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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200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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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简思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
大清帝国崩溃之始：“高升号事件”
李冬君
1．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在东亚局势中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活动，还是以清朝帝国为重心，平衡各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力量。
“高升号事件”打破了大东亚的这种均衡。
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经走了26年之久，日本人目标明确，这前三十来年的功夫，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走向世界，进入与世界列强平等的体系内。而韩国则是日本人走出列岛的出口，也是他进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则无心进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将世界从自己的天下观里驱除出去。
从1848年开始，喊了将近五十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长计也学了，就是治不了夷。结果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人如愿以偿，第一个为它发放进入西方列强行列通行证的是英国。
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敏锐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气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国的没落已不足以作为他在东亚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转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国在东亚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在开战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国人竟然痛快地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实行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远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写作者雪儿简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一书中说。
无疑，大东亚的沉没，是作者雪儿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睁眼看晚清帝国的地位及其没落。“高升号事件”涉及到清国以及清国的属国朝鲜、日本、英国、俄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等，英国人在远东的唯利是图、俄国人在东亚的扩张企图、日本人要走向世界主宰亚洲的野心、美国人利益均沾的原则，还有德国、法国的参与，这难道还不是一部世界史吗？
以世界史的眼光看，日本要走向世界的脚步，是谁也拦不住的。因为那是时代的趋势，是进步。晚清帝国就是不想前进，则必然衰亡。这就是历史宏大叙事的框架。也是我们常常追问的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说的准确些，是晚清帝国失败了。
但是天下不会掉馅饼，日本人要将他们被殖民的代价，抵作进入世界史的学费，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要进入世界史，不仅仅交点学费就够了，还要在任何细微处努力。
2．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
“我告诉亲王……如果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坦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实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这样的疑虑态度，对于英国公使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决策取向带来的重要影响，但是在总理衙门却浑然不觉，它们在向军机处和皇帝呈递的奏折里，根本没有提到英国驻华公使对清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这一重要的外交情报。
贯于大而化之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依旧热衷于劝说英国联手对付日本。而且游说没有一丝的外交辞令的机智、含蓄与优雅，直奔主题。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竟一厢情愿地以为英国人已经被他们的说辞激怒了，肯定会趟这个浑水。英国人评价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随后，英国人则一边以太极功夫从容应对清国，一边倾倒在日本对英国“无微不至”的外交游戏中。
