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是为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专栏文章，请勿商业转载。

在即时传播的全球村语境下，华尔街这次的金融危机几乎像一个游戏和充满了娱乐的味道。2007年下半年的次贷危机的后劲如此之强，几乎将所有的常识判断打倒在地。

今年夏天，本已判断为故事尾声的次贷危机突然反抽，等到第五大交易商贝尔斯登倒下后，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快速跳动的心理投票器；及至“两房”国有化后，骨牌开始疯狂推倒，雷曼突然破产、美林瞬间被收购、高潮部分是高盛与摩根斯坦利坐着时光的机器，回到了胡佛当总统的1930年，成为控股银行。

这就是过去几个周内的震惊世界的美国金融危机。

太阳每天升起，游戏突然混乱。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拉出将近一个世纪历史镜头，才能给美国的国家金融危机给出一个基本的关照。

哈耶克死后，经济哲学在美国的市场价值观中开始式微。确实，自1980年代后期里根和撒切尔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的阵营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哲学遇到了Global-warming（全球变暖）式的语境的挑战。

这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学者们所忽略的：一边是极端的后现代金融模式，一边是国家主义渐行渐进的强大身影。用这样的仪器观测这次的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可以发现有趣的历史天象。

我们用一个“后现代金融模式”的概念，是因为次贷危机是美国极度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瞬间窒息的结果。而在此前十几年里，带有强大杠杆式功能的金融创新产品已经与传统的金融业务失衡，华尔街投行群体以他们掌握的最高话语权粉饰了这样的极端利益冲动。

美国自1990年代以来，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多只，不断专业化的投机套利手法和快速扩大的规模，令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变成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的道场。对冲基金掌握的强大后现代金融工具，是一种金融创新，但也是一种疯涨的物种。这样的物种入侵与繁殖已经令原有的金融生态紊乱，最终在一个不登时宜的时点上垮塌。

物种入侵如果只是在华尔街，还是一个可以控制参数的系统；一旦连衍生金融产品都进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资本主义主义的式工具性手段，将会倒逼出社会主义的极权式解决方法。经济问题完全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保尔森从他的口袋里掏出火箭筒的时候，屁股已经改变了脑袋。高盛出身的保尔森知道高盛的游戏不可能成为国会的常识，美国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发生了深深的改变，看得见的手正在搬开自由市场的哲学基石：看不见的手。

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有96家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反卖空保护，除了金融机构外，竟然还有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禁止卖空的做法在雷曼破产前已经在市场的恐慌积累中制定出来，随后英国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杠杆式卖空是对冲基金最后求生的诺亚方舟，但这样一只船已经无法从哈得逊河出发，也无法逃离泰晤士河。

禁止卖空的紧急金融法令是中国儒家式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的胜利，作为一把剑，它又伤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石。游戏的最高潮是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这些华尔街的代名词，在运营了75年后，反金融分工理论而重新回到了古老的银行传统运营体系中，它们用美联储可能的信贷支持与银行吸纳存款的触角来增加流动性。求生的冲动必然带有降低精神需求的妥协，对于流动性的渴望令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样优秀的公司回到历史起点。这种可以比喻为“见利忘义”式的做法正在考验自由资本主义哲学。

1933年的大萧条是青壮年时代的资本主义成长的代价，但正是那样一个语境使凯恩斯主义抬头，并成为集权国家主义从西方搬到的法宝。1960-1990年代，哈耶克、弗里德曼改变了西方的经济哲学后，这一次，已经不是金融凯恩斯主义了，而是完完全全的反资本主义行为。引术这么多的主义（-ism）像在编辑一本冷战时语汇辞典，然而正是冷战的结束，终结了柏林墙两边的历史。它为这一次次国有化、国家出手、国家干预、国家管制等一系列手法埋下了历史的伏笔。就像英国《金融时报》几年前的社论号召一样，这样的口号看起来有一些残酷：年轻人人，资本主义在东方，到那里去吧。

