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像奥运一样迅速的在全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已有多位政府的高官为此丢了官帽并有多个国家宣布了对华进口奶制品的禁令。但三鹿奶粉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举一反三则会从三鹿奶粉的事件中看到一个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

一、世界是平的

当年读《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时，仍觉得地球是圆的，美国离中国有千山万水，无论如何也是两个世界，但今天美国的金融风暴在席卷全球的同时也横扫了中国。

就像三鹿奶粉会跨越千山万水，不仅仅在石家庄，也在全国及全球引发一场龙卷风的破坏，有的关心三鹿、有的关心蒙牛和伊利。不仅仅是奶粉影响到孩子们的健康，也会影响中国的名牌与免检体系，影响中国所有产品、食品的出口与消费安全。

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是黄金、可以是不同国家的货币、可以是大量的美元债券或美元资产，但除了黄金都会在美国的金融动荡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不是讨论美国的国家制度与中国的国家制度的差别的时候，不是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而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崩溃时，中国不但会因美元储备受到巨大打击，也会因美国经济的崩溃而同样难以避免中国经济的下滑。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让世界变成了平的，任何防火墙都无法让这种风暴停留在一个局部，就像三鹿奶粉不但会影响全部的奶制品，也会危机到中国的质检体系和其他的经济一样。

二、及时承担政府的责任

三鹿奶粉早就有疫情的反映了，但却被层层压制没有及时进行制止与纠正，也未及时的向社会公布真实的信息，导致了问题更加严重。虽然在关键的时刻政府出手了，但因未及时出手而造成的损失在加大，尤其是社会的反感与不满情绪加深了，不信任的信心危机产生了，而要挽回这些损失所要付出的代价加大了。

食品安全本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本就应在第一时间出手施以援救。但救市与不救市的争论、奥运安全的政治等等让最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了，让人民付出了更多的不必要的牺牲。

经济问题也是同样。保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保护经济的正常发展，本就是政府的责任，又何来的救市与不救市之争，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尤其是如此。资源的垄断与计划性配置本就让市场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却要将责任推给市场，这岂不可笑。

当经济可能出现过热时，政府会出台所谓的宏观调控措施，好像这不是救市，但不能说这不是治病吧，不能说不是在防止经济出现不正常的运转吧！那么经济出现下滑或危机时，难道不应出台相应的救市政策吗？这时出台的政策就有人反对，有人称为是救市，而不称为是“宏观调控”了。

救与治是同样的道理。请问治病救人时难道救中没有治吗？救灾中难道没有治灾吗？广义的救本身也是一种对市场的调控措施，既然在防止过热时出台的除了经济手段之外还有大量的税费与行政措施，为什么防止下滑时不能出台一些经济与行政的政策呢？

美国政府是很清楚自己的责任，花纳税人的钱就要对纳税人负责，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也不排除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行政手段。不能热时行政、冷时经济，而是视情况而定，该出手时就出手。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风险已变成了不仅是美国政府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的责任。

谁敢说只有奥运是政治问题，奶粉不是政治；谁敢说地震是民生，奶粉不是民生；谁敢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经济而奶粉就不是经济问题了呢？

明确政府的责任与该出手时就出手则是考验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救的不仅是奶粉

政府出手救市了，但救的不是三鹿奶粉。首先救的是因食用了不合格奶粉的儿童，这一救助的范围几乎扩大到了所有的适龄儿童，全面的进行了一次免费的特殊检查，并进行免费的治疗，已经无法计算因奶粉问题而支付的费用了。

其次治疗的是全部的奶制品生产与经销企业，大量的检测、清查、下架、销毁等工作，同样无法计算因此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与损失了。

其三、要救助的是奶牛和奶农，仅河北省一个省就补贴了不少于3亿元，而对奶农来说补贴并不等于没有损失，也无法增加收入与产出。

其四、要救助的是市场化的信心与信誉，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影响都要从负面变成正面的，而这种救助的重建信心则不是一两天和可以用钱计算的。

其五、要整治的是传统监督体系，不但有人辞了官，还要解决体系与法律的重建，包括撤销一切食品的免检等等。

其六、要处理三鹿企业和管理机关的的相关责任人，包括产品上游的供应商等，这些人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与处罚。

