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在传一个《美国教授：中国的研究生基本靠自学成材》 的贴http://yantan.org/bbs/thread-88216-1-1.html。

不知是否是中国人假借了美国佬的口吻在那里说事，说得还是有道理的。

这些现象的背后原因应该是体制为首要原因，其次才是文化原因。

从体制上讲，60年来，中国的大学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衙门存在着的，衙门的原则自然是命令与服从，和大学应有的讨论与合作基本原则相差完全南辕北辙。因此大学里的官员说了算，当了官员（比如系主任）就可以通吃：最大的学术项目、所有的奖项、所有的话语权。教师作为政府职员，首要的任务是向上级负责、服从领导，自然对权钱都有切身的体会。这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大学里缺乏学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因为实际上那是强权势力范围的谈判与对抗。

这个衙门就如同一切官营机构一样，需要有政绩的支撑。于是所有的教授都被要求有研究成果、有科研项目，就如同官营工厂里产业工人的劳动定额。没有成果与项目，就是交了白卷，没有津贴、没有奖金，甚至连工作岗位都可以被剥夺。记得去年在某个会议上说我从来没有申报过任何项目时，与会者一致流露出怜悯或讥笑的眼光，而我的下一句话：“难道进行研究就是为了金钱的报酬?自己画地为牢的为别人的思路打工？”会场上爆发的就是公然的嘲笑了。

文化上的因素也非常的重要。

我一直以为欧洲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化传统是世界其他地方不存在的，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划分为细密的步骤与程序，普通智力水平的人都可以循序渐进的按照这个步骤来掌握、发展这些事物。

中国传统教育就是强调自学的，重要的是“悟性”，没有悟性，你就永远学不好。对于普通智力的人应该如何引导，中国的教育往往是缺乏的。因为教育本身的目的就被认为是一种优秀人才的选拔，而不是广大的受众。

还有一个历史时期的因素也应该考虑。

现在大学里主力教授的位置是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初等、中等教育，即使是在大学的接受的较为完整的阶段，他们的老师也鲜有接受过完整研究生教育的历程，所以如何教研究生他们自己也是搞不清的。有的博导上课，就和给本科生讲课一样，开列不出什么书单资料清单，也不知道如何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

很多理科的教授申请到了项目、有了经费，而作为最大的发包方——政府机构，并不懂得科研应该允许失败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只会一味的按照投入多少产出多少的最最庸俗的经济原理来考核。于是教授只好尽力而为，不断显示“阶段性”成果，即使影响了最终的成果的获得也只好这样应付。更多的是研究进入了死胡同，也只好尽量忽悠，甚至拿谎言大话来遮羞。另外，也有很多的教授知识严重的老化，对于课题的研究自己也是两眼一抹黑。只苦了那些为导师做实验做课题的硕士生博士生，只好尽力的“自学成才”，自己摸索了。

前一阵子某高校某教授被学生告发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又有某学校某教师因学生告发而被传讯（或被拘？）的传闻。

于是不少人都感叹又回到了30年前云云。

这个感叹大概是有点脱离实际的吧。因为提倡揭发、鼓励密告——告密是报告秘密的事情，实际上一般都是指是暗中告发的“密告”——一直是本朝特色，从来没有禁止、反对此类行为的说法，无论是制度还是宣传。比如本人在这30年里，从读书到教书，都曾有被密告的经历。自己知道的最近的一次，也不过就是两年前的事。有的造成很大的困惑（阻碍入学、提职），有的引起一般的困惑（领导找谈话），更多的是在事后得知，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那么回到30年前呢？正如那位副统帅夫人说的“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时时给领导打小报告、密告一些身边人和事的人尽管到处都有，不过当时大多数人对之还是很鄙视的。

30多年前，我所在的那个单位里，不过300来个人员，有30多个四类分子“死老虎”，还经常的有人因为讲些犯忌的话被隔离审查的，有因为打点野鸡工、弄点风流事而被“办学习班”的，或者径直就送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去关押的。不过大多数工人师傅对于打小报告的人都非常的鄙视，把他们叫做“咬狗”。这也是一个消失了的词语，原来是指一起犯案的人为减轻自己罪过一味揭发滥咬他人来反戈一击，后来扩大到指汇报专业户。

记得当时我们小组有一个“特嫌”的师傅，我平时也都是叫“某师傅”的。不知谁汇报上去，说我这个学习组长立场不够坚定。领导找了谈话，要求站稳立场。被我的师父知道了，大骂了一通那个“咬狗”。然后教我说：“我都是喊他名字的，你不方便喊名字呢，可以叫他‘老某’的。”于是我就依计而行。小组里的其他师傅也都很赞同，那个师傅也很感激，小组里气氛更加融洽。

从当时单位里一般的风气来说，都是以“不当咬狗”为行为最低底线，平时议论人也都以此划线来评定人品。前几年看到《闻香识女人》，原来基本的道德底线中外都差不多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