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假期，一路狂飙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凯撒宫大酒店宰人的行情果然非同一般，薄薄一碗打卤面，也就够吃个三五口，十几块进去，委屈也没地儿说——来到赌城，谁让你不去吃老少咸宜的大众自助餐！

　　拉斯维加斯的“布翡”，也就是自助餐，可真是闻名全美，跟满山满谷的角子机和应召女郎一样驰名天下。赶上圣诞新年这样人头攒动的大节日，吃个饭往往要排上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全天候的“布翡”一般从下午四点分算午饭晚饭，有精明的就赶着四点之前排到，花午餐的价钱享受晚餐的待遇，那才叫值！

　　我出国那年“布翡”在家乡城市才刚刚兴起，主要是自助涮羊肉。人手一锅，荤素随意，同桌食客可各不相扰，一桌喝酒，各自涮肉，又热闹又痛快。自助餐馆一般都提供免费的碳酸饮料，最开始吃自助餐的时候大家都是先可着汽水随便喝，后来越吃越明白，要吃的物超所值，填肚子的碳酸饮料绝对不能碰，于是便改喝水喝茶。我好像只吃过一次这种自助涮锅餐，便迷迷糊糊游荡到了美利坚。

　　下了飞机被带去吃的第一顿馆子就是美式自助中餐。说是中餐，其实是“Chinglish”菜，裹着面粉的甜酸炸鸡，酱汁里黏糊糊的蔬菜炒肉，油腻腻的速冻蔬菜丁炒饭。午餐五块钱，晚餐七到十元不等，如果有海鲜，大概会在十几块，但一般不超过十五。这样的垃圾食品，在穷学生的眼里可是物美价廉的好东西。虽谈不上地道，但实惠，说不定也有几样好吃的，比如麻婆豆腐，只要酱汁肉末够咸够辣，也吃不出个精细的差别来，反正填饱肚子才是正经。

　　那时我们戏言出去吃“布翡”的最高境界是“十字箴言”：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进去扶墙是因为饿了一整天，头脑发虚，脚步不稳，晃晃悠悠进去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潜力；出来扶墙那是一盘一盘又一盘战斗终于结束后，撑得肚滚腰圆，弯不下腰，只能打着饱嗝儿，扶着墙慢慢挪将出来。后来有阵子到学校食堂吃自助餐，刚开始也是秉着“十字箴言”指导思想，争取一顿饭管全天；那时候还笑话人家美国同学，交同样的钱，只弄几片菠菜叶子沙拉的鸟食果腹，后来天天吃月月吃，再要达到“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的境界实在不易——就算不用减肥，也塞不进去那许多高热量高脂肪的垃圾啦。

　　这“布翡十字箴言”我看全世界的同仁们都在孜孜不断的身体力行。大伟的同事们中有一个超级“橡皮肚”，是吃自助餐的中坚力量。那时候因为他们常去街角的涮肉馆吃饭，跟老板混熟了，总给打个八折。有一次本来都讲好了价钱，“橡皮肚”一出场，老板吓得当场反悔，遇到这种无底洞的家伙，恐怕老板要被扶进扶出了。

　　比起“橡皮肚”这种蛮干型的选手，网络上那个吃垮必胜客的智慧型选手就更胜一筹。人家拿出了泥瓦匠的手艺，用胡萝卜条、菠萝块砌墙，用沙拉酱、玉米粒、黄桃、葡萄干等填缝，只能取一碗的沙拉硬是被搭出六层菜蔬宝塔，分作七份共食，这简直是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的气魄！这样的将“十字箴言”进行到底的精神，不仅要有肚皮，还要有智慧，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创造条件也要吃到扶着墙出去，遇到这样的高智商超级“布翡”选手，哪有攻克不下的店面！

