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午后的潮州城，安静而闲散。我从香火缭绕的开元寺走出来，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20块钱”，他说，“带你们在城里兜一圈。”

他的普通话说得费力、结结巴巴。由北方口音演变成普通话，只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潮州话，据说才是真正纯真的中国口音。翻开唐诗三百首，如果你用潮州话来朗读，每一句才抑扬顿措、合仄押韵。

从开元路转过，是正在大兴土木的太平街。这条街也被叫牌坊街，那些曾经林立的牌楼是潮州的教育成就的展现，是天朝赐予这里的状元、进士、德才兼备的地方人物的证明。文革时，它们都被拆毁，如今工人们正在重建。

潮州给人的印象矛盾重重。如果你在下午穿越那些小巷，看到小铺中的人们都在有条不紊的品着功夫茶，看到那些叫厝的小四合院里的茂盛植物，穿越的是昌黎路，看到开元寺的里僧人，傍晚围着收音机听潮剧的老人家，你会觉得历史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但是，表面平静下的改变从来都没终止过。我记得中山路上那家三层的晚礼服加工厂，它有个有个响亮的名字——金山，英文缩写GM（Golden Mountain）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一模一样。老板的眉毛浓密，像很多潮州男人一样，他的面宽，眉毛浓密，鼻梁与眼眉之间，生得很有力。他一杯一杯的劝我们喝工夫茶，兴致盎然的带我们参观他收藏了十多年的木雕和明清家具……

他的办公桌旁放这一本阿拉伯语的时尚杂志，上面是各款新型的玩礼服。“黎巴嫩晚礼服的设计很领先”，他轻描淡写的说。他的陈列室拥有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礼服，它们大多出口到美国与欧洲。“那个得了奥斯卡奖黑人女明星，我忘记了她的名字，就是穿着我们制造的礼服。”我不清楚他说的是否就是哈利·贝瑞。

在这个四层高的简陋的楼房里，世界被陡然打开了。那个古老、悠闲的潮州，与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紧密相联。在潮州城外的砚峰山书院里，我看到了《潮州人在加拿大》、《潮州人在泰国》、《潮州人在法国》这一系列丛书。这家书院的创办人是典型的潮汕人，有一副好嗓子，喜欢水墨画，自封为砚峰山人。他的社会身份则是正大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大集团来自于泰国，它的领导人谢国民同样来自潮州。“在泰国，潮州话可以畅通无阻。”华人占据着今天的泰国社会的主要经济与政治力量，而这华人中的潮州人又处于支配地位，正在试图重新夺回权力的他信仍可以讲流畅的潮州话。

“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存在”，这是当地人流传的说法。潮州近代的历史也是移民史，那真是命运颠簸无常的年代。在煤炭驱动的蒸汽轮船普及之前，潮州人会在季风季节，乘“红头船”的帆船南下，前往他们称之为“南洋”的地方。行程艰难、漫长，有被海面上的狂风暴雨席卷的危险。一条大船最多可以容纳超过两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随身携带一个瓷的水罐，一个笠帽、一条草席，两身换洗衣服，下船后，任由命运主宰。

比苦力更幸运的是商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曼谷，潮州人与福建人、客家人一起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商业网，香港是这个网络的中心，清末的一位大臣在奏折里说：“香港、新加坡、安南、暹罗等处，潮人贸易尤多”。维持关系网的不是法律契约，而是他们视作一切的“信任”，这种信任建立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上，他们只与自己相熟的人合作，如果不是兄弟姐妹，那么就是亲戚，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就一定要是朋友，如果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同乡是确保这种信任的底线，他们通过潮州话、功夫茶和潮州戏、祠堂、妈祖庙来维持这种亲密感。在泰国，潮州人最为完美的融入了当地社会，潮州话甚至成为商业用语，他们所从事的泰国大米生意则维持南中国的日常生活。潮州人在商业上的精明为他们赢得了“东方犹太人”的称号，流传着“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生理（生意）细细会发家”的说法……

出洋的人中最幸运与最勇敢的人，不名一文地离开家乡，在异乡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获取了显赫的社会声誉与地位。他们将大笔钱汇回家乡，侨汇一直是本地人的重要收入，不吝金钱与时间修缮祖居与祠堂，对于漂泊一生的他们，安宁与自我满足只能在传统中寻找……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是《醒来——从甲午战争到镀金年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中国纪事》

“大家都很意外，没想到花那么多时间”，回忆起晶华饭店的一幕，江丙坤这样说。那是11月5日夜晚，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此宴请海协会会长陈云林领导的大陆代表团。

原定晚上8点半结束的晚宴，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告完。数百名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围住了酒店，一些人还试图从冲入三楼的宴会厅。

作为主要陪同嘉宾，江丙坤一直在场。“我们喝茶、聊天、吃牛肉面”，他说的轻描淡写，“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聊聊天，交换意见。”

11月12日下午五点半，在台北海基会的宽大会客厅里，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向我们讲述了江陈会谈的插曲，他对于海峡关系的看法，我们还谈到了蒋经国的遗产，台湾的边缘化，和两岸希望。

或许是过去一周的奔波与意外，让他有点疲惫。谈话时，他脸上带着倦容，声音低而轻，仿佛只愿意微微张开嘴唇，但谈话又是如此的清晰而富逻辑性，就像是书面的发言。他的记忆力也令人震惊，谈话进行到一半时，他的镀着金色外壳手提电话响起来，他听着，偶尔用台语回上两句，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三分钟后，他收起电话，立刻继续，从刚才的中断处继续讲下去。

76岁的江丙坤，是台湾半个世纪的历史转折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他出生在日据时代的南投县，青年时在东京帝国大学接受教育。从驻日使馆经参处的助理商务专员起，在四十年的政府生涯中，他出任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还有各种委员会的负责人、谈判代表。2008年，他出任了海基会会长，这是台湾政府与中国大陆沟通的主要中介单位。

