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权赈灾重建的追踪观察与忧思

十七

民主不是从天而降的，民主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许多论者一向认为，中国国情和农民现状不适合民主，我一直认为这是为极权政治张目的说法。我们每一个人初来这个世界都不识字，不会说话，但是经过学习和模仿，我们都能完成。

当然如果不经指导引导和培育，突然在今天宣布完全“民主”，那必然会出现我在纹江区赈灾最初所看见的现象——村民集体讨论，得出“民主”的一致决定，平分所有救灾钱粮——而这，不叫民主，叫“多数人的暴政”。因为真正的灾民只是屈从于多数村民的意志。

但是当基层政权再三强调赈灾的政策尺度，约定好“游戏规则”之后，再把类似的公共事务交由群众“做主”讨论时，事实上，群众还是能达成合法协议的。我们得承认，今日中国农民还有种种落后和愚昧，但这不是他们的权利该被忽视和剥夺的理由。我们同在这个世界，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皆应享有天赋人权。也许我们的“民主教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样的方向，却不应该被质疑和否定。无论我们在这个国家是既得利益者还是未得利益者，悲悯的人性和天然的良知，都足以让我们清楚这样一个常识——迄今为止，民主仍然是这个世界最不坏的制度。

纹江区虽然在发放完第一个月的救灾钱粮之后，还是发现有个别村组，将灾民拿到的钱粮领回后，进行了第二次平均分配。但政府工作组立刻进入进行了干预，村民最终还是认同了“按灾救助”的原则。我在乡下的众多访谈之中，经常询问一些村组干部一个共同问题：你认为农民通情达理的大约有多大的比例？结果基本一致的答复是——应该在95%-98%以上。这个结论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却深感安慰。

“刁民”这个词多少有违“政治正确”，但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以对号入座者。但是刁民不是先天的，一定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存在道理。一些人爱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我则想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人民。如果政府的公信力缺失，那么必然会培养没有诚信精神的人民。同理，如果政府与民争利，甚至结党营私，那人民也必将蝇营狗苟贪吝枉法。

十八

现实生活中的“刁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纹江区的基层干部给我举了两个例子，颇耐回味。就在抗震救灾的紧张状态下，区里的群工部接待了詹家村的一个上访农民。他的诉求是要政府给他赔偿一个媳妇，大家听后顿觉瞠目结舌。经过调查，原来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其妻外出打工多年，回来坚持要和他离婚。他不同意，无法协议，其妻只好将他告到法院。他跑去警告法院，不许判决离婚。但是根据《婚姻法》，他这个确属可以强行判离的，法院自然不怕他的威胁。他知道无法起诉法院，于是就选择信访之路了。

前面说过，基层信访是必须接待的，否则他越级上访，地方就要被问责。但是接待了却没法帮他解决——哪里去帮他再骗一个老婆啊。虽经劝说，但他还是要缠访不休，基层也只能苦笑面对。对于这样的人，他就是因为不满判决而决心要天天恶心你，实际是无法可治的。你可以骂他神经病，但是如果他家人和本人不承认有病，基层一般也不敢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更有研究价值。他原本一个老师，文革期间检举某领导奸污学生，查证不实，反过来以诽谤对他实施了劳教处理。当时他所在的地方行政区划属于绵阳市，而现在则划归到德阳市的纹江区，文革后落实政策，他依旧成为了纹江区的一名教师。从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对他的处罚确实冤屈。于是他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几上省城和北京，给纹江区增添了巨大麻烦和政治影响。

他现在的诉求是平反和索赔，而索赔的金额是180万。当初判他劳教的还是绵阳市某“革委会”的名义，而今天的德阳市根本没有权利去改判，更不要说纹江区了。改判就要赔偿，而纹江区的地方财政要为几十年前邻市的“革委会”巨额买单，也确实觉得太冤。问题是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他只要上访北京，纹江区就得派人出钱去接回，还要在政治上被问责。长此以往，又实在很烦。更不要说一旦赔偿给他，那整个文革的冤案就都会起来索赔，倾一国之财力，恐怕也难以偿清。

问题就这样摆着，一边抗震救灾，一边还得派人周密看顾着他，怕他趁着奥运上访，那惹祸就大了。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不敢再把他随便弄去劳教，更何况在他的教学工作方面，他还是有口皆碑的好老师。最近他提出，要是再不解决他的问题，那他就要“有大行动”了。基层政府知道这种恐吓后，担心万一他作出什么对学生不利的事情，那就难辞其咎。只好将他换一个工作，更加严密地注视起来。

这到底是“刁民”还是“冤民”呢？在基层，还有许多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只是多数人淡忘了伤痛，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这么固执地追究而已。当国家对此类问题都只能留待历史时，基层政权只好继续承受这样的夹磨而别无良策。

十九

汶川大地震世所罕见，震惊寰宇。今天的中央政府也确实实力强大，敢于解囊；民间社会也真正逐渐发育，能够慷慨。因此灾民短期困窘之后，即未流离失所，更没有饿殍填壑的现象。对于那些无端成批死去的孩子，我们除开永远耿耿痛心之外，实在看不清楚今天的法律，是否能完成对相关责任人的指控——毕竟这确实是一件难以周密举证的事。这一问题也许暂时可以抚平，但隐埋的危机肯定是长远的，还需要时间之流来冲刷漂淡。

重建——哪怕就是房屋，也还有众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政府誓言要在今年春节前，让80%的灾民住进新居，我对此并不乐观。现在的灾区，所有的建筑材料大幅涨价，买砖的车辆排如长蛇。政府的政策是——三口之内的家庭如果修成简单新居后，可以拿到1.6万的补贴。因为担心部分人先拿钱去吃喝赌博了，最后还是无房可住，所以要求建成后再给。而新修这样一个50平米的平房，至少也需要6万左右。