　　再说回拉斯维加斯的“布翡”，最有名的要数五星级酒店Bellagio的，赶上周末的美食晚餐，菜品包括刺身、煎鱼、阿拉斯加蟹腿、海虾、羊排、龙虾等，各色沙拉，还有玲琅满目的汤与甜品。吃这样的自助餐，必然是扶着墙进去——排两个小时的队，走到近前早已饿得头昏眼花，就算不饿，站也站得人要累趴下；扶着墙出来——这顿饭价格不菲，也确实美味，再加上之前两小时的准备活动，看到吃的早已眼冒绿光，不大快朵颐既对不住荷包更对不住肚皮。吃完了，“十字箴言”的境界是达到了，但肠胃撑得难受，随后几天还得大肆减肥，真不知道这一顿究竟是便宜了谁？！

　　魯迅在《雪》中写到：“朔方的雪……，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绝不粘连……在晴天之下，旋风乎来，便蓬勃的奋飞，在日光中熠熠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结尾，鲁迅总结这样凄清苍茫的景色时说，“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生死朗读》中这样“朔方的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麦克（David Kross）与安娜（凯特.温斯莱特）初遇，大雨中安娜拥抱了这个陌生的孩子，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二人分别时雨变成了雪，如粉如沙的雪粒在天空中濛濛扬着，德国小镇青石板的路面在雨雪里泛着乌光，雪落到安娜头上，她眼角的皱纹细细碎碎，目光跟雪中的天空一样迷蒙。

　　第二次是八年后，麦克作为法学院学生参加了审判二战中纳粹罪行的听证会，愕然发现当年不辞而别的安娜竟然是被指控谋杀300名犹太人的战犯。麦克想去监狱探望安娜，从等候室随探监人群穿过院落进入铁网大门走向监狱的时候，“朔方的雪”再次飘落，雪粒残破，如粉如沙，干巴巴的落下来，周围的监狱大楼，网格铁门，还有穿戴灰扑扑的狱警，画面肃穆，坚硬，冷冽。麦克抬头看从天而降的散乱雪粒，脚步慢下来，终于，还是转身离开。这时候我头脑里反复旋绕的就是那句话——“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

　　麦克终于没去见安娜，我知道，那时候，他身体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这死掉的东西，是爱，又不全是。15岁的少年，与一个36岁的女人初尝人事，他卖了心爱的邮票换钱，跟眼角有细密皱纹穿着碎花裙子的她去郊外踏青；他看着她在充满透明阳光的教堂里流泪，以为她是感动于孩子们的纯洁歌声；他坐在小河边看夏天绿色阳光里她半裸着在水流里浮沉，满心温柔的写给她的情诗。他对她的爱，纯粹，好奇，夹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委屈。他不能理解她的突然离去，他更不能理解她在二战中作为集中营女营的护卫，可以心无波澜的挑选出送去奥斯维辛杀戮的名单，这些犹太人，她们在她眼里都一样，每天都有新人送来，监狱地方有限，不杀这个，就杀那个，都一样，谁都一样。

　　麦克是纳粹大屠杀后的德国下一代，他想选择去理解安娜这样间接的刽子手，因为他爱她，他不能接受她本质上缺乏良知的事实；但麦克的同学却言辞尖锐的指出，审判本身就是一种逃避，逃避更为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普通的德国人会去支持纳粹，为什么大众会漠然允许甚至狂热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人性的链条为什么突然断裂？理解，我们究竟要理解什么？有什么罪能理解？

　　麦克不能回答，连他的法学教授也不能回答。他在听证会上听到幸存活下来的犹太作家说安娜特殊照顾年轻病弱的犹太女孩；但她随即让她们读书给她听，读完了，便送去奥斯维辛。安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令人心潮翻涌，她对护卫的职责尽忠职守，她坚持的是秩序，是责任；而人的生命，300人的生命，对她来说，并不是天平上做决定的砝码。安娜有错吗？她问法官——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法不责众，法不责众啊。

　　我出生的那一年，文革结束没多久。小时候每年过年最爱听的就是大人们聚在一起谈文革往事。姥爷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姥姥被剃了阴阳头，母亲他们兄弟姊妹几个说到这里总是唏嘘慨叹万千。母亲脾气不好，但我记忆中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她拒绝跟右派家庭划清关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她仍然固执的要当一个无用的善良人。