许知远：您对这次会谈结果满意吗？

江丙坤：这次可以说是成功的会谈。我在第一天陈会长到达的时候，就说这是历史的一刻，也是两会关键的一刻，也是两岸走上和平发展的重要一步。他要走那一天，我说加一个“难忘的一天”。为什么讲历史的一刻？因为两岸分裂分治刚好一甲子，前四十年两岸是完全的三不，后二十年是政治对立，但是经济上有交流。现在进入另外一个甲子，也就是两会第一次在台湾举行会谈，也是两岸分裂分治以来第一次有那么高层的，代表双方，能够在这里协商，而且要签署协议。

因为这次协议是过去几十年来，大家最盼望的就是两通，包括通邮，包括通航，这两通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是对台湾经济很重要的策略，现在能够实现，虽然为时已晚，但对今后台湾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我为什么讲“和平的重要一步”呢？因为直航之后，两岸人民的交流会增加，两岸会晤交流会增加，因为时间会缩短，成本会降低，双方货品更有竞争力。但更重要是通过两岸的交流、人民的接触，相互化解敌意，走上和平的大道，所以它是两岸和平发展重要的一刻。从经济面再做说明的话，因为现在台湾到大陆去有6、7万家投资，也有100万台商住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金额超过1000亿，有人说1500亿美金，一年有480万人次到中国大陆去。台湾出口40%在大陆跟香港，台湾一年对大陆有700亿美金，这都是对台湾经济很重要的。

现在假如能够缩短时间，减少成本的话，我们40%出口的产品，它的竞争力会提升，特别像海运，经过琉球，花时间、花成本，所以厂商留根在台湾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产品竞争力提升，不一定搬到海外投资，可以让工厂留根在台湾。尤其将来时间缩短，台湾希望变成在全世界台商的营运中心，也是亚洲的经贸枢纽，方便的交通不可或缺，不管空运、海运，台湾都有很好的设施，假如结合大陆的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台湾的地理位置跟方便的海空运，对两岸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策略。

许知远：您刚才提到经济交往。过去二十年里，北京看待两岸关系基本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但是台湾对北京最大的忧虑与经济无关，它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误解非常深，怎么来解决？

江丙坤：很多事情没法一步登天。我在过去有机会跟中国大陆官方接触，那时候是APEC，双方是互不往来，我中间讲过，相互怒目相斥。不管政治怎么对立，对企业来讲，不可能放弃投资赚钱的机会。尽管政府采取很多限制措施，但当全球化、自由化的时候，资金根本挡不住。所以你要想办法让台湾经济好起来，自然而然就会从经贸正常化做起，希望将来能够通过经贸正常化有利于台湾。大陆的因素，尤其政府的因素，会影响经济，这个部分当然应该先排除。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东10+3”，我们也想跟新加坡、跟日本、跟美国，但是大家都顾虑到大陆，所以当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们会说大陆有压力。我们很早就跟新加坡谈过，在1999年的时候，我在纽西兰参加APEC领袖会议，那时候我跟吴作栋总理有会面，我要求能不能跟新加坡签订。他说经济上面没有问题，政治上有问题。到了2002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们现在是WTO的会员，我用WTO的架构跟你们来签，我可以阻挡中共的压力。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做？因为陈水扁政府要改名字，原来WTO我们用的是“台旁金关税领域（中华台北）”，要改成台北。但是现在你跟他谈的时候有点刻意请求，跟日本谈的时候有点刻意请求，美国一贯如此，理由就是因为十几年前台湾经济好，在民进党执政之前台湾经济很好，所以大家可以来克服这个困难。当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就不谈。

为什么台湾经济不好？大陆崛起七、八年都是超过10%。经济不好的时候，在国际这一块我们压力就增加了。我一直说，台湾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把经济做好，经济做好，两岸的关系不改善不可能。你可以从过去的投资，我们在连战跟萧万长他们做行检院长的时候，从1993年到1999年，我们平均经济增长是6.3%，亚洲自由经济体第二。2001年到2007年，只有3.8%，亚洲开发中国家最后一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两岸的关系，两岸一紧张，影响台湾的投资。台湾关系改善，让台湾经济茁壮，让我们在国际里边越来越有力量的一个表现。

我们第一个追求，一方面一定要和平，经济的策略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为什么我们两岸谈先经济后政治，就是先搁置，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先不做，先做能够做的问题，存异求同，来取得双赢。经济好起来，对方也好，我们也好，两岸的和平会带来大家的信心，这是从战略来考量。这个没有错，两岸的问题不是只有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过去国民党的做法，可以说是务实。务实的意思是什么呢？既要有面子，又要有理智。但是两者不能兼得的话，那更要有理智。所以我们参加APEC，两次领袖会议，为什么我们能够参加？因为它有一个线，你不要超过这个线，下面我很大的空间。

就像游泳池空间有三公尺的深，只要在水下面没有事。但是你要努力把水变成五公尺、十公尺，而不是把头伸进去。所以我们参加APEC成功，参加WTO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先求理智，我们没有用“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没有去，但我们仍然可以去参加，比没有参加好。所以两者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经济，而不是选择政治牺牲经济。选择政治能够成功，经济也好，大家举双手赞成。假如选政治成功，经济失败，大家可以忍受，但假如选择政治失败、没有成功，而经济也失败，什么都没有了。但我选择经济，这边没有满足，但我通过经济来提升政治。比如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去到哪里大家都欢迎，甚至到马来西亚，总理说你们现在来四分之一的价钱可以买到很好的企业。我们到泰国去，过去我们跟泰国关系并不好，我们去，连见部长都很难，那次总理亲自接待。我们到印尼，总理出来。我们在菲律宾，都不是总理出来。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开拓企业。我们是用经济实力来帮助开发中国家，来取得你讲的这一块，而不是追求你达不到，你满足了自己，牺牲了这块。

许知远：您是说台湾的国际形象在下降？

江丙坤：在下降，国际空间在下降，大家看不清。你走路没有风范，有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对方经济蓬勃发展。对我们来讲，这是很心酸的八年。