过去二三十年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的二十年中，失去对手的资本主义正在越来越明显表现出晚期的特征，国家成为救急的官僚系统，成为一个实务问题解决者，哲学意义上的政治冲动在资本主义年华的流走中越来越清淡。全球化这个参数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致的利益，还是对立的利益？至少，在电子资讯支持下的全球化，已经令国家竞争完全进入经济战场。这样的博弈已经修改了贸易游戏规则、这一次将修改金融的游戏规划，直至政治游戏规划。

福山在面对柏林墙倒塌时说：历史已经终结。但他没有看到还有后来的911事件。全球金融业核心游戏规划的修改已经开始，这可能使纽约和伦敦面临将来远东的一个城市强有力的国家金融主义挑战，也许面临中东石油资金原始控制方式的挑战。在一个个伤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社论的感叹中，我们确实不能说华尔街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完全终结，但后面的随即到来骨牌可能会上前述命题更为确定。

对于华尔街来说，过去的将近20年里，只有雷曼公司破产才算得上是震撼。这样的消息又发生在美国刚刚纪念完“911”事件后，很多观察家越来越看不清美国金融生态圈的真相，雷曼兄弟破产后，华尔街真正的臭氧空洞究竟有多大。

这是一个金融与资讯全球化同步表达的时代：雷曼破产后，全球的央行做出了惊慌的反应；全球股市作出了暴跌的回应。9月16日，中国内地投资者刚刚渡过了八月十五的月亮夜晚，就眼睁睁看着A股在盘中一度砸穿2000点。香港恒生指数则在一天内狂降1000多点。

这是1987年的纽约股市一幕吗？目前看来不是。这是1929-1933年的一幕吗？只要读过《光荣与梦想》的人也会否定；这是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时的萧条状态吗？答案也否定。这三个支点，可以帮助我们画出雷曼破产案后美国金融生态图：美国次贷危机在政府国有化了“两房”之后，随着雷曼的破产而达到最高潮；作为华尔街的辩证法，次贷危机这个讲了将近一年的故事也将在最后的恐慌过去。

雷曼破产的教训是看得见的，以中国视角去总结更有意义。

一、2008年的金融动荡仍然是中国追赶战略的绝佳时机。
对于中国来说，历史的语境与1997年何其相似？那一次，欧美的对冲基金借泰国的房地产泡沫打垮了亚洲脆弱的金融体系；这一次，同样是对冲基金，借美国的房地产债券泡沫，将华尔街打倒在地。第一次危机，中国手举凯恩斯语录，开足马力刺激内需，几年内，就改变了亚洲的经济格局，及至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并提的经济巨人和“世界工厂”。
2007年的次贷危机延续到今年已经达到高潮，华尔街需要给它的心脏做手术的时候，正是中国再度追赶的时机。完全可以确认的是，中国央行在9月15日突然宣布降息、降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次对冲雷曼破产的冲击波而采取的果敢举动。金融动荡一旦传导到实体经济，将像“911”一样，牵绊美国和欧洲数年的精力。这是中国实体经济二度追赶的绝佳时机，不光是要放松从紧的货币政策，更要重启庞大的国内市场。

二、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上小心再小心。
内地舆论目前纷纷把中国的楼市与美国的楼市做对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的楼市出的问题并不在圈地盖楼，而是次级债这样一个连所有投行都看走眼的金融衍生产品。正是它的杠杆效应，突然将问题放大，即而变成危机。华尔街的历史不是亘古不变化的历史，对冲基金的真正的风起云涌是1990年代的事情、大规模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也是过去十几年的东西。但这样的创新一旦变成加速度后，就会把坏的一面以杠杆般的力量放大。
投行的高级金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尚可控制，如果这种极端资本主义产品在向普罗大众销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而一旦像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次级债冲击波的受害者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就会成为社会悲剧。
对于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来说，面对一个到今天也没有拿下政策市标签的股市，一个到今天也没有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效率低下的银行体系、一个平均就职400多天而言必称价值投资的公幼稚的公募基金经理群，是不能盲目发布金融衍生产品的。这样的保守主义作风在特定的时期，有它的年利见摸得着的安全边际。
比如内地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我一字一句读过了它的中报。这样一个QDII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完全绑死在雷曼身上和雷曼的产品体系中的，这就像诸葛亮赤壁火攻铁甲连环船一样，面对雷曼的破产，华安也许只有败走华容道。

