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经济是经典法西斯主义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麦克.勒丁博士是里根时期的白宫顾问，他最近在《远东经济评论》五月号撰文《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只看表面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告别了共产主义，更像资本主义，麦克.勒丁博士说，这种看法不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在于自由，而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正是在自由这个价值之上，才得以有正当性。中国给与的一点经济上的自由，没有丝毫政治自由，只能证明是法西斯主义经济。“最接近中国目前体制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也有一些私产”。麦克.勒丁博士说，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

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以毒攻毒，用比苏联共产主义好一点的法西斯主义，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当到了六七十年代，即使东欧进入后极权时代，这个后极权时代也是接近法西斯主义的。

先经济后政治，是一种将错就错。先甜后苦，给一点点私人空间的经济自由，但后确实更为强大有效的政治空间控制力，以及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从文革之后私人空间退出，反而是政治权威的加强；深入私人空间的，并不是一个强国家，而是一个弱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从大时间尺度，虽然初期有去政治化的的诉求或舆论压力，结果并没有去政治化的效果，相反带出来不断增长的期待革命，完全是一种饮鸩止渴。

我曾经写一个帖子《主流经济家露出专制的本性》，揭发当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采取专制手段。

对于一个政治自由主义来说，手段的合目的性，是首要的，而意图和动机相对居于次要地位。有的时候坏的想法，也能达到好的结果。如果没有手段的合目的性，好的动机和意图，往往是坏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像政治自由主义那样，对“手段的合目的性”有一个紧迫的认识，也就是说，因时因地而变。

当自由手段适合时，需要从专制独裁手上解放出来，就假惺惺鼓吹自由，主张放，反对管制。当相反时，就鼓吹集权专制独裁。例如张五常鼓吹专制，郎咸平鼓吹加强中央集权。面对中小企业危机，主流经济家悍然喊出救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手段是受到必然性支配的，必要的时候就翻脸，也能说得头头是到，总之是他在理。经济自由主义者，变为激进极右翼指日可待。

改革派在关键的地方，无不现实自己是看不见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厉以宁宣布，当下的成就都是改革造成的。劳西宁在《虚无主义革命：警告西方》中说，纳粹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造就中的新秩序，而是对一代代劳动成果累积而成，不可替代的物质、道德、精神资源的浪费性、毁灭性开采。

经济改革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只配是法西斯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于二奶，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专制的二奶，还是未来自由的老婆，并不取决于一厢情愿。市场经济作为二奶，在权威的床上欢快，不时地给你抛一两个媚眼，就让你死心塌地非她不娶。改革派用别人的二奶，在意淫中来装饰自己的家庭，完全是意识形态中的梦语。改革三十年完全是在做梦中疯言疯语。

市场经济可以是最不坏的理性选择，却不是完美的梦。就象你的初恋情人，你的梦中人和她具体个人，是可以区分得开来的。

市场立宪展开勾引二奶的革命行动，就以为就是自己的老婆，并没有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改革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如果按照原来当局改革的原初政治意图，由社会主义极权褪色到法西斯主义，自以为是给添加自由立宪的终极目标，不过是改革派的一厢情愿。

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定性，完全悬而未决的：改革三十年是褪色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走向自由立宪。理想中是走向自由立宪，而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理想中是一百步，实际上只走了五十步，可是把这五十步当作了即将走到一百步。

给改革三十年写成赞美诗歌，而形成色盲，意识形态的色彩遮蔽了残酷的现实。渴望被大大提前当作了现实。例如厉以宁宣布穷人是待富者那样，改革目标被不顾一切地提拔到当下，当作现实或者即将实现的现实，就美化了当下。这样一切与目标相反的反目标性，所不愿意见到的，都被他们心中过滤排泄掉。即使存在很显目，也被当成可以消除的，却没有想到如今却是一剑封喉的致命伤，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邓小平也预见到了）。

渴望自由的激情，并不是自由。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就是用理性为非理性开辟道路，就是刺激了渴望自由的激情，而不是自由本身。所以对改革目标的进一步渴望，例如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诉求，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中，造成的结果，是好还是坏，让人内心不安。

鼓吹独特中国道路就是人体“痰盂”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改革三十年的成就感，就像无缘无故被政府关了三十年的小市民，一开始被放出来就开始一半感恩戴德一半心有怨气，然后让发了财，成为人上人，可以到美国定居，于是怨气全无，看着农村里面的穷亲戚，大声赞美中国奇迹。