但是现在两岸开始恢复起三通，包括新加坡，包括很多国家，欧盟、美国、日本，都是肯定的。因为他觉得区域和平当中，两岸能够有这样一个发展，表示两岸不会走上战争。所以马总统讲，他要变成和平大使，其实是朝这个目标来做。我们现在为了维持区域的和平，会跟两岸交流，这种努力大家都表示肯定。

许知远：会谈既要说服北京，又要说服台湾社会自身。北京对台湾肯定有理解的盲点，它是什么？

江丙坤：因为我们两会的接触不是第一次，已经有十几次了，这表明两岸都有意通过两会来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当然这个中间中断了将近八、九年，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双方都很珍惜将来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大目标，双方都很珍惜这个东西。假如说两会能够在这里扮演角色，而且是值得双方珍惜的。

许知远：对您个人来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江丙坤：我在过去2005年3月份到大陆去，到现在已去了好多次。2005年的时候我去了好多趟，所以我跟陈会长熟悉，我跟当地的人熟悉，跟台商的关系相当之好，也了解台商的困难。另一方面，我过去一直从事台湾经济的发展，两岸关系当时我有参加开发。同时我们跟很多国家谈判，我了解两岸经贸的问题，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对我来讲，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慢慢地走上比较困难的就是，两岸去谈的东西都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这个比较容易谈，假如谈到双方有利有弊的时候，那就比较麻烦。刚才讲，跟新加坡谈自由贸易协定，他现在有压力，那最好跟大陆先谈。当时的目标就是说，我跟你谈，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也要跟台湾谈，台湾就有机会突破。当时考量也是说，我跟大陆谈，因为大陆是最大的市场，而且今天假如双方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综合经贸协议项目，香港现在有优先进入的权利，有优惠。

所以台湾讲如果没有优惠的话，会很麻烦，那双方来完成协商的过程当中，其他美国、日本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对台湾来讲，不要被边缘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跟参加WTO一样，也要降关税，我们到底选哪些产业，台湾农业怎么办，当然这不是当前的课题，但将来这一块会变成两会经济问题最严重最困难的一块。

而政治问题，其实这里边的问题会低，将来都是两会公开地谈，大家互相来做就可以。比如国际空间的问题，这都是公开谈的问题，就看以后用什么方式完成。

许知远：跟大陆代表团谈判这么久了，大陆谈判风格是什么样的？

江丙坤：目前为止，因为这几个题目是双方差不多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不是我在谈，都是交通单位，将来可能有金融单位、农业单位，理论上目前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善意，感觉到他们的善意。因为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许知远：您谈到务实的态度，正是蒋经国与邓小平先生的务实态度开创了两岸的新局面。今年正好是蒋经国先生逝世20周年。20年过去了，作为在他任内工作过的官员，您怎么看待蒋经国？

江丙坤：他在1987年做了三件事情，那是关键的时候做了关键的决定。一个解除戒严，让台湾民主。第二个是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探亲就是今天投资的开头，很多人跟着老兵去，去探亲，他不是老兵，他也跑去探亲，很多人就留下来投资，这是台商投资的开始。那时候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的政策，结合他的开发，赴大陆探亲，后来变成赴大陆投资的政策，一拍即合。第三个，他让台币升值，推动国际化，所以劳力密集产业没有办法生存，趁这一拨劳动密集型，就分到东南亚、到大陆投资，大部分到大陆投资，造就了今天广东的发展。邓小平先生的决定跟蒋经国先生的决定刚好造就这20年来两岸的经贸交流，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许知远：我记得在蒋经国先生去世之后，邓小平先生在内部会议上说，蒋先生去世了，可能两岸问题更难以解决，如果都在世可能还好解决。现在，您怎么看当时这种说法？

江丙坤：没有错。回忆起来，两岸在这20年当中应该有很多机会，这个机会当然有经济的，有政治的，而且有些也努力过。李登辉先生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都努力过，通过某些管道互相都有来往，但是很可惜，那时候没有第二个蒋经国，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彻底抓住那时候的机会，两岸出台和平繁荣的做法，找到大家互相有尊严的做法。

因为现在机会越来越困难，你可以看到过去大陆还没有经济发展，台湾已经经济发展，那时候可以利用经济的力量进入大陆，可以有计划地发展。政治上取得某种地位，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地位，可能是有机会的。现在大陆这么强了，台湾目前经济表现比过去还不好，现在两岸怎么做、怎么走就变成马总统跟胡总书记怎么去解决了。

二十年来，当然从前有一些机会，但没有实现。今后看他们两个人如何解决，大家有意识建构一个和平协议，看看能不能为两岸走出一条路，永远的和平跟繁荣，主要靠双方的智慧，关键的时刻有关键的两位，看他们能不能做出关键的决定。

许知远：您提到二十年中有好几次是被错过的机会，都有哪些呢？

江丙坤：像过去很多人跑来跑去，有些人跟我讲过，很多朋友会谈起，那些人都在世。张荣发先生有一次跟我讲，有一次想安排两位领导人在台湾海峡见面。

许知远：这么富有戏剧性？

江丙坤：是这么说过，后来没有实现。

许知远：这非常依赖领导人个人的魄力和勇气。

江丙坤：对，没有错。最近我在总统府的报告里面说，难得的历史机遇，两位领导人要有睿智，要有魄力，要有能力，来发挥。我中间提到这一点。

许知远：但似乎伟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江丙坤：现在是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两会开始恢复协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许知远：您怎么评价这20年台湾的转变，是你们期望的吗？

江丙坤：在前面一段时间，我们经济转型是成功的，特别是台币升值之后，台湾有很多的资金到大陆、到东南亚，台湾企业在全世界都很多，现在有大陆的台商会，我们有全世界的台商会，每个地区人都很多。台湾的力量延伸了。而且那个时候，经济增长很快，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是亚洲唯一自由经济体正增长的地区，其他都是负增长。所以经济转型很成功。