多数灾民是没有大宗积蓄的，亲戚朋友也多在灾区，私人借贷都难。政府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给予扶持贷款，而灾民没有任何可资抵押的财产，事实上是缺少偿还信用的，因此也多数难得借到。再拿纹江区的信用合作社来说，其整个存款量都只有几千万，而灾民至少需要贷款两亿，同时还要取出自己的存款，那很快就会被挤兑倒闭。

目前在纹江区有施工资质的建筑队非常有限，多数开始重建的灾民，都是在废墟中扒拉断砖残瓦，自己动手一点一点垒砌。政府要求大家要修建足以抗震的有钢筋圈梁的房子，但悲苦的农民哪里去借钱买钢筋水泥来浇铸。只能苦笑着对我说——把基脚挖深了，砌的18的墙，应该没有大问题吧。

根本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地权的问题。当土改时分给了农民的地权，又在以后的合作化运动中被强行骗成所谓“集体”的地权之后，农民便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且是根本没有“专政”权益的无产阶级。即使现在土地又承包给了农民，还号称永远不变，可是农民是没有土地证的，因此他也无法拿土地去抵押贷款或者自由流转。这个话题太大，只能另文专述。

眼前的地震确实震出了许多新问题。我只能在继续跟踪调查的过程中，来深入解析目前乡村社会的困境，并借此探讨乡土中国的出路。我相信，无论是基层官员还是底层百姓，都在隐隐渴望，希望在如此广大的一片废墟上，真正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乐园。那才不负那么多的逝者，不负有情众生的殷殷相援和期盼。

二十

纹江区是三国古战场，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可资借鉴的往事。

因庞统“策蜀”而终于到手建立的蜀国，最终在治蜀名相诸葛亮的手上，还是二世而亡了。庞统祠的对联之中，还有后来文人的推许——两人有一安天下——这是对这一对策士多么高的期许和评价啊！可是下联却是无尽的哀惋——千古成双伴夕阳——即便怎样的鞠躬尽瘁，终不能挥戈挽日。英雄气短，兴亡还将怎样的频繁而漫长。“埋尽英雄芳草地，消磨岁序夕阳天。”此中的无奈和惆怅，只有那些亲历衰兴的过客，可能才会深深领会。

地震之后十几天，我再次来到纹江区白马关的庞统祠凭吊先烈。但见瓦棱倾覆，残砖遍地，陵墓也骤现裂纹了。这个清代修复的国保建筑，在支离破碎的阳光下，灰熄香冷，顿显荒芜之气。再转顾山下人家，层层废墟边上，却已炊烟又起——这是一个怎样顽强耐创的族群啊，不断茁生的求存意志，永远在坟墓和瓦砾之间岁岁枯荣。

在庞统祠的众多楹联中，我真正看出川人的恢弘和大气的，是这样一副——真儒者不图文章名世；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这是对儒巾将兵的庞统的赞誉，更多的却是对我辈犬儒的嘲讽。在这样的挽联之下，蝇营狗苟的所谓儒生，岂能不觉汗颜。

想当年庞统屈居县令之际，无心衙务而被夺职，邻国的鲁肃都要为之向刘备保荐——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只有放在“别驾”位置上，方能一腾“骥足”。想想人生的种种际遇和结局，很多时候实在是依违两难。

两位名臣的艰辛努力，六出岐山的最终失利，蜀汉政权还是毁于阿斗一代。时事造就了英雄，英雄却总难挽时事，这，也几乎是千古不易的命数。

成都武侯祠的名联下句曰——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样的警言，说的是逝者，也许点破的还是来人。

 【全文完】

1

话说公元前720年的古希腊奥运会，人类尚未发明正式短裤（注：人类女式内裤的历史迄今不足300年），运动员上场只好扎一个兜裆布。一位唤作奥耳西波的爷，跑着就跑丢了，人们看见他象腰缠钟摆一样，顿时哄堂大笑。但他却坚持到终点，所有的人皆为之感动并从中发现人体巨大的美――从此，古代奥运会皆统一裸体比赛。

现代奥运会却穿上了裤子，而且最初女游泳运动员还必须穿湿重达30磅的连衣裤参赛――这就是所谓文明进化的重负。

20世纪中下叶，似乎全球许多地区皆开始了一场性觉醒运动。比基尼像原子弹一样诞生，我们终于可以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女子沙滩排球的前仆后滚，一边看她们悄悄从短裤内抠沙的奇妙风景了――这真是人类自娱自乐的一道声色大餐啊！

2

   从以上故事破题，是想藉此谈谈我们本期《黄客》的主题――饮食男女。

   这个现在近乎敏感的话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却看得比我们明白。“食色，性也”，“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都是这个理――人类与生俱来皆有对于色情的一点享乐奢望。这虽然是人的劣根，但也正是人的可爱之处。

但男女之防，由来已久，且中西皆然。把“色情”这一正常的人类欲求，贴上“黄色”的标签，并加以扫之限之，应该也算是西洋的发明。英国在1894年创刊的《黄杂志》，以及企鹅出版社推出的一套黄色封面的小说丛书，因其内容多涉两性，而被媒体嘲之为“黄色读物”。从此，黄色即等于色情，色情则视同罪恶，以至于我国政府发展出“扫黄办”这一机构，实在又是人类文明衍生的一道奇怪景观。

3

许多年来，文艺作品一旦被冠以“黄色”，后果则众所周知，但关于“黄色”的法律界定，却几乎从来模糊。只要某部门某领导稍觉面红发潮，即可定案，你要找谁翻案，竟也找不到适用律条辩诬――对一个文明法制国家来说，这就显得荒诞了。

还得要说美国人聪明，他们最先意识到这一模糊领域所造成的对人民的不公，于是决定修订司法解释。一群健康男女在一起研讨，比照自身的人性诉求，得出一致结论――淫秽为罪，色情非罪。这一界定可谓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进步，它保证了广大正常成年男女的合法权利。就像伟大的“橡胶小雨伞”的发明一样，成为人民业余嗜好的法律安全套。于是，《花花公子》可以行销世界并成为支柱产业，三级片可以带动电影工业，红灯区可以成为多数文明国家的旅游胜地。这不是说洋人比咱更憋不住，如不开放他的人民就要“揭竿”而起，实在是因为所有的法理都必须顺乎“天道人心”，非此那就是“恶法”。

