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民国名人再回首》

    本书简介：166幅历史照片，34位民国政要、文化名流、艺术大师的珍贵影像，于右任、张大千、胡适、白崇禧、吴稚辉、陈诚、胡宗南、梁实秋、胡蝶、雷震、钱穆……一个个熠熠生辉的人物，一段段浓墨重彩的故事，以最为直观的方式集中呈现。作者是酷爱收集历史照片的优秀文史工作者，以难得的资料和角度多端的照片，倾力再现时代变迁的点点滴滴……

50年代，蒋介石参观军事演习

    50年代，蒋介石参观军事演习，戴着墨镜，手托着脸腮，展露笑容，颇有几许春风得意；尽管这十年间，台湾海峡仍持续爆发零星的海空战事，但全面战肇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台湾社会也呈现平稳的发展，国民党开始把更多的资源转向经济发展，「反政大陆」成为纯粹的政治口号。由事后公开的照片看来，此时的蒋介石有许多的闲暇时间与家人共处，这是过去在大陆时期所没有的。或许，这是他笑容里的秘密。

蒋介石会见伊朗国王

    1958年，伊朗国王巴勒维来访，巴勒维政权为传统世俗皇权，以铁腕统治国家，并大量引进西方的的商业、教育与文化事业，迅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在美国串连全球「反共国家」的时代，巴勒维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不错，不过巴勒维对伊朗的统治最后却成为一场灾难，他统治只培养了少数的亲信财阀，特务组织滥权亦引起知识分子的抨击，特别是快速的 西化脚步引发保守激进势力的反弹，最后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巴勒维家族流亡海外，不过取而代之的并非现代民主政体，而是什叶派领袖何梅尼领导的原教旨革命政权。

蒋介石、陈诚等人面见美国参议员

    1956年，蒋介石、陈诚面见美国参议员哈瑞斯等人。50年代，受到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亲密异常，美国不仅在台湾有大批驻军，许多国会议员、军事将领、教育、文化、体育乃至娱乐团体等等亦络绎不绝地来台，对台湾的社会文化影响至钜。

1962年胡宗南过世，蒋介石出席其葬礼

      悠然自得何应钦：穿正装赴牌局

何应钦将军与同僚打侨牌自娱

    1955年，何应钦将军与同僚打侨牌自娱，事实上，他穿著正式，颈上系着领花，刚出席完一场婚宴回来，生活相当悠闲。何应钦生于1889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黄埔军校成立时，何应钦被蒋介石任命为少将总教官，长期追随蒋，成为国民党军界元老。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在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留下历史性的镜头。1949年何应钦来台以后，退出权力圈，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等空衔，运用在日本的一些老关系从事对日交活动等等，故经常悠然自得状。

何应钦为孔祥熙祝寿

    1963年，国民党元老孔祥熙过80岁生日大寿，何应钦特别前来祝寿，并且开心地分享了糕点，孔祥熙为山西太谷人，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与宋美龄的大姊宋霭龄结婚，故与蒋介石为姻亲关系，后担任南京政府的财务部长，但被批评利用权势累积家族财富，以致连国民党要员自己都看不过去。1947年，孔祥熙夫妇赴美后曾数度来台，1966年病逝于美国长岛。孔祥熙的家族有一箩筐新鲜事，为常人所津津乐道。

何应钦与日本前首相聚餐

   1985年，何应钦（中）与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右）及前首相佐藤荣作夫人（左）餐叙，后为台湾著名高尔夫球名将。岸信介为日本战后重要政治人物，具有浓厚的右翼色彩，在「反共」的旗帜下，与在台国民党要人关系十分要好。

    精彩组图：张大千夫人三跪九拜认师礼

张大千夫人拜师礼

    80年代初，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行传统的三跪九拜大礼。马寿华本职为大法官，擅国画，自成一格，能让张大千的妻子跪拜为师，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师傅马寿华回赠弟子纪念品

　 80年代初，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师，行三跪九拜大礼后，马寿华则以纪念品赠女弟子。1948年，张大千迁居香港后，旅居印度、法国、巴西等国，1978年定居在台湾，1984年病逝，享年84岁。他在台湾生前居住的「摩耶精舍」改建为「张大千纪念馆」。