三、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又一次好时机。
那些今天仍然在抱怨中投购买黑石、摩根斯坦利的批评家，这一次找到了更好的理由反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出手。这种持有A股小散户式投机心理的人，往往在市场走向最坏的时候离开了市场，但主权财富基金的决策者如果也是这样想的，那么这样的战略投资机会将白白从他们手中流走。
那些曾经投资了美林、花旗、瑞银的新加坡、科威特、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并没有后悔，虽然他们在去年12月的高价位时买下了全球头牌投行的股份。问题正在于如果不是次贷危机，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如此便宜地染指摩根斯坦利的股份。雷曼破产将美国的次贷危机推向最后的心理恐慌高潮时，将美国的金融资产整个市场估值在调低，无论这样的资产是银行、保险商还是其他金融机构。
这正是主权财富基金果断出手的时候。
此前，雷曼曾经与韩国产业银行和中国的一家券商谈过，因为雷曼要价过高而终结。那时，雷曼仍然没有想到自己会倒下。主权财富基金的辩证法就在这样微妙的时候，如果我们心目中盘算也许有更大的底要去抄；美国投资者也会遵守彼得·林奇的格言，期望美国金融市场长期向好是一个“更大的局”。

四、雷曼破产了，游戏规则不能破。
作为158年的百年老店，过去40年来，雷曼因为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债券市场上具有垄断性地位而名称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第四名。它躲过了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但在过去的半年中，它和贝尔斯登一起从这五大的名单中消失。这在美国金融史上是罕见的。在上次接手贝尔斯登而受到严厉的舆论批评后，美国政府本周咬牙放弃了对于雷曼的拯救。
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赢得了全球投资界的尊重。欧洲和美国的报纸在这一点上，都给美国政府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认为，这是一个极具勇气的决策。政府出手是一个美国式经济伦理禁区，虽然次贷危机已经持续近一年，但那些坚持自由市场与自由经济哲学的的守望者仍然是华尔街的人；国政府不出手拯救雷曼是对华尔街全套游戏规则的尊重，也是理智的投资者所乐见的。
在当下这个风起浪高的金融危局中，美国政府的做法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借鉴意义。金融安全不是所有金融机构睡在国家怀抱里的借口，也不是政府怕地产商绑架银行而出售普通大众购房利益的动机。雷曼兄弟这样担保着6000多亿美元债券的百年老店都可以关张，对于政府而言，是坚守游戏规则的公正，不恰当的比喻可谓”舍身取义“。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财经专栏。

从高盛走出来的保尔森，终于宣布用国有化方法论（nationalization)治理已经陷入绝境的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债券商——房利美和房地美。

从量子基金走出来并致力于开放社会推进的索罗斯，不断发表的美国经济悲观论在互联网上的海量传播，就像一个美国资本家在敲打一家中国农夫的窗户，告诉他们美国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在十年前，索罗斯曾经以自由市场为哲学与话语基础，将东南来的金融体系几乎打垮。

为华尔街建立了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的弗里德曼，世间已无此人。1962年，在冷战高潮的时期，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小册子面世的时候，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在一个特别的冷战语境下，弗氏的这本书几乎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大纲，它在第一章中就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划上了一种逻辑关系。今天，美国政府强力介入次贷危机并宣布国有化“两房”时，反证了弗里德曼的推论:要不是美国政治错了，要不是他的经济理论错了。

