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百姓的财富人生之二
——从“居者有其房”到“家家有房产”

赵启强

富豪的财富主要是金融资产，放在银行、证券所里；而老百姓的财富，最大一块是住房。有一个结实、宽敞的房子为家人遮风挡雨，是老百姓一生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目标。

因此，说美国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房子无疑是最有份量的一个话题；尤其在今天，问一问美国人到底会怎样住房？有如何因为买房而让那些百年老号的银行一个个栽倒在这场因房贷危机而演变成的金融危机之中。

至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70％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个数字不算太大，在北欧，个人房产占有量在80％以上；瑞典更是的达到88.5％；至于那些没有房产的美国穷人则由美国政府提供廉租房，政府负担租金的70％，本人只负担30％。

这些钱是由美国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提供的。这个部门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设立的，二战后，它明确自己的责任是：“使每一个美国家庭都有一个体面的家和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

以上两个数据证明，美国早就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主义理想。

岂止是“居者有其屋”，而且“其屋”还很不错。

先说廉租房。在宾州的兰开斯特县住过一阵（美国的县比市大，美国地域排名依次是州、县、市）。我们住在郊外，是开车去的。市区很漂亮，宁静、典雅，街道两旁几乎是清一色的二层小楼，房子不新，但外观整齐、古朴，很具有欧洲小城的风韵。我连说，我喜欢这样的城市。街上行人很少，但几次遇到的，都是穿着很差的黑人；偶尔也有白人，但也是穿着一般，一身的潦倒状，是让人避而远之的那种。

于是问同行的朋友，“城市到很漂亮，怎么人都这样？”

朋友说，政府的廉租房主要在市区，所以住的大部分是穷人。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估计这种市中区的房产一定很贵，朋友笑道，比郊区的独体小楼便宜多了！再仔细看看，这些房屋是很陈旧，有的还有破败的痕迹。

朋友住在郊区，有钱人也绝对住在郊区。也是二层小楼家加地下室。不同的是要大得多，即使普通人家，房屋的建筑面积也在300平方米左右：至少三个卫生间，至少两个车位的车库，还有二三十平方米大的厨房，层次感很强的中空大客厅；这种典型的美式民居，最让人羡慕的是房子四周都是草坪。我说四周，是因为美国的房子都是一家家独立的，并不连在一起，就连纽约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许多由独体二层小楼构成的街道，每栋房子之间的距离也是拉开的。

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绝望的主妇》的中国人看到过的那种小楼、草坪，就是很典型的美国居住模式，只不过现实中的美国民居要比这部电视剧中的空间更广阔。前不久到好莱坞参观，就看到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场景，的确比我看到的现实美国的社区狭窄许多。

草坪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家都有的。在外州，房子周围的草坪很多都在上千平方米。许多美国人是先买地产，然后再请人按自己的要求设计、修建。在宾州，去过不少美国人家里，对家家都有大块的地产十分羡慕。

在一个开啤酒店的小老板家中做客，对他家买地产建房的过程有所了解：

买了1.5英亩土地，花五万；房子自己设计、自己买建材、自己动手，只是技术性较强的部分请人，花了10万，总共15万。

游泳池是小老板自己设计、自己挖掘、请人贴瓷砖；而游泳池上方的天穹，是和朋友用不锈钢和玻璃自己搭建的，还装有遥控的遮阳纱窗。以我这个中国人的标准看来，这游泳池、这房子，真可谓富丽堂皇了。

小老板的房子是四年前建造的，按当时美元对人民币汇率8.5算，也才120多万人民币。可这是一座有游泳池、有大草坪、有小果园，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别墅啊！（这个面积是我当时就掏出手机计算出来的：1英亩=6.07市亩，等于4047平方米，他的1.5英亩等于6070平方米）

当然，这所房子是建在前不巴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不值钱的远郊。可人家美国人家家有车，不过多开几分钟的车，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到美国乘汽车走过很多地方，一路上总是能看到一栋栋离得很远的独体小楼；有时，在经过见不到人家的草地或树林时，会突然发现公路边上立着几个信箱，于是马上可以断定这树丛中有人家，这些人家一定占有大片的草地或树林。

美国人房子四周的地产大多不用栅栏围起来，但法律文书上会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属于他家世世代代所有。刚到美国时，看着距离房子很远的草坪，就以为是公产，理直气壮地闯过去。于是朋友小心地告诫：“这是人家的私产，径直走过去，别逗留、别东张西望……”

说得我好一阵紧张，以后每天早晨上后面的山上跑步时，路过人家的私产草坪，尽管离人家的房子很远，还是目不斜视，不敢大声说话，深怕那屋子里会伸出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来。在美国，就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关键时候也会拿出枪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在美国，对私有财产的敬重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房产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真所謂“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不过，那许多没有栅栏的私家草坪，还是风可过、雨可过，人也可以过的。只是这过路人心中，要保留着对人家财产的敬畏。