最大的特点是救市救的不是三鹿企业，而是上游的奶农与下游的消费者。

再看美国政府的救市，同样名义上救的是两房、救的是房市与金融，但实际救的是购房人与经济链上的上下游，救的不是发展商。

一谈到中国房地产的救市时，大多数的人都会首先误以为在救发展商其实这是个误解，如果认为是救房价，并会让房价继续暴涨这更是一种误解。

如取消二手房的交易税费与开发商无关，降低个贷的利率也与开发商无关，取消第二套住房的限制性条件也是针对于消费者的，减免交易契税和租赁型税收同样是针对于消费者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政策中央大多用过。为拉动经济刺激消费，这些政策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只有在防止过热和抑制需求时，增加了这些限制性措施以调节市场。而今当市场已从向上变成向下的发展趋势时，适时的改变这些限制性措施难道不是合理而且应该的吗？

美国政府在就那些购房人时也在救一些金融机构，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并且这种损失也会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和影响每个纳税人的生活与未来。

虽然这些金融机构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国外的；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问题出在金融制度的本身和自身的经营；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曾领取过高薪并成为富有的人群，他们被认为是罪不可赦。但如今要解决的是他们可能引发的整体经济的危害，两项相遇之中政府当然首先选择的是解决整体危机和大多数纳税人的生存安全问题。救整体经济中则可以忽略是从哪个点、哪个行业、哪个企业着手，而只从哪种救助最为紧急和有效，哪个行业所产生的影响最大而优先。

如果为拉动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免遭美国和世界经济下滑的冲击，有必要对某个行业给以支持也是必须做的。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出的改革就是住房制度，突出支持的重点行业就是房地产，突出加强的个人消费信贷就是住房，也因此房地产成为了拉动投资、拉动消费的三大发动机之一，也才让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异军突起的超越了亚洲各国并稳定了世界经济。

如今大约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与世界经济都面临整体经济下滑的危险，必须和只能靠投资与消费的拉动来平衡中国的经济来抵御外部环境的恶化了。

四、不救三鹿厂又如何

许多品牌企业都在此次检测中发现了与三鹿奶粉同样的问题，企业也分别开始了自检自救，包括各种公共关系、联合声明、补救、下架、销毁与保证等。这些企业面临着众多的困难，其中一些原有质量较好、实力较强的企业在这场风波中重新站起来，并渡过难关、收复失地，但也有些则会破产消亡。

救了楼市等于救了开发商。当然开发商会在市场的活跃中受益，反之如果没有了开发商的受益，那么是否就像政府今天的补贴奶农们那样去补贴因没有开发商而影响的上游企业或生产者。

如上亿的就业，尤其是农民工的就业谁去负责，钢铁的下跌与钢厂的停产谁来负责，装修与建筑材料会如何，卫生洁具与门窗生产会如何，中国的经济又会如何？

当奶粉的生产厂家要求牛奶的蛋白含量指标过高，并以此作为定价收购标准时（含量为2.95%），结果出现了牛奶在肚子里也达不到要求，就在肚子外加了其他原料的情况。当问题曝光后，3000元/吨的牛奶变得150元/吨都没人要了，许多合同不再有保障，甚至许多的停工破产让拖欠的奶粉款也无法支付，将引发导致奶农们的破产。

为整治一个起到中间转换或生产环节的行业必将导致上、下游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更大损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与世隔绝的单一生产行业，必然会融入整体的宏观经济之中。

同样当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平衡时，奶粉与牛奶制品并无力在竞争中涨价。当房地产的供求关系短期在市场中平衡或供大于求时，任何刺激政策都并不会出现价格的强烈反弹或暴涨，最多只是不再下跌的平稳或延缓下跌的速度，避免恶化而已。

五、唇齿相连

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也牵动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于是就变成了整个社会性的问题。

一个孩子有父母两人，父母各有父母和亲属，一个孩子会连着无数个人、同事、上下级等等，亲情让这个人数的范围看扩大、蔓延，组成了整个社会。

奶牛、奶农有形成了另外一个生产环节的链条与这个社会交织，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从多个层面让几乎所有人都卷入了这个风暴之中。住房也同样会影响到千家万户。

美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经济相连，同样与中国的经济也紧密相连，就美国也是在救中国、救中国的美元资产、救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中各个环节也是紧密相关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各个行业的生存就都成了唇齿相连的关系，美国的次债开始引发的金融危机来自于房地产的泡沫破裂，而这个泡沫的形成则来自于金融的衍生工具和杠杆作用，反过来泡沫的破裂也向金融行业发起了攻击，形成了金融的危机。

