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家徐德明近作《枯荷》

人到年底分外忙

    11月27日下午，去北大工会讨论下一段工作和今年的教代会事宜，岳素兰副校长主持会议，我希望北大顶住蔓延全国的西化管理歪风，少搞运动，扎扎实实抓好教学科研。金钱留不住人才，只有一片“明朗的天”，才能从身到心，留住祖国的英才。

    晚上，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武侠与当代文化》，大礼堂楼上楼下水泄不通。礼堂外的路上，有的学生为了要我签名，在寒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想到这里的学生们精神那么饱满健康，我讲得也十分投入。回答提问过后，学生们拥上台来，签名的手臂压满了我的肩和背，压得我只好暗运了一口丹田之气，而面前争夺有利位置的手臂更是在其他学校未曾见过的，不断以擒拿手法互相搏击，或金丝缠腕，或海底捞月，翻腕压腕，皆啪啪有声。这些未来的警官，不但正义感很强，而且思维也很严谨，读书也比较多。这非常符合我讲座中的观点：不能以道德来评判人群，不论工农兵学商，本质都是好的。这些警院的学子，都是愿为人民的安危奉献青春的，区别就在于将来他们被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中去，如果分到北大派出所，可能是一种样子，如果分到一个被黑恶势力控制的派出所，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这次讲座是去年我在日本期间，警院的张玲教授就跟我预约的，一直拖延到今年年底了。很多院校纷纷请我去讲座，我大都谢绝，实在是人生有限，分身无术也。试想仅北京一地，高校200多，中学200多，每所高校又分许多院系，有许多学生社团想把贫僧捉去以建奇功。俺几乎每次去北大，都被伏兵围困一通，苦苦哀求方能幸免。如此下来，每年得罪学生头目无数，也是十分惭愧也。恳请各路汉奸勇士，多多给俺大泼污水，彻底坏了俺的名头，使四方良民，不再请我去讲座，每日安坐家中，大吃鱼肉蛋，外加葱姜蒜，俺在这里多谢各路汉奸杂种啦。

    次日张玲教授来信曰：“昨晚终于让警院学子们一睹您风采了。您讲的精彩,学生们听的投入，你看现场那个热烈劲儿，拦也拦不住。这在我院还是从没有过的盛况。主办部门特满意，我也光彩。真是太谢谢了。特别是听说您是推掉了那么多处而来我们这儿，真是说感谢都不够啊。昨晚，很多学生是提前1个多小时就进去占座，楼上楼下满满的，有各系学生及很多教师及教师家属（其他大学的等）。摄影的除个人、主办处、还有学院电教部著名摄影师。不知您听见没？最后终于被保驾出去时，乐队的还给您奏乐了呢。经你那么一说，有好几个人给我发信息，谢我引见呢（没留名我不知是谁，有的是年轻老师）。还有让向您问好的，还有让请教问题的。……”应该说，我的讲座很一般，但警院学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相信，充满雷锋精神的“警察叔叔”，还会涌现在中国大地上的。

    日前读韦大林《科学发展与官场经济》云：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的研究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16%，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

    2007 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财政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也几乎消失，更有占13亿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11月28日中文系大会，几位党政领导讲话。中文系的毕业分配状况仍然是北大名列前茅的，除了那些一毕业就全班考到美国去的专业之外，就属中文系的毕业前途好了。除去出国和继续深造者外，大都有非常满意的工作。也有不找工作，要求当个“自由人”的。坐在我身旁的张颐武教授说：“写得一手文从字顺的文章，就是终生用之不尽的财富啊。”是啊，任何领域、任何部门的工作，说穿了，不都是文章嘛。

    29日，跑了一趟河南。“清新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在北京呆久了，觉得哪里都比北京强。那天跟台大学生一起晚饭时，计璧瑞老师说：“北京人上海人都很骄傲，不过北京人总是批评北京，这是与上海不同的。”此言甚是。

    30日晚上，在“亢龙太子”会见几位著名中年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家皆拜服毛泽东，其中一位要立毛泽东思想为“国教”。我讲了毛泽东当年发展非洲的战略眼光和高瞻远瞩的全国经济布局，大家谈论了股市楼市等热点问题和中国如何抓住这次机遇，直到半夜才散。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是懂得“文史哲”才是学问的根本这个大道理的。

    出门的路上，继续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大学者的文章，质朴老实，文采自含于其内。

    《金立》期刊几年来，每期都寄给我，但是我并不买他们的产品，刊物也往往翻都不翻就当废品了。今天觉得有点惭愧，就在读书札记里写他们一笔吧。

    北大公布了今年自主招生政策的十六字方针：“热爱北大，心系天下，人格健全，成绩优秀。”原来第二句是“孝敬父母”，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懂得父母恩，认为父母为他们累死也是活该的，不孝敬父母者，往往也会有其他人格问题。但是写到招生政策里不妥，还容易像古代的“举孝廉”一样弄出弊端，所以我和其他专家都表示反对，还是“心系天下”更符合北大学子的要求。

    收到《思想者》08年二三期合刊。里面有一组纪念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和一组念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不过从学术上谈的很少，基本都是从政治角度谈的，贝岭的文笔相当不错，深情的调子中含着理性。臧棣的18首丛书诗写得颇有雕塑感。

    《海燕》08年10期有“北大学者散文专辑”，里面有谢冕王岳川陈来温儒敏汤一介陈晓明孔庆东7人的文章。孔的文章是《二十年前的醉侠》。一组文章都不错，但是将温儒敏和陈晓明的照片搞错了。

    香港传真08年69期是高建国为《给日本的遗书》写的后记，谈陶晶孙这个被冤屈被遗忘的海外赤子。现在知道陶晶孙的，大概只有现代文学研究者，但多数又以为他是汉奸，近年才查明，陶晶孙是受党派遣，打入日伪情报系统的地下英雄。《鲁迅全集》的注释已经采用了新的评价。撇开政治不论，陶晶孙是在日本影响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作家，其小说在创造社里独树一帜，具有神秘的诱惑力。

