇护，但是王石从来都嘴巴上刚刚的，“万科从不行贿”。对此，很多人质疑。事实如何，也只有王石清楚。

红顶商人、官商，其实质是官商勾结，官员没有资本投入却能无股获利。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的代表。胡雪岩从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报道曾透露：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仅仅是利益联盟，而且强大的开发商与政府部门本就是利益一体。王石领衔的万科，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难道万科是淤泥中盛开的一朵白莲吗？作为房地产老大，如果万科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应该是为这个行业树立一个很好的“标杆”，这应该算作王石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希望王石说的都是事实，希望未来有很多的白莲。只有这样，百姓才能买得起房子。

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几乎中国所有的行业，都应该逐渐离开政府。在共同的一个思想下，企业就是企业，政府仅仅是政府，其实企业和政府呈两条腿走路，才是和谐的一个“落地”。

作者：郭宇宽 | 评论(13) | 标签:耕地, 茅于轼, 红线, 农村, 中国

我非常佩服茅于轼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了，他却总是能以有一说一的直率，成为舆论的焦点。茅老最近关于18亿亩红线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是惊世骇俗，甚至大逆不道的。我询问茅老，有什么受到什么压力，他回信“不必着急。真理越辩越明。我们的研究有十分的把握。”他在报告中非常自信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

很大程度上，茅老说话是有分量的，因为即使那些把他骂到狗血淋头的人，也说不出来这个“18亿亩”的红线是根据什么订出来的，为什么不是19亿亩，为什么不是17亿亩。茅老一句话恐怕说戳到了有些人心尖子上“拍脑门儿出来的”。“严防死守18亿亩红线”，听起来特别豪迈，显得倍儿有魄力，但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值得推敲之处，18亿亩什么样的地？同样是土地，良田和劣田的差别可就大了。我曾经在浙江丽水采访，当地政府强制征地，都是当地最好的良田，而农民得到补偿的置换土地，都在山上。反正在卫星上看起来，都差不多。如果有一些在全国各地基层调查的经验，你会知道，在中国各地，所谓基本农田保护，从来没有被认真执行过。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地产项目，占的都是良田，你问当地的干部，那基本农田保护怎么办？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耕地数量没有减少。你问他们，那占用的耕地，怎么算？明明你亲眼看见那些都是农民世代耕作的良田，他们会告诉你，按照文件那些都是撂荒地，而且还他们新开垦了耕地作为补充。当然这些新开垦的耕地也差不多都在山上。这种荒唐的事情也大概就会在中国发生，有的地方在搞退耕还林，有些地方又在搞开垦荒地，总之都能拉动GDP。

而且我国还有占用耕地指标，跨省调配之说，所以找个这势头下去，只要我们坚持用政治挂帅的方式来看待18亿亩红线。我想即使到2050年也是保得住的，不过那时要在地图上找找我们中国的18亿亩耕地，如果不是在山顶上，恐怕就是在甘肃和西藏。

和茅老有些不一样的是，我对中国的耕地保护现状是相当的担忧的。但我所忧虑并不是那些专家们所说的粮食安全。随着生产技术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稍微有些常识的人就该知道，就好像尽管没有什么耕地，但从来没有北京和上海的市长会担心自己的粮食安全。今天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有人生活，总能找到符合自己条件的比较优势，不见得一定要种粮食的人才有粮食吃。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因为耕地面积不足而导致了大面积饥荒。只有两种原因才会导致大面积饥荒，一是，战乱，就像非洲；二是专制的极权主义统治，就像北朝鲜。如果我们仅从人均耕地面积的角度，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非洲比亚洲更容易发生饥荒，北朝鲜整天都是自然灾害，而南朝鲜这么高的人口密度却从来不担心老百姓会吃不饱肚子。

我对耕地保护的忧虑，更多的是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角度。耕地在我看来不仅有生产粮食的意义，更有环境意义，保护这种绿色的生产方式就好像保护热带雨林一样，它的价值是不能简单用GDP来衡量的。现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积极发展城市化当然是应该的。但实在不可思议的是，你到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县政府，甚至乡政府，也热衷于搞水泥的大广场，宽阔的马路，再搞几个像狗屎一样难看的巨大雕像，好像这样才够气派，这最让人看了痛心，一点儿品位都没有！俞孔坚先生曾将中国近年大量政府动辄当做政绩修建的宽马路，大广场称作“景观垃圾”。搞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多留一些农田不好么？我记得在日本采访的时候，看到一个离东京不远的小城市，有的市民居然在市中心还留有水稻田。我问当地人，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还有人种田呢？他们告诉我，土地的主人不愿意卖，对土地有感情，种着好玩，当消遣，而且这还可以绿化环境，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这种土地要是在中国早被强制征收了。

