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朱学的官学地位与清帝的不惬

理学兴起于北宋，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反动，当时称为道学。在庆历至熙宁二三十年间，相继出现以周敦颐(1017-1073)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1020-1078)为代表的“关学”，以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二程为代表的“洛学”，由于皇家重视和巨公硕儒的宣扬，“洛学”被视为醇儒。名噪一时的还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以二苏为代表的“蜀学”。元祐初司马光拜相，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为禁学。洛、蜀两派势同水火，“蜀学”因以三教合一为旨归，释道味较浓而被目为禅，被后世排斥在道学之外。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演变，理学到南宋渐趋成熟。朱熹继二程、张载，而成道学之集大成者，陆九渊发挥程颐，而自成心学。陈亮、叶适等继承了王安石的事功和革新思想。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晚号晦翁。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曾拜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为官仅有10余年，从事教学约40年，一生专心儒学。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他涉猎广泛，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无数文字，为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尊称为“朱子”，他的学说称作“闽学”。后世有人为他帖上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标签。著述颇丰。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杰人倡议整理的《朱子全集》，编为27巨册，约1436万字。

朱熹晚年受到韩侂胄排斥，以为“朱熹迂阔，不识时务，不宜再用”，其学说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但资政大夫黄府当时就为朱熹抱不平，1196年上奏《朱熹理学为国本儒学疏》。南宋末年，朱学已实际上取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后来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皇朝的官方正学。元世祖时，朱学就进入太学。元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非朱子之说者不用。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皇权专制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在意识形态领域执牛耳达六七百年之久。它强化了“三纲五常”，阻碍社会变革。统治者不是通过宗教裁判所的强制，而是通过科举和八股取士的诱导，向士民灌输朱学，排斥其他异端思想，以维护皇权专制。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精心选注的、明清普及到一切读书人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宋学”最著名的经解代表，正文才五万余字（《大学》1600余字，《中庸》3500余字，《论语》15000余字，《孟子》34685字），便于普及。在南宋以后，尤其是八股取士的明清两代500多年间，是中国发行量和影响最大的官方“正学”之书。另有长期的普及童蒙读物《朱子小学》和《敬斋箴》，以及与吕祖谦合撰的《近思录》。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坚持如此有特色的奴化教育，长达六七百年，成为环球蔚为大观的政教合一体制，将中国带入黑暗的东方中世纪。

主敬、存理灭欲，是朱学的宗旨。主敬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敬畏和维护；存理灭欲蕴涵着对当下政权的合法性说明。这些思想无疑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最为有利的思想资源。朱熹《敬斋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竞竞，罔敢或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苟用为敬，《大盂鼎》又以苟（无内口）为之，余谓苟（无内口）乃狗之象形文……其用为敬者，敬即警之初文。自来以狗用作警卫，故字从苟从攴，省之，则单著狗形作苟（无内口）若苟”。揭示朱学宗旨的“敬”：象狗一样地顺从主人！《易纬》云：“上者专制，下者顺从”——“敬”一字概括了《易纬》这八字。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为了说明这一宗旨，朱熹有故意曲解先儒著作之嫌，为《大学》作补传，尤其为后人所诟病。他任意移易原文顺序，将《大学》分出经、传两部分。朱熹《大学章句集注》有经一章，传十章。经，即他概括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其注释，最高纲领的止于至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经是孔子之意，曾子记之。传，据朱熹说是曾子之言，门人述之。朱熹下手最狠、最为武断的，是他居然又自己写了关于格物的134个字，算做“补传”，堂而皇之地加了进去，列为第五章。这么一来，《大学》表面看来条理顺畅，意味充足，像是有心的圣人为后人立法，把道理讲得井井有条，但这道理是朱熹的道理，是挂先儒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傅山说：“可惜一本好《大学》，折得乱腾腾地。”

人的欲望，包括最基本的食色之性，是人生存的动力，弗洛伊德甚至将人的动力简化为“性（sex）动力”。人欲对于人，其重要性等同于汽油对于汽车。如果所有人都没有了食色之性等欲望，人类都将成为木乃伊，必然灭绝。尽管朱熹说过“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之类的话，但是，生活中很难把握他这个界限，一切饮食活动都可能被指摘为追求美味。如果完全实现朱学宗旨，必然导致否定人类一切欲望，成了反人类的“鬼窟活计”。在欲望问题上，朱熹比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说得还绝对。