当然在这个当中，比较可惜的是两岸的政策后来趋向保守，这里有很多是政治理由。政治的制度民主化的过程，整个选举的制度、议会的制度、整个政府的组织都没有配合经济的发展来更新，来创造符合时代潮流政府议会的制度，让民主优质化，这点没有做到。后来又碰到政党轮替，这是国民党分裂的结果，没有分裂就没有这个事情。

这八年真是台湾痛苦的八年，制度被破坏，伦理道德丧失，贪图变成普遍的现象，士气不高，这些对台湾伤害很大。所以这20年，企业发展还不错，但这八年我们表现不好。期待以后，通过两岸关系的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能够更进一步，加上总统那种清廉，不沾锅，完全清廉，希望给台湾社会带来新的风气，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

许知远：这也是您看待马先生身上最好的东西吗？

江丙坤：这是没有话说的。也是台湾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他有他的优点，也没有话说。现在就是如何克服当前经济的困难。

许知远：他的弱点是什么呢？

江丙坤：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他的个性，他是念法律的，所以很多是按照法律去想，但有些是政治的，用法律去想、用法律去做，未必适合政治的需求。他很清廉、认真，也很重视按照法律做事情，有很多优点。

许知远：过去八年中，我们看到海峡两岸中国和台湾都有很强大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上升吗？这使双方理解隔阂加深了，这种东西未来应该怎么克服？

江丙坤：这八年民进党在政治上的操作的确是成功的。它强调台湾化，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强调台湾的文化价值、语言、认同，以前问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讲台湾的是45%，讲双方都有的45%，单单讲中国的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例子。当然他有他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也采取了教育，很多措施，这点改变了很多。20年前，我们很少用台湾，除非是台湾经济。现在相反，已经习惯了这个转变，这80年也让他们做了很多改变，现在有些民众已经接受了，有些正在慢慢恢复，包括国旗，以前都不强调，现在慢慢恢复正常的做法。

许知远：您请陈云林会长观看《海角七号》的电影，为什么？

江丙坤：那个电影是让他能够对台湾目前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当然现在跟日本的关系越来越浅、越来越少，只是那种亲情应该有机会让他看一下，了解台湾的历史背景，跟老百姓的感情，应该是很好的。当然要了解并不容易，因为有些讲日文，讲台湾话，他不一定听得懂。我们当时安排，是希望让台湾老百姓了解他也是对台湾很关注的，有这个目的。

许知远：你觉得台湾人身上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江丙坤：重感情。那部电影就是感情的一种表现。

许知远：台湾过去四百年里，不断变幻着政权，这种不确定感会怎样影响两岸关系？

江丙坤：我想目前没有人想那么远，大家还是想把两岸的问题，该做的尽量做，不要到下一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和平发展，还有经济繁荣，对台湾来讲，这是刻不容缓的。

（原文主要部分发表于周末画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一

前往高雄的列车上，我断断续续地读着黄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妇》没有期待的那么好看，姑娘们的名字太过眼花缭乱了，她们的声音太叽叽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绵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与苦痛一样透明。

出生于一九三五年的黄春明，是台湾或许第一个将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经典文学形象的作家。在回忆里，他说自己是个充满反叛性格的人。

少年时，他是个打架能手，这不是对暴力的迷恋，而是对不公的义愤。文学是他释放这种强烈情感的另一种方法，心灵最敏感时，他偷偷的阅读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和苏俄小说，这是当年的禁书，足以招致牢狱之灾。革命现实主义的题材，启发了他将妓女、矿工、渔民、小职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为小说主人公。

《小寡妇》中的妓女的遭遇，是黄春明对于那令人窒息的美国影响的反抗。在一九五零至于七零年代，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援助者，它是强大与繁荣的象征。在对它不假思索的崇拜与迷恋中，很多台湾青年甚至忘记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也忽略了两者关系中的不公与屈辱。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恐怕难以忘怀那位黄老板的快活口气：“现在喏，机会来了。要赚，赚美国仔才快。”

书一页一页的翻过，高速列车几近无声的从北向南。高挑、温婉的高铁小姐推着饮料车穿过走廊，嗲声嗲气地问着谁需要咖啡。窗外是一狭窄的平地，远处是隆起的山脉，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丽的福尔摩莎；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壮丽，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飞溅。

从台北到高雄，几近这蕃薯状岛屿的一北一南，只需要一个小时四十分种。台湾变小了，更紧凑了，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了，人们情绪的表达也更容易了。横穿中部的浊水溪，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蓝、绿两色的分界限。国民党的支持者们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则是民进党的票仓，越往南，绿色越深。深绿的支持者们，经常早晨坐高铁赶到台北，在示威抗议之后，晚上再乘列车回去。

前往高雄，是为了去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的一场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上七点，高雄的县立体育场，云门的舞者将为本地观众表演。

成立于一九七三年的云门舞集，是过去三十五年台湾变迁的缩影，也是历史重要推动力量的之一。谁也料想不到，现代舞蹈——二十世纪中国最薄弱的艺术表现形式——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还是要从一九七二年说起。那一年，二十五岁林怀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英俊、敏感、才华横溢、雄心勃勃，他的个人故事，像是古老台湾向一个新台湾的急速演进。他的先祖从漳州龙溪渡海来台，定居在台南嘉义县的新港。到了曾祖父林维朝这一代，林家迅速兴盛起来。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二十岁的林维朝考中了秀才。这在仍处于天朝边缘的台湾来说，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也反应了中央帝国的统治方式——她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武力来维系庞大的疆域。接下来的林维朝，没有继续追逐科举成就，而继续充当一名富有创造力的地方乡绅。他指挥家族壮丁清肃土匪、处理争端、兴办学校，在那个中日政权交替的混乱岁月，为家乡充当保护者与稳定者，本地人用“北头仔皇帝”来称呼他，说他“喊水会坚冻”。