中国也会同样面临几乎相同的局面，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是以一手房为主的交易市场，是以投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美国是以二手房为主要交易的市场，并且是以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

表面看中国的房地产主要影响的是一手房（或开发商），但实质是最终影响消费和经济的则是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资产价格的下降而引发的危机。当然中国的一手房市场会比存量资产价格的下降产生更大的影响，那就是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农民的就业和相关产业的投资下降与停产、破产等，最终是实际经济的崩溃。

我不认为美国7000亿元能解决实体经济和房价的问题，但至少解决了眼前的金融体系的危机、至少让美国的实体经济有了喘气的时间和机会，中国也是同样。至少应有保留个喘气的机会和争取了纠正错误的时间。

不是争论唇齿之间谁的错误更多的时候了，而是已到了唇之不存、齿之不保的共命运时候了。为了把唇当成死敌而用齿破唇，对齿又有何益。

该到了下决心解救中国经济危机的时刻了。

三鹿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让大多数人清醒这种背后的关系了。

由美国次级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因雷曼兄弟的破产而停下扩散的脚步，已经快速的向欧洲、日本、美洲、俄罗斯以至于全球蔓延。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的央行都在采取统一的行动，积极的干预市场并阻止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全面爆发，都在采取快速的反映、刺激经济的活跃、防止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全面爆发，都在采取快速的反映，刺激经济的活跃、防止全球经济进入衰退。

美国政府一连串的救市行动和美国总统“大胆行动”的坚决决策都想全球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各国政府都应共同努力来拯救全球的经济，包括本国的经济。

当经济全球化时，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这个全球的环境而“独善其身”，能不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当货币全球化时，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资产在全球化的流动而不受这种货币流动的影响，尽管中国这个尚未对外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国家也不可能关起门来“独善其身”。

中国有近20000亿美元巨大的外汇储备，按道理说人民币未自由兑换的情况之下，完全可能自己玩自己的，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有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防火墙，但外汇却不是以黄金而是以各国货币的形势存在的，或者是以美国的国债、两房的债券、各种投行的债券或虚拟资产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防火墙只隔离了与人民币的兑换，却无法改变外币资产波动的影响，特别是有大量的美元资产，也就将中国置于了世界金融危机的风暴圈中。

外币是如此，实体经济也是如此。

美国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实体，也是主要商品的世界结算货币发行国，美元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主要外汇存在形式。因此美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也因此，此次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才会通过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将病毒迅速的传播到全球的各主要经济体，让全球的央行都不得不密切关注。

美国的此轮经济危机都认为是来自房贷的次级债，来自于美国政府好心的希望那些本就买不起住房的家庭可以通过零首付和次级债从市场中解决住房问题，随之购房运动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按罗奇的说法，房价的上涨改变了美国人传统的靠工资收入（劳动收入）消费的习惯，让更多的美国人在按房屋资产（也包括股票的金融资产）升值的预期来加大了消费，并让美国的消费在过去的14年间每年以高达3.5%的增长率上升并创下了2007年消费占GDP总量的72%的比重的历史记录。但同一时期美国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平均仅为3.2%，即使储蓄为零也难以为继，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靠资产的升值在花预期才收入，并形成了极大的杠杆作用。

当进入房贷还贷高峰时，超值的消费和利息让还贷开始出现了困难，房价开始下跌，将次级债的证券化问题暴露了出来，并扩大到了以房屋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其他行业。金融危机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开花结果了，先是与次级债相关的机构，接着是投行与银行，世界级的巨无霸在刹那之间烟消云散了，被重整、收购、破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袭来，给市场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全球性的恐慌在于人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已急速下滑的危机会在何时见底？大摩、高盛、瑞银或者澳洲、美国、德国、日本的一系列投行与银行还会有谁将继续宣布破产。

新兴市场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成为了美国人疯狂消费的受益者，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来自于中国和新兴市场中大量进口廉价的商品，让亚洲地区的实际GDP在2000年—2007年平均增长了近8%。中国以美国为核心的出口也连续从2004—2007年保持了年均25%以上的增长，约占到了中国总外需的20%，反过来中国大量的外汇购买了美国的各种债券，又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种补充，推动着美国资产价格的上升和消费的增长。