一代名师张大千

    1977年，张大千作画时，名摄影家郎静山帮忙拍摄大师的作画过程，聚精会神，搏得大师一笑。张大千的画风经几度变化，30岁以前可称「清新俊逸」、50岁是「瑰丽雄奇」、60岁以后「苍深渊穆」、80岁后则笔简墨淡，奇伟瑰丽，他所创作的「长江万里图」气势磅礡，深境幽远，为国画的传世之作。

    率性蒋经国：与夫人、友人经典拼酒照

蒋经国宴客照

    50年代，蒋经国在家中招待友人，穿著随易，菜色平淡，不过举杯互干时丝毫不减生活的豪情。抗战期间，蒋经国被派到赣南，政绩奜然，不过他毕竟年轻，在国民党的论资排辈时仍离军政大权尚远。虽然如此，蒋介石去台以后，开始按步就班地培植蒋经国。首先由他掌控特务组织，并成立政治作战学校，蒋经国将他在苏联所学充份发挥，协助国民党巩固 了在台湾的政权。另一方面，就政治风格而言，蒋经国平易近人，生活朴实无华，是极具魅力的群众领袖。

蒋经国查看少棒球员鞋底质料

    1971年，蒋经国与少棒球员在一起时，好奇地查看小球员鞋底的质料。由1969年到1974年整整六年是台湾棒球运动的黄金时期，由「少棒」、到「青少棒」、到「青棒」，连年获得世界冠军，使得台湾社会洋溢的胜利的喜悦，自信心大为提高，也是一整代人守着电视机呼喊胜利的难忘的岁月。

蒋经国与肯尼迪会面

    1963年，蒋经国以台湾政坛明日之星的身份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肯尼迪会谈。当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介入中南半岛的战争，肯尼迪总统尚未做出最后决定。据30年后美国官方解密的文件显示，蒋经国曾受父亲蒋介石之托探询美国政府是否能帮助其反攻大陆，不过却遭美国政府拒绝。事实上，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的隔年，肯尼迪总统即遭刺。接任的詹森总统于1965年宣布出兵越南。

    梁实秋丧妻未久再娶女明星引发争议

梁实秋韩菁清婚礼现场

    1975年，著名学者梁实秋与韩菁清举行婚礼，显现新婚夫妇的恩爱。梁实秋丧妻未久，曾以深情文词悼念亡妻，未几又铺红毡，许多亲友一时转不过来，不过梁实秋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爱情的路，永远是不平坦的。」他解释：「我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克服的，属于不平坦的，只不过社会人士和朋友的不同看法，或者给我们的劝告，都是好意。」韩菁清是息影的影歌双栖明星，他们的结合在台湾社会引起不少惊叹声。

梁实秋为新婚夫人韩菁清披上外衣

　 梁实秋是英译界的泰斗，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３册，晚年再花七年的时间完成了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文章摘自《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张耀祠回忆录》

    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与世隔绝11天，社会上众说纷纭，传得沸沸扬扬。的确这11天，是毛泽东思绪最复杂的11天，也是谜一般的11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他唯一的一次外出，仅走出洞口约300米远，没有见过任何人。现将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的前后情况记录如下。

    一 在杭州，叶群密告罗瑞卿总参谋长的状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地方。也正由于杭州山清水秀，中央在这里召开过许多会议。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11月，带领一批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趟。当时我想，他可能有什么事，不然不会找我的。当天下午我到了他的会客室，见了面，没有说上几句话，叶群便走了进来。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这次来，是林彪委托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说完，叶群很神秘地离开了会客室。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折回来了，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在耍什么花样？这里面可能有鬼。

    叶群拿上信离开了会客室，也没有向我说要见主席。

    杨成武同志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很想看一看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主席报告一声。”没有别的事，我告辞离开了空军疗养院。回到汪庄，我将上述情况分别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听后“噢”了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第二天早晨5点钟，吴旭君护士长打电话通知说：“主席要见叶群，请你打电话叫叶群快点来。”

    我给叶群处打完电话，来到主席住所等候她。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对她说：“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我陪她进到会客室，主席早坐在会客室等她了。