4

事情进化到此尚未完。前些年美国又出了个坏人，名叫拉里－弗林特。他来自底层，三代贫民，根红苗正，仇视资产阶级--------跟咱们的阶级立场一致。他认为《花花公子》只满足了中资产阶级的审美愉悦，而广大劳动人民却缺乏此类精神粮食-------你国家不能厚此薄彼呀。于是他办了个所谓蓝领色情杂志《娼妓》。既然读者定位是为工农兵服务，难免活儿就得糙一些，文图也得往延座讲话路子上走。于是市场奇好，却舆论大哗。

阿Q说“和尚摸得我也要摸”――你要摸过分了，和尚却也不答应。于是检察官将他告到了州法院，如果淫秽罪确定，那他小子就玩完了。陪审员来自有教养阶层，控辩双方大战，法官说了都不算，最后陪审员投票认定他有罪。不服没关系，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九名终审大法官一致判决――无罪。国为他只是色情的兜售者，因为看他的出版物法官都不能勃起，所以他不算淫秽。法官同时也认为此人确实下流，但我们宁可包容一条污浊的支流，却不能污染河水的源头，那源头就是伟大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此一判决进入联邦著名司法案例，并将为后世所援引。即使许多人上街游行抗议，甚至开枪打伤他，甚至拍出电影《人民公敌拉里－弗林特》，但他仍然是赢了------有史以来色情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

5

回头再说咱们的《黄客》和黄友会。

黄友会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戏称，只因为人世间有一个孤独而好客的主人姓黄，有一个充满色香味的客厅容纳了五湖四海的倦足，大家邂逅相逢竟有故交萍聚的快慰，之后互相成了朋友，成了恋人，成了鸳侣，遂自谓黄友。此中有音乐家，画家，诗人作家，明星名导，也有工商巨子，思想家学者，种种艺术家，甚至官员，高僧名道，五行八作手艺人，三教九流苦寒生……一个小小的屋檐，几把破旧的桌椅，留住了一群老顽童和小妖精。大家消融了国界族姓，淡化了阶级贵贱，忘却了年龄性别。时相过从，大吃海喝，笙歌放谈，使这枯寂的世界多了几分春色，于是不肯在酒阑灯谢后怅然散去，便有了这份《黄客》纸品的创议。

称之为纸品，是因为我们尚处于一个不能注册的时代，因而它不叫刊。其存在仅为留住这一代风流人物的隽言丽影，不使风化于时间之流。本读物没有宗旨，没有定位，没有常务编辑，没有市场营销。大家轮流坐庄，按各自兴趣擅长，自行编印。举凡法律允许的所思所议所绘，均可入册。每期的执行主编为所欲为，完全个性化操作。

天下没有这样一份杂种读物，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

6

至于本期的主题设置，除开主编者的个人偏好，亦因我们的生活太过紧张严肃，因而需要一点轻松的话题，也需要一些无伤大雅的声色之娱。黄友们讨论严肃的事情，也热衷于快乐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可能区别于其他族类的地方。

前文说过，在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色情不是罪过，讨论或抒情则更无可厚非。因此，本期的多数文章会显得有一点“淡黄”色。但正是这一抹淡黄，使我们可以远离血色围困的不安，从而聊添一丝会心的微笑。人民活得太累了，人民很憋气，于是就小黄一把吧！敬希各路君子贤士鉴谅之！

一

江山残迹掩斜曛，
孤掌犹拼叩铁阍。
五步血喷绫十丈，
千秋风谊哭高荆。

二

垂老投荒余病身，
卜居苍洱卖书文。
时还沽酒待高士，
相与骂街豪气真。

附原作集龚自珍句

一

我马玄黄盼日曛，
虎豹沉沉卧九阍。
百卷书成南渡岁，
来叩空山夜雨门。

二

空山绮依倦游身，
亦狂亦侠亦温文。
水深土厚词气重，
无端哭泣字字真。

十一

许多年来，由于大众对整个体制弊端的积怨，使得不少高高在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容易流入对基层政权的泛泛批判。多数时候，基层干部留给社会的印象似乎是喝酒之外，别无正事——而这，显然是一种皮毛之论，并未洞穿问题的本质。

基层固然有基层的通病，在我看来，这种病候，更接近于某种皮肤溃疡，之所以多被清议谴责，只是因为它显而易见罢了。很少有人去追究这种病灶，在生理学遗传学等等深层次方面的变异。某个村长某天在“农家乐”请客喝酒醉了，几乎当天就会传遍全村；但是更多上层的隐秘，却是国民讳莫如深的。单就“官员财产公开”提案来说，其形成制度的阻力，绝非来自下官。可想而知，一国的不堪，岂能仅仅诿过于基层。

灾区的基层政权究竟在忙些什么呢？就我的观察而言，也许在我所未能看见的从前，他们也曾有过清闲和逸乐；但是眼前，他们确实要为无数看似鸡毛蒜皮，而实则关系“县计民生”的事情在忙碌着。有许多很小的突发事件，都不得不令他们绷紧神经。

堰塘村这天分来了第一批赈灾粮，但根据灾区紧急防疫的需要，同时也分来了灭鼠药。为了防止纯粹的毒药在乡村流失，上级部门想得十分周到，把药拌好了稻谷装在麻袋里，要求村组分发给各家以便直接投放。村委会要先分几万斤大米，场面自然很大也很乱。鼠药放在一边，准备分完灾粮之后再发。可是等辛苦忙完后才发现，两袋“毒谷”不翼而飞了。