    朱后求的《烟霞杯盏录》收到许久了，艺海出版社08年6月版，80港币。文字颇有酒意，游戏中藏痛苦，且并未定型也。

    整理了一堆在日本期间所读的书，本来想写书评的，但是回国后就没有时间了。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三联书店04年8月版，，翻译陈多友，责编叶彤，这是日本学者对日本军国主义最深刻的学术批判著作。我在校园里几次见到这位蜚声东洋西洋的学者，都肃然起敬。特别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和林少阳在驹场电车站遇见他，小森戴着口罩，露出解剖刀一般的双眼，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通过一系列个案来探寻中日现代文学的关系，其中《留东外史》的研究对我有很大启发。张明杰老师送给我他策划主编并参与翻译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多本，中华书局07年版。我在日本读得津津有味，非常深刻地明白了日本一百多年以前看待中国方式的变化，从而进一步看清了当前的一系列中日问题。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诗文隽秀，置于清末文坛，足可列入名家。股野琢的《苇杭游记》，亦写得清通雅致。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是非常详细的游记，民俗、产业、物价、艺术，无所不记，简直可以当做旅游指南。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则洋溢着对中国的蔑视和侵略中国的野心，但文笔很不错。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只写了满洲，没有来得及写韩国。毕竟是大作家，他除了赞美满洲的富饶之外，还预料到日本侵略中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旧作《青楼文化》已经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孔庆东文集》也已经出了10本，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据说美国41个州的经济陷入困境，神话般的加州也濒临破产。中国的经济如何“见风使舵”，听说中央正在激烈争论，中国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局。一个风雪不定的冬天来临了，不知道灾区的朋友过冬的设备都解决了没有。而北京明天也要大幅度降温了，朋友们，多多保暖啊。

本期博客思考题：

1、日本天皇真的宣布过“无条件投降”吗？

2、今天《解放军报》文章，反对“和平建军”思路，你同意吗？

  留学生来信

文章千古事

    ——漫话记叙文写作

              孔庆东

    唐朝有个诗歌爱好者，人称老杜。一辈子混得不大好，但是心气儿很高。由于安史之乱，颠沛流离了许多时，却庆幸自己“生常免租戍，名不隶征伐。”其实他不过在工部当过一阵国家公务员，享受了些个福利待遇，于是就咬定牙根吃秤砣，赤胆报国。他居住的茅屋透风漏雨，冻得夜里睡不着，心里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老杜不过是个封建社会中层官僚，究竟靠着什么精神支柱使自己活得如此苦中作乐，如此境界超迈，如此鲁迅雷锋焦裕禄呢？有句诗透露了这个奥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人生是短暂的，穷达是相对的。但文章是可以跨越时空、指向永恒的。中国古人很早就识破了这个玄机，所以孔子可以视富贵如浮云，司马迁可以忍辱而偷生。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流动在自己的文章里，千古奔涌。魏文帝曹丕一语道白了这个真谛：“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把文章视为“不朽”之路，这使得中国早早就成为了文章大国。中国人把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贯注到了文章里。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从微言大义，到草蛇灰线，中国的文章群星璀璨，气象万千。仅以记叙类文章来说，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无论志怪还是列传，都穷精极微，言深旨远。用道家的话说，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儒家的话说，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记叙文之妙，要举例子，那是恒河沙数。随便先举个鲁迅的《范爱农》吧。这篇文章若放到古代，那就是《范爱农列传》。鲁迅是写列传的高手，最有名的是阿Q列传、孔乙己列传、祥林嫂列传等。不过那几个传主均非历史真人，属于先生凭空杜撰的，因此现在叫小说，一般不再跟“记叙文”一块混事儿。不过咱们心里要明白，“小说”本来也是“散文”，虽然分出去单过了，可爹妈还是要认。按照中国的老规矩，天下的文章只有两种：散文和韵文。不讲究韵律之文，便是散文。散文里写人记事的，叫记叙文。小说不过是“虚构的记叙文”而已。当然，韵文里也有“虚构的记叙文”，但那不叫小说，人们给另外起了些个名，叫“叙事诗”，叫“弹词”，叫“大鼓书”什么的。所以，咱们不要被咱们自己发明的种种名目给迷惑了。孔夫子当年在“驷马难追”驾校给学生们上“赶车技术”专业课的时候说：“咱们车老板儿的眼睛，要风吹不昏，沙打不迷呀！”（电影《青松岭》台词）赶大车如此，看文章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说，《范爱农》跟《孔乙己》，在“文理”上是相通的。你说历史上没孔乙己这么个人，可是你又对这个形象终生难忘，那不就等于有这么个人吗？你说范爱农是个历史上的真人，可也许哪天出来几个专家一考证，说范爱农本属虚构，而孔乙己倒确有其人。那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无论真实还是虚构，我们都是依靠各种“叙述”来判断的。叙述学的道理很复杂，我们不在这里展开探讨。咱只说一点：小说跟记叙文一样，都蕴涵着和遵循着叙述学的普遍规律。我们觉得是虚构的叙述文字，就叫小说，反之就叫记叙文。倘若遇到不容易判断是否虚构的，或者虚虚实实比例模糊的，搞不准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的，往往就可以脚踩两只船，或曰小说，或曰散文。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有记叙、有描写、有议论、有抒情，又是第一人称，写得老实巴交的，跟鲁迅的个人生活也吻合，那就可以看成散文。但叫它小说也未尝不可，因为有人物、有情节、有场面，而且文章本身无法证明实有其事，第一人称也是近代以来小说家的惯用伎俩，特别是鲁迅自己把它编入号称“小说集”的《呐喊》，所以很多教科书都视之为小说。

    再说《范爱农》，查鲁迅生平和中国近代史，确实有这么一位老兄，大体事迹基本可靠，鲁迅又把它编入号称“回忆散文集”的《朝花夕拾》，那么应该归属散文无疑了。可是文章里的“回忆”颇有“艺术加工”之嫌，这个古怪而孤独的范大哥，不免令人联想到鲁迅的小说人物吕纬甫、魏连殳之流，刻划手段何其相似啊。另外，范大哥在文中称呼作者“老迅”，这分明是不合实情的，因为那时的周树人先生还没有发明“鲁迅”这个笔名，范爱农只可能叫他“老周”、“豫才兄”或者“周老大”、“周扒皮”什么的，绝不可能未卜先知地叫出《狂人日记》作者的昵称来。所以说，百分之百真实的散文是没有的，百分之百真实的回忆也是没有的。真不真，关键要看诚不诚。古人强调“诚于中而形于外”，内心真诚了，虚构出来的东西也流芳千古，内心不诚实，句句大实话也一样面目可憎，用鲁迅评论某部小说的话说：其诞生就是死亡。

    小孩子爱听寓言不爱听社会新闻。寓言虽然是虚构的，却能够直接刺透人生的真实，社会新闻是“写实”的，却往往遮蔽掉生活的本质。成年人跟小孩儿相反，自以为理性了、成熟了，看不起寓言，喜欢看社会新闻，以为里边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其实恰恰是不自觉地逃避了生活的真实，把浮嚣的浪花当成全部的大海了。

    可见，《范爱农》这样的文章，里边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那份“修辞立其诚”的写作态度。《范爱农》写得好，写得栩栩如生、感人肺腑，这不就是作者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么？能够让你所喜爱之人的名字深入人心、长久流传，这便是最大的真诚了。古人说最大的孝顺不是听父母话、养父母老，而是“扬名显亲，光宗耀祖”，而一切道德功业都是依靠文章得以传承的，那文章岂不就是“千古事”么？