我们拿出这三个人作为历史符号是想说明，“两房”带来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哲学困惑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形而上的枯燥问题。

作为人类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话语霸权的强盛时期，美国的任何做法总是那么完美；而在自911发生逆转的时间以降，又有那么多的破绽与不应该。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包藏的危机比中国投资机构与学界观察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是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接管“两房”时，美国媒体使用的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国有化”这一词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词语都是美国意识形态对峙阿拉伯与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冷战时期的集权国家时常用的语言武器。这一次，轮到了华尔街自己。

对于私有制的“两房”，政府和全美国的纳税人为其做担保是史无前例的，它的5.4万亿债券几乎就是美国全市的全部或者美国40%的GDP。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两房”的国有化是美国政府代表全体纳税人为极端资本主义作出的极端保守行为。这样的选择又不得不为之。

美国大规模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只是过去二三十年事情，甚至共同基金这样稳健的东西在美国盛行也不过是1980年代的事情。华尔街的极端资本主义产品在向普罗大众销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而一旦像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次级债冲击波的受害者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就会成为社会悲剧，并且完全伤害了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积累的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经济的基本信心。这样的哲学苦果，才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损失。

在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国度，“两房”是美国人汽车洋房梦想的守护神。那些文学描述与政客承诺的美国式生活，华丽的外表下基于从东往西万家灯火的人人有房住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作为信心支撑的。当摩根斯坦利、花旗、雷曼、美林、瑞银、贝尔斯登这些华尔街轮盘赌的玩家被玩倒的时候，那句埃及的古老的记述重新起效：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了过来。

全球化的辩证法就像阿迪达斯的广告词一样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全球化市场中，怎么会有不可扳倒的玩家呢？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几乎不可一世，1989年就灰飞烟消；美国因为一场中国学术智囊都没有搞明白的次贷危机几乎将半个国家的财富断送。5.4万亿的债券，几乎美国一半的GDP，说它是半个国家的财富也不为过。

“两房”问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在美元强盛的时候，全世界的央行与政府购买了大量两房债券作为像彼得·林奇一样有信心的投资者，把美国经济看成铁板一块，把“两房”看成为美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支架。解决两房问题，保尔森不只面对的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全世界种种投资机构对于美国和美元的信心。

中国的四大银行在最近披露他们的中报时，公布了持有的“两房”债券的，共有310亿，其中中国银行的持有额度高达172.86亿美元，建设银行则有32 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亿美元。虽然他们在今年6月后一度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券，但这样的反应已经很慢了。美国次贷危机是去年下半年爆发的，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步性是严重不相称的。这是眼睁睁的教训。

不过，对于中国四大银行也好，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机构，“两房”国有化也可以看作美国政府为全世界的投资机构的背书。

199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美国有效拉开与潜在追赶对手距离的战略时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小引擎的追赶战略，美国在金融领域看不到对手。也是在那一年，对冲基金就像这个时代的物种入侵或转基因技术一样，借助美国的自由经济哲学而成为合法的进攻者。

美国批判香港曾荫权领导的特区团队连夜狙击老虎基金的历史性一周。香港特区政府开进市场，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是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划的极度伤害，尤其对于亚洲这些凭借嫁结路径发展自由市场与自由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的危机更大。在随后的反思中，香港特区的中国儒家式实用与灵活方法论成为它成功的受益者。

这一次，政府开进次贷市场，“两房”国有化可以看成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干预行动。它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的推销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困境，他们不但要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批名词打资交道，还得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设上自相矛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除了国有化“两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

但问题在于：是全球化这一庞大的经济新语境伤害了自由市场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伤害了全球化？这对于国有化“两房”的美国财政部和它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难题。

本文是作者显<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文章.