村委会紧急查询村民，要求顺手牵羊的人交出毒谷。老乡们知道是不能吃的鼠药之后仍然说不知下落，那事情就变得严重了。好在村领导还清醒，没有隐瞒不报。县委县政府闻讯之后，分析各种可能后果——万一有人拿去投毒——事态就远比自家误吃了还要严重百倍。全县所有警力加在一起，也不过两百来人，围绕周边所有乡镇展开梳篦式查访，也几同于大海捞针。

一方面要严查秘访，还要在所有的打谷站派员监视；一方面还不能大规模声张通告，担心万一最后没有找到，引起灾区的大面积群体恐慌，更加难以收拾局面。警员加民兵全体出动，24小时挨户追索，政法委全线督阵。终于在次日得到一个邻县打来的电话，说在某处的一棵树下看见了两个类似的麻袋。“毒谷”完璧归赵，推理打电话的人，实际就是骑摩托路过堰塘村，见财起意而顺手牵羊的人。后来风闻是鼠药，还算是良心发现，假装报案电话交回了。万一他要私下处理了，这个悬案还不知要怎样折磨基层政府的心力。鉴于没有证据和后果，基层对这种偶然的窃贼，自然也无从追诉了。

而类似的事，在基层几乎是层出不穷的。施政者稍微大意松懈，就将惹出人命大祸。假设窃鼠药者误吃毙命，乡村误传是国家赈灾粮有毒，那岂不牵出天大的冤案或骚乱。

 十二

地震以来，纹江区已经出现了好几例非正常死亡。有的死于私搭电线，有的死于救灾车辆撞倒危墙。有的夫妻打架动刀，还有好几个农妇灾后悲观，一点口角是非就喝农药自杀。就是这些民间事故，在此刻，都要进入书记老吴和区长老许的视角。

面对着不断涌来的救灾钱粮，面对着逐日增生的民间冲突，书记老吴和整个常委会，都难免开始有了一些困惑——在如此强大的国力支持下，重建家园肯定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家园”绝非仅仅地表建筑的落成即告拥有，它更多的还必须是精神情感的归属，是法制礼俗和民主焕然的福地。否则，灾民即使很快迁进新居，但心灵还可能迷失在灾难的废墟上。

南方某著名媒体标题说——汶川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可以说，在救灾救人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应急反应，都确实体现了胜出以往许多的“新气象”。大地的震荡确实引发了社会人心的震荡，震出了各种感人至深的场景。但是救灾之后的重建，却是最需要思考究竟该如何“重建”一个新社会的。如果重建只是恢复了废墟上的瓦舍，抹平了颓墙上的裂缝，整个社会生态的各种断层并未在这次昂贵代价的基础上得以修复，那这样的重建注定还将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针对纹江区的现状，老吴敏感地意识到并率先提出——精神重建。他们在常委会上反复论证，最后决定拟出“纹江区火凤凰重建计划”并提交地方人大讨论通过，将精神重建和物质重建相提并重，决心在废墟上打造一个浴火重生的新纹江。

在口号繁多的中国，“精神重建”是否会成为又一个大而无当的空洞标语呢？针对在乡村社会尤其是灾区，目前确实存在和呈现的“精神危机”，究竟应该开出怎样的药方和诊案，才能真正有效地施治，这确实是一个大命题。

如果不违心和虚伪的话，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的乡村社会，即便党组织依旧发展到基层村组，但是你要继续对农民高谈共产主义理想或社会主义道德，那基本属于教条主义，实难收效。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荣辱观和礼俗法则，被当年的“社教”“破四旧”等极左运动粉碎之后，新的价值观却一直未能建立。多年被歧视和忽略的农民权利，迫使穷人在多数时候，第一反映是经济的得失，而不是道德的损益。

面对这样的事实，高层依旧可以高调，但是基层却需要低调地推出确能敦风化俗的有效价值体系了。一国之民，一般而言，都有且需要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多数国家以“国教”维系民众道德，而我们舶来的马列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我们广大农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实在是主持文宣和教育的有关部门可以调研的问题。

十三

眼前的实际情况是，拨来了救灾钱粮，农民会感谢党中央。一旦分配不均不是见者有份，部分人会骂基层政府。多数人不会去想，没有基层各级上缴的国税，哪有如此庞大的中央财政。而基层要坚持原则有轻有重地救灾而不是分红，那就要一定程度地代国受责。很多时候基层官员都在困惑，何以在社会福利日渐改善的今天，“刁民”却与日俱增了呢？有的吏员甚至在留恋“双提双统”时代，农民对基层政权的敬畏。

书记老吴是忌讳部下使用“刁民”这个语词的。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不免在私下为人心不古而感叹。但他相信，在纹江这样的人文古镇，民风淳厚应该不会是遥供缅怀的天宝盛世。对人民稍加引导，爱心、恕道、感恩和敬畏等等美德，肯定还没有失传。古贤谓：礼失求诸野。在广大的民间，在世道人心的深处，一定还有很多真善美的种子，在等待发掘和培育。于是，区委决定，要尽快将“精神重建”的提法，落实为一系列可实施有效果的办法。

就在这时，又有几件小事的发生，触动和深化了老吴的这些想法。

纹江区仅仅居民【场镇户口没有农田者】所需的过渡板房，就要大约一万多套。对口援建的是天津来的施工队，他们在万家镇施工时，不熟悉情况而损坏了邻村的灌渠未能及时修复。当时正是泡田插秧的季节，受影响的十几户农家很快就结队来到了镇政府，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镇书记老薛对此十分恼火——自己几锄头就能修复的小事，怎么好意思去指责人家千里迢迢赶来本镇援建的施工队。

当然摆平这样的发难，对久历基层的官员来说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农民真的只是因为懒惰而不愿自己出工修复吗？农民其实是在对救灾中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方式，变相地表达不满——凭什么城镇人就可以住进活动板房过渡，而他们只能拿到一两千元钱？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又确实不是基层政权可以解决的了。