    鲁迅善于为虚构人物作传，也善于为真实人物作传。除了范爱农，他写的韦素园、章太炎、刘和珍、柔石、藤野先生、长妈妈，不也“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么？郭沫若先生评价蒲松龄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说，鲁迅先生是“写亲写友高鬼一筹”。

    中国现当代作家里写人的高手，大概能组成一个加强排。汪曾祺在这个排里，至少可以当个副班长。不过汪曾祺分不清自己写的是小说还是散文，人家说是什么他就表示同意，散文集小说集都编得有点乱——从孔子到鲁迅，高手都是这样的。比如他写的《故乡人》，你要非说是小说，也没人跟你抬杠。好比买千里马，能够日跑千里就得了，你非得计较是黑是黄是公是母，也没人拦着，你自己尽管研究着。也有一路好心的学者，给这种文章单起了一名，叫“散文化小说”。北大的小说理论专家马振方先生认为：“散文化小说，是小说园林中一座精致的小洋房。”这个比喻十分精彩。我们应该从“精致”二字入手，去体会、去品鉴。忘了名目去看文，再忘了文去看人，最后人文俱忘，得到一片光明澄澈的心，这才是语文的高尚境界。禅宗所谓“过河拆桥”，庄子所谓“得鱼忘筌”也。

    想把一个人物写好，方法有很多。但是挖空心思去琢磨“方法”，又不一定能够写好。鲁迅和汪曾祺都不是先设计好了“方法”才去写作的，他们首先是“要写”，然后才是“会写”。鲁迅说“吟罢低眉无写处”，老舍自称“写家”，他们是何其看重那个“写”啊。如果我们对于笔下的东西没有“要写”的心情，那种种“方法”恐怕都无用武之地，最后恐怕采用的方法都是“挤牙膏”。老杜迫切地要写一写“石壕吏”，于是拿起笔来就写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侯方域真挚地要写一写“李香君”，于是开篇便说：“李姬者，名香……”但是你说他们没有“方法”么？当然是有的，如同我们走路和吃饭，似乎是不用动脑的自然动作，但其中自有大方法在，而且是“炉火纯青”的方法。西方人看中国人使用筷子，觉得神奇高超，仔细研究其使用方法，编成《中国魔棍之操作基本原理及实用技巧》出版。古代有个很崇尚“与国际接轨”的青年学者，跑到赵国首都去学习走路，由于太注意“方法”，把腿学残了，后来就改行卖拐了。

    心中有东西要写，才能避免没话找话，无病呻吟。“要写”好比一盏明灯，把你所写的那间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下边具体“怎么写”，就不难纲举目张了。现在的人写文章，经常不是自己“要写”，而是别人“要”自己“写”。例如老师命题的作文，领导布置的报告，给单位起草的计划，请太太审查的检讨……因为心中不大爱写，就往往在“方法”上开动脑筋，结果很容易导致文风恶化，“良心大大的坏啦”。社会上某些怪招迭出的作文辅导班，更是在歪门邪道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效用。20分钟就写出一篇妙笔生花的奇文，这样的“快餐学生”长大后真正有成就有德行的，笔者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其实古往今来的好文章，多是平铺直叙的。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很平实吧？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很朴素吧？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有啥说啥吧？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堂堂正正吧？
    目的明确、充满自信的好文章，根本用不着在写法上故弄玄虚。巴金先生多次强调自己是“无技巧”作家。“写作目的”明确了，“写作方法”往往会随之涌来，水到渠成。你看司马迁写了那么些列传，体例、方法都差不多，却不使人因为“雷同”而感到厌烦，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知道为什么要写，他要让笔下的人物随着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他把一些反抗正统秩序的“自掌正义”之士写入《游侠列传》，这本身就是惊世骇俗之举。至于具体写法，如同评书里常说的，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朱家的材料少，就简略些；郭解的材料多，就详尽些。关键是通过这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游侠，写出了“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这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当法律不能保护个人的时候，当正义遭受摧毁的时候，当世道善恶不明的时候，如何拯救我们的灵魂，一部《史记》深深触及了这个千古疑问，因此它才超越了一般的“帝王家谱”，成为历史著作中的翘楚。写记叙文者经常担心自己会把文章写成“流水帐”，其实形式上的流水帐不一定是缺点，或许还可能是“大巧若拙”的一种表现，真正值得担心的是思想上的流水帐。鼓吹那些用华丽的辞藻、跳跃的文句、刁钻的视角写出来的毫无思想冲击力的时装模特式的所谓“美文”，其为害恐怕是相当深远的。

    记事跟写人的道理差不多。写人要写灵魂，记事要记本质。“本质”是个哲学词儿，纠缠起来说不清，那咱们换个说法，就是你想通过记叙那件事情干点啥？过去的长篇小说，前面的“内容提要”都写着“通过”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歌颂了谁谁，鞭挞了谁谁，显示出了啥啥啥……看多了比较烦，后来就都不这样写了，都改成花里胡哨的一堆格言警句，勾引人先买回家去再喊上当。其实回想一下，以前那种写法老老实实，有一说一，道出了记事的“本质”。

    比如5分钟内发生的一件事，可以写成多长的文章？十个字可以，百字可以，千字可以，万字也可以，甚至一百万字也可以！如果你不抓住“本质”，你就可以无穷地分解那5分钟，一直写到地老天荒。有个大学生上午在宿舍睡懒觉，班主任去找他，他说：“我数十个数就起来。”于是他数着：“1，2，3……7，8，9，9.1，9.2，9.21，9.22，9.221……”他可以随时结束，也可以永远数下去，因为0到10之间存在着无穷多个点。事件也是这样，任何“一件事”都包含着“无数件事”。在事件的迷宫里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那你就会变成个没头的苍蝇，所以说，“路线是个纲”啊。你看看《三国演义》前半部写了多少年间的事情，后半部写了多少年间的事情，你就会明白，记事的能力，其实也是我们驾驭世界的能力。曹丕同学讲的“经国之大业”，一点不夸张啊。《勾践灭吴》，那八位美女献给吴国太宰嚭的部分，写成个十六集连续剧没问题吧？但是作者没那么低级趣味，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不是“勾践灭吴过程中的轶闻趣事”，而是“勾践通过采取哪些得力措施”最终“遂灭吴”，进而启示读者“吴何以灭，越何以兴”。所以你看作者删繁就简，只写了几个方面，喀喀喀，数了不到十个数，勾践就起来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奇怪萧红《一条铁路的完成》的写法了。文章里几乎没铁路什么事，连个扳道岔的都没写。写的是帝国主义要在中国修铁路，学生游行抗议，而最后铁路还是修成了。萧红是个没学过什么正规写作“方法”的文学天才，她脑子里想写一个茅盾先生《子夜》、《春蚕》那般宏伟的大题目——帝国主义的铁路是吸取我们被压迫民族膏血的大针管啊，但奔涌到她眼前的却都是自己跟同学们一起游行的画面。于是，她不虚矫，不拔高，津津有味地把当年的游行经过娓娓道来——她直面自己的真实记忆。真实的画面组合好了，事件的“意义”也就喷薄而出了。记叙文不用把观点直接写出来，但记叙文跟议论文一样，是要有观点的，尚书《泰誓》和《齐桓公伐楚盟屈完》都是有观点的，这是许多写作者都没有注意的吧。