林维朝的一生跨越了晚清与日据年代，而他的重孙林怀民出生时，历史的另一页开启了。一九四七年，林怀民出生的这一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一件因为言语不通的误会，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怨恨、恐惧与愤怒埋藏于社会的深处。但与其说，它是外来者与本省人之间的冲突，不如说它是腐败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官员们从逼仄的中国西南一角，迅速向全国扩张，他们的贪婪与暴戾，很快将一场“胜利的光复”转变成一场“接收的灾难”，短短的两年中，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消失殆尽。你可以说二·二八是“台湾的悲情”，但或许更是“中国的悲情”的一部分。

林怀民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既单纯又复杂，既清晰又模糊，既安定又压抑的岁月。一方面，是土地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国民党政权将它们在中国大陆无法实现的改良政策，成功在台湾实施了，这些政策降低了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政治领域也逐步对本地精英开放，为日后的政治转型奠定了基础，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压力，却从未减弱，丢失了中国、深感受挫的蒋介石既拼命控制人们的思想、担心他们传染上“共产主义思想的流毒”；也自认是中华儒家文化的继承人，试图将“古老而辽阔的大中国”装入小小的台湾，少年们从未见过雪天、看到最高的山峰是三千公尺，却要相信西北的戈壁、东北的冰河、西南的崇山峻岭，都是他们地图上的一部分；“忠义”、“仁爱”、“孝”，这些古老的伦理，也是他们日常准则的一部分。但这自认的辽阔与正统的中国，却又无比脆弱，它需要巡迤在太平洋上的第七舰队的保护，所以，美国人的影响又无处不在……台湾被这些庞大的概念笼罩着，自己的身份反倒退隐了。

不过，这却可能令一个少年的成长有着丰沛的养分。林怀民是在曾祖父喜悦阅读的诗书，印象派的画作、《红楼梦》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还有他父亲读过的日本书籍中成长起来的。十四岁那年，他还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现代舞蹈团Jose Limon的演出——它是冷战时代，美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青春的热忱、躁动与创造力，最终以文艺追求和小说写作释放出来，这是那个时代最容易和普遍的选择。

他十四岁开始在《联合报》发表作品，二十一岁时即以小说集《蝉》成为重要的青年小说家。一九六九，二十二岁的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系，接着转入爱荷华大学学习小说创作。

在这里，对舞蹈的热忱，压过了写作。身体伸展与扭曲的美感一直吸引着他，十四岁时，他就曾用第一笔稿费报名了芭蕾舞班，来美国时，他还把一双舞鞋塞进了行李。而现在，尽管他长大了、骨头也硬了，却准备从头开始，至少“成为一名舞评家”。他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来到纽约的马莎•葛兰姆现代舞蹈学校学习……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国时光也给林怀民带来了很多别的改变。六十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林怀民深刻的感受到“年轻人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狂热的迷恋毛泽东的西方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悲剧，只是将其当作一种理想主义来追随，林怀民则对其中的“赤脚医生”大为赞叹——青年人到广阔的乡村去，为贫苦人民服务。

也是在美国，他旁观了台湾的羞辱，经历了个人意识的苏醒。一九七一春天，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北代表的黯然离去和北京代表的开怀大笑，是如此鲜明的对比，台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受困与孤立。

困境拉近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林怀民回到台湾，想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舞蹈团。一九七零年代初的台湾，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更富裕的社会，但在长期压抑中，人们渴望情绪的释放。年轻一代也成长起来了，他们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渴望自由与民主；而本土意识也正在觉醒。

林怀民感受得到这种开放与封闭间的交战。回到台湾的第二天，留着嬉皮士长发的他在街上被抓去剪短头发，但他仍感到那是“一个出发的年代”。他肯定也和黄春明一样感到困惑与不安，来自西方的影响充斥着台湾，但青年人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青年人开始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在爱荷华大学，林怀民就曾将庄周梦蝶的典故，改编成舞蹈。而此刻，他更想表现台湾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来，中国人从中国福建渡海来台，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这剧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想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薪传》的上演，或许是所有艺术家渴望、却难以碰到的机遇，艺术家触到了时代的神经，个人感受与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来的三十五年，云门舞集征服了台湾，也征服了世界，它的不停息探索，既映照也拓展了台湾在国际舞台的角色。按照舞评家陈雅萍的分析，这三十五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自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零年代末，林怀民试图融合西方舞蹈技巧与自身文化，那是用现代方式对自身命运的追求；到了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寻找亚洲之旅——在被灌输了太多的西方之后，他想认识邻邦，并从中汲取灵感，不无巧合的是，他的亚洲之旅，恰也是台湾资本扩展东南亚的时期，台湾商人们发现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而林怀民则发现了爪哇的甘美朗、西藏的喇嘛诵经声，也是在这一时期，云门舞集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它变成了新亚洲精神的代言人；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林怀民与云门，都进入一个更为抽象的时期，他试图将书法、太极，这些独特的中国审美经验，用舞蹈语言表达出来。

在这三十五年的里程中，林怀民一方面在奔波在柏林、巴黎、纽约、悉尼，另一方面从未忘记当初“赤脚医生”的梦想——把舞蹈带给了台湾城市与乡村的普通人。那个心中交织着理想与激情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六十一岁了。十一月七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见到他。

上一次，是二零零七年的春天，我从北京保利剧院的观众席上，远远的看着一袭黑衣的他和演员们谢幕，他的身材精干、有力。我也记得看到他编导的《白蛇传》时的诧异，古老传说，竟以这种方式演绎出来。也是在那年在北京一场演出中，他叫停了刚刚开始的表演，对着台下一直嘈杂的观众发出严厉的训诫——希望他们尊重舞者也尊重自己。这真是讽刺性的一幕，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台中市吧，年轻的林怀民也曾叫停演出——他要培养台湾观众观看演出的习惯。二十年之后，这样情景也发生于北京，这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轨迹吗？