我相信很多人，有像我一样对土地的感情，看见绿色的东西生长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宁静和快乐，记得从书上看到一句印第安人的格言，非常打动我：“人如果远离了土地，心灵就会变得坚硬，进而不懂得尊重自然和有生命的东西。” 在江苏，浙江，湖南，广西，很多地方，当我走到乡间，都有一种心旷神颐的感觉，而如果我一段长时间呆在北京，上海这样接触不到土地的地方，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内心焦虑。特别是南方的很多水田，梯田，很多都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耕作历史，简直是文化遗产。把它毁掉，铺上水泥是很容易，但以后后悔了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当年为了城市建设，拆掉老城墙，拆掉四合院一样。如果我们的城市发展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学习，更懂得高效的、有品位的利用土地该多好啊。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耕地呢？我以为决不是靠所谓“18亿亩红线”的口号，和以此为借口的政府土地市场垄断。只有大脑没有逻辑思维概念的人，才会相信目前中国政府对于土地市场的垄断，和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为了保护耕地。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当前造成了城乡二元的土地市场的巨大利差，并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

一亩地在农民手里不值钱，因为他们无权交易，但一到政府手里，转手就是50万，100万，这简直比贩毒利润还高，各级地方政府怎么能不挖空心思打土地的主意呢？有人会问，难道难道中国农民都是傻子么？他们不知道自己手里土地的价值么？中国农民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一亩地能得到一两万块钱的补偿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不同意的话就有警察，武警，甚至黑社会来对付他们。为什么不能用税收的杠杆来调节超额利润，而让这些农民自己做出选择，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拥有对自己的土地讨价还价的权力，而必须要由垄断政府来替他们来做出决定。但这个中国特色的荒诞体制，得以维持的理由居然是为了“保护耕地”。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一方面高喊土地匮乏，另一方面却大面积的浪费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笔者在国内各地见到，政府出面廉价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几十倍的暴利转手卖给开发商，在原本的良田上建起占地极不经济的一层建筑，甚至高尔夫球场。在南京江宁开发区，笔者亲眼见到，大量农田，农民被强制性赶走后，荒芜多年，被插上一个个牌子“###开发项目”。修出八车道的宽阔大道，却车流量很少，据说是当地政府有长远眼光，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在宽阔的绿化带里种菜。这样的情况在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可谓取之尽淄株，而用之如泥沙。

更可悲的现象是，我们老家那里有很多农民都在抢着“种房子”，全国各地到处也都能看到，家家建的房子都远远超出实际需要。但你仔细看那些房子，简直都是建筑垃圾，除了面积大，没有任何舒适可言，建筑质量之粗糙像仓库，而且有的干脆只用一层砖。像火柴盒子一样。他们为什么不把房子盖得更舒适一些，更长久一些呢？其实根本用不着盖这么大而不实用的房子。有人说是农民爱慕虚荣，其实中国农民理性得很，他们之所以盖这样的房子，是给政府逼的。因为我们的土地制度，不承认他们的土地权益，只按照砖瓦钱，一平米几百块，量面积给予房屋建筑的补偿。所以这些生活在征地的恐慌中的农民不得不盖尽可能大的房子。只有这种办法才能多得一些补偿。

今天我想茅老能够以他的勇气挑起这个沉重的话题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是可贵的。尽管有些方面我也不见得完全赞同茅老，但我想他的追问体现了一种探索真知的精神。在报道中，我看到茅老又没有骂脏话，实在不能理解那位局长大人为什么要“拂袖而去”？如果不是理屈词穷，为什么不能借此机会讲讲自己的道理？

实在在我们身边很多经过多年的宣传似乎已经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值得审视的。无论是任何价值取向的差异，如果怀着讲道理的态度，就至少要有一个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果我们真的热爱耕地，就应该关心有什么样的政策配套，才能真正起到保护耕地的效果。