长期挨饿的人，经不起吃饱。吃饱并且看到别人没有吃饱，就通过怀念过去长期挨饿的日子，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天之宠儿。长期受苦的人，经不起不受苦，一从苦难中挣脱出来，持续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到中国农村和非洲寻找苦人儿，把自己抬起来，把苦人儿比较下去，然后对欧美的小市民艳羡不已，并且把这中艳羡和向往，又抛在苦人儿脸上：我们能做到，或者即将做到，你们行么？然后再把自己当作天之宠儿。

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联合早报》的郑永年之辈，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用嘴巴当尿盆何异？

这些中国文人眼光如鼠，老鼠才觉得眼前很多食物，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鼠。这些知识分子，肚子虽然不是穷人，可是脑袋还是穷人的。再有文化与影响力的暴发户，还是长期饿和长期受苦的人。

怪胎当然具有最大的独特性。先经济自由后政治自由，在威权体制下造成所谓的经济奇迹，并不是独特道路，只要你读世界历史，你就会知道，这是何等井底之蛙的自大。这时候发民族国家普遍之路，例如现代化中的法国、德国、俄罗斯帝国。甚至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例如晚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只要有一些历史感，不要高度近视目光如鼠，就知道并不是灯光如豆。

我们打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历史镜像中的倒影。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那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独特道路，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赫尔曼在其名著《欲望与利益》中，把人们的视角，带回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当时的斯密、孟德斯鸠等这些先哲，无不告诫说先经济自由，未必能达到后政治自由。先经济后政治，并不是对绝对主义和专制的颠覆，而是强化，至少结果是如此，不管有多自由主义的意图。

如果展开世界历史的比较，当下中国所谓的独特道路，就在于比其他后发民族国家，更加具有死亡和灾难的气息。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上纹丝不动，但是在教育，行政体制，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改革非常卓越，而且其国内的贫富分化，并没有嵌入国际商业殖民体系当中，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和极端度。可是中国独特道路，连行政体制都推动不了，而且其他的改革，已经到了更败坏的地步，例如医疗和教育。如果要说独特和奇迹，只要拭目以待，这种独特和奇迹将是世界人民永世难忘的灾难记忆。

眼看起高台，眼看宴宾客，而楼塌了。就像《红楼梦》中的只有门前两头狮子是干净的贾府，繁花似锦如同烟花散去，真落的茫茫干净。大观园是建在墓地之上，最后还不是归于墓地，有什么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自以为独特的独特道路，不过是坐井观天，小头当了大头而已。

 

改革是一种政治传销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改革派在试图影响官方决策和试图摆脱全能国家的约束中。尽管终极目的是后者，可是改革派的可靠路径是利用权力来克制权力，利用权威来消除权威。当改革措施要在现实政治中展开，而不是停留在嘴巴上的时候，改革就等于威权主义，等于促进专制权威的稳定。颇为有意思的是，当八十年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一旦进入体制，承受政治事务之复杂，以及把自己的利益名声荣辱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立即转变为威权主义者，几乎没有例外。这是一种宏大而不露神色的政治传销，上了贼船，就坑害欺骗下家百姓。

实际上，也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试图影响官方决策，这时候改革手段的条件，构成首要的限制和必然性，能不能取代了应不应该。手段本身成为了在场的目的，而目的本身，也就是自由本身却消失了。这里呈现出比较纯净比较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改革思考者，与成为幕僚的对立，一旦入得侯门便深深如海，就像娶得丑陋的高干女儿，初恋情人便到了九霄云外。

即使身在曹营心在汉，心中的真爱还是初恋情人，可是所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与当初的理想，一个在泥土上，一个在梦中，打成格格不入的两截。

   当手段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而改革过程的措施，都算是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的，即使一开始看起来很吻合，路遥知马力，日久就看出来了。改革依赖于既有的政治权威，而且必须为特权利益集团创设租金，才能有效推动。也就是说，只有二者利益一致的时候，改革才能有效推动，那么大部分重大意义上的改革措施，揭开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迷雾，就会发现，只起两个作用，一个强化既有的政治权威，另外一个促成腐败，只有在这两个条件满足之下，有的时候很偶然，或许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改革派与政治权威看起来同床异梦，可是当终极目的不在场，这时候，能够实现的，仅仅是捍卫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与有野心的狼共舞，可是野心也无法实现，一切努力最后效果服务于政治权威了。