如今当美国出现危机时，首先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并影响到GDP的增长，而美国在大量企业的破产时，仅投行大约就会给社会增加几十万人的事业。这些曾经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高收入、高消费的人群在破产与失业中迅速变成了社会的负担并也许会因负资产和过去的过度消费而拖累今后的美国经济。投行的破产也会让甲级写字楼和高档公寓萎缩，进一步拉低房屋的资产价格。当银行减少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时，美国的实体经济也会失去动力。2007年家庭负债率已飞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的美国，消费市场的紧缩自然也会再度影响中国和新兴市场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这些受美国经济影响的国家的GDP增长，同样对英、欧等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也会大大下降。

当美国的金融危机向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转移时，全球的外需与经济都必然的相互制约而出现全面的下滑，中国自然也会在资金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上脱不了干系。

正因为这种全球的关联度，西方央行才会采取一致的行动来稳定与拯救金融市场。美国则不但在国内采取了政府最直接的干预行动，也在支持西方央行共同稳定金融市场！

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拯救市场的措施得到国会的批准，如果美国不断的加大干预与支持的救市力度，那么就可能重建世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重建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和对美元及美元资产的信心，就可能让多米诺骨牌不再继续倒垮。虽然美国经济从衰退到上升还有待时日，但至少让这些直接影响到世界信心的恶性事件减少到可控的程度，并力争在西方央行的共同努力之下将危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不要变成全球性的金融灾难，但同时也存在着美国政府的措施并不能阻止危机继续扩大的可能。

中国会怎样呢？在全球的经济下滑和中已出现的经济下滑面前，也必须采取当机立断的行动来拯救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切不可沾沾自喜于还有较高的经济增长，自喜于没有次债类金融产品，并自认为可以“独善其身”。

中国的经济也已面临着急速下滑的危险。去年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本来就立意于美国爆发次级债的风波之前，更不可能预见到“雷曼兄弟”的破产，尤其是中国的通胀下行与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消除了通胀输入型的威胁。经济下滑与破产数量的扩大已将中国的这辆马车置于了陡峭的滑梯之上，实际GDP增长的下滑速度远远大于名义GDP的下滑速度。缺少了外需，再不能启动内需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再自以为比预想的好的鼠目寸光会让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曾经有过一段长达半年的救市与不救市的争论，曾经有过西方教科书与西方教师们的榜样作用。但今天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已率先打破了经济学中传统的不干预做法，因为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远远高于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无能为力时，正是发挥政府作用的时机，尤其是中国这个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系。

9月15日，央行出台了双降的措施，试图给市场增加一点信心。9月18日，又出台了三项措施来挽救股市，但当一辆一百公斤的马车在快速下滑时，仅仅用三十公斤的微弱力量就想拉住这辆下滑的马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用同样一百公斤的力量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大约至少要用一百五十公斤的力量才有可能阻止住下滑的趋势，而要让马车从下滑逆转为上升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力量，出台更多的措施。

如果中国的经济回复了较快的增长，也会对稳定世界的经济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如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显赫”。而如果中国再不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在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的危机中自毁长城。唇齿共命运已容不得看别人的笑话，自救己与共救成了一条绳上的一对蚂蚱。

中国的股市不行了、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不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行了、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加重了、中国的金融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中投和中金融业的对外投资也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支持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也要不行了。一旦房价出现了互相攀比的暴跌，那么类似美国次级债的风波就会从中国再次向全球传播。

都说中国的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因为拉动的相关产业最多，对GDP增长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是拉动中国消费的龙头，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必须的，但对房地产业的限制性措施也是全球最严苛的。

为什么在防止投资过热时出台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在固定资产投资也连续近四个季度实际投资出现下滑时仍不取消呢？难道“保增长”的口号是句空话，在保增长时不应取消这些限制性条件吗？不应为“保增长”而出台一些放松管制、加大支持的措施与办法吗？

为什么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时出台的各种税费和限制性条件在房价出现下降和交易已严重下滑时仍不取消呢？难道为限制交易而增加的税费不应在消费交易已严重下滑出现调节过度时取消吗？不应为“保增长”而刺激交易与消费吗？

为什么在防止过度投资而刺激房价上涨时出台的各种个人消费信贷政策在房价下降、投资行为消失时仍不取消呢？当外资与社会想投资房地产时，政策严格限制并不许他们投资，今天当房价可能下跌时，政策想让外资或投资者投资大约都没有人会出手了，而政策却没有丝毫想放弃自身错误的考虑，结果只能限制的是更新换代的真实消费。