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真的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保护耕地，为什么还要坚持政府对土地独家的垄断征收，这样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会有什么公信力可言么？为什么不把对于土地讨价还价的权力还给农民，这样可以调动更多的人的积极性一起来保护耕地，谁都知道，土地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品，开发商会囤地，政府也会囤地，难道农民就不会囤地么？ 为了鼓励农民耕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农产品的价格，日本大米可以卖几十块钱一斤，还出口到中国来，中国这么多劳动力，为什么不可以鼓励农产品开发高端市场？如果面临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波动，我们为什么不给农民们提供更多保险和期货交易在内的金融服务，或者像法国和韩国那样给农民更多的补贴？

看到网上那些言论，倒是让我很担心，我真期望中国老百姓被一个口号而忽悠的年代早些过去，大家有更强的鉴别能力，懂得从逻辑推理出发分析问题。小心那些穷凶极恶地从农民手里征地的人正是一转脸大谈“18亿亩红线”的人，或者他们有不同的面具却穿着同一条裤子。

作者：啄木 | 评论(3) | 标签:就业, 宏观调控

今天上午和学院一些老师一起去听了“第一财经”主办的2009年上海新年论坛。论坛的发言人有Uppen的Franklin Allen，耶鲁的陈志武，社科院的李扬，交大的潘英丽，以及伦敦前副市长John Ross.

每个发言人都有精彩的论点。其中李扬提出的观点：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应该对宏观政策的标的（target）重新定位，值得北京深思。

什么是宏观政策的标的？简而言之，就是宏观调控的依据和目标。比如，世界上流行把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标的，也就是著名的泰勒法则（Taylor's rule）：通货膨胀高了，央行就使用合适的工具升息，以提高实际利息，以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这里，通货膨胀既是货币政策的依据，也是目标，也就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

我们一直有两个宏观政策标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已经对经济增长严重上瘾。当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全力保增长；当经济增长没有问题的时候，则开始应用泰勒法则。

李扬提出，应该把就业至少作为宏观政策标的之一。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何必多此一举呢，保经济增长不就是保就业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而且往往是保经济增长难，保就业难。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既可以来自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可以来自资本投入的增加，也可以来自原材料的增加，等等。比如4万亿的投资不会有任何政治阻力，4万亿下去，2009年的GDP肯定不难看，但是这对就业有多少帮助呢？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中国的就业问题早在2008年初就呈现出来。如果北京以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标的，这时候就应当立即停止从紧的货币政策。可是北京惯性般地继续收紧银根，到5月20日还在提高准备金率，到9月中旬才终于调转船头。

如果把就业作为标的，4万亿的投资清单里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基建项目。后面出场的陈志武补充的很好，他拿出数据，指出大型基建所带动的就业增加其实相当有限。他也指出，过去几年里国有资本投入远远超过民营资本投入（3：1），而所得的新增就业远远低于民营资本。

当然，拿就业作标的也不是没有问题。其中一个，我们还没有可靠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就在几天前，社科院发布了一个9．6%的失业率，远高于先前人保部的4%。我一时无法得到社科院和人保部失业率计算的细节，不能判断两者的优劣。但在一贯讳言“失业”的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失业率数据，这无疑是个进步。

作者：bingshan6501 | 评论(5) | 标签:郎咸平, 搅屎棍

别再充当“搅屎棍”了

说实话，《大河报》给我的印象一直还可以，虽在副刊和文化版方面比不上《郑州晚报》，在新闻挖掘方面比不上《东方今报》、《河南商报》，但在本埠新闻覆盖面上还是首屈一指的。虽说《大河报》离我心中的好报标准尚有距离，可这么多年我还是凑合着看到今天。最近，我看了《大河报》2006年1月6～12日13版访谈栏目，即那篇题为《财院教授“叫板”郎咸平》的文章后，顿时感觉如鲠在喉随之发展到不吐不快。