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花这么一点钱，就能拥有那么令人羡慕的房产、地产。这在其它城市也有所见。

去过住在费城近郊的一个美国人家，那房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二层小楼（如果加上一个带窗户的半地下室，应该算是三层），300来平方米。我上上下下地把三层看了个遍，可以用豪华来形容。主人说是7年前买的二手房，连地毯都是原来的。一问，当初只花了6万美金。这些年房价上涨了，但也只有十五六万。

这所房屋居然是这样的价格！我惊讶得心里发痛。要知道费城是一个多么美丽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啊！

费城在1790年曾经当过美国首都10年之久，在美国史上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超过纽约与波士顿；它还是一个文化名城，是全美最大的大学城(college town)之一，在市区就有超过120,000名大学生就读，加上周遭的都会区，大学与学院学生超过了300,000万。经过市区时，在繁华的商业街上看到许多极富艺术品味的大型城市雕塑，就特别为费城的文化氛围所吸引……

见我的表情，朋友知道我在想什么，就说“怎么样，在这儿买一个小楼？”

我笑了，是苦笑。对比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在中环线以外，一个单元10多户人家，不过100多平方米（没有一寸地产属于自己）居然也值一百六七十万，合24万美金。比费城的这座房子小得多、贵得多、差得多；要是与这座房子的主人比比收入，恐怕只有人家的七分之一吧。

看到这儿，许多读者一定会追问：为什么人均收入4万美元的美国，房价会比人均收入2千美元的中国便宜那么多？！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美国的土地价格便宜肯定是一个因素；可以自己买地产、自己建房而躲过开发商的暴利，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吧。

看到过一份各国房价与收入比的调查：中等价位的房子，与家庭平均收入的比率（就是说，一家人不吃不喝，全部收入用来买房子，需要多少年？）

数字最低的大部分在美国：

俄亥俄州的扬斯敦1.92年；密歇根州弗林特2.25年；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2.39年；纽约州的罗切斯特2.39年 ；堪萨斯州的威奇托2.39年；纽约的Buffalo 2.4年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2.41年；主要集中在发达的东中部地区；西海岸几个华人多的城市要高一些，据说是早先的台湾人和近几年的大陆人将房价抬高的：

取个平均数，美国一家人，三四年的收入就足以买一座以中国的标准属于豪宅的房产；而在北京上海，一个普通家庭，至少得三四十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所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吧。

真叫人羡慕；更让人羡慕的是，美国的穷人也能买房；而且是那种没有任何收入，仅仅靠政府养活的穷人。

美国政府并不满足仅仅70％的老百姓有自己的房产。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人人有房地产。近十多年，几乎每一届政府都在为此努力，想让美国人尽快地从“居者有其屋”过度到“家家有房产”，尤其进入21世纪，这个步伐加快了。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具体实施的，所以这几年，HUD除了为穷人支付70％的房租，还拿出一半资金为穷人按揭买房提供政府担保。仅2007一年，这笔资金达到了360亿。

于是，这几年，穷人按揭买房的数量迅速增长，许多没有工作、靠政府救济的穷人，也能在政府的担保下按揭买房（他们占了次级贷的相当一部分）；而且不是一套。因为这几年，房价增长很快，如果买来的房子升值了，即使第一套的房贷还没有还请，买房人也可以将升值部分作为个人资产向银行抵押进行再贷款，买第二套房产。这样一来，由美国政府养活的穷人也有了房产，用来或租、或卖、获取差价，从而有了“财产性收入”。

问题是，穷人没有钱，可以由政府担保向银行借贷，那银行的钱又从哪里来；还有，房价持续上涨，那当然是贷款越多、买得越多，银行和贷款人都赚得越多；但如果房价下跌，政府拿谁的钱来担保？银行用谁的钱来补窟窿？

下面这个故事或许能回答这些个问号。这是一位在美国居住的香港老太太的亲身经历：

“我外孙家旁边有一对四五十岁的黑人胖夫妇，每人至少有100公斤重，一个人顶我们四个香港人重。夫妻俩每天不上班坐在门口晒太阳，人倒是很友善，我每次路过都跟我打招呼。外孙子跟我说,美国穷人和中国穷人不一样，美国穷人都胖。因为美国有失业救济金，没工作也吃得很好，加上不干活，人就胖了。就是这对夫妇，还买了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在街转角，因为不能按时还房贷已被银行收回正在拍卖。他俩住的那套本来也要收回，1月份布什政府出来救市，不让银行向这样的美国穷人收房子，所以他们俩至今还住在那套挺好的房子里。他们不仅住得好，我看每天吃得也不差，一到中午了，那个男的准开他那个大的像卡车一样的皮卡车去麦当劳，买回两大包汉堡包，薯条和特大杯可乐。”