北京街头那些大大小小的户外广告上，五环标志仍然在为中国的商业公司背书。告诉全世界的参观者，这些汉语标识下的中国公司是用有威信的。成千上万的中国消费者，终于可以这样移植他们的辨别力：那些五环与全球媒体视频上的中国赞助商名单，是和过去三十年里看到的无数外国赞助商名单一样，是全球性的。

奢谈奥运经济的研究者，确实忽略了这样一笔巨大的资产：全球几十亿电视屏幕上不断滑过的有意识无无意识的中国LENOVO、CHINA MOBILE、SOHU.COM标志，在人类历史上互联网与传统媒体联合接力的密集传播中，获得了一次大规模的全球性商业背书。在中国媒体受众眼中，它们是外国人看到的我们的商业公司标志；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受众看来，他们和韩国三星、日本松下、美国柯达一样，是与奥运会站在一起的有威信的商业力量。

当年老的李宁在北京鸟巢里“夸父追日”般点燃火炬的时候，李宁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报纸与杂志图片，为他的李宁公司的赚取了不可估量的商业无形资产。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这名中国商人的公司那时在香港联交所的屏幕上给出了一个跳跃上升的股票价格。与对手阿迪达斯8000万美元的投入相比，这家香港上市的中国体育用品商心怀一个全球体育梦想。

还有联想这家中国的商业力量新形象。联想巨大的投入或者令分析师对于PC机这样一个薄利的制造商有微词。不过，如果联想能像对手戴尔那样为全世界的主流商业机构提供电脑的话，意义与可口可乐为全球用户提供便宜的饮料一样。任何一名IT分析师都明白，联想是全球PC制造商，它将会有稳定的现金流，像任何一家传统公司一样，这就够了。

在心理上自信地认知经济全球化中国内商业公司赞助奥运会的价值，比赚到现金的估值更有意义。实践帮助中国公司完成了这样一次心理训练。他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尝试性地完成了这样一次全球商业实践。无论是联想还是中国移动，无论是网通还是伊利乳品，他们与体育的时尚传播成为一体时，在那些远在南美、东南亚、非洲、东欧的潜在商业购买者看来，这些中国公司因为奥运会的能量添加，就像我们在1980年代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松下、东芝一样，充满了对这样的现代亚洲商业新面孔的向往。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算起，第一代企业家正在进入他们商业人生的最高潮。这些混合着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与全球商业冲动的人群，仍然是精英情结笼罩的中国的商业中坚。他们以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待自己的公司进入了这样一个全球对手的博弈阵地。海尔、联想、搜狐、伊利这样的公司，他们的主政者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一点一点积累全球化运营与传播自己的经验，并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把商业力量交给更年轻的群体。中国最中坚的企业家在这里得以练兵。

对于像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这样的老牌国有企业，在奥运会上的治理思维的训练，可以省下来巨大的学习成本。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商业力量与全球传媒的结合，使奥运会成为训练企业全球化基因的运动会。面对面的对阵是对一家企业内部治理、学习能力、战略眼光的全面考验。一些即使赞助了奥运会的公司不久以后沉伦不起，在过去几十年是常有的事情。因此，对于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意义比联想与SOHU这样的公司更为难得。一群大象的新妆集会，不光需要华丽的转身，也需要青春的心态。在潜意识中渐渐渗入这样的商业伦理，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学习总是向上的台阶。

一个国家平均几十年才有可能获得一次奥运会的举办机会，它的商业力量却可以每隔4年完成一次高潮般的全球巡礼。对于那些打算敲开别人市场的中国公司来说，可口可乐、麦当劳这样对奥运会情有独钟的全球化生存者，是认真学习和榜样。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我从北京农展馆向西,走在东直门外的大街上.两边是高大的加拿大杨,园丁们将它剪得只留下朋克一般的树冠,在这样一条街道上十分洋气。

这就是奥运会前的一条北京的街道。鲜花与树林是国家的盛事时重要的道具，这样的道具，已经在北京的初秋中轻松掌控，令鲜花在这样的时节集体怒放。我问出租司机，这几天拉到外国人了吗？司机说，没有啊。那得到后海的鸟巢那边去才行。