出生比朱熹晚97年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是罗马天主教极盛时期的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他是使基督教的神学转而直接以亚里士多德为根据的第一人。他死后被教廷追赠为圣者。直到现在，罗马天主教拿来跟反宗教和蔑视宗教的思想体系相斗争的，还是他的哲学体系。所以，当代的天主教哲学，称为“新托马斯主义”。圣托马斯在谈到人的欲望时，说：“只有上帝才能满足那种存在于人类心中的欲望并使人幸福。”（注：据《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1963商务版。转引自《顾准文稿》页250）他首先肯定人的欲望并不坏，其次，说这是上帝才能满足的。朱学的人性论归结为“明天理，灭人欲”，要求臣民服服帖帖地服从专制君主的绝对统治，宣布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天赋权利为非法，以理杀人，乃东方中世纪的明显思想标志。

尽管官方的倡导能左右学风，种种因素导致，朱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有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便是陆九渊创立的、与它背驰心学。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人。举进士，官至知荆门军。曾在江西贵溪的应天山(后改为象山)讲学，自号象山居士。其著作由后人集为《象山先生全集》。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他推崇孟子，私淑程颢，引禅入儒，广采理学诸子及王安石等人的思想。在学术方法上，陆九渊主张《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发展理学的心性之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以“心”本论，建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经明代王阳明阐发光大，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

朱、陆在世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孝宗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企图调解朱陆学术分歧，举行了著名的“鹅湖之会”。辩论的中心是“为学之方”，属于认识论范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頗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赵刘诸公，拱听而已。”会上，陆九龄有诗一首，有句：“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陆九渊和其兄陆九龄诗一首，有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讨论了三天，不欢而散。三年后朱熹和陆氏兄弟诗一首，有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现有史料还未发现官方明确宣布心学为异端，但朱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将心学挤到非常尴尬的准异端角落，生存空间非常困难。

在中国帝制史上，朱元璋是位将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端的帝王。他将儒学当作愚民之治术，坚持以三纲五常示天下。朱元璋废除宰相，实行高度的君主集权，在思想文化上借重儒学来维护专制君主的权威。他“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之学”。洪武十七年（1384），始定科举之式，规定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四书主朱子集注”，“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注：《明史·选举志》)。读书人为谋求政治出路，不得不“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朱元璋直言不讳地说：“吾有法以柔天下，则无如复举制科”。朱学成了朱元璋手中软化臣民骨头的奇妙药水，一夫为刚，万夫为柔，树立了绝对权威，专制统治达于极点。冯桂芬揭露：“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清承元明之制，更强化了朱学的官学地位。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的木牌从孔庙的东庑“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成为孔孟之后正统儒家的最大权威。

对读书人如此，对目不识丁的广大老百姓，帝王“开导愚氓”另有高招，就是和“天天读”类似的月月宣讲《圣谕》。朱元璋曾颁布圣谕：“一曰孝顺父母，二曰尊敬长上”(《训行录·教民榜》)。顺治九年（1652），沿用明制，颁行了皇帝《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责成各地，每逢初一、十五，以乡为聚集地点，向百姓宣讲。康熙九年，又颁布了制度化地每月两次向所有百姓和士兵宣讲的《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正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又作了《圣谕广训十六篇》。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听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一会儿宣，一会儿讲，知道许多因果报应之类的故事，顺便到集上置办点杂货。数以万计的落第秀才，也能靠宣讲来混口饭吃。这种雷打不动的宣讲，在大清全国坚持了260年。直到21世纪初，旧书摊上还常见晚清木刻和民国石印的《宣讲拾遗》之类的书。周振鹤博士对这一文化现象，下了很大考证功夫，并说：“奇怪的事只在于，这一月月读的制度实行了二百多年之久，竟然未被人提起过，好像从来就未曾发生过似的。历史真是难以捉摸。”