大家都知道，那些不干活的美国穷人住大房子、买好房子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让美国的银行赔钱了、倒闭了，还引发出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场海啸波及到欧洲和亚洲新兴国家，波及到香港街头——由此引发了许多香港的老百姓，打着标语向一些外资银行讨还血汗钱的绝望示威。

我看过这些新闻图片，还看到过中国网民和中国经济学家由此发生的激烈争论。网民们同仇敌忾，对那些金融巨头的洗劫发出阵阵声讨；而我们的经济学家要冷静得多，他们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位在美国的香港老太太不同意了，她说，“不对！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是天理，欠债不还，世道就乱了。香港人为什么那么博命（努力），因为没人会白送钱给你。1997年金融风暴，那么多人买李嘉诚的房子变成负资产，可是李嘉诚那么有钱也没让一分钱给那些因买他房子破产的人。那对没工作的美国大胖子夫妇不仅住得好，吃得好，还抽烟！美国烟好贵，差不多要50元港币一包！看着看着，我明白了，其实他们每天吃的汉堡包是由我来买单的。你看，我把钱买了汇丰的股票，汇丰把我的钱借给他这样的美国人买房子；他们夫妇能从汇丰银行借到不用还的钱买房，当然就不用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必须靠自己省吃俭用攒钱买房了；于是，他们每天就可以吃汉堡包了。其实，不仅是他们住的、吃的，连他们的烟都是我给买的！”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她居然通过一个美国的胖子夫妇，就将我们的经济学家搞不清楚（或者故意搞不清楚！）的问题搞清楚了、说清楚了！

谢谢这位在美国的香港老太太，谢谢把这个香港老太太介绍给我的网民“花开一季”！

2008年12月8日于美国纽约

海外媒体对中国人富了、阔了的报道很多：中国人到美国买房，从行李箱里取出大袋美金，一次性付清，让富甲天下的老美吓一大跳；在巴黎购物，名品店的老板一看中国旅游团进来，赶紧将停止营业的牌子挂到门外，把别的客人挡住而只为中国客人服务；在世界著名赌场，都招聘有中国人做侍应生，专门接待中国客人，因为赌场老板知道，中国人不仅富了，而且有一掷万金的豪气……

可是这些关于中国人富了的报道，让中国老百姓一头雾水，他们看看自己，又看看自己的周围，别说这种奢侈的豪气，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恐怕也得倾其全力：那一亿多农民工虽说已经解决温饱，但每天得劳作10个小时，而且很少有双休日；都市白领当然无须为温饱加班，但白领要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就要省吃儉用当三十年房奴。在北京上海，大多数白领并无本地户口，如果再没有房子，那种没有根基的漂泊感确实让人心酸；至于行，到中国最大、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上海看看，只要是上下班时间，公共交通要有交通协管员在你背后使劲地推搡，才得以上车、关门。

所以中国人的富，老百姓看不見摸不着，其实与他们无关。

但美国人的富，却实实在在，随处可见。

也说他们的衣食住行。

到美国一下飞机，无论哪个机场，第一观感就是胖人多得让人想不通。一看就是典型的营养过剩。只要一走进商场，你就想通了——他们肯定营养过剩、肯定要发胖。在我们肉价涨得让老百姓直嚷嚷的今天，他们的肉食仍然出奇的便宜，猪肉一元多一磅，要是买鸡肉才几角，尽管折合成人民币与我们差不多，但人家美国人挣的就是美元；而且即使按一比一算，也不比我们挣得少。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年薪不低于五万美金；还问过在地铁的清洁工，每月四千多美金。就是那些没文化、没技能的美国人，以美国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7.5美元计，如果也能像我们的农民工那样勤劳，一个月怎么都在2000美元以上。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在800元左右，一天也就30多元，以今天的物价可以买3斤猪肉，而美国一个拿最低工资的人，一天的收入却可以买40-50斤。你说，他的营养能不过剩吗？

说到行，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安在车轮上的国家。到美国一看果然如此，几乎家家有车；而在中小城市，则大多数的家庭都不止一辆汽车。

在宾州一个美国朋友家住过几天，他家三口人，三辆车。夫妇俩各自有一辆小轿车；因丈夫是开装修公司的，有时需要运送点装修材料，就又买了辆两排座的小卡车。但他家的车不够用，因为17岁的儿子上高中，去年就拿到了驾照，也需要车。于是每天早上总是儿子的同班同学到他家绕一下，顺道将他捎上。朋友说，还是要给小家伙买一辆车。