报纸上所提及的郎咸平是何许人也？作为一般读者我的回答是“不知道”，郎咸平是男是女年龄多大都不知道，更别说“郎旋风”要对全体河南人“洗脑”了。另外，报上所说的河南财院郭军教授是何许人？在我看到这篇专访之前确实也真“不知道”，所谓“叫板”我想和“论剑”或“骂街”差不多吧，客观上都有求于公众舆论参与的必要，那就更应该讲究“叫板”、“论剑”、“骂街”的规则，即最好也把郎的文章登出来让大家评（登过的也应指出出处好让大家找），不要断章取义然后说郎咸平这不懂那不懂，诚如报纸上郭教授所言，当初郎咸平指出国企MBO（管理层买断本企业产权的一种企业改制模式）存在国资流失时，郭教授你说你不是挺佩服人家的吗？就冲这一点来说，在国企奉献多年的我，感觉郎氏还是有良心和骨气的，请问郭军教授：你有什么可让人肃然起敬的呢？我认为有良心和骨气的学者，就应该是苏格拉底的那只牛虻，要时刻叮咛国家这匹硕大的马，不能让它有片刻的停顿、懈怠。郭教授口口声声说郎这不懂那不懂，敢问身在象牙塔中的郭军教授，你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情况又懂多少呢？从报纸给我们广大受众提供的资料来看，郎咸平仿佛并没有说要给我们河南人“洗脑”，实际情况倒更像是郭军教授，是否刚看过前苏的《宣传心理学》，于是乎跃跃欲试，心里想给我们广大河南媒体受众“洗脑”，所以就编造个“郎旋风”给河南人“洗脑”的神话，硬要给被郎氏根本就没洗过的脑进行再“洗”呢，不然的话其结果就如何、如何……，你这不是把我们河南人看成是“傻B”、“傻D”了吗？这样说话虽然显得有点儿粗鲁，那咱们就换个说法儿，你把我们河南人看得和阿斗、三岁小儿差多少？郭军教授还口口声声代表“学界”，我看你既代表不了任何的“学界”，您那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看也不像一个真正的学者，则像个暗自接受政客密令，或是主动向其示好的御用文人。

郭军教授责难别人哗众取宠、骂骂咧咧、自我炒作，可是据郭教授自己的坦言——2005年12月13日晚，他在财院财智大讲堂作《财经人才的现实定位和未来素质发展》的演讲时，后半场话题一转就“抡”向了郎咸平，就这场演讲来说我认为郭军教授不仅没有成功（有跑题之嫌），反而因为显得过于情绪化，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学识素养。可郭军教授还显不够过瘾，接着，他特地拉来记者助阵（从郭的行为方式上看，难保他自己不是炒作），好像郭教授不这样做，企业家就会被误导，“甚至贻害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明知如此拙劣炒作“会招致许多网民‘拍砖’”，可郭教授却明知炒作“险”，偏向“炒”山行，深层动机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郭选择的是一条最安全、最少投入、最容易得到上层赏识的炒作之路）。

由于笔者不知道郎氏“放言”是何内容，所以，我对郎的观点谈不上支持也谈不上反对，我们读者只能透过郭教授的牙缝得知：“2005年12月10日、11日郎咸平在郑州进行了一天半的演讲，内容涉及国企改革、股改、医改、教改以及金融改革等等，他在进行一连串猛批的同时，声称‘中国改革开放25年，走到今天我看基本上是不成功的。’”遗憾的是，郭军教授没有从以上几个方面对郎咸平进行批驳，反而这样承认道：“国企改革也好，医改、教改也好，都可以批评，我们不怀疑郎咸平所说的现象的存在，但是郎咸平作为学者，却犯了一个大忌，这就是把一些个案的东西笼而统之地上升为普遍现象，给予总体否定。”看来，郭军教授绝对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若不是最大的那也应该是中等的，因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说改革不成功，谁若是说改革不成功就像割了他心肝宝贝似地，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真是十二分可笑。我不禁要反问郭军教授一句：“你至于吗？”就这你老兄还想“洗”我们的“脑”哩，看来郭教授在马列主义经院里确实呆傻了，中世纪教士最不能容忍的是说上帝不存在，想不到经院马列主义学者竟不能容忍说改革不成功。郭军教授显然不屑于对郎咸平逐条批驳，而是死死抓住郎咸平“改革基本不成功”说，像给幼儿园小朋友上课一样，信口说郎咸平有“三不知”，反过来说，那就是财院郭军教授的“三大明白”了，我不相信郎咸平真的不明白这“三大明白”，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郎咸平声称中国“改革基本不成功”，在他心目里必定有个改革成功的标准（我们只能从郭教授的牙缝里去寻找——“郎咸平口口声声说改革必须代表全民利益”）。更何况，郎说“改革基本不成功”，就是说社会没有发展吗？就是要停止改革或倒回改革前的状态吗？反之，社会在某方面有所发展，甚至是有了长足的发展，难道就可以说改革大功告成了吗？我看不是什么郎氏“非驴非马”的问题，而是郭教授的“驴唇”不对郎的“马嘴”，郭教授真该再补一补形式逻辑这门课了（可鄙的是，郭军教授最清楚谁轻谁重，不久前卫生部副部长不也说过医改“基本不成功”，你为什么不向这位副部长“叫板”呢）。