　　我年纪小，听得的故事大多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也许，小孩子在场的时候大人们只说那些轻松的往事吧，什么翘课去垃圾场捡人家扔掉的破布娃娃，翻墙头偷鸡摸狗整吃食，怎么不读书用标语口号蒙混过关，忠字舞红宝书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黑白照片…… 对我，那是遥远的激动人心的无政府年代，我只能通过王小波，通过余华，通过《平凡的世界》，通过《霸王别姬》，通过《活着》来了解。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表忠心将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为什么红卫兵小将们能把自己天天见面的老师活活打死？我还问：你是红卫兵吗？

　　我的问题让他有些难堪。他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谁没当过红卫兵？那满火车满火车的南北大串联，天安门广场上十万红旗飘飘，那将政治领袖当神来崇拜的年代啊。但是，三十多年后，我们会因此而去怨恨我们的父辈参加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运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著，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安娜，我们必须理解安娜！

　　《生死朗读》原著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打压与放弃，这才是最令人心惊胆颤的群体真相，这才是故事背后终于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彻骨黑暗！

　　闷热的影院里我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目光黯淡。枯坐至演职员表字幕滚动结束，听完大提琴压抑低奏的最后一个音符，默默的，我起身离开。旧金山的冬天多雨，暮色中冰凉的雨滴正细密的倾泻下来。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鲁迅描述的那朔方的雪啊，如粉如尘，旋转而升腾，弥漫太空。

　　“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我是一个偏爱悲剧的人。
　　
　　比较喜剧的圆满，悲剧的残缺更让人思考，它既是故事的终结，又是新一层精神王国的起点。最优秀悲剧的力量往往不可限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红楼梦》更沦陷了多少代的文学好青年，个个心甘情愿，只愿长醉不愿醒。
　　
　　英国导演Danny Boyle就常常借助喜剧的外形讲述悲剧，比如成名作《猜火车》，色彩绚烂，荒诞可笑，但喜剧外壳包裹下的却是最为凄惨悲凉的故事。对比相同题材的《梦之安魂曲》，Danny Boyle的悲剧力量感是钝的，他不用大锤砸人，却偷偷的拿小刀片割人，过程中只感觉些飕飕的凉意，事后才疼。疼也不尖锐，但长久，伤口无法愈合，一遇阴雨天必要再犯。
　　
　　2008年Danny Boyle导演的电影《贫民富翁》与以往他的喜剧式悲剧又有不同，相反，叫“悲剧式喜剧”恐怕更为合适。故事源自印度外交官Wikas Swarup的小说《问答》：印度孟买一位卑微的服务生参加了一个“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式的电视问答节目，结果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下层贱民竟然赢得了十亿卢比。他自然要被人怀疑作弊，电视台制片人也没钱付款，于是串通警察把他扔进了监狱。故事围绕着服务生与辩护律师的会晤展开，通过这个没受过教育的贱民小人物的超戏剧性回忆，揭示出印度下层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公与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变化，描绘出各阶层人民的众生相。
　　
　　电影《贫民富翁》加入了爱情作为线索，故事设计更为紧凑。主人公Jamal被警长严刑逼供，指着他参加印度“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节目录像要他坦白作弊的细节。审讯过程与Jamal的成长经历相互穿插，每一个问题都是Jamal生活中的离奇一章，有的让人哈哈大笑，有的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有的让人深深叹息，叹社会的不公，叹信念的伟大，叹人性的坚韧。
　　
　　我在读余华的《兄弟》时曾经写过“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从来不应该是基于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偶然事件，甚至由人物的性格所决定的必然选择都不能算构成伟大悲剧的要素；真正有力量的悲剧应该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与社会制度在不可调和的斗争过程中头破血流体无完肤却仍散发出强大人性光辉与感召力的千古绝唱。”《贫民富翁》的悲剧正是“千古绝唱”式的悲剧——主人公Jamal面对命运从未低头，再无情的打压、歧视、羞辱、危险，都不能阻止他对美好信念的不渝追求；但有意思的是，这样沉重的主题并不以悲剧的形式直接表现，许多细节，比如小Jamal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明星签名，鼻子一捏跳进粪坑；Jamal与孤儿Latika为了报复哥哥Salim的大嚷大叫，趁半夜把最辣的辣椒揪碎扔进熟睡中Salim的内裤；Jamal与Salim跑到泰姬陵，一边冒充导游诈骗美国游客，一边偷游客们的鞋子到集市上摆小摊卖钱等等，都是充满了活泼童趣与透明光彩的。真正悲惨的，是这些细节背后的社会大环境。这些纯真的小孩子越是活得顽强，活得阳光，就越凸显出政府的无能，法制的不公与底层人民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这是欢笑过后更为深刻的悲伤，这让近乎荒诞的喜剧结尾变得合情合理，或者说，即使仍有不足，也变得微乎其微——经历过那样强烈的生死体验，还有谁在乎童话的真假！