对已经部分住进板房的金河镇居民来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批居民跑到镇政府上访，他们反映某个在板房中的妇女，自己安装了空调，架起桌子天天打麻将，手上还戴着几个戒指。他们担心这样的场景被救灾的领导和外地人看见了，会影响今后对这里的救灾援助；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出面去干预。

应该说，这些群众确属善意的要求；但是对基层政府来说，却又是棘手的麻烦。板房内的暑季确实很热，国家没有规定灾区人不能享受空调。她家的房屋倒塌，当然有权利住进板房；而她在自家打麻将，政府没有权利干预——除非设局赌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让灾区人早日摆脱阴影恢复娱乐，总比上街闹事要好。但是这样的场面，又确实会让看见的志愿者和支援队寒心，会让视察的领导皱眉，让社会公众非议。

我们过去的政府是无所不管的政府，当公权可以随时闯进私人空间干预百姓生活时，那更是一个恐怖的社会。但眼前，政府的权利到底该插手到哪一级为止呢？如果强制干预，必然激化新的矛盾；如果熟视无睹，又必将引起学习效应，有碍赈灾情绪。两难之中，不作为也将是一种过错。而这，又岂是无需与民勘磨的部臣阁僚所能想象的困境。

 十四

纹江区委区政府针对灾区不断冒出来的新问题，再三斟酌之后，决定在物质重建的同时，大胆推出“精神重建”方案。他们越来越深地意识到，任何巨大天灾，损毁和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地表建筑和生命，它也必将伤及人民的心灵。亲友失散和财产损失皆能导致精神重创，甚至于在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之中深陷不拔，造成心理失衡，意志衰颓，精神萎缩，德行退化。尤有甚者，悲观厌世抑或愤恨发泄，对社会秩序构成隐患。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抑制，必将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次生灾害”。

重建家园必须先从精神重建开始；如果灾民不走出“等、靠、要”的心态，就会精神失守以致道德缺失，就无法彻底祛除灾难阴影而真正步入幸福健康的未来。而“精神重建”在此刻绝非一句空头口号，它已在各部门缜密讨论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和实施方案。用书记老吴的话说——这还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针对灾区群众的实际精神生活现状，结合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探索创制的一套系统方案。

具体来说，他们提出了“七个重建”。一要重建自信与信念；因为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许多家庭艰难脱贫，然而经此一劫，很容易悲观绝望；觉得今生很难再凭老弱之力，重建小康家园。因此需要帮助他们恢复自信心，协助他们解决眼前的暂时困难，重建勤劳致富的坚强信念。

二要重建爱心与美德；突然陷入困境的少数受灾群众，利已主义本能可能一时占据上风。追求简单平均，不讲悲悯互助。因此需要宣传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教育和引导大家爱邻如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仁爱宽容，和睦相处。

三要重建教化与自尊；灾难的突发性和异常性，可能引起公德力量的弱化，导致私德底线的缺失。因此要结合本乡本土的实际，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知耻者近乎勇，勇毅者方荣耀。房屋虽垮，人格犹立。

四要重建礼俗与伦理；中华文化命脉能够代代相承，根基在于礼仪、伦理、道德的维系。家庭是一切礼法的基础载体，因此在恢复灾民家庭生活的基础上，要通过各种积极健康的民俗形式，倡导上慈下孝、兄友弟恭、夫妻恩爱、邻里礼让、劝诫互勉等优秀的传统礼俗伦理。要建立把各种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家庭、村组和社会依次消解的良性机制。

五要重建敬畏与感恩；剧灾之下，因为党和政府以及各国各界人民的救助，才能幸免于颠沛流离之苦。因此要引导群众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热爱和平，尊重科学。要学会知恩感恩，以善报善，以重建家园的实际行动和效果回馈社会，报答恩人。

六要重建纪律与机制；由于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现状，兼之灾后的人员流动，导致部分基层组织涣散，能力弱化，基层民主法制缺失。因此亟需恢复秩序纪律，重建基层民主机制，维护法制威严。

七要重建光荣与梦想；人类最大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最幸福的事情是怀抱着希望去生活。因此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以自力更生勤劳创造为幸福。要鼓励受灾群众面对现实，不怨天尤人，不攀比自弃，走出心灵阴影，重建生命的尊严、荣耀与光辉。

纹江区的“精神重建”工程，计划以现有区镇村组四级党政群组织体系为主，完善和创新村组、社区的自治议事机构，并结合各类群团组织、专合组织、学校社团、NGO（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慈善团体，形成组织平台。他们要探索真正还政于民、放权予民的可能，希望在议政和行政之间，建立起一种民主制衡机制，为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创造条件——这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可谓是一种积极进步且意味深长的“摸着石头过河”。

十五

其实，只要翻阅近年来的中央会议报告和首脑讲话，不难发现时时处处都在提倡和鼓励基层，要敢于“思想解放”，敢于“制度创新”。此中究竟暗示什么，邓小平早在南巡之日原已明白说过；要学习瞎子过河，要敢于不讨论不争论。但是对于基层政权来说，如何制度创新，又确实是一个“众妙之门，玄而又玄”的命题。

多数基层政权之所以还是愿意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因为担心，探索容易越轨，而越轨则要获咎。官场如雷区，举手投足之间，不定就引爆哪颗子母弹。更何况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利益集团，在暗中阻碍着社会的改良和变革。

但是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一边要贯彻约束权力“和谐社会”的国策，一边要保证强化力度维护稳定的措施。两者之间，确难游刃有余。民众的诉求日甚一日，多年被压制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当此之际，既不能打压，又不许放任，基层如何平衡民纷以求上下满意，实在是一个进退维谷的窘境。

在某种意义上说，纹江区的“精神重建”方案，也正是为了解困，而开始的一次有益尝试。出于个人兴趣，我决定对此进行跟踪观察，我也很想知道，一个民族半个多世纪来日渐颓圮的精神穹窿，是否可能在眼前的废墟上逐渐重塑。