其实，正如郭教授在报纸上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我认为我们毋须为上者讳莫如深，改革发展到今天出现这么多问题，是与“改革理论”捉襟见肘分不开的，原因是搞理论的就会叼着政治家的奶头噱，政治家一个个竟然都充当起了理论家，左一个“讲话”、右一个“讲话”，然后，就让那些嗷嗷待哺的经院哲学家归纳注释，出了问题总说是“摸石头过河”、“交学费”，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和苦难闭口不谈，这种没有任何批判精神和独立预见的学者，是我平时最看不起的。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我认为首先要正视矛盾，矛盾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粉饰太平掩盖矛盾，只有通过矛盾的揭示和解决，才能够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和谐社会不是一相情愿你想建构就能建构出来的，这个构想的提出说透了，其实就是补社会出现的漏洞，即对改革造成的贫富悬殊的一种弥补，并不像学界“领军人物”郭教授（其口气给人的感觉）所粉饰的，什么“宏伟战略预期”、“过程非常稳健”等，这哪里是什么洞见呀，简直就是肉麻嘛！我相信，郭教授下辈子若托生为女人，那他肯定是一个好女人，若不幸托生非洲大草原身为动物的话，那一定是秃鹫或鬣狗之类的食腐动物，因为您拒绝一切新鲜的、有血有肉的东西（社会现实生活），这些东西您把他叫做“个案”而一概拒绝了，到底也没弄清楚普遍性为啥会寓于“个案”之中。一个体制内的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不能守护、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那就是一个虚伪的、吃马克思饭的混混；一个进行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坚持、捍卫社会主义的底线，那就是一个虚假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说透了就是为千千万万人谋福利，特别是为那些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社会主义的底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即尽可能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群众的直接结合。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今天，正遭到前所未有的亵渎，可那些没有任何理想的经院马克思主义学者，却把自己最庸俗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教扣在他头上，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能不被野蛮践踏吗？资本主义能够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条件下，实现成本低廉、高效运作的民主政治、自由贸易，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在坚持公有制的平台上，即在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群众直接结合的基础上，有可能并真正做到比资本主义更民主呢？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蛋糕做得更大呢？相反，事实证明改革以来的所有努力，都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为能事，“最高工资限额”偷偷置换成了“高薪养廉”，接着“剥夺剥夺者”置换成了“剥夺剥夺者”有功，“翻身当家做主者”又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奴隶”（现在有种说法是弱势群体），其结果，曾经的“人间天堂”能不成“人间地狱”吗？在我看来，中国社会改革到目前简直就是“四不像”，你说它像社会主义可它又不是社会主义，你说它像资本主义可它又不是资本主义，你说它像封建主义可它又不是封建主义，你说它像奴隶制度可它又不是奴隶制度，但是，这四种社会制度的因素却能让人都切实感受到。郭军教授肯定不能接受我的说法，我是说假如……郭军教授千万不可当真我才敢说下去，假如郭军教授是个当今社会司空见惯的、被用于买卖的小孩或妇女，再不然郭军教授您是一个被卖到窑场做苦工的（报纸称其为当代奴隶），您能说出您和奴隶制下自主尊严全无的奴隶的区别吗？假如郭军教授是一片荒地的租种者、开拓者，当你的粮食或果子眼看就要丰收时，你的成果却被荒地的主人以种种理由敛走，即便是这样你嘴里边还得不停地对他道谢，您能说出您和封建制下人身依附的农民的区别吗？假如郭军教授能再委屈自己当几天“煤黑子”，而且福大命大造化大不被闷死在矿井下面，您能说出您和资本制度下矿工的区别吗（如左拉的《萌芽》）？假如郭军教授是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难道您真以为生活在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吗？无论郭军教授是我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人，只要他是一个生活在真实中有感受能力者，我想郭军教授一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虽不敢奢望你能像我这样立场坚定为草根阶层说话，但能像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一样站中间立场即可，这说明你炒都不会炒看人家朱教授是咋炒作的？你还给人洗脑哩……给人洗脚看人家要不要你，不是我打击你积极性你变性装嫩也没用。