    不但记叙文是有观点的，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观点的。“今天下午有零星小雪”和“老师在黑板上写板书”都是有观点的，这些道理比较深了，有兴趣以后咱再聊。这里顺便说到鲁迅先生的《萧红作〈生死场〉序》，序言可以写成很多种文体，一般只要跟所序之书有关系即可。鲁迅这篇序言饱含着对年青的文学新人萧红的一片真情，“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这是普通的“记叙”么？怎样理解此中的“观点”呢？顺便再读读萧红的《祖父死了的时候》，就知道萧红也是真情之人。真情的文章，即使罗里罗嗦，笔法乱成了“百花错拳”，也仍然好看。文章千古事，得益于千古有真情也。

    像郁达夫，像朱自清，像冯至，也都是真情之人。但是他们的记叙文有时候沉湎于事件的褶皱里，似乎暂时忘记了“本质”，有的人喜欢，也有的人遗憾。比如毛泽东说过朱自清的文章好是好，就是“不神气”，毛泽东喜欢鲁迅的文章，说是“很神气”。毛泽东说的那个“神气”是什么意思，大家去体悟体悟吧。

    当代作家都是从小学开始正规学习过作文“方法”的，很多还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像王蒙啊、贾平凹啊、金庸啊，还被请到大学里当教授、当文学院长，所以平均的写作技巧比现代作家要高。但是技巧高的作品却不一定能够成为经典，正像枪法好、杀敌多的士兵不一定被当作英雄。什么样的记叙文能够成为经典？论讲究技巧的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论不讲究技巧的有夏衍的《包身工》，还有半讲究半不讲究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它们的共同点何在？鲁迅先生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恐怕是一切作文和做人的“警世恒言”。什么获奖文章，什么满分作文，什么状元妙文，都不要盲目崇拜，树为好文章的标准。那么我们当代人如何超越时代局限，继承中国优良记叙文的传统呢？

    功夫恐怕在作文之外。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曾国藩也对此话很重视。周恩来说：“外事无小事。”写文章其实也相当于“出门”，因为文章要见很多人；也相当于“外事”，因为涉及思想交流。如果把写人记事提高到这个层次来理解，就不难激发出自己的真情，写小人物如写帝王将相，记小事件如记天下兴亡，字字句句皆成世界，妙法自在其中矣。

    遥想我们中国记叙文的祖师，盲左腐迁，都是“发愤著述”，谁关注他们学过什么写作方法。古人早都看破，他们不过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而已。从孔子到鲁迅，他们有一腔真情要对千古诉说，千古也因了他们而绚烂多姿。说到了今天，作者们尚未尽兴。不要紧，中国的路还正长，“中华民族”这篇宏文，还有待孩儿们继续写下去也。写得好不好，历史自有“寸心知”的。

本期博客思考题：

1、 此文若要编入语文教材，你觉得哪些地方会被删改？

2、 此文若已编入语文教材，你从何处可看出是孔和尚写的？

3、 此文自称“漫话”，但剑剑都指向何处？

                     没文化的苦恼

老  大  徒  囧  囧

    昨天是11月25号，下午先去电教403接受北大网络教学培训，然后到中文系接受纪录片《梅兰芳》剧组的采访。采访者就是梅兰芳的重孙梅玮，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当年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谈了京剧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以及发展的现状等问题。然后去一教上课，两位研究生同学讲了上海通俗作家予且，我对予且和刘云若进行了对比。课后与一位三年前毕业的研究生谈工作发展问题。

    《格言》08年12月发表孔庆东《少爷小姐请读书》，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旧文了。《老年博览》转载孔庆东《陈毅元帅的情缘》，改名为《陈毅将军的感情历程》，但是删去了胡兰畦的部分。

    《张恨水研究专刊》16期寄来了，全面报道了今年4月的芜湖张恨水研讨会。

    《中文自学指导》08年5期开篇是陈剑的《楚辞《<惜诵>解题》，写得惜墨如金。08年6期王幼敏《“新泻”变脸“新澙”可取吗？》谈日本地名的翻译，很有意义。

    今天是11月26号，中午会见了谢先军和肖枫，然后去中文系取邮件。下午的名著赏析课，讲了鲁迅的《奔月》，从“老太太上鸡窝——奔蛋”讲起，讲到英雄不愿意上天，是因为舍不得这温暖而又卑俗的人间。傍晚去主持北大·台大“近现代文学与文化”报告会，台大的刘文薰老师评议得非常认真详尽。台湾的研究生们很活泼，写文章则很规范。晚上回来比较累，喝了一杯豆浆，吃了一枚柿子。听说阿蛮关于日全食的小论文被推荐到市里，老夫很高兴，便又加吃了两枚橘子。

    这半年来日理万机，经常忘事。前天午饭时，跟夫人商量要不要请个秘书，夫人说你这是更年期到啦，请个秘书有啥子用场？人越多你就越忘事，回头再把我给忘了，你就得意了。我说，难道我对夫人不够好么？你凭良心说，贫僧待你如何？夫人想了想，答了三个字：“嗯，够吃。”贫僧听了很生气，就放下碗筷，转头读书了。

    十月的现代文学理事会，从保定开到白洋淀。15号的晚上，我独自在白洋淀里赏残荷，月下走了一个多小时，人生的万种境况涌上心头，一边漫步，一边吟咏了一联：“无痕秋水空凝碧，抱梦残荷暗送香。”本打算凑成一首纳兰风格的七律，但心情竟自被这两句所牵引，感叹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常常付诸东流。又走到孙犁纪念馆的孙犁雕像前，细细瞻仰一番，比白天看去更加有神采。后来远远听到黄曼君老师唱《沙家浜》，伴随着其他老师的喧笑，我便轻声唱了一段《文昭关》。不知不觉走回了民俗寨，池塘里的金鱼都睡了，我便也回去睡觉，七律的事情就忘了。