    毛主席同叶群谈了2小时，她还没有出来，我到会客室催了第一次。到了3小时，我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谈了3小时了。”到了4小时20分钟了，叶群还没有出来，我又去催了第三次，我说：“已经谈了4小时20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我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说什么。

    同毛主席谈了4小时55分钟，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透出胜利的喜悦，上汽车走了。

    我三次走进会客室，只能听到叶群谈话的片段，联系起来看是叶群代林彪来杭州告罗瑞卿同志的状。她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了，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有关系，但他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同志的一些问题，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毛主席那时对叶群代林彪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半信半疑，但毛主席对罗瑞卿同志的看法变了。

    第三天，毛主席要见杨成武同志，我打完电话，杨成武同志很快来了。我陪他去会客室，见毛主席，并告诉他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

    杨成武同志跟毛主席谈话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

    1965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主席从杭州来到上海，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毛主席住所休息室等候。

    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罗瑞卿总参谋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

    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搭理他。

    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总长。他又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同志看他老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

    看来叶剑英同志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

    这次上海会议是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是头一次会议，是不可能让罗瑞卿到会的。

    会上，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同志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和拥护林彪的领导的。他受了不少冤屈！

    九一三事件后，对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偏听偏信不好，我也是半信半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以后对罗瑞卿同志的冤案做了彻底的平反。
 

    二 《 二月提纲 》收发内情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回到杭州汪庄。

    1966年1月中旬，毛主席由杭州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同志来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 二月提纲 》的问题。当时毛主席问了一些情况，没有说不要发表。在北京经会议讨论修改后，2月12日，《 二月提纲 》下发了(这个文件我看了一遍，后来不知为啥收回去了)。

    以后才知道，这个文件是彭真同志批发的。康生看到文件后，心里非常不舒服，他说：“这个文件没有给我看。”

    很快，康生把这件事告到毛主席这里来了。

    康生要开会批彭真同志。他想先开个预备会，统一一个口径，然后正式开会批彭真同志。但是康生会前没有找毛主席商量好。4月的一天，在杭州汪庄，毛主席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开会，他通知了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彭真，这样，康生想开两次会议，变成一次会议了。在会上当面锣对面鼓，该怎样批呢？

    康生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 “我反对《 二月提纲 》。《 二月提纲 》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这是彭真批发的。”

    康生是一个精于权术的人，《 二月提纲 》是2月12日印发全党的，康生看到势头不对了，便见风使舵，进行反戈，极力攻击彭真同志，说《 二月提纲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同志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会议开了半天，就围绕看没看而争论。毛主席说：“把《 二月提纲 》收回来。”这样会议结束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走出大门，我站在大厅门口，这时康生走来了，他冲着我阴阳怪气，没头没脑地问：“张耀祠，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我50岁了。”

    显然，康生感觉我是在装傻，于是没有好气地说：“你不聪明啊？”

    我顶了他一句：“我就是不聪明！”

    后来，康生把汪东兴主任叫去了，问道：“今天开会，张耀祠怎么把彭真搞来了？”

    汪主任说：“这你不能怪他，通知开会、管文件是秘书徐业夫的事，张耀祠是主管主席的安全，这有明确的分工。”

    汪东兴主任第二天来汪庄，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也把康生说的话向汪主任说了。

    我觉得这件事，要报告毛主席。第二天，我把康生说的这件事的原委，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说：“没有关系，让彭真来听一听也好嘛！”毛主席没有批评我。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6月，毛主席决定去长沙。
 

　　三 传说中的“西方山洞”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能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毛主席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泽东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毛主席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毛主席还讲：“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毛泽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毛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两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毛主席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两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

    毛主席沉静地讲道：“不过，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

    毛主席讲这番话时，两眼含着泪光。谁能理解主席的这一孝母之心呢？有一次，毛主席看韶山县志，他说：“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毛主席讲这话时，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了，打败了蒋介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毛主席也是很讲民心的，他有一颗慈祥的心。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两山相夹，仍是一个大洞。毛泽东对滴水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很多亲人去世后就埋在这一带山上。

    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陪同毛主席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同志。那次，我没有去。但后来得知毛主席对周小舟同志建议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