大龙镇的盐井村位于区境的边界，属于深丘地带。其下辖七个小组，约五百多户人家。最初国家给灾民每人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赈灾救助，在重灾区是人人均有，但是对盐井村这样相对略轻的灾区，则是按实际受灾程度评选下发。政府虽然制定了评定标准，但对于广大受灾农村来说，情况依旧千差万别，十分复杂。如果由基层政权作主评估认定灾情，代理发放，则必然产生更多的干群矛盾，甚至激起群体事件。

救助钱粮好不容易评定发放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过渡安置费200-2000元的评定发放，接着还有永久住房16000-26000元的评定补助。涉及到如此多的款项，乡村岂能不产生争议；仅有的几个村官又岂能保证处理好如此纷繁复杂的事务。完全由政府代劳，则更可能费力不讨好，引发更多冲突。

恰好“精神重建”计划，本身涵盖了完善乡村民主制度的内容。要求各村在原有的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理财小组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公示，推出一个众望所归的村民议事小组，使一批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成为村务组务议员，讨论确定一套正规有效的议事规则，参与决策乡村公共事务。盐井村经过民主推荐，每个组都选出了五个组务代表，然后再在其中选举公示，确定出五个村务议员。在讨论上述款项的受助人员和标准时，完全采取放权于民还政于民，群众的事情群众办这一措施。这些最底层的“议员”也知道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快讨论出公平公正公开的救助方案，彻底避免了官民矛盾。

十六

盐井村的村民自治，可谓中国最底层治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实验。其精神源头可以说，是对民国年间晏阳初梁漱溟一辈人“乡村改造运动”的承继。甚至还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乡村礼法社会的一种恢复和更新。

他们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尊重习俗，明确权利；用最简单实用的原则，制定合法合情合理的制度、程序和乡规民约。使得政府公权逐渐淡出乡土社会，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完善乡村公共事务的“代议制”格局。这样的做法，确实规避了赈灾过程中的可能冲突；更重要的是，它预示着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及相应的细则，作为他们的村规民约，被勒石成碑高高树立在村口之时，我看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正在开始发育。那些第一次拿到“村组议员证”的代表，分别来自于各自的家族、院落和散户；他们开始学习如何既代表本族本组利益，又极力追求公平公正。他们在体验政治的妥协精神和宽容气度，在享受“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含义和喜悦。

正是这样一套“精神重建”方案在纹江区的逐渐普及，才解开了前述金河镇板房居民的矛盾。每一个入住户，大家要签署入住公约，要推选居民代表，要遵守社区秩序。当百姓之间互相规约自己的行为之时，政府的强权干预则可以退出，吏民矛盾才会稀释和化解。

随着“火凤凰重建工程”的深入开展，纹江区的抗震救灾在有序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大地重现勃勃生机。县委政府组织的工作组深入到灾情最重的村组，直接参与各项重建工作。完全由群众参与的“火凤凰艺术团”，奔赴多个灾民聚居点现场宣传演出。纹江人自编自演自拍自播的电视系列短剧《纹江故事》，已经开始在电视台播出；这些以身边真实人事为原型，以微讽和赞美为基调的方言民俗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确能在民间起到抑恶扬善的教化作用。许多农民第一次看到自己参加演出的电视剧也能播放，甚至还能打动邻里，都非常新奇和兴奋。用鄢家镇农民演员范华秀的话来说——那些围观的群众明明知道我们是在拍戏，但还是被剧情感动得流泪。

每一次灾难都是对公民精神的一次检验，一个公民社会的成熟发育，也必然要经受各种苦难和挫折的考核。我在纹江区看到这样的事实——只有在物质重建的同时，倡导并实施精神重建，我们才可能真正建设出一个美好家园；才可能培养出在危情中坚毅、于悲痛中自持、在困境中凛然向前的人民。注重精神重建，才能使我们在废墟上重建一个乡风文明、民风淳朴、自尊自立、团结互助的社会；才能使我们真正抵达一个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公共秩序自觉遵守、社会环境和谐文明的新时代。

待续

——基层政权赈灾重建的追踪观察与忧思

六

鸿兴村五组农民周某已经五十多岁，夫妻务农，房屋半垮；有独子名周华，在德阳打工。周家经济状况平时居中下，灾情也属中等。但周某平素嘴碎，好谈是非，为人处世不为多数村民所喜。六月初某日，听说村里开始发放帐篷，担心自家落空，便与几个乡邻径往村部等候。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多，村主任老徐才带着两个义工张千和李万开着“火三轮”回来。

老徐一行累了一天，尚未晚饭，看见堵在门口的村民，多少有点不悦。他挥手要村民们先回去，说今天太晚，不会分发了，要大家明天到各组的组长那儿去领【这也符合发放原则】。周某等看着满车的物资，不愿离开。张千李万则开始卸货，张千见周某在一边看，便要求他也来帮忙。周某没等到分发，不免忿忿，兼之平日也非好与之人，便说：你们拿了工钱的，就该你们卸。张千等原本义工，素来也讨厌周某，见他如此，自然也来气。但村邻之间不便当下翻脸，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上前拉周某帮忙，周不干，张便顺手在周的胸部上用力抓了一把。

显然这一把抓得较重，周某当时就骂骂咧咧，后来的尸检也发现胸肌有瘀青。张千李万卸完货回家，周某和村民眼看当夜确实不会分发，也一起上路。他们两条路并列，各自皆能听见对方说话。周某心里有气，故意骂张千，并谴责他们今夜不分，一定是有猫腻，肯定串通了准备私分。张千李万辛苦整天，闻听此言，顿时恼怒。两人说要教训一下周某，就冲了过来；周某以为同村之间不会真打，继续骂骂咧咧，哪知张千暴烈，挥臂抡向脸颊，把周某一掌打翻在地，顿时不起。