“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特林·西格雷夫语。
的确，高升号事件后，日本人开始每一个细节的补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一再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的正当性”。
著名的“末松调查”，就为青木提供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为日本人向世界传播有利的舆论提供了足够的谈资。日本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新闻媒体，并与当时国际媒体连接，媒体与官方口径统一。
想起看过梁实秋《雅舍札记》（文化艺术出版社）中抄入美国打油诗人那施（Ogden Nash）的一首打油诗《日本人》：
日本人有多么彬彬有礼；
他总是说，“请原谅，对不起。”
他爬进了邻居的花园，
他微笑着说，“我请你多包涵”；
他鞠躬，很友善地咧嘴一笑，
把他一群饥饿的家人招来了；
他咧嘴笑，然后友善地鞠躬；
“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正如这首诗所云，这位“卑怯的攻击者”，由开始的躲闪，在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向英国致以隆礼，“为了目的随时可以将脸面和尊严放下”。拉着英国人一起拜会中国人，向英国人友善地“鞠躬”，向中国人说“真抱歉，现在这是我的园庭”。
清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而当时清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清国官方没有关系。在上海英租界的《字林西报》，乃英文版，虽然言论自由，但毕竟是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申报》也是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聘用士人为主笔，适合中国读者的品味，高升号沉没后，派有战地记者采访获救者，但除慷慨陈词外，对于远在北京的决策者，究竟能有多少有用的信息，包括《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延伸《字林沪报》，实未可考量，相反，误导凿凿。
北洋舰队的老爷运输船操江号，同时被日军俘获。日本海军将这一“木质”战利品，改成训练舰。《字林沪报》极尽嘲笑讥讽之能：“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之勿用，倭人不加详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讥讽日人，更是不遗余力，“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劫得我木质旧式操江递书船，即以为大获胜仗。”而此时正是叶志超讳败言胜之时，所以《申报》兴奋尤佳，继续夸诞，当“平壤败绩之信”来临之际，看日本人以何面目相向祖宗。却不究日本人的节俭品格，更不知这一改成训练舰寓意额外的教育意义，其误导影响极坏。
3 ．出来谢幕的人是这场悲剧的主角，“高升号事件”的受难者，无论是后台的慈禧和军机处，还是前台的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似乎除了“以夷制夷”之术外，别无他法。“以英制日”落空，李鸿章愤愤拿国际公法说事儿，但法术势三位一体，在术尽势弱时，法又奈何？清国充分体验了弱国无外交的滋味。
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呀，这个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勃时代，中世纪的封建帝国正处于衰世之际。一个是在世界格局中正在走向没落的国家，而另一个是刚刚破茧重生的新生力量。胜败趋势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了。
清朝主宰的大东亚沉没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清国的沉没中崛起。与清国在大东亚争正统，取代满洲人，继明朝之后的日本新帝国，与西方列强比肩，是日本人的天下观。“征韩”是关键的第一步，日本人一边在“高升号事件”中投石问路，一边进入并控制了朝鲜的局势。相反李鸿章和清国并不真正关心朝鲜属国，他们的注意力全在“以英制日”上。而且处于衰运的清朝，一开始就为上升气十足的日本所震慑。
租用挂有英国商船运兵，用日不落帝国的国旗作保护伞，李鸿章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已潜伏了一个“怕”字，“怕”字当头，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
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价值取向不对称，更为重要的是实力不对称，只好玩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术道，与长于自己的“夷”周旋，不可不谓心苦。
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给叶志超信，谈到增援朝鲜牙山的兵，几无可调动。“清军看似庞大，并非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种职能。”当七拼八凑的士兵上船后，发现武器和饮食配给既不充分，也非常混乱。
“高升号事件”，在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见解，譬如雪儿通过各种资料的收集对比中，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西方帝国各种势力在远东的角逐，在“高升号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对“高升号事件”的处理结果中，各方都已经看到了中日之战的必然，大东沟海战，只不过是高升号事件的顺理成章的结果。