为什么在防止经济过热时出台的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世界经济危机和GDP严重下滑时仍在坚持？违反《商业银行法》的信贷规模管制仍在坚持？国际粮价高涨时，中国严禁粮食出口的措施在粮食大丰收的压力下开始放松了，但国际的客户早就丢失了，粮食的价格也同样失去了盈利的机会与竞争力。

早在1979年时，为拉动经济的增长和鼓励投资时，政府就犯过同样的决策错误，迟迟不肯将限制投资过快增长时征收的投资方向税取消，直到保8%的失败时才想起那些与当前目标产生反向作用的政策没有及时的调整，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时又同时取消了对节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至于造成了今天节能减排的困难和压力。难道今天还要重复的再犯那些过去的错误吗？

不要以为救市是在救开发商，取消或减少交易的税费更有利于市场的活跃。这些交易税费大多不是开发商交纳的，而是消费者要承担的，尤其是二手房的交易更是与开发商无关。

不要以为放松个贷，特别是第二套住房的信贷政策是救开发商。固然交易量的增长会有利于开发商的资金周转和利润实现，但更多的是解决了居民的消费和住房的改善。

不要以为放松对开发商的信贷仅仅救了开发商，更多的是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刺激了消费，并且让国有土地有了价值实现的可能，增加了城市公共开支的能力。

7月8月两个月的财政税收增幅大降，已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恶化，同时也证明了房地产支柱型产业对税收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中国的消费拉动、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相关产业的带动，以及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中，开发商仅仅是所有这一链条中相关的最薄弱的一环。以为牺牲了开发商其他的环节仍能保持正常增长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为限制这一个环节就牺牲更多的利益难道也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吗？世界各国的救市都是从房地产开始，这不早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吗？

假定我不入地狱之幸能成为中国经济之幸，宁可消灭开发商这个行业，但如果更多的相关利益要靠这一产业穿针引线作为媒介串联起来并收获更多的利益，又何须为此而耿耿于怀呢？

当今之下、全球的金融危机之下，已不再是讨论某个行业的生死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生死问题，“皮之不在，毛之焉存”早就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年初也许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年中也许还可以等一等，但美国政府的迫不及待、俄国政府的当机立断、西方政府或央行的一连串行动，已将这些不确定性摆在了桌面上。一连串金融巨头的倒台都是以天、时在计算着生与死。中国甚至也会因此而有人丢官、有人丧命。继续犹豫不决只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多的损失。中信证券收购贝尔斯登得益于中国官僚主义的审批制度而幸免于难。但中国的经济并不会在这种拖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减少损失而重建增长的信心。

似乎没有人再批评汇金公司的股市1802点时出手，似乎也没有人批评单边税收的政策（当然再早些出手就会减少更多的损失），孰重孰轻是杆握在民众手中的秤，而最大的民生不是政府对专有对象给了多少补贴，而是全面的减税政策。改变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通过对企业和个人收入的减免税让民众在财富增长中能多分一杯羹。也只有国民的个人收入快速增长，才能增加消费、改变GDP中的投资依赖，让消费成为长期发展的主要动力，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及时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没有了及时性又何来的科学性呢？能省力讨好的事，为什么非要变成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股市临近跌破1800点时终于汇金公司出手了，这一救市行动避免了进一步的股灾爆发，随之宣布了有利资本市场股票交易的单边收取印花税的决定，再一次肯定了政府出手的决心，看来关于死也不能救市的争论可以休矣了。

尽管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关晓玲女士日前对双降的解释是并不证明改变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基调，但我看从紧的货币政策也应休矣了。

今年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通胀的压力，包括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二是经济的增长下滑，包括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恶化，中国也同样。

但在对待这两大难题时，大多数国家都以保增长为第一步，都认为通胀问题应在经济增长中解决，如此经济严重下滑是无法解决通胀的问题的。出手救市的案例则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选民决定政府的国家更是以就业为重、以经济增长为重，不惜大量的减免税费以刺激经济的增长。

只有中国在两者的选择中观望、徘徊、屡屡延误战机，在救市与不救市中争论而不作为。甚至在通胀已明显进入下行趋势并使经济增长严重下滑时，仍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肯承认经济形势的恶化，非要让多米诺骨牌一溃而不可收拾时才肯承认错误。

美国的财政收入已是赤字，但并未影响美国从减免退税的方式刺激经济的增长。美国是号称自由经济的体制，但并未影响美国政府出手救市。至今至少已动用了3821亿美元，并再投入1800亿美元支持西方央行的流动性以维持世界经济的增长。