这样的家庭很普遍，还见过一个美国家庭，两个孩子、一个母亲，五口人，五辆车。

小至十来岁的中学生，老到80多岁的老翁、老太，都有自己的专用车。

朋友家要来一位二战老兵的客人。老人二战时在英国服役，见证过罗曼底登陆，今年已经87岁了。心想，如此一把年纪，一定得由家人送来。没想到人家自己驾车而来。老人开的是一辆新新的本田车，说是刚刚换的。知道美国人换车很是频繁，尤其年轻人，经常是三两年就换一辆。可他87岁的人了，还能开几年啊？

进一步了解，老人没和儿女一起住，他住养老院，车也就停在养老院里。在美国，七八十的老人仍有自己的车仍很普遍，老了，行动不便，更是离不开汽车。

有一次，到银行办事，看见一个七十多岁老太非常艰难的扶住一个方凳，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看她开门困难，赶紧奔过去帮她推开大门。出门后，老人走到一辆车前，将方凳折叠起来放进车内，然后自己艰难地上车。但车一发动，老人非常娴熟地倒车、起步，车子嗖地一声在我面前滑过，配上那一头银发，真是潇洒极了，我怎么都无法将她与刚才那个可怜的、几乎是残疾的老人联系起来……

在美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仅车多，而且很少见小排量汽车，常常见到一个弱小的女人——或老太太、或小姑娘——一个人开着硕大的越野车，陷在座位上只露出一个脑袋，那感觉总是怪怪的。由此与美国朋友说起我在中国开的车只有1.4升的排量。见他很惊讶，我又说，还有1.0和0.8升的呢。

这位美国朋友说，我们美国人绝对不会开那么小排量的汽车。我问为什么，他的回答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们美国人自由、随便惯了，开那么小的汽车，像把自己关在小笼子里一样，多不自由！

果然，在路上开始注意观察，真的还没有见到过1.4升以下的；而且，七座的越野车几乎占了一小半。

看到我们公安部交管局的一个统计，说我国这几年机动车增速迅猛，至2008年，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1.6亿辆。但这1.6亿包括摩托车在内。这项统计没有将摩托车的具体数量统计出来，但看看中国许多中小城市街道上拥挤的摩托车，就能估计这个数字不会低。而只有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2007年的汽车保有量是2.9亿（不包括摩托车。美国街道上很少见到摩托车；有，也是年轻人为飙车用的，很少有人将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如果扣除摩托车，中国人的人均汽车拥有量，恐怕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吧。

美国人车多，一个原因是买车便宜吧。无论高档还是中低档车，绝对价格低于中国。朋友有一辆2.3升的马志达3，才2万多。所以普通百姓买一輛中档车，不过四五个月工资；而因为美国人汽车更新很快，如果买二手车就更便宜了。有一天晚上，在我住处的路边，看到一辆外观很不错的福特车，车内挡风玻璃前挂着一块纸牌：“本车出售，﹩2800”，开始我怀疑是不是少数了一个零，就凑到跟前；没错，就是2800。

在美国，汽车的使用成本就更低了。美国加油站的油价是随国际油价不断调整的，几乎三两天就是一个价，而且不同地区和不同加油站价钱也不一样。一个多月前，刚到美国时，每加仑是3美元；今天下午，我们路过新择西州看见加油站标出的是2.19元一加仑。

在美国消费总是喜欢折合成人民币，于是赶紧换算：按每加仑3.78升算下来，每升不过5角7，折合人民币刚刚3元9。

工资比我们高10多倍的美国人，汽车和汽油居然比我们便宜百分之三四十。难怪他们家家有车，难怪他们不开小排量汽车！

再就是过路费。走过几次长途，一路上很少见收费站。那是从宾州到纽约，400多公里，收费不超过10多元；而从纽约到加拿大边境的尼加拉瀑布，单程将近800公里，不超过20元。

在中国，也从上海开车去过浙江、江苏等地，一路上收费站不计其数。后来才知道，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可以每20公里设1个收费站。有一次去浙江，有一段收费公路不到3公里，也收费10元，而且是你无法绕道的必经之路。难怪最近有人统计，“全世界收费公路一共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了全世界70%”，当然是世界第一；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负责公路建设的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百分比或绝对数量也肯定是世界第一！

中国和美国都是创造了许多第一的国度，他们是过度消费第一，我们是勤俭节约第一，所以我们今天才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把万亿美元借给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民，让他们可以一家有好几辆车汽车；而在上海，一些老人在乘坐公共汽车时，会选择没有空调的汽车，因为可以少1元钱……