雪儿认为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役，“高升号事件”本身已然改变了大东亚的世界格局，从中我们必须承认，一股旧势力在陨落，另一股新力量在升腾。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承认历史趋势的不可扭转。但一直以来，近代史研究，笼罩在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惯性情绪中，忽略甚至不愿承认“高升号事件”本身给我们的提示。
《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
2、好一本《瀛寰志略》
（1）他又被免职了
从封疆大吏，一下降到弼马温，徐继畲不以为意。
咸丰帝大概有些过意不去，怕他郁闷，就让他多发言。
果然，他就发言了，直来直去，上了一折《三渐宜防疏》。
“渐”，是防微杜渐之渐，哪“三渐”呢？一渐大兴土木，二渐纵欲过度，三渐堵塞言路，都针对皇帝。皇帝没怪他，反而予以嘉奖。同时，曾国藩也上了一折，让皇帝心里发堵，一气之下，就扔了，后来，才捡回来读。
也许是对他的补偿，皇帝派了美差，让他入川主持乡试。
西行入川，一路风光壮丽，所见所感，与曾国藩相似。
可结局相异，曾国藩从四川主持乡试归来，便扶摇直上，而他却再次被人攻讦。还在四川时，徐继畲就接到了免职通知，独怆然而归矣。
这一次，就难以归咎于“穆党”了，因为曾国藩亦出自穆的门下，而际遇正相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遭到几乎整个官场的围剿呢？
就因为他写了一本书。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2）把天朝放下来
这本书，是道光帝要他写的，奉旨而作。
当年，道光帝曾向他垂询海外形势、各国风情，他知无不言，一一应对，道光帝听了，就说，你写本书吧。皇帝这样说了，他就写。
从1843年开始写，写了大约有五年时间，到了1848年，书就在福州刻出来问世了。他没有先呈交皇上审阅，由皇上钦定是否出书。
他是抚台大人，在福州出的初刻本，就叫做“抚署”本。
书刻出来，整整有两年了，都没有呈给皇上，为什么？
也许是他不再奉旨了，求知的热情压倒了奉旨的忠诚。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一文指出，徐氏本人对地理学研究颇有造诣，在传统舆地考证方面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汉志沿边十郡考略》等著作。
真正的学人，骨子里，大抵都有“独立之精神”，以此“独立之精神”治学，而有“自由之思想”，以“自由之思想”写书，没有必要奉旨。
更没必要呈奏皇上，跑到皇上跟前去，哪壶不开提哪壶。
徐氏《瀛环志略》“自识”开宗明义，云：“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天下观里的《华夷图》和《广舆图》，就是“以意为伸缩”的，因而不可靠，不可取，而“泰西人善於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取舍之间，立场已明。
其言成书，则曰得“西国多闻之士，能作闽语”的“米利坚人雅裨理”助。雅氏“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徐继畲“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此后，反复搜求，“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考证”二字，道出学术来历，从考据学来，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乃考据学真谛，学人奉行，高于圣旨。故徐氏，初以奉旨制夷著书，但热血沸腾之余，亦要根据材料说话，结果，有违初衷。
全书，自始至终，“依图立说”，不言制夷。而《海国图志》迥异，魏源从公羊学来，以公羊学撰《海国图志》，非为求知，为的是制夷。制夷之知，如“知彼知己”，还呆在兵法里。魏源为皇朝经世，而著《海国图志》。
就学术价值而言，《瀛环志略》明显要高于《海国图志》，周振鹤的文章，从两个方面指出了这一点，一是对材料而言，《瀛环志略》所据材料，都是经过考证的，而《海国图志》则是材料汇编；二是就思想而论，《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是制夷，还在天下观的范畴里，而《瀛环志略》则走出天下观。
周的观点，当然是用了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如果从传统上来看，士人的价值偏好，还是会倾向于《海国图志》，而视《瀛环志略》为异端。
亏了有清一朝，对于督抚刻书，没有审查制度，所以，怎么写，就怎么出。书一问世，就招来了一片非议，政敌以此攻击徐氏，自是不必说了，就连他的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大义。
书还未刻完，他就将已刻好的头三卷请张穆看，张穆读后，复信，赞扬此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为“海国破荒之作”。同时，又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於亚洲总图之下，建议他将本朝舆图放在亚细亚图上面。
张穆说：春秋体例，严于内外二字，要从华夷之辨上来谈海外异闻，谈到各国信史时，最好用存疑口气，不要像明朝徐光启、李之藻那样，亦步亦趋，“遂而负谤至今。”可见，连他的好友，也将他划入前明徐、李一流。
张穆是地理学家，用地理的眼光，他赞美了《瀛环志略》。可他还是理学家，用天理的眼光，他指出《瀛环志略》的危险性，并及时提醒。
张穆，字石州，时有大名，人称“为文不经石州呵斥订正，未可示人”，阅《海国图志》，他提供地理图示，读《瀛环志略》，他以天理提示。