日本在已投入大量优惠政策时又在连续三日投入了8万亿日元（761亿美元）救市。英国、韩国等国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政策救市，连俄罗斯都在股市暴跌的第一时间宣布了国家投入440亿美元的救市决定。

坐在办公室看报表过日子的人也许并不了解报表背后的艰辛，喝着茶领工资的人也许并不知道失业的痛苦，花纳税人的钱的人也许并不知道“税痛”的根源。但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了GDP并且连续数年的暴增这一事实至少应让这些人知道，没有了市场经济运行最底层的企业经营活动也就没有了这些财政的收入增长。

目前中国的经济不仅是价格的通胀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和“百年不变”的初级阶段在改革三十年后被各种攻击打入了地狱的危险已在今年出现了。数万家企业的破产绝不仅仅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一句话可以解释的，更多的事业虽然没有进入城镇失业率的统计之中，却在减少着最贫困的农民的现金收入，经济的下滑已经让社会进入了恐惧的时代。

面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恐惧已在全球股市中印证了，同样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恐惧也在中国的股市中爆发了。中国的楼市也在一片恐惧的喧嚣声中快速下滑，指数连续下跌，到了进入非正常的临界点。空置率的急速上升会在后期成为巨大的“堰塞湖”，建筑业作为占中国GDP最大比重的单一行业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已传导到钢材的生产与价格，传导到焦炭的生产与价格……再不救市只会让中国的经济在恐惧中进入寒冬。

终于有人在一片恐惧之中发出了一声大喝，可惜这一声大喝来得有些脚步太慢。

早在数月前要求救市的声音就提出了单边征税的建议；早在数月前保增长的声音就要求改变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小企业的破产早就在呼吁松绑；销售极速下跌的楼市早就在资金链断裂的边缘挣扎；所有刚性需求者的观望都来自于对经济下滑的恐惧。救市不是救某个行业，如股市、楼市，而是要救中国的经济，救中国的百姓脱离水火困境。

中国有句古话“亡羊补牢”，是指发现有羊走失时要及时补牢，而不是等到羊圈里的羊都丢光了才想起要补牢。迟来的救市虽比不救市要强，但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损失却大得多。必须继续连续不断的出台新的政策来防止经济的下滑和刺激经济的增长。用新的措施来打破国民的恐惧，重建市场经济的信心，重建国民投资与消费的信心，重振中国的经济。

世界经济都处于一种下滑的危险之中，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刺激经济的活跃、拉动经济的增长和防止经济的恶化。不管是美国针对于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而采取的积极政策，还是欧洲的大量增加流动性的措施，以及日本、韩国、英国的救市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防止经济下滑。在全球一片动荡之中防止经济下滑而保经济的增长已成为一个相对一致的看法与政策导向，只有中国尚在保增长与压通胀中做双向选择，尚在救市与不救市中争论，尚在政府应如何调控市场中徘徊。

中国的经济也已进入了下滑的通道，防止过热本就是此轮调控的目标，但在世界经济都已普遍下滑之中，如何调控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就成为了一道难题，稍有不慎就可能随着世界经济的下滑趋势跳入悬崖。

8月份的情况已告诉我们通胀进入了下行的同时，投资与经济增长也进入了下行，尽管可能控制了通胀的危险，但却增加了“硬着陆”的危险。再不出台松绑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就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失控并毁了三十年改革的成绩。

尽管许多敌视中国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商的“专家们”仍在高喊不能救市，尽管敌视股民投机的“专家们”仍在高喊不能救市，但中国的经济却关系着十几亿中国人的幸福命运。救不救股民与开发商并不重要，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却极为重要。

在一片乌云笼罩之中，终于看到了一缕刺破黑暗的阳光。

央行终于宣布“双降”的信息了，并由此宣告了自去年10月开始的“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坚冰终于被打破了，中国经济开始从多重目标的困局中向经济增长的世界统一目标靠拢，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增长了。

也许许多人对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颇为不满，他们坚持中央政府不能救市的希望破灭了，他们认为政府不应救发展商与楼市的鼓吹破灭了，他们认为开发商必死与中国楼市必然崩溃的鼓吹破灭了。尽管许多人在评价此次“双降”时仍认为对楼市的影响不大，尽管中央二台的《经济半小时》仍在宣传楼市的降价与房地产的突围，但几乎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这次“双降”所传递的是要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和保持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信息。