    十月份还去山东广饶参加孙子兵法国际文化节，讲了一场《孙子兵法与当代文化》。广饶文化积淀很深厚，我参观了博物馆后，题词曰：“文化深广，成果丰饶。”我在报告中说：“山东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结合之地，如果把孔孟思想跟管子、孙子的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天下无敌。”广饶不仅是孙武故里（由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迁，惠民县也说那里是孙子故里），还是黄河三角洲的经济重镇，全国的百强县。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广饶保存着全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封面上印着马克思的半身照片，写作“马格斯”，最醒目的是把书名印错了，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可以理解为“共党出产的宣言”也。书名上方的小字是“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下方的小字是“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这是一个农村的地下党支部实际使用过的，历经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当代，捐给了国家，真乃国宝也。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08年3期的“吴文化研究”专栏很有水平，曹炜的《吴地亲属称谓语与吴文化》和高军的《吴语中的詈词詈语与吴文化》都写得饶有意趣。文学艺术栏目里，代荣的《目的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运用》也挺有意思。

    很多年轻的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我看，因为实在太多，我看不过来，所以辜负了很多朋友的一片诚意。刘珈辰的《探花吻蕊》，作家出版社07年1月版，作者9月份寄给我的，薄薄的一册，装帧很青春，我一直忘记看。前天工作累了，吃了点山西朋友寄来的小食品，顺便翻阅了一下此书，是本轻松的校园爱情文学，写得挺纯真的。

    《南方文坛》08年5期王彬彬《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写得很有功力。梳理了那封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来龙去脉之后，王彬彬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的几个以骂鲁迅为业的人，拿着放大镜寻找着鲁迅的毛病。他们往往把鲁迅的某几句话，从具体的语境和时代背景中抽取出来，然后或声色俱厉、或痛心疾首地分析和谴责。”此言概括得非常精辟。方舟子先生早有一联：“捧胡多是伪君子，骂鲁必为真小人。”千古不易之论也。

    香港传真08年5期是沈志华写的《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对了解那段历史非常有价值。国共内战固然主要由中国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所决定，但苏美两国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斯大林长期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压迫中共跟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但那时候的国共两家是根本联合不起来的。即便用夫妻做比喻吧，同床异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床上摆满了刀枪剑戟，外加汽油打火机，所以，共产党只好长叹一声，“独眠人起合欢床”了。

    今年的海宁金庸国际研讨会，得到十来本赠书，磨磨蹭蹭到现在才翻阅一遍。辽宁师大王立教授的《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打通古今中西，给人颇多启发，是近年来武侠研究的力作。辽宁师大出版社05年3月版。王敬三老先生主编的《金庸研究》第9期收录了近年若干金学界的研究论文和重要活动的文章。王敬三还主编了一本《海宁论剑》，中国文史出版社08年8月版，收录的是06年“海宁市第五届金庸小说研讨会”的论文。台湾师大林保淳教授的《解构金庸》，则是台湾金学的巅峰之作。中国致公出版社08年7月版。叶洪生与林保淳合著的《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则集叶林二位大侠之神功，将台湾的武侠文学叙述得宏大森严，值得所有武侠爱好者认真拜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05年6月版。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08年7月版，是在90年初版本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经过这次修改，更加全面丰富也更加准确客观了。海宁当地编著的几本书也水平不凡。赵福莲撰稿的《影响中国的海宁人》，从干宝顾况朱淑真，写到王国维蒋百里查良镛。另有一本《嘉兴名人》的小册子，里面光是陈省身徐匡迪等两院院士就有将近40位，真是“吓煞人香”也。赵福莲还著了一本摄影文集《走读海宁》，图文并茂，饶有意趣。我今年分别在白天和夜间两次观看了海宁潮，虽也壮观，但感觉潮头还是不够凶猛。1957年毛泽东到海宁微服观潮，口占七绝一首曰：“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前两句写得一般，第三句“阔”字用得极棒，最后一句写出了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大元帅气魄。毛泽东还说“唊石是个好地方。”唊石就是海宁也。另外一本张镇西的《失落的安澜园》，科学出版社08年3月版，是写王国维故居安澜园的园林艺术的，但是结合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学术性与可读性融汇得上佳。虞坤林的《王国维在一九一六》，选取了一个别致的切入点，让读者看到了王国维生命中一个细致的横断面。山西古籍出版社08年1月版。

    最近，东北老同学送我黑龙江五常香米，山东远亲送我自家鲜榨的花生油，临沂领导送我干果和酱菜，老家堂叔送我蝎子和煎饼，另有亲友粉丝送我各种小吃，导致贫僧整日过着腐败的生活，不好意思再自称贫僧啦。其实贫僧转世以来，从来不缺衣少食。在那阳光灿烂的文革岁月，俺每天也都有两毛零花钱，一毛是买面包的，一毛是买冰棍的。俺经常把冰棍钱节省下来买书，所以后来就堕落成知识分子了。另外，通过卖报纸、卖酒瓶、卖牙膏皮、卖废铜烂铁，俺每月也有一两块钱的浮财，除了平时买书和过年买鞭炮之外，到1976年，俺的个人存款就已经超过百元。可惜被老爹骗去买酒，损失了不少。当时老爹用的就是美国的那套骗术，说是你借给我1块，过年的时候我给你3块，我这支“酒鬼”股票绝对是永远的牛市啊。俺年纪小，以为父亲是老八路，不会骗俺们少先队员，就满怀美国发财梦，把钱一次次借给他了。到我上了高中，父亲已经欠我几百元了。等我长大了才知道，父亲根本没有个人存款，有多少花多少，把钱都变成酒肉了。在那个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的岁月，父亲从来不缺肉吃，因为饭馆里的鸡鸭鱼肉是不要肉票的，一些农民自己杀猪杀鸡进城来卖的高价肉，也是不要肉票的。父亲和他的酒肉朋友们，扎扎实实过了几十年的幸福生活，吃得红光满面，大腹便便。等到他已经根本还不起我的巨额欠款的时候，我已经自己能够挣钱了，我还能向他逼债么？于是，吃了就白吃了，喝了就白喝了。父亲给我上了最精彩的一门经济学课程。后来听到一句天津口头禅：“钱是王八蛋，花了我再赚。”我茅塞顿开，敢情人家闹金融危机的人，其实根本不痛苦，也从来就没痛苦过。真正痛苦的，是那不闹金融危机，手里死死攥着钞票的傻冒啊。

收到《打工诗人》报第17期，上面那些含着血泪的诗篇，是我所写不出来的。我虽然同情工农大众，愿意为他们呐喊几声，但我自身毕竟早已堕落成所谓知识分子了。鲁迅说只有革命人才能写出真的革命文学，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仅是我，现在中国所有同情弱势群体的左派右派，都只是具有一种学院正义而已。倘是真的革命者，早就去办矿工俱乐部或农民讲习所了。