天理束缚地理，造成认识盲区，以此可知，有清一代，对世界的认识，较之明代徐、李，倒退何止千里！一代名士，著名地理学家，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只有徐氏例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地缘政治新世界。
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往往被人误解。政敌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故意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也就罢了，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这在当时，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非卖国，也算崇洋媚外了。徐氏怎样“张大英夷”？
试与《海国图志》一比。“海国”，乃相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之外，都是海国。“海国”的提出，是天下观的新发展，将天下分为中国和海国，天朝居中国，四夷居海国，所以《海国图志》无中国，以示天朝不与四夷为伍。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
周振鹤指出，在甲辰稿《瀛环考略》里，徐氏还一仍旧惯，以夷为说，或曰“英夷劲兵”，又曰“英夷商舶”，至《瀛环志略》初刻，始改之。
因此，《瀛环志略》里，已不分华夷，改称英夷为英吉利，改称英国领事为英官，而不再叫做英酋，除了引用他人之语，徐氏很少用“夷”字。
除了《海国图志》，魏源还著有《圣武记》，这两本代表作，一本讲述了天朝以“圣武”经营中国，另一本直指当下，欲以“圣武”经营海国。
这两本书，加上他那套《皇朝经世文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帝王学体系，在帝王学体系内，制夷，与其说是爱国主义，而毋宁说是王权主义。
更何况以世界为“海国”，显然忽悠了地理常识，与“中国—海国”的说法相应，就难免要将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削足适履，划在“北洋”国里。
而《瀛环志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瀛环”不是天下，而是对地球上水地关系的描述。该书，开篇就写地球，指出，地球表面水土分布，“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陆地被海洋环绕，这就是所谓“瀛环”。
“瀛环”二字，由徐氏发明，以前未见用，颇有海权意味。“瀛”即海，瀛所环者即列国，故《瀛环志略》，乃列国志也。“瀛环”中，海大于陆，水多于土，各国来往，亦多行于海上，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海洋。
“瀛环”乃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不属于“王土”。
世界有四个洲，欧罗巴最强，亚细亚最大，而中国居其一。
中国，为亚细亚第一大国，并非“瀛环”最大国。“瀛环”最大国是俄罗斯，最强国是英吉利，它们对中国威胁最大。而新兴的米利坚国却打败了英吉利，于是，徐氏希望中国向米利坚学习，能像米利坚那样，打败英吉利。
联美抗英！一个以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的海权思想萌芽了……
这对于一位曾参与抗英战争的老兵来说，恰如水到渠成一般，虽然有些一厢情愿，但其战略眼光何等高远！今天来看，联美依然任重道远。
（3）赞美华盛顿
徐氏《瀛环志略》，一提起美国，就会联想到中国：
“米利坚各国，天时和正，迤北似燕晋，迤南似江浙。”
在按语里，他又以充满热情的笔调，写道：“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
这样将美国与中国相提并论，哪还有什么夷夏之大防？
更有甚者，他还将“三代之治”与华盛顿治国相提并论：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
所谓“胜、广”，乃陈胜、吴广；而“曹、刘”，则曹操、刘备是也。此数人者，或起于草莽，为起义之领袖；或拥兵一方，为割据之王。
徐氏将他们一一拿来，与华盛顿相比较，发现华盛顿一人，就兼有了此数人的特质，而气象格局尤胜之。“提三尺剑”，起兵于民间，“开疆万里”，此乃开国帝王汉高祖刘邦形象，与华氏何其相似，而华氏尤胜之。何也？因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而开民主之国也！且以“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之和平精神立共和之国也。
徐氏将华盛顿放到中国历史上来理解，认为华氏超越了自秦汉以来所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可以直追三代圣王。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史观里，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因为圣王，对于中国人来讲，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将这样的评价奉献给中国皇帝，却无比慷慨的赠与了美国总统，观华氏画像，便一见倾心，叹为“雄毅绝伦”何也？中国人爱谈“天下为公”，可从周公、孔夫子以来，“天下为公”在中国，还停留于话语，而华氏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而华氏却使它成了国体。
徐氏指出，“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周振鹤说，这两段按语，在甲辰本《考略》里就有了，《志略》一字未改，初稿曾将“几于天下为公”一句删去，后又在旁边重写，加了圈点。