统治者不是通过宗教裁判所的强制，而是通过科举和八股取士的诱导，向士民灌输朱学，排斥其他异端思想，以维护专制统治，扼杀了民族的智慧和生机。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坚持如此有特色的奴化教育，长达六七百年，成为世界上蔚为大观的政教合一体制。

帝王将朱学作为意识形态奴仆驱使，总的感到得心应手。他们没感到有必要另外各自发明一套理论，取而代之，大力推行，来名垂青史。即使有这种冲动，当时也会受到印刷技术、纸张，社会购买力等条件制约。可是这并不妨碍帝王们经常呵斥其意识形态奴仆。清康雍乾三帝对朱学的不惬意有三：

一是朱熹创立道统论，回避三代以后治统。

朱熹特别强调二程洛学真正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注：《程氏遗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75。）并不断加以标榜，俨然以道统自居，无形中带有排它性，不仅同时的陆学，就连汉唐儒家也未放在眼里。更堪注意的是，程朱理学的道统谱系，上有远古文化英雄，中有三代帝王，然自孔子以下，就没有帝王列于这一传承谱系之中，有从道统出发，作帝王师、正君心的意图。

对秦汉以后历朝的治统，儒家语焉不详，佛教较为乖巧。山西定襄七岩山东魏天平三年（536年）的《七宝山灵光寺创建碑刊记》的摩崖碑文，宣扬佛家“善教”同时，罗列了伏羲至当世高欢的“治统”：“夫至理幽玄，非善教无以宣其道；晓昧理殊，非形像无以畅其化……统御天下者，非贤圣无以承其先。开基定业者，非能哲何能纂其次？羲皇垂代之初，尧、舜遵而成轨。夏、殷、周制礼兴隆，汉、魏述而知法。刘石增晖，符姚重焕。太武、孝文皇帝，可谓中代贤君。是以子孙绍袭，国祚永隆。今高王神圣重光，翼弼大魏，荡定天下……兵钾不起，四海晏安……”开天辟地以来，正统是羲皇，尧舜，夏殷周，汉魏；秦和晋被忽略；近代正统是前赵光文帝刘渊、后赵明帝石勒、前秦宣昭帝符坚、后秦武昭帝姚苌等“开基定业”的帝王。本朝赞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孝文帝拓跋宏为“中代贤君”，大力歌颂高欢，一连用了66字（有删节）。

康熙看破了朱熹居心，在《〈四书解义〉序》中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李光地圆场：“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道统与治统“复合”了，政教合一了。乾隆上谕进而宣布：“治统原于道统”。

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朱熹：“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君德成就责经筵”是 “正君心”的最为现实有效途径。乾隆在处理尹嘉铨一案就借题发挥，批评程颐：“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阘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明清废除宰相，也表明皇权专制时代皇权至上，治统高于道统；经筵讲官为“帝王师”不过表面文章。朱学高自位置，是自我定位的严重偏差。

二是朱学严华夷之辨，成了反满汉人的思想武器。

清帝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是环球最大混血族。哪个民族的当皇帝均属正常。《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朱熹注：“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朱熹注：“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吕留良、曾静企图以春秋大义、华夷之辨向清皇朝正统地位挑战，案发后，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反复数千言批驳说:“本朝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从来华夷之说，乃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不相尚，北人诋南人为岛夷，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当时之人不务德行，徒事口舌相讥，已所谓至卑至陋之见解。今逆贼于天下统一、华夷一家之时，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之大罪乎？”又下令，禁民间刻书用夷、狄、胡、虏等忌讳字。

三是朱熹天文知识不多，被有较多西方天文知识的清帝讥讽。

有天文学背景的乾隆帝，讥讽只有粗浅逻辑思维的“朱子不识天”。这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乾嘉考据之学就是在乾隆提倡下兴盛的。

朱学严夷夏之辨、主限制君权，自标道统，又易起门户之争，引发朋党之乱，这些都使清帝厌恶。钱穆说：“四库馆臣做《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漫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注：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862。）鲁迅说：“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曾为四库馆臣的戴震提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6、三寸金莲与三寸金头