2008年11月19日于纽约

发表于《了望东方周刊》

一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英里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全世界的焦点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得知苏联军队是为“布拉格之春”而来；于是，全世界都在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稳定的。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继续了10多年：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经常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能占据这样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像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捷克斯洛伐克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构建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太平盛世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监督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非法的贪污腐败和合法的特权等级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能感觉到的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较上年下降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2％；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三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像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在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供需；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是加大了国企领导人权力，而没能改变工人的处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产积极性；另外，有了自主权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希克教授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产生，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学者，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斯洛伐克人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学者们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发言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昆德拉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 ： “审查制度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上台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然后，团长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需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利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是一位作家，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做出的。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中央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誓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捷共中央还决定将作协机关报《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的编辑部。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五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但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1967年，这位年仅46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着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3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比赛……

    在九月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杜布切克的反对未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在党的最高层。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会上，诺沃提尼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就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招人怨的敏感问题。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12月继续召开。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然而，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当诺沃提尼失去了苏联支持这张王牌后，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

    1967年12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他的计划是，一旦12月16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负责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已经传到社会上，新闻和公众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一直为诺沃提尼政权充当恶人。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l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诺沃提尼保留总统的职务。

   
    六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3人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政治改革运动的一面旗帜；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做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做出决定。”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他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1968年初，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热情和关注。

    此时，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他们除了学者和作家们，还有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也成为风云人物。其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像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3月下旬，面带笑客、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一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一、 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二、 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三、 实行迁居自由；四、 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五、 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六、 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七、 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那是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政治天才的。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克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能大胆地投身到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正是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

   
    七
   

    1968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未遂军事政变的丑闻。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诺沃提尼终于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博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曾遭监禁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

    他仍将改革作为掌权后的头等大事，靠着改革上台的捷共领导人，在一个月内就拿出了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捷共的《四月行动纲领》。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改革的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则起草了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不是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实行镇压职能的安全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保卫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势力的范围内。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识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宣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 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 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受损害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整整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博达提出辞职；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遭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违法行为开辟了通道……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八
   

    1968年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会将诺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员开除的当天，华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率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宣布华约部队将在捷、波境内进行军事演习。

    保守派反守为攻，在以后几天的全会上，对杜布切克进行猛烈的攻击。党内的派别斗争明朗化了，反改革的图谋也公开了。

    改革派领袖希望在9月所召开的“十四大”，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又一次受挫。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开，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战斗。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来到改革的根据地布尔诺。在有6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杜布切克对保守派进行了回击。他称保守派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危险”，并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称为“反动派”。

    改革派的其他领袖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国各地，到工厂、到基层党组织去宣传改革。

    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华约国家合唱队首先喊出了对捷克改革的干预。仍在掌权的邻国斯大林主义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公开干预捷克内政，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他们惟恐捷克的民主化运动会蔓延到他们国家。

    除了舆论和外交的压力，还有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皮谢夫将军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5月17日，当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时，代表团刚走下飞机，布拉格电视台美丽的女记者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绕过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径直走到皮谢夫面前，把话筒举到将军挂满勋章的胸前。

    这位漂亮的女记者迷人地一笑，非常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否确实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

    于是,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这位将军非常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

    政府也是用冷静的、富有理智的行动对苏联的粗暴干预作出回答——

    5月中旬，由切尔尼克总理和希克副总理主持了一个由东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切尔尼克重申了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并宣布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新的选举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国家电台就国外对捷克民主化运动的攻击进行反驳说：“这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九
   

    “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作家笔下。作协的《文学通讯》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的《2000字宣言》。

    这份宣言发表在1968年6月27日的《文学通讯》上，距他在1967年6月27日的作协会议上发表那篇著名演说整整一年。

    除了捷共的《行动纲领》，没有任何文件在“布拉格之春”比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影响更大。因为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1969年被又一次开除出党；因为这份宣言，苏联找到了出兵的理由。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须了解《2000字宣言》。

    宣言首先从历史检讨开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从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渗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

    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人民没有这种罪过。人民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产党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处在民族文化的复兴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整整20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惟一办法。

    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2000字宣言》阐明了这样的立场——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应争得共产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说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中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归根结底，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不平等现象的纲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捷共正在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一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依赖于公众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

    宣言强调，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在劳动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

    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他们能为自己做出的最好选择，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2000字宣言》号召人民运用冷静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挠改革的官僚辞职，但绝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乱：

    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掠夺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法，比如：公开批评，做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办公室等等。但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杜布切克……

    宣言请政府放心，当它面对强权的威胁时，它身后有整个民族作为后盾：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2000字宣言》在《文学通讯》上发表后，工会的《劳动报》，青年联盟的《青年战线》，以及《农业报》立即转载了。

    在瓦丘利克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70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师、教师、律师、经济学家，甚至还有农庄饲养员和个体农民。这些签名者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捷共中央委员。

    《2000字宣言》在4家报纸发表后，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摆上了桌子，征集签名。数以万计的捷克公民在声明上签字，支持这份宣言，支持改革。宣言打破了僵持，给静静等待的捷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狂热。“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