徐继畲敢这样写，在当时需要勇气。这勇气，来自实事求是，亦来自他灵魂深处觉醒了的自由意志。他赞美华盛顿时，提到了曹操和陈胜，这两人，或为乱臣，或曰贼子，可他爱屋及乌，推崇华氏，顺便也将他们提起。
为此，他被罢官，回到老家，长叹曰：我由太守历封疆，外任十六年，归来一贫如洗，老病笔耕。于是，有人请他到平遥去主持一所书院。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在南方蔓延，捻军也在中原兴起，又有人请他去办团练。
罢官以后，其书被禁，可书的影响还在。185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将赞美华氏那两段话，立石刻碑，送到美国，镶嵌在华氏纪念塔内。
此碑落款：“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这位刻石的宁波知府，名叫毕永绍，上任不到一年，就干了这么件离谱的事，此事一办完，就离职了。有人说，毕氏名义上是离职，实为罢免。
出了这样的事，离职和罢免都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毕氏为什么要那样做。他是基督徒吗？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他是徐继畲的门生？有可能，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此事发生前，大概没有征求过徐氏的意见，他就做了。
这块石碑运抵美国后，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了英文，于是，碑文就在美国传播开来，美国人知道了，东方有位徐大人，如此赞扬美国。
我们的朋友
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站在他们各自祖国的立场上，异口同声的赞扬美国，使美国人更加坚信，美利坚的立国主张和理想具有普世性。
正是这两人，使美国人大吃一惊的发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时，托克维尔还是一位漫游美国的法国青年，回国以后，写了一本书《论美国的民主》，要法国向美国学习，预言了普世化的民主制度。
而徐继畲则是抗英前线一名老兵，他在对祖国安危的焦虑中看世界，从中发现了美国。当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凭什么打败了英国？
从华盛顿身上，他看到了“几于天下为公”的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来自“国事付之民议”的民主制度，来自“三代之遗意”的自由思想。
徐氏被皇上贬回老家了，而皇上则被洋人撵出了北京。皇上驾崩前，一番痛思，想要扭转乾坤，他不能扭转夷人，就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纷纷从主战转向主和了。
这样一转，便转出了个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京城，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代表。当年曾国藩读《瀛环志略》，曾批评徐氏“张大夷人”、“夸张夷情”，而今重读《瀛环志略》，他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于各国之名都茫然无知，更别说各国的国情了。而恭亲王奕訢，由于正在筹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就请徐氏来总理衙门行走并兼管同文馆。
从罢官到复职，熬了十几个年头，熬得徐氏更加无畏了。
1867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奉总统之命，将华盛顿画像作为国家礼物送给他，在赠像仪式上，蒲安臣致辞说：画像是总统专门请一位卓越艺术家画制的，今天，我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
对此，徐氏一如既往，作了答辞：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
这样的答辞，纯属徐氏个人口吻，不是官方口径。过了从心所欲之年，历尽磨难以后，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当着驴夸千里马，驴恼吗？
后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一文，着重介绍了《瀛环志略》及徐氏本人，对于徐氏复职，认为是美国在中国影响所致。同时，该报还发表了蒲安臣致辞和徐氏答辞，可见美国舆论对此事重视。
（4）书的影响
时过境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重印了《瀛寰志略》。
这回出的不是抚署本，而是总理衙门本。总理衙门本没有删节，也没有要求徐继畬修改，就作为同文馆教科书出了，是病急乱投医？
谤议之尤者，为李慈铭，斥曰：轻信夷书，夸张外夷，尤伤国体。连好谈洋务的郭嵩焘都不以为然，以为徐氏难免张大夷人，夸张夷情。
即便如此，他的书人们依然争相阅读，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内外大臣，有祁隽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尤为难得的是，刘韵珂、刘鸿翱、彭蕴章等，竟然以一、二品大员身份，为书作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刘韵珂，与徐氏同事，自谓海疆之事，皆由徐氏主理，本人言听计从，不敢掠人之功。刘氏于该书序中亦言：“余与中丞共治海邦，抚辑彝夏，有以见其用志之密，度物之明，慎枢机于一室，恢磅礴于万里者。”
刘鸿翱序徐氏书曰：“上世《山海经》之奇怪，全属空撰；近时《海国图志》，大半臆说”。而徐氏书，乃治者言，故务实，言各国舆地，皆有考据，能补当年南怀仁《坤舆全图》之不足，而为“百世言地球之指南也”。
此二刘者，或为闽浙总督，或曾任福建巡抚，与徐氏有同僚之谊，难免隐恶，隐其张大夷人、夸张夷情；扬善，扬其地理学之用及开创之功。