胡适曾提到中国一千年的小脚和六百年的八股文这两大专制遗产。陶行知1943年作过《反对三寸金头》的演说：“过去封建士大夫讲时髦，把女人的脚裹得越小越好，越小越美，称为‘三寸金莲’。现在蒋介石更时髦，发展到统治人民的言论、思想，要缩小到官定范围，越小越好，越小越美，要搞三寸金头了。” “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个个人都裹成一个三寸金头不可。如果中华民族不想以三寸金头出现于国际舞台，唱三花脸，就要把裹头布一起解开，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可以突围而出”。这对宋代以后的教化也是形象揭示。宋以后，全国女子普遍缠足；明清经过八股取士和月月宣讲《圣谕》，所有臣民都成为用朱熹明理灭欲的教条缠成三寸金头的奴才、顺民。帝王明理灭欲，满足了自己绝对专制的大欲。

顾准也指出，农业社会，产生不出个人主义。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起来变成诸侯的社稷，变成征伐兼并，也就必然走向专制主义。而且，在这个历史推移的过程中，专制主义在其兴起的初期，也必定是进步的——它可以把古代文化的积极成果集中统一起来，它可以消弭文明地区内部的战争，繁荣经济，通过对外扩张，扩大文化圈。所以，秦皇、汉武的事业，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的，严格说来，也是绝后的。汉武以后，对外武功差可比拟的只一个唐太宗，事实上唐太宗的扩张圈并未超出汉武的范围。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机构，在古代条件下，有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向分权的、权贵私有而非大一统的封建主义过渡。宋朝针对唐末五代的状态，把绝对专制主义又推进一层，于是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田制政制兵制——科举，官僚，士绅地主；松弛的中央集权和腐败的、操纵在胥吏手里的地方政治；飞洒诡寄的田赋；游民与募兵。到达这一步，专制主义已经毫无进步性可言，可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却变本加厉起来，于是出现了天理人欲的宋明理学，出现了更加卑贱无耻的士类。至此，绝对专制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宋以前，外敌人侵可以占领半个中国从未占领过全中国。宋以后，辽、金与宋对峙，元清吞并全中国，这是绝对专制主义穷途末路的鲜明的证明。然而宋明两代绝无割据，这不仅是宋太祖以后的“政制、兵制”的效果，也是宋明理学的效果。绝对专制主义依靠与野蛮的八旗兵相结合，才有了清初的武功。这也不过是瞬间繁华，乾隆见马戛尔尼，已经是木乃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自由魂　民主梦　二徐传1798

第三节乾隆与华盛顿的对台戏

为了对这种两个世界的对垒有更具体的体认，再回到二传主在世前后，地球人类的一场有趣对台戏，主角是给徐家屡屡带来恩典的乾隆皇帝，和传主2后来经常提起的美国开国英雄华盛顿。从对台戏看看中国的理念、制度是何等落伍，东西方人民和领导者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是何等不同。这两个国家仿佛地球的政治两极。

东半球这个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1711，9，25－1799，2，7，下简称帝），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最长、自以为是最有福气的皇帝；西半球那个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 1732，2，22－1799，12，14，下简称顿），继畬称赞他为“创为世法”的“泰西古今人物之称首”。他俩好象是商量好似的，正进行赛跑似的权力移交活动，又同一年去世。这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徐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影响了此后百馀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尽管这两位并世而出的元首，在世时并不互相了解，他们价值观念的差距，比地理上的差距更遥远，鉴于元首问题是传主２最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多说几句。

1、移交权力的序幕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帝下令解散耶稣会。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专卖鸦片烟，并对中国走私贸易，埋下了以后鸦片战争（史家也称为通商战争）的导火线。十一月初，帝遵家法，密建皇储，书写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帖藏于锦匣，存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永琰，立皇太子后讳名顒琰。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丑时生于圆明园之“天地一家春”(九州清宴殿中之一偏殿)。生母魏氏，原任内管领后加封承恩公清泰(世为内务府包衣)之女，乾隆二十四年晋封为贵妃，三十年晋皇贵妃，生育有皇七女和静公主，皇十四子永潞、皇九女和恪公主，皇十五子永琰、皇十六子(未名夭折)、皇十七子永璘。乾隆四十年卒，终年四十九岁，立永琰为皇太子时，特册封为孝仪皇后。永琰六岁(虚岁)，即入上书房读书，读五经识字。12月16日，北美殖民地波士顿士民组成的茶团（Tea Party，也可译为茶叶党），伪装成印第安人，闯到英国货船上，把间接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倾入海港，倾茶事件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因而独立战争也可称为茶叶战争。