   
    十
   

    《2000字宣言》发表后几小时，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当即，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这个声明。

    也是这一天，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到党中央大厦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碰见了苏联驻捷大使。这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板着面孔，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准备如何对待《文学通讯》上的这篇文章？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还不知道报上发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就冷冰冰地说：“那是作家们的事，他们有权力说受他们的良心所驱使的话。”

    这位大使指责说：但你们的报纸无权发表反革命号召书！大使同时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捷共主席团召开会议。保守派首先发言，他们说《2000字宣言》是反苏挑衅，说国内正面临着反革命内战的危险，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保守派还强烈地谴责杜布切克，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压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为了避免12年前的匈牙利悲剧在捷克重演，“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2000字宣言》”。几小时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特别声明，谴责《2000字宣言》是“对当前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在中央主席团表态之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要求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一直拖到深夜一点，总理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

    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十一
   

    当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时，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展开了宣传攻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蔓延。7月初，华约部队在捷境内及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四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五国首脑的邀请信，并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五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这封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宣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7月18日，杜布切克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人民宣读捷共主席团对华沙条约五国的复信：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拒绝了这次邀请。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其中一条是某工厂党支部，在报上招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责问。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惟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甚至愤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

    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作家和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俄国人开始对捷克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严厉地指责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他的态度简直像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

    说完，捷方全体代表起身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切尔纳会谈期间，《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们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然而，4天的艰苦会谈之后，精疲力竭的领袖们在深夜返回布拉格时，却没能给人民带回希望。领袖们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只是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布拉格人不能入睡。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是群众和许多记者拥到他的身边，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触摸到武装干涉的危机时，他难于说下去了。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有的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斯姆尔科夫斯基终于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

    于是上万人的声音像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

    此刻，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十二
  

    进入8月，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终于失去耐心，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保守派的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会议拖延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

    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中央主席团立即做出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五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

    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但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

    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一个政权被异国的军队逮捕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在霸权面前表示屈服：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不断地用电话或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听到这里，成千上万的听众热泪倏倏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

    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不能窒息她的声音。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达莫斯科。已经沦为囚犯的改革家们，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当然不签字，他们宁愿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他们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回到了布拉格。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格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地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五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

    杜布切克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

    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了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

    “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

    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1970年5月，被召回国；1970年6月26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共产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发表于《炎黄春秋》

看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回忆人的名字忘了，但其中几个细节却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0年代初期的大饥饿中，毛泽东的警卫员每次回农村探亲，毛泽东都要求他们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回来向他报告。

警卫员带回来了用杂粮、糠皮和野菜之类的代食品做成的窝窝头，黑黑的、硬硬的，像石头。毛泽东见到这类食品就难过地掰开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呵，这就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田人吃的口粮！”他自己也将窝窝头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之后，他泪流满面……

一次，看传统京剧《白蛇传》，他坐在前排，当看到白娘子被法海几番整治得骨肉分离、痛不欲生时，毛泽东的眼泪簌簌地流淌下来；最后，他一拍座位扶手，猛地站立起来喊道：“不造反行吗？不革命行吗？！”

坐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吓坏了，赶紧伸手去拉住毛泽东的裤子；原来毛泽东肚子太大，坐下看戏时，警卫员总是要将他的裤带松开，好放松他的肚皮。他这一站立起来，裤子褪了下来……

我相信这些回忆的真实性，更相信毛泽东在这些细节中所流露的感情是真实的。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与其说是权力的最高体现者，不如说是一个怀有浓厚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

这些带有浓厚感****彩的书生气，使这位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他对其臣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无所不至的操控和主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帝王——的灵魂和命运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历史将一个文人气质极厚实的人放在了一个最冷漠、最冷酷的权位上，其结果是他和这个民族双方的一个悲剧：中国人付出了和苏联人不相上下的代价，却没能得到苏联式的稳定和发展；即使这种稳定和发展最终在半个世纪以后崩溃于一旦，但苏联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造了奇迹，毕竟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半个世界的中心，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有力量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苏联的强盛还不仅仅表现在国防和空间技术方面，他的国民为政治恐怖所付出的代价毕竟换得了一定程度的民富国强。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人在城市建设、居住条件、以及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并不次于西方，尤其是在国民的普遍富裕方面更是让西方的来访者羡慕不已。笔者是在苏联衰败、崩溃后的1993-1994年在俄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即使在这种时候，帝国所创造的辉煌仍然随处可见——他的国民都能享受到廉价的、但又是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生活；还有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几乎是免费的医疗卫生、交通、通讯……回国后，笔者曾经和朋友们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让俄国人享受过了，而它所有的弊端都没有让我们中国人躲过。