这一次，他要带我去小巷深处的一家餐厅吃饭。台北正落着小雨，出租车把我们落在师大旁的一条道路上，他要带我去一家昨天才来过的幽静餐厅。我们共撑着一把绿、白相间的大伞，在师范大学旁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的经过便利店、小装饰店，他怎么也想不起路来。“真是该死”，他会突然跺下脚，表示对自己的方向感的愤慨，不过这不妨碍他突然停下来，盯着路边破旧的DVD架，看上两分钟，边看边说：“我很少出门，什么都新鲜。”

他打通餐厅的电话：“我是林怀民，我看到了这家屈臣氏，然后怎么走。”他中气十足，即使在吵闹街头，仍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听到“我是林怀民”，街旁原本歪头来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几倍，他们的微笑中充满着好奇与敬佩。他是个六十一岁的偶像，一座活生生、依旧生长的历史纪念碑。

整餐晚饭，我们没有提及舞蹈的艺术，谈论的却是政治与社会。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艺术家式的敏感，有着罕见的清晰。我想起了他的家世，从晚清秀才曾祖父到国民党大员的父亲，林家身经政权的更替，政治敏感性或许早已是血液中的一部分了吧。

我想起了他几个月前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现在做的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我认为美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啊，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他说起了蔡元培“用美学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以天空那骇人的价值真空。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作者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在信义路诚品书店的咖啡厅里，杨照向我讲述了他对昨夜的民进党在中山北路抗议活动的看法。

“它或许意味着民进党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杨照掩饰不住的失望。在他眼中，昨夜抗议活动的松散组织，与民进党纯熟的社会运动风格迥然不同。“指挥车停在哪里，怎样讲话，何时鼓动情绪，怎样保持队列不乱，这其中都有一丝不苟的安排”，他说，“但昨夜却不这么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离了现场，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挥者。”正是组织的失力，使得群众的和平示威滑向了暴力的冲突。

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杨照，是台湾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个早熟的灵魂，少年时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种衰老的恐惧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变了。二十四岁时，写出了小说《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面对镜子，凝视着自己六十五岁的脸上隐约的几点淡黑色寿斑时，颜金树突然想起父亲过世那天的种种，因而恍然大悟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开头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探索的却是台湾的悲情。从一九二一年的“台湾议会请愿团”开始，皇民化运动、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他祖父那一代台湾人见证历史的暴虐和嘲弄。

写作这篇小说的一九八七年，杨照刚刚服完两年兵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那也是台湾的转折岁月，蒋经国解除了维持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那是个街头运动的年代”，杨照回忆说，“每周都有各种人群以各种名义上街。”深埋在社会记忆深处的愤怒、压抑，开始释放出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变革年代开始了。

杨照不后悔他错过了这个年代。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三，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台湾发生着炽热和忙乱的转变。持续了四十年的威权体制瓦解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价值观的真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体、组织，既在释放长期的压抑，也在寻找新的空间。此刻的台湾，也开始收获它长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功。这个破败、落后、濒临破产的小岛，如今成为了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的地区，股市不断攀升，新竹工业区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经济增长、民主转型，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台湾奇迹”的赞扬。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杨照说，“没人觉得国民党会垮得这么快”。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杨照准备大学毕业后，去搞党外运动，坐几年牢，继续奋斗，支持他们的是对“民主”、“自由”的朴素却顽强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那个威权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想到它会消亡。

但他一九九三年回到台湾时，从前不敢设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实现。一九七九年还因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党外人士，一九八六年才组建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当初那位年轻有为、充满正义感的律师陈水扁，在一年后还将破天荒的当选为台北市的市长。一九九零年春天时，超过五千名青年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向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约”、“召集国事会议”、“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把这次运动命名为“野百合”，这种白色小花在台湾四处生长，生命力旺盛，象征了年轻一代挑战威权政治的不屈决心。

杨照加入了这股洪流。一九九五年，他担任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主任，负责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客与记者，向他们解释这个党派的主张。他对于民进党的使命充满了期待：“民进党不是个单纯参与选举竞争的一般政党”，他对于拜访者解释说，“而是带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党，取得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为了让台湾变得正常。”在他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与民间力量过分弱小，而未来民进党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让民间力量生长起来。

十年之后，这种理想开始暗淡。民进党已执政了五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陈水扁，已可疑的赢得了第二任总统，而杨照则早已离开了民进党的党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过去十年的台湾，演练了全民投票、政党轮替，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变得“正常”起来。相反的，他发现台湾正在陷入一种败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社会气氛中充斥了一种无力感——“大家都觉得被自己不能认同的力量牵着走，无法反抗更无法逆势扭转”。

他也发现，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看起来正在撕裂台湾。

阅读他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十年后的台湾》中，我感受得到他的幻灭情绪——昔日他们所反对的，如今仍幽灵式的缠绕着，他们期待的进步，没有发生，他们未曾想到的挑战，却蜂拥而来。在二零零六年一期的《新新闻》中，他将幻灭更集中于他曾经效力的民进党上，《民进党失魂自毁三部曲》是他选择的题目。或许这一切变化在早已酝酿在民进党最初的价值观上，它缺乏自身的信念，仅仅定位于“反国民党”。当被反对者倒塌后，它反而迷失了方向；它也没有做好去领导和建设台湾的准备，转而通过挑动族群纷争获取政治筹码；它也尚未经过真正的考验，内部也很容易被轻易到来的权力与金钱所腐蚀……

当他和我在诚品书店里隔桌而坐时，又两年过去了，陈水扁的弊案正像连续剧一样上演着，越来越多的人、金钱、网络被卷入其中，陈水扁的被收押仅仅是时间问题。另他更心痛的是，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进党却依旧顽固的和陈水扁的个人命运捆绑在一起。三年前，他说“台湾最大的危机不在于中共武力犯台，而在于快速的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如今中国已成为不争的全球重要角色，对中国大陆的抵制，像是自动选择了边缘化。陈云林访台期间，“围陈呛马”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们，像是掉入了情感的旋涡——他们深感挫折与沮丧，只想反对些什么，却不知道支持些什么。