他们虽然赞扬了徐氏书，但依然是在天下观里来赞扬的。刘鸿翱序云：“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我朝幅员之广，亘古无二。中华十八省外，南极越南，北极哦罗斯，东极朝鲜，西极雪山、葱岭，几得亚细亚之全土。”与天下观迥异的那部分，他们就视而不见，只当是隐恶了。
刘鸿翱夸徐氏书，贬《海国图志》，与李慈铭正好相反。李责徐氏于天下观失防——“以夷变夏”，刘鸿翺则斥《海国图志》于史地无稽。
然而，1852年，魏源重印百卷本《海国图志》，就大量引用了徐氏书，以补救之，刘鸿翺所了解的《海国图志》，很可能是在这以前刊出的。
而徐氏书，自总理衙门本问世，便具有了官方性质，以至于官员出国，人手一册。自总理衙门设置以来，清朝派人陆续出使欧洲，1867年有斌椿，1875年有黎庶昌，1876年有郭嵩焘，1890年有薛福成，他们都随身带了《瀛环志略》，沿途作为参照，并加以考核。黎庶昌《西洋杂志》赞道：“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而有“中土西来第一人”之称的斌椿，在《乘槎笔记》中，也这样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
这样的评价，郭嵩焘起初不信，出使英国以后，始叹服曰：
有人在研读《瀛环志略》同时，开始了续补、增订工作。咸丰年间，就有何秋涛作《〈瀛环志略〉辨正》，对有关俄罗斯记述的错漏处作了订正，到了光绪年间，有刊载于《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中的署名“毅”的《瀛环志略订误》，有英人慕维廉辑、清
后来，康有为也读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还对两书进行了比较，他在《桂学答问》中指出：“《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梁启超《三十自述》言其赴京会试，下第归，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进入20世纪以后，徐氏在革命化的史观里，逐渐被人淡忘。到了世纪末，1997年5月的一天，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纪念仪式，在此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此时，正好是《瀛环志略》问世150周年。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道：从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白宫的窗口向外眺望，我们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俯视全城。那是一座高耸的方形尖塔。在这个庞大的纪念碑旁，有一块很小的石碑，上面刻着的碑文是：美国决不设置贵族和皇室头衔，也不建立世袭制度，国家事务由舆论公决，美国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从古至今史无前例的崭新政治体系，这是最奇妙的事物。这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克林顿又提到了徐继畲……
《人物》杂志专栏－－影响近代历史进程的思想巨匠之－－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下）
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
李冬君
徐继畲（1795—1873年），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东冶人。幼年，随父寓京，师从高鹗。父徐润第，进士出身，有《敦艮斋遗书》传世。
徐继畲亦中进土，授翰林院编修，屡屡升迁，官至福建巡抚。
1、与林则徐冲突
（1）神光寺事件
徐继畲任福建巡抚期间，与在家养病的林则徐发生冲突。
冲突起因，是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一名英国籍传教士和一名教会医生，租赁福州城内神光寺房屋，得到侯官县县令兴廉批准。
徐继畲得知后，立即申斥兴廉，饬令其劝英人搬出神光寺。
但金执尔却以此事需待英国香港总督文翰批复为借口拖延。
林则徐一听说了，马上就发难，要他将传教士赶走。可他认为，这是件小事，由一时疏忽造成，没有必要大动干戈，最好设法让他们自己离去。
而林却突然发作起来，忽儿出绅士公启，以示驱逐；忽儿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还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准备动武。但徐和总督刘韵珂都觉得这样慌里慌张准备打仗，是召敌来攻，大为失计，因此，不肯附和林的倡议。
林怒而投信京中，鼓动群僚来攻，攻之者，有一学士、两御史，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先参他抚谕无方，继而参他袒护属员、包庇汉奸。
（2）朝廷派了徐广缙来调查
事件发生后，咸丰帝派了两广总督徐广缙来调查。
这位徐广缙，是林则徐一类人物，动辄将“民心可用”当作口香糖来嚼。这一回，他在福州，没有闻到“民心可用”的火药味，从徐继畬那一套不温不火的做法里，没嚼出“民心”的味道，他的调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帝便以“毫无主见，任令滋扰”，将徐继畬革职，召回北京。
“民心”很微妙，朝廷不敢承担责任时，就将“民心”推到前面去，同样，个人不敢承担责任时，也可以躲到“民心”的保护伞下面去。输了，就拿“民心”去顶帐，没有责任人；赢了，就站出来，做“民心”的代表。徐广缙在广州，就做过一回“民心”代表，那是林则徐梦寐以求而未能如愿的。
徐广缙任两广总督时，清朝已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宁波、上海等四所城市，都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开放了，唯独广州，因粤民抵制而未开，官员欲开，粤民激愤，放火烧了知府衙门。