    《学术界》08年4期厦门大学中文系俞兆平老师写的《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应该引起重视》，提出了一个我们大家都懒得说的严肃问题。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论著被人胡乱抄袭几段，也不好意思去揭露，怕人说咱小气。但是此种现象越来越多，还是严肃看待为好。6期古远清《张爱玲不是“摘帽汉奸”》一文是回应陈辽的，其实二人的观点并无根本分歧。两人都没说张爱玲是汉奸。从行动上说，张爱玲确实在危险的河边漫步了很久，但是毕竟没有下水。从思想上说，张爱玲从未有过卖国求荣的言论，所以汉奸的帽子是不能乱戴到张爱玲头上的，只能替她说一声“真悬”而已。当然，张爱玲长期被汉奸利用，这也是事实。历史是复杂的，现实更复杂。即使货真价实的汉奸，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比如周作人，确实大节有亏，但他新文学大师的地位和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长江师院学报》08年3期伯牛的《出版一部什么样的<创业史>》,从版本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易光的《乡村的革命和爱情》谈的是《创业史》的阅读与收藏。4期里没有文革文学研究的文章，可能是稿源的问题。革命难，革命研究的日子也不好过也。

    《文艺争鸣》08年7期曹保明《电视剧<闯关东>严重违背东北民俗》写得很好。应该说，该作品的剧情和思想基本上还是可取的，但是对东北民俗和东北人的性格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上，所以错误很多。国人多以为东北人简单外向之类，其实东北人粗犷也是最粗犷的，但细腻也是最细腻的。11期厦门大学龚元对《白毛女》和《边城》的比较研究也比较有趣味。朱大可同期发了两篇文章，《淮海路上的肉身战争》和《1978~2008：中国文学的三段式》，都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论文。童庆炳则在开篇的《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中提出，“上个世纪80年代只有三篇短篇小说具有真实的作家个人的文体，这就汪曾祺的《受戒》、王蒙《风筝飘带》和莫言的《红高粱》。”原文落了一个“是”字。这个判断或许太大胆了，不过倒是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视角。

    《语文建设》08年11期南京大学刘艳的《让人发“囧”的“囧”》，写得虽然简单，但却是我看到的第一篇专门论述08年最新网络用语“囧”的论文。我本来国庆节前就想搜寻一下有关资料，写一篇《说囧》的，结果一时太忙，就让人抢先了。唉，真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囧囧啊。

本期博客思考题：

1、“囧”这个字为什么能够流行？

2、怎样区分“抄袭”与“化用”？

3、你觉得中国应该长期保存多少种地方戏？

                  徐冰《真实之井》

武松不愿意打虎

    周末马上结束了，出去腐败的朋友和在家享乐的兄弟都快乐够了吧，下面咱又要读书啦。

    据英国《每日电讯》11月19日报道，波兰外交部长拉德克·斯考斯基日前嘲笑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戏称奥巴马的祖父属食人族，曾吃过一名波兰传教士。孔和尚曾经戏称奥巴马为“熬爸妈”，只是个文字游戏，并无言外的不尊，没想到这位仁兄的祖上竟然真的熬过人家的爸妈也。

    而在19号这一天，孔和尚去海峡卫视做了两期“大家茶馆”，谈“山寨百家讲坛”和“中餐申遗”问题。我对山寨讲坛表达了积极的支持，称寨主为“韩壮士”，因为央视的百家讲坛对于学院来说，也是“山寨”。山寨的存在，是对统治秩序的挑战，说明统治秩序出了问题。假如当年国民党执政为民的话，共产党就不会搞山寨了。搞了山寨而且能够成功，就说明正统已经统不下去了。“中餐”申遗则要吸取韩国泡菜和跆拳道的教训，可以争取申遗的保护利益，但是不能使我们的技艺僵化凝固，从而被整成真正的“遗产”。其实翻译成“遗产”本来就有问题，总让人联想到灭绝。日本韩国都叫“文化财”，我们翻译成“文化财产”就行了。

    步非烟也是嘉宾，送我刚出的《彼岸天都》。今天一边看《暗算》一边读，感叹其文字之华美，知识之渊懿，结构之细巧，真乃80后作家中第一人也。

    10月份的现代文学理事会上，主办方河北大学给代表们分发了他们几位学者的著作，有田建民的《文坛热点问题透析》，阎浩岗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概览》，陈黎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中国小说》，常彬的《中国女性话语流变》。在会议期间翻阅了一遍，其中常彬的书已经看过，她是程文超的博士，杨义的博士后，一直在作女性。陈黎明就是到北京来接我们的会务负责人。最好的是刘玉凯老师的《破解鲁迅》，虽是文章集合，但篇篇尽显功力，材料与学术激情融为一体。

    《红豆》08年9期推出的小说家是赵本夫。赵是当代资深作家了，80年代《卖驴》等作品我很喜欢，近年的《天下无贼》也很棒。11期推出“中国散文新实力25家”，我多数都不熟悉。其中的塞壬，是刚获得《人民文学》奖的，我作为评委，为她宣读的颁奖词。她的获奖散文《转身》写的是钢材料场的一段爱情，其中有句话写得很好：“没有表达的爱情是最美的爱情。”代表散文获奖者发言的是张悦然。获奖诗歌是商泽军的《奥运中国》和阿门的《中年心迹》。出人意料的是，阿门的作品不仅是从自然来稿中选出发表的，而且他是一个失聪者，也是一个打工者。他的发言很感人，令人感觉到这不愧是“人民文学奖”。

    《上海鲁迅研究》08年夏季号开篇悼念了王元化和贾植芳先生。后面有一篇文章《大侠为何赶走了阿Q》，是批判北京语文教材“用金庸代替了鲁迅”的。作者的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所依据的事实却是不存在的，根据媒体的报道来写学术文章，未免太轻率了。北京没有任何一本教材“用金庸取代鲁迅”。这个谣言当时就被澄清，而且以后多次澄清，可惜文章的作者都没有看到。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语文界的了解非常有限，连教材也没有拿来翻翻，对新闻媒体的了解也十分天真，只是怀着对鲁迅的热爱来“挺枪跃马”，却恰恰中了鲁迅最蔑视的“无物之阵”的诡计也。秋季号里颇多佳篇。葛涛谈《域外小说集》的存世数量，让我长了知识。古远清《李敖信口开河诬陷鲁迅》写得要言不烦。李敖为达到政治目的，经常不读书就猛下断语，有时候蒙对了，有时候则错得可笑。现代文学界的学者都懒得搭理李敖，一直也没人批评他，因为李敖毕竟是个反专制反欺骗的文化战士，左手打国民党，右手打民进党，值得尊敬。不过李敖关于鲁迅的错误言论流传很广，所以驳斥一下也是必要的。

    刘诚的长诗《命运九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08年3月版。该作品从80年开始写作，历经20年写完，得到了不少赞誉，我读后也很钦佩，是典型的80年代激情，可惜当下的中国不是诗歌的时代，由此更能体会诗人的一腔孤愤。刘诚主编的两卷《第三极》，发表了他写的《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呼吁神性写作，也整得挺有分量。