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四十五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小说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回忆起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小说。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儿时他的家就住在那附近。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的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说《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二百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四十年前的了。霓红灯管依旧打出了这样的店名“曼哈顿”、“白宫”，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再用吃力的学英文，叫自己是Amy, Betty 和Cat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的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要有七十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五十元，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当代台湾的故事，是从那时开始的，所有今天的希望与困境，都蕴涵其中……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十一月六日傍晚的台北，潮湿和微热，空气中紧张与兴奋夹杂。台北正在实行交通管制，一些道路被封锁了，车子绕来转去，或挤在一处。大批民进党的支持者正集结在圆山饭店门口，继续抗议陈云林的到来和马英九的政府。

称谓仍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到达的这天上午，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会见了海协会长陈云林。他们笑容满面的握手、互示温情，但后者是无法叫上一句“马总统”。不管北京多么欣赏此刻的台北，在中国官方的语汇里，马英九只能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到来。它既与陈云林的访问有关，十一月三日，陈云林前往台北的新闻，像是一桩尚未发生、就已被定义的“历史事件”——一九四九年以来前往台湾的最高规格的中国官员。全球的媒体蜂拥至台北的机场，记录着专机着陆时的历史性一刻。陈云林的前任，风雅而望重的汪道涵，离去前仍在抱憾未能和同样风雅而望重的辜振甫在台北相见，如今陈云林和江丙坤实现了它。

我们生活在词语滥用的年代，这也包括“历史性的时刻”。它频繁的出现，不断贬值，以至于经常变成政治人物和新闻记者语言上的自我满足。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缺乏勇气的年代，以至于一点微小的进步、姿态性的改变，都变成了自我庆祝的理由。在电视画面上，我看着那架机身上喷绘了五个福娃的专机的起飞，也知道这一行将双方将签署的协议，但直航、直邮、更多的包机，这是双方政府与社会早有的共识，不是什么意外之举。而且，多年以来，双方最大胆的举措，也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认定只要一起赚钱，就必定达成统一。如果海峡两边都仅仅是商人的话，一切早已迎刃而解。但是，社会总是由更复杂的人群构成，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仅仅是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热衷于将大熊猫送到台北的动物园、购买台南的水果，但收效却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而陈水扁或许对经济一窍不通，却深谙如何挑动族群与身份意识，稳固自己的权力。

陈云林的到来，也适逢台湾社会自身的转折时刻。有关陈水扁贪腐案的报导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台湾正准备将自己前总统送上被告席，曾令人惊叹的民主尝试中充满了幻灭。而台湾社会似乎也正为此而撕裂，一种空前的混乱、迷惘与失落似乎正在到来。这一切，似乎就像是台湾电视街头抗议、国会打架的新闻画面。但是，媒体上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经常不是一回事。

四

站在抗议人群中，和透过电视画面上观看的是两回事。夜晚九点，才走过圆山捷运站，我就听到了远处的喧闹。有高音喇叭传出的讲话声，人群的吵闹，还有一种刺耳的汽笛声——不知它从哪里发出。

我们循人群与声响而去，走过酒泉街旁的中山足球场时，看到蓝色衬衣的警员们正松散的或站或立。他们很年轻，大多鼻梁上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像是一群正在军训的学生。在五号门口，我看到了整齐排放在地面上的防暴服，透明盾牌、深蓝色的警帽、制服、黑黑的警棍，一堆堆整齐的排列在一起，在黄色的路灯照耀下，像是一幅静物写生，国家机器的暴力色彩被稀释了、凝固了。一个警员孤零零的站在一旁，左手持一瓶矿泉水，远远的看着我，既没有表情，也没有言语。

从酒泉街拐到中山北路时，悠闲安静的气氛消失了，喧闹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三次身处这样的人群中。第一次还是一九九九年，那时我念大学，和同学们聚集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前，表达对美军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抗议。我们按照学校，被划分成不同的方阵，走过大使馆。我忘记了自己是否也喊了口号，只记得对身处这样的人群很不自在，像是一场意料之中的表演。况且，我对于周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同学们也很不舒服，为了一张美国签证，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分日夜的背单词，想法设法的了解不同签证官的脾气。第二次是二零零五年的上海，我乘坐的出租车被堵在路上，等那些正在抗议日本的游行队伍们通过，其中的一些年轻人还砸了日本汽车和日本餐厅——尽管它们的主人都是中国人。我怀疑这些抗议，是因为它们的高度虚伪性——他们标榜自己的民族义愤，却又深深的崇拜与渴望美国与日本；年轻人想表明自己的参与感，却从来只对安全的、得到官方授权的话题表示异议；他们看似热情亢奋，却又是那么的昙花一现，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恢复常态。

六日夜晚的中山北路，是另一幅图景。外围的人群松散，景象纷杂。青年、老人、孩子、恋人们拥挤在那里，有人义愤填膺，头上缠着黄色布条，上面是中英文的黑字标语“台湾是我的国家”，一些更为激进的的标牌用红字写着“共匪”，另一些则在要求马英九下台，但更多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站着、走着。卖烤香肠的小贩生意不错，三支烤得焦黄、油亮、香喷喷的香肠，不过五十元，它们是“民主香肠”。更有趣的是汽笛喇叭，它是个20公分高桔红色的灌子，上面有红色的喇叭，摁下顶上的机关，罐内的气体喷出，发生尖利的声音，像是警报。本地人前往体育场时最喜欢带着它，比喉咙里的助威声有力得太多了。

于是，这场抗议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它像是一场嘉年华。沿着中山北路继续向北，人群更密集了。到了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立美术馆一带时，我看到了挂满标语的游行指挥车，一位指挥者正在喊话，但很显然，情绪激动、却缺乏感召力，另一辆车正在发放瓶装水与面包。喇叭的声音更强了，有时后是杂乱的尖声，有时是同时鸣响，我感觉得到耳膜的刺痛。