　　
　　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立刻想起来张艺谋导演，余华编剧的《活着》。《活着》也是通过葛优和姜武轻喜剧式的表演来展示文革中的社会丑陋与人性丧失，这样举重若轻的表现手法正好通过人本性的纯洁美好来凸显时代的丑恶与黑暗，人性的光辉愈灿烂，对社会的讽刺便愈深刻。
　　
　　《贫民富翁》涉及了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孟买的极度贫富分化，有城中贫民窟的肮脏可怖，有宗教信仰矛盾屠杀，有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有人面兽心的“善人”，也有看似暴虐的“坏人”；有近乎神话般的超现实爱情，有貌似理所当然的暴力犯罪，甚至结尾还有印度电影不可或缺的集体歌舞表演。而对我个人来说，影片最令人难忘的是Jamal与Salim童年时代居住的贫民窟和他们成为孤儿后生活的大垃圾堆。

 　　
　　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为低等的贱民被称作“不可碰的阶层”(the Untouchable Caste，Dalit)，他们不能穿鞋，不能受教育，有身份的上层种姓不跟他们说话，也不接近他们，如果食物不小心擦到贱民衣服的边缘，上层人立刻就把食物扔掉。2008年十一月的《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了印度医生Arole在孟买附近的Jamkhed地区推广全民保健计划的成功案例，其理念在于从最底层的Dalit妇女开始，教育她们成为村中的保健人员。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而最困难的就是开头，先要帮助被选出的Dalit妇女建立“人”的概念——告诉她们苦难并非与生俱来，协助她们建立自信，教给她们医学知识。Dalit妇女Sathe讲述全民保健计划给她带来的命运改变时说：“刚开始时，没人支持我，我没文化，也没钱。我就如同一块没有灵魂的石头。我来到这里（Jamkhed全民保健计划中心），他们给了我形状，生命。我学会了勇气勇敢。我成为了一个人。”
　　
　　电影《贫民富翁》几乎是Jamkhed成功计划的反例！电影带观众看到了孟买赤贫阶层生活的细节，触目惊心的大垃圾场，孩子们肮脏却纯真的笑脸，飘满垃圾的河道，泥泞水坑边一块块绚烂的莎丽铺满黄土场。美与丑的强烈对比，苦难与欢笑的平行存在，这样的文化让人皱眉，迷惑，心酸，又迷恋。表象的喜剧故事下是赤裸的哀痛，是控诉，是怒吼，也是叹息。再美好的结局也不能抹去童话中藏匿的真相，笑容中的眼泪，希望后的绝望。
　　
　　但Danny Doyle最终并没用绝望结尾。《贫民富翁》是悲剧式的喜剧，明知虚假，也要一歌到底；而对苦难的深切同情，决定了形式上的喜剧反而是必要的——绝望中我们必须看到希望，必须，哪怕声音微弱，绝唱也终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