    毛主席讲的修几间茅草房，两年后变成了几座别墅。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泽东的下榻处。1号楼背靠毛家的祖坟，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有会客厅，还有两套住房。从1号楼至2号楼的回廊上，有几间偏房，是给工作人员居住的。1966年，我随毛主席南巡，就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新华社摄影师钱嗣杰住在2号楼。2号楼是2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3号楼有3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约有600米，是8341部队和省委接待处同志的住宿地。

    在20世纪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很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四 毛泽东走进“西方山洞”

    1966年6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当日到达南昌住了一晚。

    6月16日，专列直奔湖南长沙。毛主席在九所3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15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同我们一道直奔滴水洞而来。

    毛主席坐在一辆吉姆车上，我同高文礼同志坐在前卫车上带路。毛主席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前后轿车上面坐的都是警卫人员。

    到了滴水洞口，8341部队一部分住进3号楼，毛主席住1号楼，我和高文礼、钱嗣杰及一部分警卫部队住2号楼，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毛主席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这是毛主席继1959年后第二次回故乡。那一次，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回他又要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冰块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这项工作由郭国群、曾彩谋同志精心管理，搞得很好。

    毛主席看了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空调’不错嘛。”
 

　　五 毛泽东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毛主席1966年6月17日来到“滴水洞”，日日夜夜看文件、材料、报纸等。他特别看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专讲“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是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是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林彪讲了国际上的政变之后，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情况。他说：“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

    然后，林彪又大讲个人崇拜，他说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时，不是论述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是大讲“天才”论，“句句是真理”，“四个伟大”，“大树特树”等。

    毛泽东同志一向反对个人崇拜。早在1948年8月15日，他在写给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信中就坚决反对把他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指出：“‘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1950年5月，毛泽东获悉沈阳市决定为他铸造一尊铜像，当即表示反对。5月20日，他在沈阳市政府致中央新闻摄影局的公函上指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并在公函“铸毛泽东铜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味”。

    毛泽东讨厌个人崇拜。他说：“‘紧跟’、‘三忠于’、‘四无限’，讨嫌。‘跟’应当跟党，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跟’不要跟个人，个人是会变的……”

    林彪大肆宣扬“人性”和“天才”的观点，使毛泽东深感不安，他在私下里指出了“林彪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看出了林彪许多讲话的用意后说，他是要利用我去当现代造神运动中的神——“钟馗”。“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毛泽东那时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看到的文件、材料和报纸中，都有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他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

    毛泽东主席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了，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但是，那时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竟会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他们煽动“四大”，到处放火，挑动群众搞派性，搞武斗，打派仗，搞打、砸、抢，大批大斗，挂牌子，游街，下跪，坐喷气式飞机，大整老干部。江青“四人帮”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毛泽东主席不讲真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使“文革”一拖再拖，拖了10年之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六 唯一的外出，离住所只有300米远

    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也想到了游泳。1959年他去过韶山水库游泳，这次毛主席是不是还要去游泳呢？要到哪里去游呢？

    一天，毛主席叫我去，他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

    我说：“好，我现在就去。”

    我没有带任何人就去了青年湖。去了一看，说是湖，其实是一个大水库，在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这样储了很深的水，黑压压的，水深难以见到底，水面很清，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我在这堤岸上边走边看时，走来一个中年农民，拿了一把锄头，他见我观看水库，便叹气说：“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我回到滴水洞，对毛主席说：“青年湖可以游泳，水深，水面很清，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我说：“我在那里碰见一个中年农民。”于是我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说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毛主席“嘿嘿嘿”地笑了。

    一向爱好游泳的毛泽东，这次却没有去游。

    毛泽东没有离开过滴水洞，要说离开，也只不过有300米远。整天都在房子里。

    1966年6月22日上午，毛主席从房里走出大门，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好奇，想坐一坐。毛主席刚坐上轮椅，曲琪玉、高文礼两人推着就向外走，我和钱嗣杰跟在后面，毛主席坐在轮椅上，有一种天真的童趣。

    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沟里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

    毛主席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大沟、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我们推着毛主席从原路回来了，最多不过300米远。