   这样的路径下来，那么政改就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这是改革时代的阿基里斯之踵，一刺就死。任何改革措施，从其原初意图来看，都指向了瓦解政治权威，可是都被乾坤大挪移，成了稳固政治权威。这种冲突在经济改革阶段，可以隐藏起来，但是到了政改阶段，就图穷匕见了，没办法回避。政改要求荆轲那一刀毫无迟疑得刺向秦始皇，可是荆轲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无名，刺向秦始皇，仅仅是刀柄。除了被引向继续强化政治权威之外（例如假惺惺的似是而非的政改），没有任何积极效果。依赖政治权威与政改之间，完全是对立的，距离是越行越远，是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不是靠道德劝诫或者说理能够说服的，所以谁在高喊改革，谁就是骗子，这个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来。

经济自由主义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当政改的条件已经过去过于成熟，熟透以至于现在已经凋谢情的情况下，不惜一切把希望寄托在政改之上，这是一种绝望的瞎搞。毫无把握的自杀，其疯狂程度，可以比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

我这里不是否定政改的必要性，而是指出，不能把押宝全部压在政改。在改革时代中，有一种更根本性的迷信就是政治解决一切难题，当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启动政改，那么一切都好起来，包括过去专制体制遗留下的问题，以及在改革时代中改革措施和市场经济与专制体制混合造成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都被净化了，于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里是过去毛泽东时代政治救赎或政治解决的遗产，也是政治变革或者革命成功必然带来新天新地，这与1949年的“新的时间开始了”，没有二致，不过说得委婉，或者成为不言自明的信条，或者默示的共识。

吃狼奶长大的改革一代，始终是褪色的极权分子，他们是那个专制制度中长大，深层次的思维形式被塑造。他们父母一代身上，是有形的，但到了他们这一代，就是无形的。

索尔仁尼琴：二十世纪最走红的“芙蓉姐姐”（下）

陈永苗

渴望自由的文人，无止境地释放出自由的渴望和道德激情，并没有彰显自由主义的维度。这不是政治自由的价值，而是渴望获得自由的道德激情。无止境地释放，并且拒绝赋予渴望和道德激情一种法律形式，并不能导致自由主义立宪。

无止境地释放，当遭到镇压，坐牢和流放才彰显了自由主义的维度。也就是说坐牢和流放才把自由主义维度赋予这种追求“真理”的行为，在反自由主义的陶瓷上，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釉色。当从非政治或者反政治，进入政治领域，渴望和道德激情就成熟冷却，成为政治自由的价值。

通过给反自由主义陶瓷上自由主义的釉色，后者包裹了前者，前者被后者代表了。如果我们只看釉色，而当作全部，忘记了与之冲突的反自由主义陶瓷，就是一种偏执的近视和色盲。这两种东西是格格不入的，冲突的。

自由的言论行动，和为坐牢和流放而抗争，而带来的道义光环，千万不能造成这么一个混淆：渴望和道德激情同于政治自由的价值。言论行动和抗争行为，要带来法律形式上的消极自由，而不是迫使别人也参与进去的积极自由，和让别人模仿或者自己充当楷模的积极自由。

索尔仁尼琴的“抵抗遗忘”，是因为“革命吃掉儿女”而造成的，建立在继承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之上。看看索尔仁尼琴的相片，活脱脱就是美军从地窖里拎出来的萨达姆。

女“毛泽东”林昭，如果没有过去当局的镇压，其追求邪恶真理的行为和殉道，是邪恶的。不管如何激烈，震撼人心。他们都是邪恶的同伙，内部竞争关系，内部的唯我独尊造成的死亡和镇压，如果后者上台也是一样，同样杀人。这样的弱者不可同情，因为都是豺狼。

反自由主义

把索尔仁尼琴定义为自由主义，是一件思想史上的恐怖事件，恐怕索尔仁尼琴死不瞑目。索尔仁尼琴从头到尾，从来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个可以在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清晰地看到。霍尔姆斯指出，索尔仁尼琴从19世纪俄国欧洲化的批评者那里获得灵感。霍尔姆斯把他和一系列臭名昭著的反自由主义者并列在一起。索尔仁尼琴对现代性发出攻击说，我们已逐渐无望地陷入对一切对使人愉悦，使人舒适的物质东西奴隶般的崇拜之中，我们崇拜东西，我们崇拜产品，一切超越于物质充裕和物质积累之外的东西，一切人类的微妙，高尚的天性的其他要求和特征，都被遗弃在国家和社会体制的注意范围之外，就像人类生活没有更高尚的意义似的。

这些人都是偏执狂，他们站着一个牛角尖上，这就是异教的道德政治拯救。也就是他们觉得离开政治，一切就完蛋了，而且这种政治必须是道德的。他们站在这个偏执的立场上，觉得外在的世界和主义都是错的，都是黑的。