靠近中山桥时，铁丝网、全副武装的警员，他们的头盔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桥已被封死，以防止示威群众冲向圆山饭店，陈云林正住在那里，这是他在六天台湾之旅的最后一夜。台湾政府出动了七千名警员确保大陆代表团的安全。一天前，陈云林在晶华饭店被示威的群众整整围困了八个小时，它变成了马英九政府无能的标志。

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抗议群众，正隔着黑色的铁丝网相互对视。无处不在的摄影机镜头，正试图捕捉、或者创造紧张的、戏剧性的气氛。不管抗议的人群多么声嘶力竭的，警员们无动于衷，一些人甚至保持着微笑，泰然的面对抗议和镜头。

天气有点闷热，拥挤的人群让我的汗流得更快。那刺耳的鸣笛声从未减退过，有时候人们会同时按响喇叭，声音是如此凄厉，以至于我像是突然失了聪，世界归于寂静，空气像是凝滞一般。我抬起头，正看到夜幕下的圆山饭店的黄色的、屋檐上翘的房顶。是蒋介石决定了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国宫殿式房舍和庭院，凭借其庄重宏伟的外观、典雅精致的陈设，向外宾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一九五零年代初了，它是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接待来访的外宾的首选之地，宋美龄是它的第一任会长。在那个国民党政府的困顿时刻，外来的援助与承认，显得至关重要。

房檐以下部分的视线则被巨大混凝土构造的中山高速公路档住了。在道路上，小小的汽车在夜幕中无声的跑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故事。于是寂静的高速公路、圆山饭店，和眼前的喧闹、冲突，构成了奇特的对比。

当我走到基隆河畔的中山桥时，这种对比显得更加显著。我爬上河畔的高墙时，浅浅的、发黑的基隆河水正有条不紊的流淌，岸边野草茂盛，有一人多高。那座废弃了的中山便桥上堆满了建筑材料，一架停工的黄色吊车的吊臂上悬挂着白色的条幅——安全第一。

我丝毫没有感受到紧张。身边那些愤怒的公众，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客气、温和。帮助我爬上河畔高墙的是一个穿白运动鞋、蓝色棒球帽的小伙子。他站在墙头，帮助每一个想上来的人。他的脸短而紧凑，上面还有青春痘的痕迹，一点也不像他三十七岁的真实年龄。

他来自中南部彰化，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今天早晨，他和同伴们从坐着旅行大巴来到台北，准备去“呛”马英九与陈云林原定在下午的会谈。他显然被激怒了，马英九将会面提前到上午的十一点，使得这些抗议失去了目标，现在他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向了圆山饭店。

他是个热心、单纯而倔强的人，给我烟抽，对身旁另一个遭受警员喝斥的年轻姑娘说，我帮你报仇，然后走到警察的队伍那边大声斥责。但是，至于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他却并不很清楚。从彰化赶到这里，是为了表现它对于民进党的支持。民进党昔日的领导者陈水扁正丑闻缠身，新的领导者蔡英文，廉洁、理性，却像是一位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大学女生——还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他将气愤转向了国民党，转向了来访的陈云林。在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为何在二十世纪的历次革命中，为何福建人与广东人经常是其中的主导。他们是一群仗义、却也经常轻信的人，只要认准一个道理、一种信念，他们就会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热血战胜了个人的得失。

示威现场的人们似乎生活在混乱的价值中。他们支持台湾独立，打出了“共匪”的标语，却忘记了在他们深恶痛绝的“二·二八事件”及后来的白色恐怖主义，“共匪”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不了解中国，也不会真正反对达成三通协议。他们也被一种懊恼所左右，即使再怎么支持民进党，陈水扁的劣迹也是无法消除的，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愤怒，变成了他们逃避自身困境的方法。

在更多的时刻，我觉得它就像是一场狂欢。与其说愤怒来自党派、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个人情感的宣泄。高墙上坐在左侧的是三位浓妆的少女，像是刚刚从夜店里出来。最漂亮的一位正在把蓝色牛仔裤向白皙的双腿上套，那条短裙实在太短了，走在墙上实在不方便。穿上牛仔裤，她大大咧咧的起身，对两个同伴说，我去“呛他们”，就直奔防暴警察而去。

十点钟，我离开混乱的现场。带者一丝兴奋，像是目睹一场社会运动的表演，感到了身处人群中的亢奋和身不由己，并多少有点震惊于防暴警员的克制。十二点，吃过宵夜，我再返回中山北路时，气氛发生了变化。

当我坐在空旷的圆山公园的长凳上时，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劝我快走，防暴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清场。我犹记那位女士的关怀、恳切神情，刹那间，我们像是成了亲密的盟友。中山北路上已经乱作了一团。抗议的民众正一步步后退，盾牌与头盔武装起来的警员正步伐一致的向前推进。一方混乱，而和另一方的整齐。当刚才那些斯斯文文的警员当排列在一起、行动一致时，单纯的个体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不尽人情的国家机器。

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公众跑跑停停，伸出中指，大声的叫骂。路旁高大树木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脸上，林忆莲演唱会的广告画清晰可见。一些摩托车手，焦躁的在路上转圈，马达发出轰鸣声音，其中一位最大胆的说：“不能再退了，我们就不走，看他们能怎样。”但人群仍在后退，那些拒绝后退的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我看到了警棍的挥舞。我也看到电视台的摄影师正四处穿梭。

那真是个混乱的景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激情，仿佛正在亲历历史。到了民族西路与中山北路的路口，我决定离开人群，回去睡觉。离开现场，台北又变得宁静祥和，路过一家饮品店时，电视里播放着警察攻击一名记者的场景，小小的屏幕上反复是警棍的形象……报导里尽是冲突与暴力，而我之前看到了松散、平和与警察的克制，都消失了。

台北的第一夜结束了。

（作者的邮箱是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