有两名英人入城，亦遭粤民围打，打死一人，打跑一人。
英方遂以英人被殴为由，将兵船开进省河，占据虎门炮台。
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与英方签了“缓期二年”入城之约。
徐广缙刚来接任，英国公使文翰即照会之，要求践约入城。
于是，徐广缙赴虎门，登上英船，晓以利害，与文翰相争，旬日内，雷厉风行，筹银六十余万两，招募义勇十万余人，购置军械以备战。
与此同时，还宣布暂停与外商贸易，并照会法、美等国商人，一旦英方放弃入城要求，即可互市如初。贸易停了近两个月，各国商人都蒙受了损失，纷纷开列清单，要求英方赔偿，此一举，竟使文翰“大为窘迫”。
而道光帝，却密谕徐广缙，为保“信誉”，要酌量日期，让英夷“入城瞻仰”，并指示“一游之后，不得习以为常”。为此，徐广缙奏曰：
审时度势，婉阻之未必遽开边畔，轻许之必至立起祸端。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有事，则人心瓦解……
他坚决不许英人“入城一游”，面对圣旨，也不退缩，不让步。
于是，英方又将兵船开进省河，以战争相要挟。好个徐广缙，居然再次单舸前往，登上英船，晓谕英夷，众怒不可犯。加以省河两岸，有十万义勇，严阵以待，呼声震天，英方度势，遂“罢兵修好，自此不言入城事”。
天大的事情，就这么了了，道光帝当然很高兴，他夸徐广缙：运筹之功，不亚于斩将搴旗。将士用命，绅民一心，更有过人之智。初不料卿有此妙用，可嘉之处，笔实难宣。为此，还赏了徐广缙双眼花翎和世袭一等子爵。
（3）“民心可用”的背后
如此天朝风光，晚清时期可谓罕见，可实际情形呢？
为什么不让英人进城贸易，还要英人按照乾隆以来的老规矩，跑到“十三行”去通商？这样做，当然对“十三行”有好处，此外还对谁有好处？
粤海关，康熙年间就已设立，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文告”：
“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
为此，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
“十三行”每年以税银百万余，上交宫中，供皇室之需，成了皇室银库。皇帝常亲自过问税银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
粤海关监督，虽为户部属员，却为内务府所派。内务府的事情，是皇帝家里的事，还在雍正时期，粤海关监督就单独设立，没由广东巡抚兼任。专职粤海关监督从祖秉圭开始，雍正帝告诫他：“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果然，祖秉圭的脑袋出了问题，他个人贪墨的银子，居然就有十五万两之多，须知乾隆元年，整个粤海关收入才四万两银子，全部“规礼”收入加起来才跟他一人所得差不多，那么有杀气的雍正帝，也只是将他的官职拿了，没有将他的脑袋拿了。小心保住他脑袋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雍正帝。
除了收税，还要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
当时，一艘洋船入城，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了收费名目，竟有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
行商们，收税，收费，收出了“潘卢伍叶”四大家族。
伍家，有白银2000多万两，鸦片战争前，为世界首富。
我们知道，东印度公司是鸦片贸易的主要推动者和获利者，而伍家则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可以说是它的后台老板。
在1834年以前，伍家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信任，同英商颠地等紧密合作，伍秉鉴袒护鸦片商不是秘密，林则徐封锁“夷馆”时，他与洋人互通信息，还暗中接济糖油面包火腿等食品，为此，多次被林则徐训斥。
此后，伍家疏远了英商，专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并利用其首席行商的影响和权力，使广州对外贸易全由美国旗昌行一家代理，用“浩官”的牌子来开展贸易。“浩官”(Howqua)，是伍秉鉴的英文名，也是当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品牌，在西方商界有很高的信誉，连美国商船下水，都命名曰“浩官”。伍家在美国，还投资了铁路、证券、保险，怡和行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家有钱，也爱国，鸦片战争期间，他一家就捐了一艘军舰。
战争发动，英人绕开广州，跑到长江口和渤海湾去打，并非如当时那些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们所吹嘘的，是因为害怕林则徐盖世英勇，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粤省，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徐广缙治粤，深得林则徐心法，以“十三行”制夷，对外称“民心可用”。
“十三行”要垄断利润，当然反对英人入城，徐广缙要政绩，也反对英人入城，他们联手，高举“民心可用”大旗，誓死不让英夷进城去。
六十万两银子，不是小数，没有行商们掏腰包，他徐广缙能让老百姓自掏腰包自买枪械去当义勇？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余，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还敢不惜再战？就皇室而言，是要维持“天子南库”；就官场而言，还想食“规礼”而肥。英人一进城，“天子南库”就破了，“规礼”也就收不到了。
徐广缙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不让英人进城，加上他处理好了与朝廷、官场和“十三行”的关系，既没有像祖秉圭那样独吞其利，也没像林则徐那样独享其名，所以，他一发动起来，就上下同心，官民一体，同仇敌忾。