用郭教授熟悉并听懂的话说，中国极权社会正在分化瓦解，新的阶级对立已经形成，法律很软弱、道德已沦丧，工人贵族胃口极好，贪污、剥削、巧取豪夺……不，许多没任何技巧可言的下三烂行经，甚至根本谈不上什么“巧取”，实在是标标准准的“豪夺”，郭教授对此要么充耳不闻（您认为这更是学者的大忌），要么作为理论代言人摇旗呐喊，所以我要说数落你几句，白白领受了人民供养的大米、白面，你自己不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对于敢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学者，你原话是怎么说的呢：“……任由这些言论蔓延，将会贻害我们的企业家”，乖乖，你真会为你们伟大的企业家着想啊！你所谓的企业家如果是私企老板，我认为他应该丢给你一根骨头，你所谓的企业家如果是国企老板，我认为他应该施舍给你一碗靓汤，不过我还是纳闷，你为什么不替为别人盖房自己不仅没住房，甚至连一年的血汗钱都要不回的民工想想呢，再不就替今天下到窑底不知明天能否走出来的矿工想想，你郭教授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哪里去了呢？作为一个社会人，难道你真感受不到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感受到的痛苦吗？可郭教授你却继续危言耸听道：“（贻害）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懈怠人们的斗志。”其卫道士嘴脸昭然若揭，现在许多人认为社会所患的不是斗志懈怠，也不是改革开放25年发展多少的共识，而是社会的公正和社会的良心危机，尤其不愿看到改革堕落为“圈钱运动”。郭教授在此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如果能够把时间前推400年的话，你的“叫板”可能会赢得宗教裁判所的赏识，没准把那个可恶的家伙施以火刑；如果能够把时间前推200年的话，你的“叫板”可能会赢得沙皇书报检查官的喝彩，没准把那些可恶的家伙流放西伯利亚、南高加索；如果能够把时间前推80年的话，你的“叫板”可能会赢得法西斯力量的重组，没准儿也会下令让某个脑袋二十年内停止思考；如果能够把时间前推40年的话，你的“叫板”可能会赢得文革领导小组的关注，无非是多割一个喉咙多判一个人的死刑。十分可惜，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所以郭教授你自己也非常清楚，你只能够一个人赤膊上阵“叫板”单挑了，就这还是很少有人为你鼓掌喝彩，除非你也善于并热衷于搞外包装，咋整，是否让人从日本捎回一条“相扑裤头”穿上，这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叫板”和单挑，我敢断定你们河南财经学院将因你而闻名全球。

在我看来，改革已经蜕变为对工农两大阶级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尽管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大肆进行过掠夺（即通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扩大剪刀差的理论），现在的掠夺不过是比过去更荫蔽罢了，过去国家统一定价霸王条款你不买不行，现在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看不见的线牵着，比如住房、教育、看病无一不是“请君入瓮”。在英国通货膨胀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罢工游行，在美国年底不给职工涨工资是违法行为，公务员涨工资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我们的公务员涨工资经过谁批准的呢？他们谁也不经过自己就可以批准了，所以，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自己批准自己的年薪，政治、经济官僚就名正言顺地蚕食鲸吞国有资产，笔者所在的国企已经十年没给员工涨过工资了，这些情况恐怕理论官僚们还不知道吧，要不“新儒学”的吹鼓手们还嫌差距拉得不大，不久前他们不是还在论证中国需要什么“等级制”吗？我真不知道这些人还要不要脸、要不要良心了，对于广大人民期望他们应该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不想说因为他们羞于为他们代言，对于学界偶然冒出来的不同声音，不乏有人如郭教授一样自告奋勇跳出来“叫板”，我并不是说郎咸平说得都对也不是不让你叫板，而是说你不要拿谁都明白的大话糊弄我们，我不相信郎氏不知道改革的背景、过程和国情，请指出郎氏“哗众取宠”、“骂骂咧咧”的明证。相反，我们透过郭教授的字里行间，除了广播、电视、报纸上的陈词滥调外，看不到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东西属于你，我敢断定你是生活在被虚假信息充斥的环境里，你没有培育出任何一朵哪怕是一小朵精神之花，你若不抗拒仅仅作为物质转换形式而存在的话，你连自己都不能超越就更超越不了体制性寄生性生存，更不可想象你能像老马一样超越社会超越时代了。崇尚民主、自由、多元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珍惜并希望多多听到不同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是“反动”的也弥足珍贵，资产阶级能让其中学生读对他们来说是“反动”的《共产党宣言》，我大学毕业20年来也没能看上《人权宣言》，这种把人看成是三岁小儿没有辨别力的做法儿，绝对是愚蠢的、专制的、极不人道的，我实在不愿看到郭教授在这条路上（洗脑）滑得更远。