只有从消极自由，而不是从积极自由上，才能赋予他们正面评价。当从消极自由层面评价，只要对免于强制做出贡献，不管动机是如何想的，都是自由主义的盟友。邪教般的动机，有的时候，也会带来积极的政治效果，例如“女毛泽东”林昭的言说。但是这种政治效果不能用道德上的赞美来美化，变为积极的善。当从积极自由上开绿灯，这些人可能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是反自由主义者，是应该加以批判和警惕的。

尊重个体的权利，是消极自由，是国家的义务。如果把消极自由的规定，要个体人们养成习惯，就变为积极自由的规定，变为个人的道德义务。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要成习惯，依赖于道德启蒙和训诫，效果不大，可能更必须依赖于政治和宗教。

而依赖于政治，当缺乏宗教时，道德启蒙和训诫就变成一种政治暴力，由道德压力转化为政治暴力。自由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害怕防止道德冲突转化为暴力冲突。

个体的积极自由和行动，不作为启蒙的方式，以桃李不言的方式，是可以的。也就是不要上升为普遍性的道德法则,不都捆绑到启蒙道德政治这部战车，而造成战车之外，都是空无。

不合法的，无生存，没有红帽子的，无生存。好像民间长期存在的东西，只要没有被启蒙道德政治收编，没有获得法律地位，就没有存在的自然权利。没有道德正当性，就没有生存权，合法性就是道德正当性，道德之外没有合法性。于是一切的社会事物，不管黑与白，都寻求立法保护，造成立法上的“拿破仑主义”。至少要诉诸于公共舆论，获得道德形而上学的正当性。

现代国家的政治正当性，本来在于防止道德或宗教冲突转变为暴力冲突，所以霍布斯把政治的根基，从关涉道德和心灵之上，移到关涉外部行为的法律之上。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由道德压力转化而来的暴力，那么现代国家的目的“人个体”，就被国家自身吃掉，现代国家露出狰狞的面目。利维坦有一种趋势就是变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小政治集团的道具，只要被移动道德基础之上。

启蒙道德政治包括启蒙政党支配的国家权力和启蒙知识分子支配的公共舆论，而这是台上台下的一伙人。把一切都捆绑到启蒙道德政治这部战车，是他们的本能冲动。

出于不断涌现的新一代精英对老一代精英的替代冲动，以及道德批判把小问题夸大为普遍性问题的颠覆性做法，看起来好像是后现代主义性质的持续性革命，永不停息地反对已经生成固化的制度秩序。其实这种替代和颠覆，就是对道德政治秩序的永恒肯定和僵化。

原教旨的意图伦理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原初道德政治理想再次以同样极权的方式来临，甚至是更加邪恶的极权。恶果还没出来之前，原教旨显示出来美好意图，让人们灯扑火，大声赞美。赞美中失去对极权因素涌入的阻挡，再次形成新的更加邪恶的极权主义政权，然后在革命吃掉儿子，再出现新的索尔仁尼琴，再写《古拉格群岛》，再抵抗遗忘。借助于美好的意图，实现永恒恶的循环。索尔仁尼琴不过是尚未掌权的斯大林，尚未杀人的斯大林，正如林昭不过是失败的毛泽东。

对索尔仁尼琴的顶礼膜拜，不过是要求别人对自己的顶礼膜拜，钻进索尔仁尼琴神像偷食香火。对索尔仁尼琴抵抗遗忘的顶礼膜拜，会造成对在极权主义时代生活过的，惶恐过的，心惊胆战过的阴暗记忆会被唤起。这是一种魔咒，他们向往自由，然而连向往自由的激情和方式，都是敌自由的。

极权主义如同磁场，即使反对它的人，也还是它的继承人。反对它的方式，除非有特别强的自我克服，否则很难摆脱极权主义的磁性，被植入基因。最后反对者成为其根本意图或原教旨的继承人。

仅仅记住受害的经历，或者指责人们容易健忘，这种单纯地唤起记忆的启蒙，是有害的。。记忆是不能遗忘，可是唤起是为了活得更好，而不是活得更坏。如果仅仅是为了显示伤口，当作勋章，而遮蔽了脚下真实的土地，不让我们活得真实，这种记忆不要也罢。

强迫无辜的人，去舔已经物是人非的历史伤口，是居心叵测的。过去的历史记忆，是用来避免再次来发生，而不是用来残害当下的。也就是，“抵抗遗忘”必须适度。

我们不需要苦难时代的浪漫主义安慰，从而造成对沙漠中一滴水的拜物教。沙漠中一滴水对生命延续来说，是“善”的，然而是不自由的，别无选择的。对沙漠中一滴水的拜物教，是对必然性和命运的献媚和讨好。对专制制度带来的利益无所求，则不失望，也不过度怨恨。这里有两种怨恨，一种是自我保存的，当专制制度危害自我保存时，发出的怨恨；另外一种是社会主义红旗下的铁蛋，渴望从专制制度中得到什么东西，不给或者得不到而苦大仇深。