张千和村民皆以为周某装死耍赖，没有管他径自回去。村民回去告诉周某老婆说打架一事，其妻带人赶来时，发现周某口吐白沫在地上痉挛，急忙报告村主任。村主任急忙拨打110和120，半夜将周某送到纹江区医院抢救，尽管政法委立即介入迎请德阳专家救治，但仍由于小脑碰地重伤不治。

按说这是一桩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依律张千李万构成过失杀人或者伤害罪，于是警局也迅速拘押了已经投案的他们。一切皆可按司法程序进行，该当何罪即何罪，该附带民事赔偿就赔偿——这是一般城里人的推理。但是，放在今日的灾区加上农村，一切都变得没有如此简单了。

区委书记老吴的直觉，再次使他嗅出了此案背后的凶象和险情。他迅速指令政法委全程介入。在一个非常年头，一个普通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绝对可能引发群体事件。

七

死者的儿子周华在德阳打工，闻讯当夜就赶到了医院，而公安局的法医也正好开始尸检。报告很快出来，颅内出血致死，需要死者家属签字，并要求家属尽快火化。但是，现在的农民几乎都懂得一个规律——只要是意外死亡，绝不轻易火化，否则经济赔偿就难以最大化。于是，死者被送进了殡仪馆的冰柜，一场新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拉开序幕。

如果按正常规定处理，村民之间扯皮斗殴意外致死，打人者视情节轻重，无非获刑3-10年，附带民事诉讼索赔，顶多可以裁定一两万，还不一定保证执行到手。周华是在城市见过世面的农工，深知父亲已死，即使枪毙张千李万也无济于事，而张李两家也是同村的穷人，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予民事赔偿。他当然清楚，只有把政府“绑架”进来，其父的死亡才会显示出价值和意义，才可能在灾年的众多死亡事件中真正“死得其所”。

可是，明明是同村村民打架，如何与政府挂靠上呢？他在电视上看见了中纪委监督赈灾的举报电话——他举报说：村委会组织救灾不当且不力，有贪腐之嫌，其父指责村主任，竟然被活活打死。——这样的命案上达中央，又处于全国救灾的大背景之下，岂能不震惊朝野。当天省里的问责明电就下来了，很快市里的调查组也下来了，县委必须迅速如实逐级文字报告，且还要该村多数村民作证画押，似乎才能洗脱基层政权的连带责任。

上级采信了基层报告，没有追究下级责任。但是尸体尚未火化，明显还有遗患，于是镇政府必须出面去动员丧家“入土为安”。周华则顺势提出家里困难需要救助，县里为了息事宁人，也很快通过民政和司法援助，给予了周家6500元。但是周华拿到钱后，依旧不肯签字火化，提出索要尸检报告。而按照规定，这个报告是只能提供给检察院和法院作为庭审依据，而不能给丧家本人。于是事件再次陷入僵局，而尸体没有亲属签字，是谁也不敢做主火化的——死人成为砝码，微妙地影响着乡村政局的平衡。

如果基层政权对此完全撒手不管，你愿停放多久就多久——只要你交得起那不菲的电费和冷藏费——那是不是就可以稳住阵脚，把此种乡村冲突带入正常的法律轨道呢？答案一定是否，因为周华和多数群众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手上还有另外的王牌可以打出。

八

信访制度是典型的“中国式民主”设计【英语没有一个完全对称的词汇】——本质上说，它有别于民主社会的类似建制；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多党政治，其申诉专员制度或者苦情处理制度，均与我国的信访大异其趣。我们的信访明显地是继承了中国封建传统的一个怪胎式政治遗产，它既不是行政复议，也不是司法申诉。其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国家社会的制度性设计缺陷，可以经由“圣君”和“清官”来一事一议给予纠正。也就是说，有史以来，皇室中央对地方官僚都是不信任的。为了预防基层吏员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荼毒百姓而对抗朝廷，甚至逼良为盗激起民变；因此要给予草民“告御状”的权利，以保留一个君权在上俯瞰社情民愤的孔道，用以制衡基层官僚集团的专权乱政。

但即使在古代，朝廷也担心这种御前喊冤的制度，可能鼓励“刁民告官”的不良风气，无限增长纠察和治理成本，且广泛呈现社会“乱象”。因此，在相关律令中，也规定了一系列针对“诬民”的风险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人胆敢赴京闹衙，必须要有类似“滚钉板”的勇气才行；即使所诉不虚，沉冤大白，告官的草民也要接受一点惩罚，用以警告和遏制喜欢随便“兴讼”的大众。

中共执政以来，之所以要在公检法甚至纪检、监察种种机构之外，还要设置信访这个体系；本意仍然还是秉承的封建政治文化意识，给无辜百姓预留一个申冤的通道，并借以制约基层组织的胡作非为。而中国百姓又从来迷信明君清官政治，向有击鼓拦轿鸣冤叫屈的传统。于是，几乎文革结束以来，信访潮就层出不穷。

没有公正的舆论监督机制和分权制约，基层政权也确实容易产生贪腐和制造冤案。更不要说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和运动，更是广泛地伤害了民众利益。因而信访的风潮必然急剧化，且有可能掀起政潮的震荡。为了防止民众动辄赴京上访，形成规模效应，产生不良影响以至于损坏国际形象，政府又设置了收容遣送制度——对流民和访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变相拘押甚至惩罚，这样来控制日渐汹涌的上访暗潮。

但是收容遣送这样的“恶法”，确实不符合第四代领导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随着孙志刚死亡事件所引起的舆论风潮，这一扼制草民进城的非法制度终于被废除。随之而来的便是信访的高潮，“上访村”的凄惨存在，竟然成为了泱泱大国首善之区的一道奇特风景。