接下来，我想给财院郭教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还记得当年美国里根总统遇刺时吗？有两个记者争抢采访车上唯一的话筒，其中一个记者把另外那个记者的耳朵咬了下来，随后美国专门通过法案规定：每台采访车必须配备两个以上的话筒。和这起“微不足道”的小事相比，中国每年付出那么多的鲜活生命的代价，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制进步、以人为本呢（孙志刚案可算是少有的例外了，在此谨向促成收容制度寿终正寝的三位学者致敬）？请郭教授今后少拿些官话、套话、假话、空话骗人，我发现：现在无论是企改、股改、医改、教改还是金融改革，只要是立竿见影能收来钱的都改很快，只要是以人为本不来钱反花钱的都改很慢，至于对那些有利于贪脏枉法的体制漏洞，其态度根本就是不管不问嘛何谈堵塞？所以主动并争相“缴学费”成了改革新亮点，省交通厅数任领导一而再、再而三的腐败，若是发生在国外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这种最明显的体制病为什么不变革呢？“全能政府”惟在这一点上如此无能，就连我们这些不辩是非的“三岁小孩”，也觉得“弱智”到此程度真乃不可思议！我们只好认为那是故意让国有资本流失的，除此我看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毫无疑问，改革曾经是一个美丽动听的字眼，再动听若让人一听就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比如“企改”改得工人没了立锥之地、“股改”改得人们成了自由奴隶、“医改”改得病人看见白衣天使就联想到魔鬼、“教改”改得学生们只能够望学堂而兴叹、“金融改革”改得人钱放哪里都不放心……，这种改革我认为真应该认真地检点一下了！一旦“改革”变成贪婪者攫取利益的通行证，那所谓的“改革了……”、“听证了……”和“鬼子进村了……”有什么区别呢？单靠你们少数几个人说改革成功它就成功了吗？如果改革最大的成功就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广大的劳动阶级只有被剥夺的份儿，那么我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改革当初就是一个圈套或阴谋！到底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呢？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里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可现在什么“鸟语话香”、“繁荣娼盛”都冒出来了，竟然说资本家提供了就业岗位就是养活了工人，这难道不是混帐的屁话混帐透顶的逻辑吗。我承认当今社会在物质财富总量上的增加，可这应当首先归功于辛勤劳作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事实却是辛勤劳作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倍受剥削奴役，其中大多数人为社会财富的积累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其身份和地位与改革前相比较简直是两重天，郎咸平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基本不成功”，说不少家庭因看病致贫、上学致贫、买房致贫等等，说过出现这种情况“我看还不如改革前”的话，那么我真要对这位学者肃然起敬了，因为，我认为他作为一位学者、一颗“社会良心”，只要他敢于并善于为人民群众声言，他就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受人尊敬的学者，相比之下，郭教授除了怀恨郎咸平说改革基本不成功，究竟为大众做了什么可让人尊敬的事情呢？再说了，郎咸平的话即使有错误甚至是“反动”的，在公民真正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这又算得了什么用你在此充当检察官和抡大棒吗？你口口声声代表学界偏偏就是不代表“民间”，你对人民大众在这个花样百出的时代忍受的病痛，所表现出的冷漠和麻木真让我怀疑你患了失疼症，你这位大学者的“社会良心”又良心何在呢？我特别提醒您，狗年还没到呢不会是让狗偷吃了吧！