自由来自我的生命本身，来自神圣启示，并不来自索尔仁尼琴的“抵抗遗忘”。索尔仁尼琴的生命经历，并不足让我模仿，他是他我是我。别人的言说，替我说话，说出我的心声，有两种政治效果，一种是当作启示，当作源头，这是当作我的精神父亲，没有父亲就没有我；另外一种是当作桥梁，当作工具，当作朋友兄弟，可以当作同盟，但觉绝不能要求顶礼膜拜。在反抗和和启蒙中，很容易引入父权，引入了蒙昧，例如孙中山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国父。

我不觉得神圣信念或者高尚精神有多重要，而是一个正常活着的生活方式，低俗而稳固，就足以推出自由立宪。自由立宪并不需要多高尚的精神，而是油米柴盐和交往。雷电是黑夜时代的，我们并不需要黑夜，所以也不要雷电。

强调雷电的辉煌伟大，成为过去受专制迫害的文人，向我们无辜的人，无止境索取荣誉和财富的敲诈手段。他们一定要我们路径依赖，把我们锁定在一个路径之上。事情都过去了，坏人欠下的，却向无辜的人讨要。

对于做出牺牲的前人，我们可以给点香火，但是绝不给顶礼膜拜。因为黑夜时代的雷电，并不是永恒的，而世世代代，大部分的人，很自然而然地生活着，才是永恒的规定性。

文人复兴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是一种对专制的假摔和撒娇。黑暗中的雷电并不是阳光，并不是正常生活的条件。不断强调雷电，就永远把我们捆绑在黑夜中，即使黎明已经来临，需要起床打开窗户做早餐。

手段的合目的性

尼采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中说，用要达到我们目的，因而也就是目的的手段的意志来取代道德。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方式上摆脱极权主义，比道德立场上摆脱重要多了，如果方式和方法上摆脱了，即使极权主义的精神种子，也会开出自由之花。手段的合目的性，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而哪一种精神，是否反对极权，是否是自由主义的，是什么立场，是次要的。必须把手段的合目的性，放到督察和法官的位置，审查一切反极权主义行为的正当性。

手段的合目的性，是第一性的。从目的到手段，从手段到目的，并不是信仰了高尚的精神，有很好的品行，就可以做到的。

必须用理性强大的阳光照亮，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坎坷之路，否则必然走向文化政治。文化政治不是照亮，反而遮挡了理性阳光，造成行动完全受到必然性，和威不可测的命运之神支配，走向混沌和混乱。即使有理性阳光，还是有非意图结果。

黑暗中盲人摸象，文化政治是一种堕落和自然状态。它是从从一种黑暗走向另外一种黑暗，从而引起更加没有节制的黑暗。原来好似地上的阴影，后来却成了地狱里的铁幕。

   基督教精神对革命和政治最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对手段的合目的性。例如对“以暴易暴”的反对。这种深度是其他精神文明没有抵达的。没有这种精神的支撑，或者偏离，那么革命者就如同妥斯托耶夫斯基那样，由暴力革命美学走向反面，认为用革命方法与社会不平等进行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由一种虚无主义的，对革命的偶像崇拜和美学化，转向另外一种虚无主义，坟墓中的死亡和魔鬼的统治。

妥斯托耶夫斯基的转变，是长期历史以来没法医治的天花病毒。必须事先在孩童的时候，必须种下对手段合目的性的“痘”，从而避免那样的天花发作。从暴民转化为沉思的奴隶，神权政治就因此建立起来。思想或主义层面的病毒，都可以消毒。但是没有合目的性的审慎或意图伦理深入骨髓，才是最可怕的。

   托斯托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命运与西方的命运是对立的，在人民的意识中应该把专制政体与宗教观念结合起来。好像这种结合里面就蕴含着，可能或者必然超越西方自由立宪的空间。

其实这仅仅是在一个最不坏的名画上涂鸦，表达出来的仅仅是也要作画，仅此而已，至于画得好不好，他们是不管的。所以他们是隐藏在保守主义面具之下的极端革命派。他们的保守主义面具对暴力革命美学，没有任何遏制作用，相反通过保守主义，暗中培养病菌，放它出去大规模传染。