要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自然不能让中国的房地产崩盘，中国的房地产不但是经济增长的支柱型产业，同时也关系着几乎所有拥有房产住房财产的中国人的财富效应，决定着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消费欲望与能力，也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

单从此次的“双降”而言，表面看并非是专门针对房地产的救市，但长期贷款利率的下降无疑对购房的贷款人而言是个利好的消息，至少可以让他们减少了利息的支付，尤其是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下降的比例更大，对减少支出的影响更大，不能不为此而喝彩。

从差别性的“双降”可以看出：一是，要继续防止流动性过剩对通胀的影响，因此六大银行的准备金率未下调，这样就适度的控制了部分资金对市场的冲击，但又保证了其他银行因准备金率下调对信贷的支持。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这些中小企业中不但包括了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和各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当然也包括了房地产行业中的中小企业，他们也会成为当然的受惠对象之一。

二是，贷款利率的下调，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尤其是长期投资的资金成本。而对所有行业而言，房地产无疑也是长期信贷资金成本下降而受益的主要行业，尤其是对个人购房消费而言更是如此。

三是，存款利率不下调，减轻了负利率之下的存款损失压力，并给了市场更多的消费信心。

四是，连续多年的利率与准备金上调的局面中止了，进而开始进入了准备金与利率可能下调的通道，在负利率时下调存款利率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不在上调存款利率的可能性增加了，也证明通胀的压力下降了，，经济好转的信心加强了。

我个人认为不在于利率下调的数量有多少，不在于准备金率下调的数量有多少，主要的在于中央发出的明确信号，这个信号的强烈作用要远远大于数量化的实际意义，并将产生信心上的重大影响。

一是，中国政府逐步的从多种调控目标集中向保经济增长集中了，全球都面临着通胀的压力，但这种通胀的压力去全球大宗商品的降价中减弱了，如石油的价格、粮食的价格、钢铁的价格下降等。尤其是中国的通胀已在治理中看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相比之下通胀的矛盾已让步给了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中国也在全球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矛盾中给出了明确的信号，从而让在所有不确定性的疑惑之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政策的导向，明确了以经济增长为重的方向，开始恢复与建立起曾在疑惑中失去的市场化信心。

二是，长达数年的防止过热的调控风头转向了，连续的升息过程和上调准备金率的过长至此为止了，经济政策的转向与经济周期的下行开始碰撞了。逆市调整证明了中央的选择与信心，这种对抗世界经济下滑的决心战胜了对通胀的担心，“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核心又回到了正路上。那些曾经担心改革三十年后会走回头路的怀疑、那些担心中国经济重回计划与政府主导型的怀疑会在“双降”之中减弱，坚信发展与市场化的主流群众重新看到了希望。

三是，用市场化手段调节比行政措施会更有效的改革导向更明确了。虽然一次的“双降”并不能让中国经济完全停下下滑的脚步，虽然经济还不会完全转暖，但至少这会给深秋的寒风一丝暖意，让人们知道这个冬天将不再寒冷，这个冬天之中已有了一丝春意。市场化手段终会通过自我调节让经济回暖，并重回上升的通道。

房地产市场也许并不会因此而让销售迅速回暖，但至少让那些观望的民众知道中央并非让房地产市场崩溃或并非想让房价崩溃，而是希望平稳健康的发展；至少让那些观望的发展商不再在垂头丧气中煎熬，而是打起精神来努力工作；至少让那些试图将中国的房地产打翻在地的一派人知道，中国政府可以不救发展商但不能不救购房的消费者，不能不救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让那些希望房价暴跌并大捞一把的人知道，中国政府尚没有缓到拱手将中国的宝贝财富送人情的地步。

虽然市场的调节中可能还会有价格的调整，还会有地区性的差别与楼盘品质的差别，但可以预见的是那些曾赌中国政府不会救市、不会下调利率与下调准备金率的人输得很惨。那些期待楼市会再跌个百分之几十的预测与观望也会从此被打破，楼市会在自我合理的调节中逐步走向正常。

当政策性压抑的需求在政策转化之后重新启动时，当人们的疑惑与不确定性被打破时，当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重新恢复时，当人们从政策信号的解读中感受到春暖时，中国经济一定能在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之中逐步停下下滑的脚步，重新回到向上的轨道。

未来已在阳光照耀之下看到了美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