    宋庄水墨同盟第二届名家邀请展，结集出版的《墨缘》，湖南美术出版社07年11月版，非常厚重。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写的序，我们曾经一起去过德国。近年来跟美术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莫非上帝是在诱导我50岁以后当个书画家？

    桌子上积压着几本杂志。一本《中国老年》07年6期，里面有两篇文章被我划出标记。一篇采访高岗夫人李力群的文章。1940年元旦，是毛泽东亲自安排只有18岁的她跟高岗结婚的，请他们吃鸡蛋炒辣椒和小米饭，毛对她说“高岗是陕北领袖，不仅陕北人，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高岗自杀后，李力群和孩子没有受到歧视，照常上班上学。后来受到审查和去五七干校，都跟高岗无关，而是因为小说《刘志丹》等原因。文革中，李力群继续当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今老人将近90岁了，却被开发商逼迫拆迁。她拿出物权法来据理力争，但是人家给她停了水，断了电。她只好跑到毛主席纪念堂哭诉一番后，等着自己最后的命运。这个革命了一辈子的老人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另一篇是《93岁演电影，一个世纪老人剃刀下的生命传奇》，写《剃头匠》的主演靖奎老人的。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拍出了生命的原汁原味。其实我的工作也是个“剃头匠”，我跟靖奎老爷爷一样，都是想让人们活得干净、体面、安详、尊贵。

   《中国青年》08年22期发表孔庆东《福寿双全智慧深》，即《聂荣臻元帅的情缘》。配的照片很传神。

    收到《中华辞赋》第五期，才知道有个“中国碑赋文化工程院”的组织，注册在香港。叶选平给刊物题了“古韵新声”。里边有魏明伦等人的大作。

    《中国社会报》“社会周末”11月14日登载了孔庆东《骆驼祥子与围棋》，注明摘自《知识窗》08年11期，但是本人尚未收到《知识窗》也。同期刊载的铁凝《与陌生人交流》和梁羽生《闲话打油诗》均写得不错。

    《国外理论动态》08年11期希腊学者写的《美国外交政策：从武装的人道主义到先发制人的战争》概括得很精辟。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巴迪乌的《一分为二》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出发，探讨了民主与专政等一系列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指出：“今天，在那些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奴颜婢膝的人中间，流行的观点是把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看作是血腥的、野蛮的权力斗争”，然后，巴迪乌对这种荒谬无知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段宝林老师赠我一本他参与翻译的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华中师大出版社08年新版。此书86年民间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藏有那个版本。这个新版是全译本。该书对我研究中国叙事类文学帮助很大，但是也冲淡了我的小说创作热情，因为知道了天下所有的故事一共就是那么多的类型，作家苦心孤诣写来写去，而遇到我这样的学者，几眼就看透了。所以，还是写杂文更加博大精深，更加自主创新也。

    《当代文坛》08年6期首篇是孟繁华的《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谈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记忆与中国经验，很有启发。

    《文化中山》08年10期何祥文的《中山装：能否胜任21世纪的华人礼服》写得很有学问。

    香港传真63期是熊向晖的后代、原新华社领导熊蕾写的《华叶结盟》，我已经在网上看过了。该文根据父亲的日记等材料和亲身经历，讲述了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叶剑英元帅就与华国锋彼此沟通，要共同对付四人帮。毛一逝世，叶和华就准备好跟四人帮翻脸了。逮捕了四人帮后，熊向晖希望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帅同意，但是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帅决定让邓晚一点出来。可见一切都在叶的掌控之中，真不愧是“军机元帅”也。

    香港传真第80期是张承志的《赤军的女儿》，读得我非常感动。张承志是真正为人类写作的作家，他像鲁迅一样，担负着整个中华民族和整个亚洲的苦难。能够理解他的人非常少，但他似乎毫不在意。《现代语文》08年22期上王銮《张承志小说的救赎路线》写得很有新意。

    《南方文坛》08年6期张莉的《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比较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剖析得相当细致，解读得很有道理。批评家专栏推出的新锐批评家是复旦大学的金理，一位80后的博士生。看来“80后”很快将不再是年轻幼稚的代名词了。

    在乌有之乡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帆教授发言提出，改革前经济发展的年平均速度是7.4%，改革后30年年平均发展速度是9.8%。怎样看待这两个数字的内涵？改革之后年平均GDP增长9.8%，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资和港台投资经济，也算入了国内经济总量，利润却被人家拿走了。改革后的年平均9.8%的增长，还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代价。这些，是与改革前不可同日而语的。从分配角度来看，改革前年平均7.4%的增长，均为人民群众所享，或者为民族的子孙后代创下积累，而改革后每年9.8%的增长成果，却大多被少数人装进腰包。

    原中组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同志最后发言。他指出，总结改革开放30年要坚持两点论，既要肯定改革以来的成绩，又不能因成绩而掩盖问题，不能把对改革提出问题的同志说成反对改革；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总结改革30年的经验，不唯上、不唯书；要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要正确处理改革前29年和改革后30年的关系，不允许对改革前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妖魔化。

    29岁的中国大陆男子林孙富花费3万人民币偷渡到台湾，却找不到工作，在街头流浪5天受不了，16日向警方自首，请求送他回家乡福建。他说，没想到台湾景气这么差，工厂、餐厅都说没钱用他。这次来台真的血本无归，回乡还要被罚款、坐牢。

    河北朋友阿鹏来信曰：

    庆东老师：又见老师大作，呵斥宵小，痛快淋漓！从老师身上真切感受到了一种正气和“侠”风！好！记得小时候政治老师讲课，对“英雄决定历史”持否定态度，不过，有时看来，英雄人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您不仅是读者思想上的老师，更是一位睥睨天下的“大侠”和嫉恶如仇的斗士！关于梁漱溟的文章，我感受最大的是您能摆脱自身所处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局限性，站在更高的高度看问题，当真难能而可贵！以上都是我的直观感觉，不对之处，老师海涵。老师保重身体，期待老师下一部大作！

    孔和尚回信曰：“多谢阿鹏夸奖。其实我是不愿意当什么英雄的，最喜欢清闲无事，自由自在，正如武松从来没想过要打虎，但是老虎逼到眼前，也只好打了。”

本期博客思考题：

1、 武松打死的是只什么虎？

2、 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硬通货吗？

3、 你最喜欢“山寨”版的什么？

                 神州千里清秋，恰如老夫之襟怀也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

——“博雅清谈”即席发言

发言者:　 孔庆东老师　 45:50到57:08

    想说很多话，但是又觉得没什么可说。对今天这个会，久违了的一种感觉。坐在这里，马上回到了那个学生时代，八十年代的那种气氛。现在开会非常多，三天两头开会，但是都不像今天，今天这个会是比较罕见的。从上午开到下午，吃完中饭后继续开，大家都来到这里，这是大家都真心愿意参加的。