他们以为一个疯子或一个小孩的涂鸦，与伟大的后现代主义画家一样。他们基于这种赶上后现代性的“涂鸦”的自信和狂妄，来超越西方自由立宪政体，把现代性固定在西方的固定阶段，不让“西方与时俱进，延展其现代性的深入”，也就是把西方标签化，成为靶子。除了是自己的靶子之外，西方的现代性一无所是。

正如现代性初期历史明明白白呈现出来那样，自由立宪政体是对神权政体的批判和超越。所果断抛弃的东西，很奇怪的被恭恭敬敬地抬回来，用其中发出的尸臭，来攻击自由立宪政体的洁净：没有精神没有道德。  

索尔仁尼琴隐秘地体现“唯我独尊”，或者“”唯我们独尊”。特殊个体要求获得普遍性，这是一种对基督精神的模仿，要揩干每一颗眼泪。可是这里是体现出来，并不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一种自我保存的精神力量。而实际上把特殊的渴望，一种侵略掠夺进攻别人的渴望，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暴民”的渴望，被抛弃出秩序的人的渴望，例如性欲，例如自我扩张，假冒成为“自我保存”的：非你死否则我活不成。在这种意义上“自我保存”，并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一致，而是“唯我独尊”，要别人一定要服从自己，愉悦自己。

从苦难的深渊出发，用道德高压压迫别人，绑架别人，并不是要达到正常人的，获得相互承认的，而是要两级跳成为人上人。这样的激情，具有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的特征。现代性的疾病，在里面病入膏肓，虽然索尔仁尼琴敲锣打鼓地批判现代性。

指出特殊“国情民情”与西方有矛盾，或者批判西方的现代性，并没有指出任何出路。有矛盾有缺陷，一样要出路。夸大这种矛盾和缺陷，激化对西方的仇恨并不能提供任何建设性意见，除了把事情搞砸。

文人道德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永恒批判，好像显示出后现代主义色彩，其实正是无政府主义。文人就像中国贪官的廉政启蒙：把自由主义污蔑成无政府主义和原子化，其实自身才是，它所批判的启蒙运动种种弊端，每一个都在他们身上出现。

哭错了坟头

有毒之花，结不出善良的果子。瞎子的写作，让人死于非命。总之，从索尔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岛》上寻找启示，是哭错了坟头。就是让公鸡下蛋，让男人哺乳。眼中不能只有“抵抗遗忘”，而是要生活在真实正常中。一种理想中的极权对另外一种现实中的极权，一种失败的极权对另外一种掌权的极权，索尔仁尼琴完全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罂粟，慢慢流出来，遍布黑土地。

把积极自由当作自由，把自由道德化，不过是让自己中毒，从而变成专制鞭子所驱赶的僵尸。现代的专制都是追求自由而形成，反对专制的父亲，未必不是野心勃勃的儿子干的：以反对和异议来襄助专制，自己就是帮凶，或者未来的专制者。

政治自由和自由的道德激情是不同的。如果后者就像野草那样生长，而没有用消极自由，驯化成法律之下的自由，那么美好意图往往带来手段的堕落。因为往往不计手段，带来政治自由的对立面。

道德激情和渴望是站不住的，这是远古以来的至理名言。手段的美好，往往可以造成坏意图，也变成好结果。即使主张手段的合目的性，但如果还是道德化，而没有法律—宗教的面具承载下来，也不会好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手段的合目的性，必须依赖于信仰和法律的驯化，要让道德滚开。

把索尔仁尼琴对极权的撒娇，放大为全部，一俊遮百丑，就让真实的索尔仁尼琴和自由主义的反面都从我们眼里消失。这是一种虚无主义对虚无主义的抵抗。

索尔仁尼琴进入我们的世界，被色盲眼睛染上颜色。在茫茫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的，甚至所有的狼都是温顺的羊羔。对索尔仁尼琴的扭曲，这种歪曲背后的渴望，是一种追求自由的渴望，虽然它不是自由本身。当然这种渴望应该被引导到正面中来，而不是被否定掉。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对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勒索和误读，可以看出道德化的自由主义，滑落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和法西斯化，是必然的。这里逻辑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初一的月亮到了十五的月亮而已。这二者是对子，互为敌友，互相把对方控制在一个道德政治的语境和无形牢笼中，然后无意识地共同结成联盟，宣布这个语境是唯一的世界，再也无法窥见外在世界。

这完全是把道德偏见当作知识和思想。索尔仁尼琴被当作自由主义者，可见道德化的自由主义者很容易变为新左派，然后走向法西斯主义。当把自由道德化，二十世纪的灾难浩劫会在21世纪再来一次。

道德化的启蒙知识分子和文人议政，将成为中国未来出路的绊脚石，不仅过去成就了专制政体，而且未来即将成就。如果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而言，更将是千古罪人。人总要活往将来，过去的错误和罪恶总要过去，而遮蔽了未来之路，那将是更不可原谅的罪恶。