是的，毛泽东缺乏斯大林那样的暴君气概，所以尽管他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却仍然没有得到斯大林靠一次残酷镇压就一劳永逸地获得的持久稳定和绝对权威——从1937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没有人敢于挑战斯大林的绝对权威，连梦中都不敢，所以他才能在十几年的绝对稳定中，让他的一亿多臣民勒紧裤腰带实行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军事化，从而使他的帝国成为超级大国。

这是毛泽东梦寐以求而始终没能实现的；相反，毛泽东总是在为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而不断地折腾。到他去世时，他留给中国的遗产是——学校关门，经济倒退，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一个不具有暴君气概的人，被历史推到了暴君的位置上，他当然无法使那个制度正常运转。

  赵启强

到纽约世界金融中心采访，采访主题是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

金融中心在原纽约世贸中心旁边。从那个昔日的美国金融大本营——世贸大厦遗址走过，这儿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新建筑还刚刚冒出地面。

走过世贸大厦遗址，脑海里自然浮现出7年前电视上反复播出的那些个悲剧性画面——那肯定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惨烈的历史画面；面对这个遗址，还想到当时一些著名的美国人，就这个悲剧性事件对美国发出的警告——

美联社的电视制作人肖恩说：“9·11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在它之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勒斯坦则认为9.11事件将终结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他说，“9.11将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超级大国，一个得不到服从和尊重的世界领袖”，他断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的霸权是否会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想出办法体面地衰落，尽量减少对世界、对自己的损害。”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不仅悲痛，而且恐慌，尽管美国股票交易市场因9.11事件关闭近一个星期，9月17日美国股市复盘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还是遭遇重挫，道·琼斯下跌684点（7.1%），创历史单日最大跌幅。

但美国人很快就从悲痛中走出来，那些悲观的预测也很快就被美国的光荣与骄傲所抹去：美国在伊拉克不战而胜；敢于公开挑战美国的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所担负的全人类安全与发展的神圣使命不容质疑、不容挑战！

9.11事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美国人富裕的生活；相反，正好是9.11之后，美国金融业以蓬勃之势发展起来，美国股市进入漫长的牛市，频频创出历史新高。在2007年10月庆贺美国股市“牛市五周年”之际（那时正好是9.11事件六周年），道·琼斯达到14000点的历史高位，而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4年增长，已是2002年10月9日最低点的两倍……

美国仍然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人依然过着令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所羡慕的富裕日子……

然而，这一切止于2008年初，美国因“次貸”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现在，走过世贸大厦遗址，走过这短暂的历史之路，真是百感交集——

9.11事件、以及当初的那些预言，与当前的危机可有内在联系？

此刻，曼纽尔·勒斯坦教授七年前的告诫，是那样具有现实意义；面对当前这场金融灾难，恐怕不少人都会发出他当年所有过的历史性追问：“美国能否想出办法体面地衰落，尽量减少对世界、对自己的损害”？！

美国在此次灾难面前到底是体面地衰落，还是体面地由它自己担负重担走出泥淖，而不是拉着尽量多的国家与其一起沉沦？

那么今日，在这个取代了世贸大夏，成为纽约最重要金融阵地的世界金融中心，我们能找到上述问题的解答吗？

一走进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立即为它的恢宏气势所慑，仅仅是二号楼的一楼大厅，就占有两千多平方米的巨大空间，16株10多米高的参天棕榈树将大厅撑起，使人模糊了室内室外的概念。

各种肤色的游客在棕榈树下参观、休闲；在这儿，一点也感受不到这场危机的影响，有的只是从现代、豪华的景象中透出来的美国式的富足和君临天下的豪气。

但就在要进入这座可以被称作美国金融心脏的写字楼时，我感受到这种悠闲、平和景象背后的紧张。在二楼的电梯口，把守严密的保安队伍挡住了我，要求我出示证件。正好这天什么证件也没带。保安坚定地摇头：不行！

多亏亲临迎接的朋友再三证明、保证，保安才给我拍了照片，做了个临时出入证，并像进入机场那样过了安检之后，才得以放行。

朋友解释，9.11之后，就一直实行着这种严密的保安措施。

到美国后，已经对美国金融界有过多次类似的采访，我的问题是：

这场危机是怎样发生的？

谁的责任——白宫，还是华尔街？

除了全世界都将为这场从华尔街产生的金融灾难买单之外，美国人自己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在追究责任时，大家的回答清晰，几乎在同一个范围：不是“政府监管不力”，就是“华尔街的贪婪”！

三次对金融界的采访中，只有一次从金融专家口里听到了“华尔街的贪婪”这个词，而在华尔街之外，这个词频繁出现；一次，一个深受此次金融灾难伤害的美国股民菲力蒲，甚至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华尔街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