最后，我想给财院郭教授再讲一个历史小故事，专制时期北京天桥聚集了一些地痞无赖小混混，这些地痞无赖小混混是如何混饭吃的呢？据说，他们能把屎尿搅混成诱人的洋罐头，接着就让几个人走在前面手端一些洋罐头瓶，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便宜卖了、便宜卖了，一毛钱来蘸一蘸啊！”人们一听说便宜卖了就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在一群“托儿”的戳哄下人们纷纷掏钱来蘸，等把那团诱人的东西放在鼻子底下闻过后（幸亏没把那东西吃进嘴里），知道蘸了一手大便的人们便气得捶胸顿足哭爹骂娘，不要以为事情发展到此就算结束了，这时，打后边紧接着又过来一拨人，只见他端了一盆清水高喊道：“五分钱来涮一涮啊、五分钱来涮一涮”，考虑如此周到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人文关怀呀！蘸了一手大便的人只得再掏五分钱涮涮。瞧，多么新颖和富有创意的设计——谁能说这些地痞无赖小混混今天不会成为改革家呢？过去和现在那些以圈钱为目的的改革，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继之，无论从行为管理还是从目标预期都十分成功，只是有一点如河南财院的郭教授坚持的那样，对这一点坚决不能放过因为放过是非常危险的——那就是要牢牢地控制并把握对群众思想的操纵！明摆着，早苦不堪言了郭教授却硬要坚持给人们洗脑，这不能不让我想起“五分钱来涮一涮啊、五分钱来涮一涮”，因为我所读的报纸（一份五毛）是别人的，所以老郭没收钱就为我洗了脑，看来，我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对郭军教授“肃然起敬”了……

看了我以上所讲的这个历史小故事，郭教授是否还坚信能把一泡臭烘烘的“屎”，三下五除二就搅混成诱人的洋罐头呢？可惜，现在不是什么专制时期人们见识得也多也广，所以我在此奉劝郭教授今后当什么都行，千万不要再自告奋勇地充当“搅屎棍”了，更不要动辄就把河南财院拉扯进去（千万不要误会，我对河南财院的师友一向是很尊敬的），不然，人们会说这是一根河南财院牌的搅屎棍！

作于2006/1/11

作者：牛皮 | 评论(4) | 标签:中国, 文化, 民主, 言论自由, 经济,

常在电视中看到，年轻的小皇帝面对满桌的佳肴，娇嫩的妃子。却无精打采地坐着“我无胃口呀”。也看到农家欢聚一起就餐，享受劳动所得的成果。皇帝的内需被安排了，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我们的消费正是这样，这次四万亿投入，我看到的什么美术馆呀，博物馆呀等，这种公共消费都被安排。没胃口。我希望像农家一样，用自己劳动所得，与别人一起分享。

这次我仍不探讨经济理论，只探讨内需。首先经济体制是为人服务。不是像在部队里，或牢房里一样。生产，消费都被安排。我总结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几乎是灾后重建。在物质上，打破一切，自谋出路，一切从零开始。是的，现在大部份人有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国力也可在世界得一席之地。可就是因为有了一直追求的物质，就有些不知所措，一切都是那么生疏。

我们缺少了什么？缺少本质，几千年演变下来的生命，文化，习惯。三十年所构建的经济体，更缺少自然的本质。这经济体就像企业，我们不停地打工，为国家重建工作。这后果不堪设想。系统返工建筑，只会上涨。看看大学生找工作，教育投资化了几十万元，还有十多年的精力。即使找到工作了，二千一月，减去基本消费，一辈子都抵不过投入。

三十年的灾后重建，基本物质建设已经完成。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型了，转到经济体制的构建。正确说是重构，不是修补。比如政策调控，引进经济机制。这就是修补。我说过经济体制是为人的需求服务。那么开发理论是内需驱动经济体建设。就是为国家财力劳动转到为自己劳动。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经济学思潮。理论下次公开。政策上的刺激仍是原先的基本生活需求，比如房子，车子。保险，公共建筑等。这些都是静态了，不讨论。本篇主要讨论述如何刺激人的自然本质。这必须对人的需求研究，我的运气很好，三十年前，西方已经研究过了，可以拿来即用。就是心里学上马思洛的《第三次思潮》，就是人类最终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应用在管理学上是激励机制。我明白中国教育为何不引进人本的价值观。不依赖谁，我们自己也可以来个激励。

第一个方法是绝食，在不伤胃的情况下，我要让自己饿着，感受求生的欲望。你没胆量的话，可以加入老虎庙的流民救济活动，也能感受到求生的欲望。第二个方法是言论，在不被抓的情况下，我要参与公共活动，感受求知，分享欲望。你没胆量的话，可以在网上言论。也能感受到自由的欲望。

今天的经济危机是灾难，也是机遇。灾难是我们的错误。机遇是我们能够认识到错误。所以我称之为思潮。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最终大家会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