 

 

 

 

 

 

 

 

 

 

 

 

 

 

索尔仁尼琴：二十世纪最走红的“芙蓉姐姐”（上）

 

陈永苗

 我从不看《古拉格群岛》。王小波我是不看的，陈寅恪我是不瞧的，钱钟书我是不瞄的。8、90年代所树立的这些文化自由偶像，我只限于用冷冷的眼光，很认真地精读他们的书皮。进在多次书店都是一样，虽然我很努力迫使自己去读。

索尔仁尼琴总是让我想起女“毛泽东”林昭，立即头皮发麻，心惊胆跳。有邪教精神偏执狂的教士，我总看到他们残酷坚定的眼睛里面，长出无形的血手和黑手。他们总是对一个自然低俗地自我保存的生命个体，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或者明显的精神压迫。他们一旦大权在手，灾难就降临了。

被误解和被利用，才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索氏七十年代在欧美所受到的追捧，完全是错误理解和冷战政治利用带来的错爱。真是所谓的名满天下，身无分文，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在冷战时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这是虔诚魔鬼教徒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地狱般归宿。对实现和当下的无止境超越，并不一定走向美好，更多时候奔向了黑暗。一个渴望超越的人，如不是从基督精神那里获得光明（至少现成的只有这个），往往与娜拉出走的激情一样，“出走就意味着美好”。

索尔仁尼琴年轻时对社会主义忠诚，并不对斯大林忠诚；当他晚年社会主义破产，发现抵抗斯大林，会危及社会主义时，他就开始赞美斯大林。从抵抗到顺从，从保守到激进，那条贞洁带不脱自落。

索尔仁尼琴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儿女，对要吃掉他们的革命现实秩序的反抗，一家人内部的狗咬狗。并不是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前提之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对自由主义立宪政体的“超越”之上，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理想。

索尔仁尼琴社会主义的真正精神，可能就是苏联扩张中显示出来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不是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呈现的。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抵抗斯大林是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真正精神应该在他身上，正如他说，有了一个作家，就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他可能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只是没有掌权，或者没法掌权。

索尔仁尼琴的想法，如果放到中国语境下，就是新左派的文化政治。索尔仁尼琴早期被认为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后来随着思考“深入”逐渐回归东正教传统。与新左派文化政治思潮走向，如出一辙。

芙蓉姐姐走红网络，强烈的自恋和丑陋的造型导致。这是一个弱者的社会认同之路，是一种充满奴隶性屈从伦理的东西。可以说，新左派文化政治在西方走红、索尔仁尼琴的世界性影响，与芙蓉姐姐原理是相同的。芙蓉姐姐超出新左派文化政治与索尔仁尼琴的地方，就在于其单纯得没法看出，渴望被强者承认而带来的冲天酸怨。

 

对现实秩序，一个也不宽容，

 

1973年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表达了他的道德政治立场，要求放弃社会主义，限制大工业，恢复农业经济，将全体苏联人送到西伯利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建立东正教神权国家，实现道德精神完善。索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之一《伊万·杰尼索维其的一天》，一小半是东正教牧师的布道。他反苏联极权专制，思想资源是东正教神权国家精神和泛斯拉夫主义，而恰恰不是那种被他贬斥为庸俗堕落的“自由主义”。

自恋自大而敏感的文人，才喜欢未经授权就被代表民族和人民，鄙视西方文明。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已经到精神病院门口的。

这是一些“自囚人”的悲喜剧，以前把自己的道德政治理想投射到西方，以为自己脚下的俄罗斯是丑陋的；到了西方，自己脚下的西方又是丑陋的，而更加丑陋的俄罗斯，却投射成美好的。俄罗斯所谓的伟大作家，举凡到过西方的，大多数是鄙视西方的。以前对西方的评价非常高，到过西方以后立即充满鄙视。

这些人总是无法与现实和解，看不清山是山，水是水。道德政治的理想，造成他们的脑袋心灵是哈哈镜，眼睛是近视眼，还以为自己有一个心灵的天眼。近视眼只能看到脚下的丑陋，和外部世界想象中的精彩。以自己扭曲的哈哈镜为中心，其写出来的小说，不值得一读，都是修道院恶毒瞎子的写作，里面涂满了毒液。谁阅读它，除非有清醒和狠心，才能避免中毒而死。

活的和当下的，都是坏的。死的和过去的，即使过去认为是坏的，也会被索尔仁尼琴当作好的。这只有在精神病院门口徘徊的人，才做得到。芙蓉姐姐和新左派文化政治，也是有资格的。