菲力蒲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此话。他说，不仅仅是他自己，在美国，持有股票、基金或债券的家庭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哪一家没有遭到华尔街的抢劫？那些掌握了几百亿、几千亿资金的人，要抢劫谁太容易了！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个阿拉伯的石油大亨拿着10亿美元到美国寻找投资机会而进入华尔街的金融市场。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的10亿美元就被洗劫一空。他说，亿万富翁如此，何况我们老百姓的这点小钱？！

其实，不仅是美国的平民百姓，还有欧洲的、亚洲的，以及我们中国的小老百姓，哪一个没有遭受这次如战乱般的浩劫？

洗劫者就是从华尔街迅速流向全球的巨额金融资本；可以说，哪儿有它的大量流动，哪里就有那种合法的、不露声色地抢劫。

资本为四处寻找猎物而必然流动——从华尔街流向全世界！如美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所说，“全球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

年轻的经济学家梁晓——这位一出校门就到香港这个最自由的金融市场上拼搏了10年、并见证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青年学者，用了一句非常生动的话来形容这种流动和抢劫。她说，“金融资本可以水银泄地、全球洗劫。”

好一个“水银泄地”！它无孔不入，防不胜防！！

好一个“洗劫”！它比战乱中的抢劫来得更猛烈、更残忍，而且不留痕迹！

是的，洗劫而不留痕迹，因而也绝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梁晓说，1997年，那些“金融大鳄”在东南亚洗劫，“印尼火烧眉毛，还要强吞FIM的猛药。两年后，两亿多人口的大国分裂。”

1997年，马来西亚经历过同样的灾难。

此之前的马来西亚经济蓬勃发展，被称为“亚洲第五条小龙”。1996年，我在南方周末主持“世界经济”版时，曾采访过当时的马来西亚，他们的发展和富足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

但当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被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盯上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濒临破产。当时的政府总理马哈蒂尔因此愤怒地指责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的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他说，这场危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等于抢穷人的钱给了富人，不啻为一种犯罪！”

但是，索罗斯没有犯罪，那些搞垮了东南亚经济的金融巨头都没有犯罪，没有任何一个人为那场危机负责；付出代价的只是本国的国民。

人类对于战争破坏的清算毫不容情：审判战犯，执行绞刑；但对于与战争破坏同样惨烈的金融资本的抢劫却从未追究。这次，华尔街给美国及全世界造成的灾难数以万亿计，但是我们至今没有听说华尔街有人因这场灾难而被定为金融犯罪；相反，我们听到的是，政府的救市资金将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华尔街的腰包！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普通百姓也会反对救市的原因。但是请注意，百姓的反对与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是有差异的；一些经济学家是担心政府救市会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而破坏、或削弱了自由市场的自由。

他们至今还嫌资本的自由不够，至今还担心资本的自由受到限制！

    关于这场危机的争论还在继续，责任在谁——是政府还是市场？是无形的手还是有形的手？而且，对救治这场灾祸，到底应该依靠哪只手？也是目前争论的重点。

在目前的形势下，不管是不是发自内心，人们都不敢公开反对政府监管，连老资格的自由市经济倡导者张五常教授都说，“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市场应该自由到完全不需要政府。”

但问题是，什么该政府管，什么不该政府管？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靠政府干预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则必须在制度上动大手术？

张五常对此次危机的根源有过探究，他的结论是：“美国的金融制度闯了大祸，一个主要原因是合约的串连出错。”

既然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制度的制度闯了大祸，那么靠市场自身纠正显然不可能，靠政府的一般干预解决问题也不可能！

但在制度的重大改变之前，政府必须干预，否则，此次美国之行听得最多的那句话“华尔街的贪婪”便会失去控制，变成现代社会真正的洪水猛兽。

我们不提倡大政府，更不是国家主义。因为我们清醒地懂得，政府的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在竞争性、赢利性、垄断性的经济领域大肆作为，甚至用权力阻止民间资本进入，而在公共服务领域，如农田水利设施、公共交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失业保障等方面不作为，而像前几年那样倡导一切按市场规律办，那腐败和集权的大门确实会向政府大开；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领教过与权力与资本结合后的贪婪和无耻……

但在全球危机的此刻，我们都应该记住“华尔街的贪婪”这句话，记住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华尔街”，只要有“华尔街”，就有对“华尔街”实施监管、干预的必要！在市场经济时代，这是每一个政府都应该牢记的。

从纽约世界金融中心出来，又一次经过“世贸大厦”的遗址。见到许多游客将相机从围栏的缝隙中伸进去，拍摄这个新旧交替的现场。

这些来自各国的游客，默默地观看着、拍摄着，他们表情凝重。显然，这个已成废墟的庞然大物，仍然沉甸甸地横在人们心头。

我同样将相机伸进去栅栏，将就要消失的遗址存留在我的记忆里……

人们为何对这个七年前的悲剧有着如此的关切？难道与今日这场金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