　　乾隆四十年，1775年。4月19日，波士顿北部莱克星敦的民兵打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6月16日，顿被大陆会议选为大陆军总司令。9月10日，阿桂率清军攻入四川大金川敌巢，从1746年开始的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帝十全武功之两功。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月(6.16-7.14)，命侍讲学士朱珪入上书房，专任永琰之师傅，永琰受朱珪影响颇大。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后来成为美国国庆节。《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注：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页26。）12月26日，帝命收缴销删“抵触本朝”书籍，读书人人人自危。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帝在到盛京谒祖陵回銮时，锦县生员金从善道旁递呈词，请公开立太子，此言违背皇祖、父秘密建储之制，金被杀。帝谕立太子之弊后，宣示：“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遐闲。……今朕春秋六十有八，康强尚如昔时，自当代上天爱养亿兆，董治百官，自期无负祖宗付托之重，必不敢遽释仔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4月19日北美八年抗英战争胜利结束，遣散军队后，顿12月25日解甲归田。6月17日，帝赐予明抗清名将袁崇焕裔孙官职。帝9月26日谕旨，秘密建储的另一锦匣“常以身随”。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2月11日，帝第六次南巡，6月10日回京。美国商人合作派遣的“中国女皇号”商船，持有国会颁发的航海护照，于2月22日从纽约出发，同年8月28日到广州，第一次在广州升起美国国旗，运入棉花、皮货，运出茶叶、瓷器，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利润高达25%，掀起了“中国热”。 2月22日，成了中美关系的开端和节日，此后历史上的同一天，美国经常对华作出某种表示，如尼克松1972年中国之旅、2002年同月日小布什清华演讲，皆为重温历史的有趣闲笔。布什有“把总统关进笼子里”的名言。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5月13日至9月18日，顿出席费城制宪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主席。13州中的12个派的55名代表中，29人受过大学教育，一半以上是律师。代表们惟恐产生君主政体，以审慎态度讨论了有关总统的条文。当有人提议把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在他表现杰出期间”时，有代表反对说：“所谓有杰出表现的全国行政长官不外乎是终身全国行政官的动听一点的说法而已。”有人还挖苦总统任期15年的提案：“最好是20年，因为这是国王执政的平均年限！”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力主对总统的弹劾权，指出：“如果不保留弹劾权，那就只有靠暗杀来摆脱一个腐化的最高行政长官了。”宪法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经过近四个月工作，最后一天参加会议的42名代表，除3名拒绝之外，39名代表在这4页羊皮纸文件上签了字。约翰·亚当斯说过：“一年一次的选举告终之时，即暴政开始之日。”各州宪法对官员任期也有甚至更严格的限制。这些开国先贤认为防止专制比珍惜经验更重要，决心防止因存在一个永久性的或世袭的官吏阶级而产生的弊害，哪怕牺牲行政效率也在所不惜。35届总统肯尼迪只有巡逻艇长领导十几个水兵的经验，在总统职位上也照样干行很好。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4日，顿被全票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4月30日顿宣誓就职并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说。12月24日，帝封永琰为和硕嘉亲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顿再次当选后，3月4日在费城宣誓就任总统。英王派出以马嘎尔尼为首的“祝寿团”，成员近百人，加上其他共八百多人带着六百箱礼物访华，以期使中国这个“庞大帝国成为我们本土和印度产品的市场，使这些产品销售兴旺，而提供欧洲投资每年所需不少于一百四十万镑的财源。”9月14日，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马嘎尔尼等，还举行八万军队、一万二千名官员的阅兵盛典。但对英王信件和使团谈判中提出的派使驻京、增开口岸、北京设立商行、割让沿海岛屿、广州拨地居住、减轻税收、允许传教等要求，帝以其不识天朝体制，妄行乞请，而严加拒绝。