被苏联驱除处境之后，在欧洲盘桓两年，索尔仁尼琴1976年抵达美国佛蒙特的卡文迪许镇，一住就是18年。然而，对整个西方世界很快就失望了。

1978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随即在6月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谴责西方文化的著名哈佛演讲。在这篇轰动一时的讲话中，他将美国称为精神上的矮子，沉于庸俗唯物主义，只知享受，目光短浅，缺乏毅力，没有追求。

他通过翻译，用俄语大声宣布，美国人是一群懦夫，几乎没人愿意为了理想去死。他既抨击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软弱，也批评美国的乡村歌曲俗不可耐，而美国新闻界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个人隐私。

索尔仁琴德攻击自由主义崇拜空洞的仪式，即缺乏灵魂但很光滑的法治，并且忽视真正真正有意义的道德和感情忠诚。他还对技术展开攻击，把科学的进化与人类中心论联系起来，并且发出关于启蒙运动灾难性越轨的警告。

　　《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则认为，此后的索尔仁尼琴“常常被视作反复无常的怪人、君主专制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易怒者”。“许多人西方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招惹了这个人。人们本以为他是伟大的作家以及不服从俄国权威的英雄。”《纽约时报》写道，“然而，他好像要把每个人都狠狠揍上一顿——民主派、世俗派。”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悲凄中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

索尔仁尼琴以《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他看到祖国当下物是人非、满目疮痍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这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观察，从来只看到过去的鬼火闪烁，当作光明，从来看不到铁屋之外的未来阳光。

1993年9月～10月间，他在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那样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

1994年，他曾到俄罗斯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现实，对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下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 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150到200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

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索尔仁尼琴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 他多次提到“斯大林领导的伟大向未来的奔跑”，说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像的奇迹。

小说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首先写了“红色厂长”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悦，接着写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时索尔仁尼琴赤裸裸出面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可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

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

索尔仁尼琴用肯定的语气描写小说主人公和其他的共产党干部，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小说还写到党的作用和对苏共解散的看法，通过“红色厂长”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

除了渐渐融化在，死去民族罪人的裤档里面，索尔仁尼琴对活的人和眼前的不完美，一个也不宽容。

索尔仁尼琴在揭露现实和抨击当局时，开头不点叶利钦的名。可是从索尔仁尼琴的言论来看，他强烈暗示叶利钦是造成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叶利钦下台后他在记者问他应不应该追究叶利钦的刑事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仅叶利钦应该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二百人应该和叶利钦一起受法庭审判。

1998年他自费出版的《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非法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

普京上台后，索尔仁尼琴曾与他进行过一次屈膝长谈。对普京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办事有许多困境，索尔仁尼琴表示理解。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两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索尔仁尼琴期待着普京，对他最关心的处理寡头财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文人议政与肮脏的政治现实，一样腐朽。

普京后来的表现令他失望。当他得知要搞一个关于“经济赦免”案，即通过一项关于不追究在此之前盗窃国家财产行为的决议时，他觉得这样做非常荒唐，教训普京说，国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烂的基础”上的，普京应该解决这个最主要的问题。

索尔仁尼琴晚年越来越接近建在茅坑里面的坟墓。《倾塌的俄罗斯》充满斯拉夫民族的高傲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十二月党式的自信，为普京推动民族主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作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芙蓉姐姐”，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在20世纪的活化石，索尔仁尼琴体现了二十世纪苏联极权社会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的结婚、冲突和离婚。索尔仁尼琴一生体现出来的仅仅是内心的矛盾，非政治的内心矛盾和批判，不过是对既存政治权威的撒娇和调情，不管态度如何激烈，最后达成的政治效果，都是半推半就。

他的道德政治理想与极权的矛盾，与西方价值的矛盾，让他看起来是一个道德上的浮士德，处在永远批判的路上，是一只无脚鸟，一停下来便是死亡。但是这些正是缺乏思想和理想内容的标志。永远批判呈现出来的的高空之气，并不一定是清新振奋的，而极有可能是死亡腐臭的。无脚鸟与道德上的浮士德，并不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那是少数长马褂文人的特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芙蓉姐姐”。

赞美斯大林，要求恢复神权政治，分明是嫁接到20世纪社会主义极权之上的，19世纪批评西方普世自由价值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罂粟。《古拉格群岛》对现实的批判，显示出来其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精神，一种对海市蜃楼吸鸦片般的中毒。而且对泛斯拉夫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老挑重弹的东正教道德政治传道士。原教旨的，总认为掌权的做错了，他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