英人投鼠忌器，像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还是不敢与粤民开战，这就使得徐广缙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树立起一个“上之上者”的英雄形象。
（4）天朝爱国主义
徐广缙的成功，似乎证明了林则徐当年那一套可用，这使得病榻上的林则徐格外兴奋起来，刚好福州来了两个英夷，他就想把事情闹大。
可徐继畬不买他的帐，偏要息事宁人。在林则徐看来，无原则的息事宁人，就是姑息养奸。对于来犯之夷，要么剿，要么抚，要么剿抚并用，这是原则，是华夷之辨，而徐继畬，既不剿，也不抚，连华夷之辨都不讲了！
徐继畬想干什么？要对英夷无为而治？不是！那是搞外交。
什么是外交？天下观里无外交，不是主权国家，就不知何谓外交。走出天下观，走出华夷之辨，就会在剿与抚以外，发现还有个外交的空间。
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在天下观之外还有外交的，是徐继畬。
神光寺事件，在林则徐看来，还是天下观内“剿”与“抚”两条路线的斗争，“剿”是爱国，“抚”是卖国，连“剿抚并用”的中间路线都没有。因为英夷和传统蛮夷不同，对付蛮夷，可以弱则剿、强则抚，用天下观牢笼得住。
而英夷在天下观以外自有一套，他们要天朝放弃天下观，进入他们那一套去，用他们那一套来约束天朝，使天朝降格，降到与夷同等规格上去。
林则徐站在天朝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他们那一套”，对“他们那一套”了解越多就越反对，因为他发现，“他们那一套”与天朝格格不入，在“他们那一套”里，根本就没有天朝的立足之地，天朝只能委曲求全，自居于夷。
因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者中间没有调和余地。天朝起东风，英夷刮西风，东风吹，战鼓擂，那是天朝爱国主义。
在天朝爱国主义里，没有“以夷变夏”，只有“以夏变夷”。
徐继畬不搞“东风吹，战鼓擂”那一套，并非图省事，或怕事，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舰北上，攻破厦门，那时，他任汀漳龙道道台，驻地漳州，与厦门仅一水之隔，他像林则徐一样，积极备战，但引而不发，以静制动。英人见他有备，便转攻宁波，而他则因守土尽责，备战有方，升迁至福建巡抚。
据《徐松龛年谱》记载，他在备战期间，曾经问过夫人：城破了，我就战死，你怎么办？夫人笑着说：那就一起死吧，这还用商量吗？！
但这次神光寺事件，他认为林则徐是小题大做了，区区小事，根本没有必要备战，完全可通过外交途径用外交手段解决，英人一拖二赖不肯走，他也就阳奉阴违与其磨合，由他管辖之，办法有的是，他要让英人自动离去。
读近代史，有一句老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话应该改一下：落后会吃亏，但不一定挨打；落后，还要做老大，那就一定要挨打。
日本也落后，但日本没有挨打，因为日本没有做老大，大清是天朝，天朝是天下的老大，是中世纪老大，新兴资本主义，专打中世纪老大。
只有以老大自居，才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将洋人赶出城去。
日本人不做老大，让洋人住在城里，洋人与日本人居住在一起，就要遵守日本法律，就谈不上什么“治外法权”，也不会出现所谓“租界地”。
可在老大的天下里，这些玩意儿都出现了，有了“治外法权”，夷就没治，有了“租界地”，如花似锦的一统江山——大清皇與，就被撕裂了口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老大挨打了，被打出治外法权，打出租界地。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虽然也有老大心理，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永不屈服，将文明的抗争进行到底，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高扬了中华理想主义。
怕挨打吗？不怕！将挨打进行到底，最终就会取得胜利。打败了，要割地，要赔款，要亡国，怕不怕？不怕！永不言败，胜利就在自己手里。
他和文天祥似一样，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才能产生的伟大人物。值得他用生命去捍卫的文化，必定有其崇高价值，他愿为之而生，为之而死。
就此而言，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骨气和勇气。但他没有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和新世界正在来临，一种新的文化就要诞生，而徐继畲得风气先。
林与徐的分歧在于，一个在为旧文化抗争，一个在为新文化欢呼，这样难以察觉的分歧，决定了他们在神光寺事件上的态度——容忍和愤怒。
徐是容忍的，侯官县令看似一时失误，实乃他平时影响所致。他本人就常与洋人来往，所以他的下属，也往往就放松了“夷夏之防”这根弦。
可侯官是林则徐的老家，稍一放松，就撞到林大人的枪口上了。为捍卫文化纯洁性和神圣性，林则徐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这就引起了党争。
（5）事件引发党争
林这一击，正是时候，道光帝刚去世，咸丰帝新立，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帝？新帝第一把火就烧向穆彰阿，下《罪穆彰阿、耆英诏》：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而言其罪责，则为“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其中之一，就是“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其心阴险，实不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