当各种制度没有根本性改良之时，普罗大众自然不肯信任基层政权和法律的公正。当他们遭遇自己认定的不公待遇时，自然首先想到的不是借助正规的法律渠道来诉求权利，而是选择“告御状”的古老落后方式，来期待中央的恩遇和命运的奇迹。事实上，可能只有1%的人真正在上访中达到了“昭雪”的目的，但是依旧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来奢望万分之一的结局。当巨大的“怨民”在首都汇集，且随时可能冲击机关，并鼓噪起街头民主和广场革命之类闹剧时，政府自然要设计新的防控措施，来堵塞这样的非正规言路。

九

2005年，国家修订推出了新的《信访条例》，在规定了信访权利的同时，又划定了“非法信访”的界限。比如成群结队上访、围攻国家机关，比如拦截领袖车队或者到天安门广场下跪，还有到外国驻华使馆“洋上访”等等，在内部规定中都被视作“非法”的行为，是可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和拘役劳教的。也因此，在湖南某县，竟然会把“非法上访，劳教罚款”这样气势汹汹的文字，树成巨大的广告路牌用以警告大众。

另一方面，上级信访部门又要求基层政府控制上访人数，把每年的上访事件，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一个重要参数。凡是设法混进省城或首都的上访者，都要求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由其居住地的当地政府，派员出钱来接回——在基层，这叫“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至于所投诉的事件和问题，除非极端重大和恶劣的，可能派专员调查，一般也都是发回当地政府去设法解决——至于当地是否能解决那则另说——反正首先是保证不再上访即可。

这样一种既坚持信访制度不变【貌似给予了人民随时信访的权利】，又在内部要求绝对控制信访数量，甚至以此来权衡地方政权的治理绩效。这种矛盾的做法，必然教会民众凡事不走法律渠道，而走信访之路，并以此要挟地方政府，以猎取更大的利益。

一些深通此道的上访户，一般都会无所顾忌地大胆借钱上北京。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出现在国家信访局或者其他相关部门的门口，要么已经有家乡的官员在等候，要么很快就会赶来。来人会劝说他们回去，一般会谈判答应提供往返路费和食宿。如果不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或者说不是诉求很高数额的赔偿，多数时候，基层只好花钱买平安。

问题是，这样花钱摆平的基层纠纷，有许多并非是政府应该买单的。当事人所获得的“公正”，并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只是利用国家制度和基层政府简单追求“政治正确”，进行“博弈”所获得的利息。当上级严厉要求“稳定”大于一切——把普通群众的合法上访，甚至宪法赋予的其他权利都视为政治威胁——的时候，基层政府迫于无奈的许多妥协，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法则、道义的一种牺牲。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恶性循环，会培养人民对法律的轻视，而寻求依赖人治，甚至学会“绑架”基层政府去索取份外利益。

 十

很显然，打工的周华是深通上述政策尺度的；更何况身在众所瞩目的灾区，且加上奥运在即的大背景——中央要求地方从奥运之前到十月底，必须实现“零上访”。在这样的特殊时刻，他父亲的意外死亡，在殡仪馆的赫然冷藏，都足以成为他有恃无恐的诉求砝码。当他拿到第一笔补助之后，并未如约火化。而当他未看见政府的进一步行为时，他则要主动出击了——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他需要被重视和注意。

我形容今天的基层政权，基本是一种“政治承包责任制”。每一级政府都要为自己所属的“封疆”，向上一级政府完成政治承包责任。为了达到各种考核指标，基层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手法。比如要实现“零上访”，那对敏感人群的动态，则是时刻掌控着的。因此当周华和他的亲戚，故意扬言要头缠白布打着白幡群体上访之时，区镇两级则早已知晓，且必须要有所作为了。

当然例行公事是劝阻，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把扬言要追随的其他人全部劝退——因为“群访”非法，多数非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敢真正两肋插刀以身试法。然后是和当事人周华讲理——本质是谈判的开始。周华提出要“索赔”18万，基层政权在此事件中本无责任，自然不敢开此先河，遂僵持不下。周华自知只身上访原无实际好处，就是真的闯到京城了，在奥运期间，恐怕更无好果子吃；但是继续扬言，则依旧是必须的恐吓。

但是对基层政权来说，明知他不大可能暗夜潜往，但是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万一他去了，那上级却绝对会问责于地方。于是只好采取必不可少的监控，让亲戚邻居时刻准备把他从车站截回。两厢僵持，实际对谁都无好处；个人要误工，政府要费事，“博弈”的成本都在增大，输赢的结果却未可知也——多数时候是“双输”。

多数地方的基层政权，眼前对周华一类的“苦主”，一般还是不会随便动用强制措施的。毕竟公检法在业务上，更多的属于“条管”【至上而下的系统主管】。在涉及可能给本系统带来麻烦的事件时，不会简单地服从“块管”【地方党政兼管】。当周华无理取闹拒不火化时，虽然基层并无“短处”无须害怕，但是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这毕竟是如鲠在喉的一丝隐忧，压迫你必须去面对。

事情几乎拖了一月，殡仪馆只好出面电话周华，如果再不来缴冷藏电费，他们只能停电，因为他们也是有经济指标管理的单位。接着防疫站也来电话，如果尸体因停电而腐烂，那按照相关规定，他们是有权来处理的。周华当然隐约清楚灾区对一些无名尸体的例行做法，只好妥协，主动去找镇政府求援。双方谈妥，周华先签字火化，政府再补助三万五千元。

周华再次拿到钱，事情似乎暂时好转。但是他只是承诺的火化，而不是上访。如果要他息讼不访，他现在开出的价码则是八万五。只要政府同意，那他就可以签订不再上访的协议书了。看来一切都还没有真正结束，而对于乡村冲突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从长远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暂时还不好评说。

但基层政权之所以在灾年的窘迫财政中，还要帮那个惹祸的义工农民，代付其无法支付的民事赔偿；根本原因在于既不能强制确实丧父的“苦主”，又还要保证实现上级强求的“零上访”。两害相权，只好扮演和事佬了。这样做也许不违人道，但是假设所有的民事纠纷，最后都以这样的方式来裹挟政府，显然又背离了理想中的法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