    这时，毛主席同我们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我至今还珍藏着。
 

　　七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毛泽东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28日要走了，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相，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1966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同志，并一块合了影。工作人员向我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我说：“你们等着，我向主席说说。”当我向主席提出省委接待处的同志要求同主席照个相时，毛主席说：“好嘛。”

    6月28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照完相，主席对大家说：“你们走吧！”

    说着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主席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主席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

    汽车开到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我们上了专列，毛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他显得很沉闷的样子。

    1966年6月28日晚，毛主席到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1号楼。

    7月15日毛主席说：“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我和另外三位同志一块到了武汉大学，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我问他们，你们扎木排干什么用呀？

    一个学生说：“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回到东湖宾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没有讲什么。

    7月16日早晨6时许，毛主席说：“上午8时去游长江！”我告诉湖北省公安厅徐耘云副厅长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9时20分，在王任重同志的陪同下，毛泽东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当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迈步登上了久久等他的渡船，首先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多名游泳健儿，这些参加横渡长江的学生，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

    学生游泳方队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江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主席，直喊：“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

    同时，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三批外宾也感受到了来自长江的欢呼声。他们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乘船观看了学生横渡长江。当外宾看见毛泽东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转过头来也向外宾挥手致意。

    看完学生渡江后，毛主席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时，毛主席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说着，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跃而入。毛泽东也兴奋地下水了，他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飘着走，非常自由自在。有的同志以为毛主席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毛主席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赶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他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他又说：“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他还说：“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主席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1966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三批外宾。接见完了，当天离开了武汉。

    7月18日，毛主席安全回到了北京。

    毛主席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中心思想显然是他在滴水洞思考过了的。

    说是给江青写的，但毛主席还是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把党内的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呢？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给江青写信是要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

    为了让读者比较详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将毛主席给江青信中的有关片段摘录如下：
 

    江青：

    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杭州——本书作者注，下同)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滴水洞在杭州的西面，毛泽东由杭州而去)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注：有诗写武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已有十天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看了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注：《 毛泽东选集 》)，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 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长，下次再谈。

    毛泽东　七月八日

    毛泽东的信写完后，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毛主席来信后感到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成了一位“复仇女神”，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毛泽东这封信，也不失为一部“预言书”。林彪出逃(只过了6个年头)后，中央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会议文件下发。于是，毛泽东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两本古书，其中一本比两个硬币稍高。 王国柱 摄

    昨天（1月6日，下同）下午，泰州市民陈先生将其珍藏多年的两册袖珍古书公布于世，其中一册“礼经”只有4.5厘米×5.5厘米大小，比南京出现过的最袖珍古书还小了一半。专家介绍，这种让人看了很吃力的书，原是古时考生为“走捷径”作弊所用。让人感到好笑的是，书的内页却提醒人“勿带入场”，专家认为该提示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泰州海陵区陈先生的家，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从裹了好几层的包装中，拿出一只小塑料袋，然后从塑料袋中取出两本袖珍“奇书”。经过测量,其中一本尺寸为4.5厘米×5.5厘米；另一本为5厘米×8.5厘米。两本书的扉页印有“光绪辛卯仲春精校重订”的字样，表明它们已经100多“岁”了。翻开内页，记者看到前者为《五经》中的《礼经》；后者为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内的《四书》，其中细如发丝的字迹，让人看得非常吃力，不一会儿记者就觉得眼睛十分难受。陈先生告诉记者，他爱好收藏，尤其喜欢古书，这两本书是他多年前在安徽农村意外“淘”来的，一直当成宝贝珍藏。

    泰州市博物馆考古部的一位专家，在仔细研究这两本古书后肯定地表示，两本书是古时考生作弊所用，既可以事先把它们藏在鞋后跟内，也可以扎在头发里带入考场。让人不解的是，记者在该书内页却发现了“舟车便览，勿带入场”的提醒。该专家认为，该提示分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这么小字的书，在“舟车”上是根本无法阅读的，但这是校订该书“商家”玩的一种伎俩，该专家还表示，据他所知，在南京出现过的最袖珍“作弊”古书为8厘米×10厘米大小，该《礼经》比其差不多小了一半，“两本书具有很大的文物价值”。（王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