疾行的出租车上，两边高大原白杨不断后退。这名来自北京顺义的司机，家就住在奥运皮划艇项目的所在的小镇。他说这半年一直在关注奥运会，也学了几十句英语。他高姿态地表达了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的愿望，“那要是老外一个人坐在车里，我倒想陪他聊几句英语”。

当一个城市的几十万普通公民都在努力学习几句外语，以便和远方的人们的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让这样的学习成为思想的创造力。我看到一篇文章，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日本的老头儿老太太也在奋力学习英语。寻时，在他们的国家狂飙突进的时代，这样的一次公民学习往往与开放的经济与思想是相伴而生的，2008年的北京可以归入这样的一类。

洪晃在FT中文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她周围人的奥运生活，其中有一位大妈说：我以为这奥运会开了，这外国人乌央乌央地全来了，我在这胡同里等了这么久，没见到几个外国人呀。前门、后海、奥运村周围是外国游客最多的地方，其他的，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人平静生活的街区。1970年代，美国费城乐团的乐手们回忆，他们在北京前门逛胡同时，走到那里都会吸引好奇的围观。一周前，当一名准备在奥运会后回到四川老家看一看的农民工，在前门的大街上，看一群一群的外国游客与奥运符号从自已身边闪过时，历史已经是轻舟已迅万重山。

奥运会结束的那天早晨，天气有一些阴，我经过团结湖公园，有三五个老头儿正背着宝剑进公园。按照常例，他们会在训练结束后，在一条胡同里和街坊一起购买来自北京郊区农民的便宜的水果与青菜。回到家里的电视机前，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场；进了公园，人们仍然享受的是宁静与轻松。

每天在去北京朝阳门上班的路上，我能看到新的地铁十号线的标志，它的两边是重新粉刷过的老式居民楼。突然感到身边的设施好了起来时，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是占了一些小便宜。这样想法便成为无数后奥运经济评论的着墨点。一届运动会与经济没有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北京、东京、汉城这样的亚洲城市承办奥运会，其本身就是这个城市和它所在国家经济狂飙的符号，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全世界同时来十几万客人，来三四万记者，在短短的十几天里，要在几十亿受众的心中做一次轰炸广告，一个国家的经济收获得有多么大。学习的成本完全可以折算成金钱。今天，当人们和英国人聊天时，仍然是伦敦的雾、牛津剑桥，到天津的人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仍然是包子与麻花；上海却变了，人们想到了浦东与酒吧。这就是让所有人同时学习的巨大成本。

北京奥运会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高成本的学习结果：人们知道了这个城市，知道了除了天安门外还有一个鸟巢，浪漫的人们还会加上，北京是一个有东方魅力的古城。这就是十几天来全球媒体所能做成的最大学习与推动力。这笔无形资产的估值是可观的，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经济。

一场运动会会让一个国家的气质升华。我举得例子并不是开幕式，也不是北京的街景，而是看台上可以挥动国旗的人。在1980年代的青年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人群时，挥动国旗与他们的父亲这一代人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这是一种轻松的自信，消解了过去的争光、争气那样一种悲情的语境。公民的自信心是一个社会成本渐进积累的过程，它就像稳定的币值一样，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与生活的门槛。

当你买了一张票去看奥运会比赛时，发现周围更多的是中国人。原来看奥运会的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把你心中这样的一个误解打消时，是找国民找回自信的起点。你也可以掏钱看百米飞人，这些不只是小时候在电视机前奢谈国际体育的梦想。

一场运动会悄悄地结束了。大家都在总结奥运遗产与收获。所有的收获都是可以用成本与产出来计算的，但是，一定要把国民自信心与我们的生活价值观计算进去。这是每天劳动并创造生活的每一个中国普通人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