    2、移交权力的宣布

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1795，10，15），乾隆帝已届八十五岁，又因登基之初，曾以在位六十年即归政告天，故于勤政殿集皇子、孙、王、公大臣等，当众启开密缄，取22年前所写御书，册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移居毓庆宫。且祗告天地宗庙社稷，于丙辰年元旦继承大统，即皇帝位。及即位，永琰已满三十六岁。天无二日。谕令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清高宗实录》卷1486，页10。下同）

1796年9月17日，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发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宣布退出候选总统的行列。演说祝福：“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使你们获得把你们的宪法介绍给其他各国的荣誉，使这部宪法为那些对之还十分陌生的国家所赞美、爱慕和采用。”（《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3页）并忠告：“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就完全可以使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的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注：《华盛顿选集》页320。）

　　3、权力移交仪式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2.9），举行授受大典。皇帝侍太上皇帝到奉先殿行礼，接着太上皇帝御太和殿，亲授“皇帝之宝”国玺，皇帝下跪接受。礼毕乾隆帝返宫。皇太子遂于太和殿即位，改是年为嘉庆元年，顒琰通称嘉庆皇帝，尊奉乾隆帝为太上皇帝。

是日，礼部鸿胪寺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乾隆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全国。诏书云：“御极以来，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扩土开疆数万里。缅甸、安南、廓尔喀以及外藩属国，咸震摄威棱，恪修职责，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除。功迈十全，恩覃六合。普免各省漕粮者三，地丁钱粮者四。展义巡方，行庆施惠，蠲通赈贷，不下数千万亿。振兴士类，整饬官常，嘉兴万邦黎献，海隅苍生，同我太平。”“回忆践阼初元，曾默吁上苍，若纪年周甲，当传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载。”“特宣布诏旨，明定储位，以丙辰为嘉庆元年。”“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其尊号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诏书还发布赏赐恩赦款项多条。

13日举行的千叟宴上，太上皇吟诗：“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注：《高宗实录》，卷1494，页12。）此后，太上皇不时御殿受朝，嘉庆帝侍立或设小座位于旁。授受大典仅仅9天以后，2月18日，白莲教在湖北起义。太上皇把三十六岁的嘉庆仍当小孩看，处处不放心。正月，接见朝鲜冬至使时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使臣回国，向国王报告：皇帝“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朝鲜君臣得出结论，庆贺中国皇帝万寿节，只贺太上皇圣节就可以了。”（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册12，页4912、4916。）

1797年3月3日晚，顿举行告别宴会，气氛庄重热烈。宴会快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着亚当斯、杰斐逊、各国使节及其夫人们，用激动的口气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真诚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无比幸福。”话音刚落，欢乐气氛烟消云散，英国公使夫人竟凄然泪下。4日，新总统约翰·亚当斯宣誓就职，顿以愉快、坦然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接任者进入总统办公室，他把身上的重担撂给了亚当斯。亚当斯事后描述交接的历史性场面道，昨天“真是一个庄严的场面。将军的光临使我感动万分，他的表情同天气一样安祥开朗；对于我，他似乎是享受了一次胜利，我好像听他说‘唉，我堂堂正正地卸任，你堂堂正正地就职，看我们两人谁最幸福!’仪式结束，他走过来，热情地祝贺我并希望任职幸福、成功和荣耀。”（注：转引自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346。）9日，顿全家离开首都费城，15日抵达家乡弗吉尼亚州的芒特弗农。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慢慢地消失在普通百姓中。

4、乾隆的亿万斯年构想和美国定期修改宪法的原则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八日颁布训谕，宣示了在太上皇位上“年登九秩，即可得六世来孙（注：四世为曾孙，五世为玄孙，六世为来孙）”，“岂不更为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的美好构想。并要求子孙恪守他这一模式亿万年不动摇：“我子子孙孙缵膺统绪，倘亦能如朕之享国绵长，举行归政典礼为太上皇者”，“实我大清亿万斯年之福”。（注：《高宗实录》卷1481，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