    今天早上坐车过来，堵车，我就害怕迟到了，赶不上开头，在学校周围非常着急。到达后幸好还没有开始，比较高兴。因为在我这一代人来看，在坐的老师其实都是北大的旗帜。曹文轩老师走了，在我看来，年纪在曹文轩老师之上在座的，都是我这一代人的旗帜。姜涛蒋朗朗算是我哥们，上面都是我们的旗帜。我们能够成长到今天，都是一节课一节课听出来的，一页书一页书看过来的，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老师的东西，老师的生命流淌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这个传承也许不正宗,也许不正统,也许走样，但毕竟已经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来了，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惠，是北大的一个核心东西。这些东西无法量化,无法数据化的。基本上北大人身上都有,而且具有吹牛和夸张性,这些吹牛和夸张性反应了本质,在北大校园里，燕园的段子一代代传承，这些段子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细节上有夸张或记忆上有失误，但它传递的那种精神，是我们在别的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北大人也互相开玩笑，讲别人的隐私，讲这个讲那个，都是善意地在传说一种精神，别的学校是没有的。

    我们北大中文系有很多著名的老师，在社会上很著名，最近我忽然间注意有些老师不太著名，这些不太著名的老师身上有很多北大的精神，比如我在很多场合给学生们讲：你们要注意商金林老师。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很多学校不知道商金林老师，我说这是不对的，商老师做学问是大学者气度，你们没有人注意他的文章，他的文章真是一私不苟，他也是不为潮流所动的。我说商老师就吃亏在一点，他普通话不好，他若普通话好的话，那就不得了。我很想写一个人物系列，就是北大那些不著名的老师，社会上不知道的,商金林老师、方锡德老师、孙庆升老师、封世辉老师、唐沅老师，就是这些社会上不太知晓的老师，他们身上的那个精神是非常值得挖掘的。但我又不太敢写，怕别人会借此攻击北大人互相吹捧。因为我们是一年一年过来的，知道太多的细节。刚才乐老师、谢老师在讲，我一边听他们讲，脑子里边有很多很多画面，都过去了。我之所以对咱们北大中文系深感自信, 不是统计出来我们中文系科研成果占北大多少（据说占四分之一），那玩意也很厉害，但更主要的是留在我们身体里的这种精神，它还在我们当中。尽管我们也经常批评现在的学生，说你们怎么样不如以前，但横向比较，我仍然可以说现在的北大学生仍然是最优秀的，他还是有家国之忧、社会承担，仍然是有的。我觉得这是当年我们选择这条道路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大家选择这条道路，都是把自己的治学、自己的选择跟社会、跟民族国家的进步自觉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每一个时代的想法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一代人当时太热血青年，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今天比你们更“狡猾”一点，更“世故”一点了，但是大的方向没有改变。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家国之忧在后面，那我何必选择做现当代文学？我们大家都是智商极高的人，我们有许许多多别的选择，这个选择至今不悔。我跟别人说我们北大中文系老师挣五千块钱就不少了，还有挣两三千块钱的人呀，但大家不悔，就是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埋怨领导给我们开的钱太少。自己嫌钱少，可以写点文章编点书赚点钱，没有人会埋怨，而且相反以此为荣。这好像是中文系上下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不去管别人，当然我们希望系里能够创一点收，但没有人会去埋怨它，这就是我们北大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温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可贵的。

    因为想说的话太多，我再说一点，我是提前读了几位的书。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叙述视角的问题，就是几个老师的稿子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讲燕园故事的，如果是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你们就不会这样讲，所以我很关注这个叙述视角的问题。人到老年之后，总结自己一生的历史，会用一种通脱的、通达的、很高的眼光看这些问题，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点质疑,是否能够遗落以前的视角,那些视角是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就应该被抛弃或遗落掉。因为我也读过老师们年轻时候、中年时候的文章,我有幸读到过谢老师文革中的文章,也是非常真诚的。我家里有一本文革中出版的批林批孔的文章集，里边有黄曼君老师的文章,我和黄曼君老师开过玩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黄曼君”,也是写得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是那个时代的真诚。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写文章是不真诚的,说我们是被迫的,我们是随大流走的,这样不能写入历史,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真诚。我们今天反思那个时代,在反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证我们的反思就是顶点,就是绝对正确的？这是我想说的。刚才李杨讲，也许过一些年,我们这一代人坐在这里,到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这样去写，写当时我们都想错了,现在我们都对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后几位老师都谈到了中文系的发展情况和忧虑，这个忧虑好像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十年前我们最早的一批老先生开始退休的时候,陈老师主持过一个二十世纪文化中心的会，会议上老师们充满忧虑地发言,年轻的学者,当时吴晓东陈泳超他们也在,有接过老一辈学者的旗帜的意思,有过这么一个场面,已经十年了。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无所谓的,对这个没有什么忧虑。十年过去了,情况无非就这样,我们所说的其他学校的越来越厉害,好像北大不厉害，具体化之后是什么？不过是他们出了很多书,开了很多会,成立了一些组织而已。这些呢，也不能去否认人家的成绩。但是我想，最终北大人做学问，是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中国所谓的进步。最终的衡量，不是那些东西，而是你究竟有多大影响，你是否为这个民族国家的进步作了贡献。比如说我们洪子诚老师，多少年不出书,人家出了一本当代文学史,沉甸甸的放在那里，就成了一个象征,我觉得这就叫学问。我们追求做的是这样的学问。当然人家上边要检查的东西，我们大家也要去做,我们帮助领导把它完成,让我们填表，我们填了就是。这种事情不必看得太重。

    上一次陈老师带着新的班子，来各个教研室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记得一位老师讲,希望陈老师不要有太大的作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作为,但是呢，不要轻易改动,有作为是要向前走,向前走应该有所作为。至于以往的应该继承的一些东西,体制呀，方法呀,尽量不要改动。我觉得中文系的好处,也就是今后应该保持争取的一个目标是，仍然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样就真的保持了温老师座谈会上所讲的那个和气。“和”字应该是在中文系体现最好的,大家都是知识结构不同,观点不同,性格不同，但在一起,就能够那么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尊重人家的学问,尊重人家的人品,尊重人家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北大中文系在中国能保持重要位置的所在。希望哪怕是过三十年，过四十年，李杨教授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这种精神，那就是我最欣慰的，好，我就说这些。

本期博客思考题：

1、万众都想参观北大，但大学又应该保持清静良好的教学环境，如何处理比较适当？

2、大学里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人？而今的中国呢？

3、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就比先得出的结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