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还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给一个文学青年提改稿意见。不过，这位资深编辑慷慨激昂谈的东西，似乎与对方的稿子、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你口袋中别的钢笔、你脸上戴的眼镜、你手里捧的保温杯，你再看看这个房间里的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哪一件东西不是西方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你再想想，我们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我们现在谈话所必须遵守的逻辑学，哪一门学科不是西方人最早开拓的？而中国古代文明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不过是女人的缠足和男人的辫子，不过是酸腐的儒家学说和刻板的八股文！”

听着这番文革中也许被冠以“崇洋媚外”恶名的话，竟然出自一位穿着军装、扛着大约是少校肩章的军官之口，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前由邓小平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或曰“西化”的过程。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略有不同，这一回，中国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日本这个东洋的“文化二道贩子”了，他们直接翻译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学名著翻译潮之后，随后则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翻译潮：例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一世纪文库”丛书……

1988年也许是新中国建国后思想最为活跃的一年：各种学说“纷纷出笼”，各种思潮“蠢蠢涌动”，各种人物“跃跃欲试”；那一年也是电视政论片《河殇》问世的一年：这套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一位中共元老看后非常生气，称其宣扬“全盘西化”。

但“全盘西化”无疑是当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直探寻中国富强之路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颇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国之路”的结论，那么，改革开放10年之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结论……

二

中国的“西化”之路并非没有波折，也并非没有受到质疑。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声音，其中包括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东的学者不仅在《河殇》热播时就发表文章批评《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他所说的中国某些西化派知识分子的“逆向种族主义”。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识分子，后来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热播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的总策划麦天枢，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却说：“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多么的漂亮，都是一种无知。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基本的知识和信息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净，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会对我们的传统存有仰望之心，这种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观存在。”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基本上仍然可以视为是一场“西化”运动。从我多次去中国采访或探亲时的所见所闻来看，至少在中国沿海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热情拥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的趋向，仍然还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以及主张弘扬国学的中国学者，也很少有人主张完全排斥西学；甚至就连中国城乡的普通百姓，在物质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态也非常包容、开放。

而如今自称对中国传统“存有仰望之心”的麦天枢，也并不否认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和其他编导人员在《大国崛起》中介绍西方列强兴衰之训的初衷。

三

然而，如今却有人认为，最近围绕着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风波而展开的中西对峙，有可能打断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让中国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随着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道引发海内外华人的强烈不满，也随着奥运火炬传递在部分西方国家遭遇冲击，海内外中文网上出现了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激烈的反西方言论：不仅那些民族主义情绪一贯强烈的“愤青”们表达了对西方的愤怒，就连那些原来亲西方的“小资”们也倾诉了他们对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约而同，全球许多城市的华人都在这一天举行了抗议活动：在中国城市，是中国公民抵制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在一些西方城市，则是海外华人对西方媒体偏见的抗议活动。

显然，对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国人来说，委屈的情绪是真实的，受伤害的感觉是深切的。例如，中国网络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幅帖子：“当我们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时，我们被称作危险；当我们被视为明日的超级强权时，我们被称作威胁；当我们关上国门时，你们走私鸦片来开启市场；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你们又责怪我们抢走你们的工作……”

又如，中国《商务周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就火炬传递给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称是一群“怀着恭敬的心情阅读过一些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并在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努力让自己按照独立、客观、真实的职业要求来思考和写作”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如此向西方的同行们诉苦：“我们一直在努力进步，向你们看齐。我们那么认真和真诚地希望融入到你们之中，和你们携手前进。但是这些不幸的事件让我们悲哀地想到你们的丛林法则。看到我们刚刚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被你们庸俗地使用着。你们无法理解，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好词汇的破灭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

我曾经与一位参加过4·19抗议活动的英国华人朋友探讨过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愤怒的原因。他说，他参与抗议活动，不仅因为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充满了白人的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更因为西方的敌意可能会使中国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这位朋友来自中国大陆，在英国居住了多年，已经获得了英国国籍，其实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聊天中，我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但他却对我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中国开放30年来，中国人一直是积极融入世界、努力学习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来出现的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包括针对北约炸馆的抗议、针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抗议、反日示威、以及这次针对西方媒体的抗议，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性的回应和反弹，绝对谈不上是主动出击式的、对外扩张式的民族主义。”

相反，他更担心的，则是西方的敌意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西方如果无视中国的进步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诚意，重操冷战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转中国的开放趋势，让中国人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国重新自我封闭并非绝无可能，文革时的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便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本侵华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文收笔时，我碰巧看到了FT英文网上刊登的一篇本报记者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独家专访。罗格最后说的一句话，与我这位英国华裔朋友的话，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罗格说：“在中国，你不会通过大声羞辱得到任何东西。西方人这么做是一大错误。（在亚洲）维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会告诉你：只有一种做法能够奏效：这就是尊重对方的、静悄悄的、但坚持立场的讨论，否则，中国就会自我封闭。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发生的情况：那里有许多抗议、有许多非常激烈的言辞，中国人正在自我封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中国农民工调查》最近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

《远观中国》

进入了2008年，中国人一边烧香拜佛，一边心里发问：“2008，发不发？”

2008年其实刚刚开了个头，但开年不吉，仅仅从年初这几个月出现的大事来看，2008年是中国物价大涨股价大跌的一年；2008年是中国股民渴望继续在股市中暴发却被股市套牢的一年；2008年是被中国总理温家宝称之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8年是中国百姓翘盼奥运火炬环球接力却被藏独人士抢了镜头的一年……

但人们可能忘记了：200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

一

30年前的1978年，我在中国北方一个不知名的深山沟里，接受着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那时，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却像被扔进了冷缩机，仍然过着准文革式的军营生活，仅有的与外界变化连接的渠道，一是连长办公室里不多的几份报纸，二是偶尔进山沟放映的新电影。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所在的连队集合，去北山坡上的一块平地，看当时新拍的电影《黑三角》。当电影主题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响起来时，我们连里不多的城市兵之一、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凑到我耳旁：“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小王眼中闪着兴奋的幽光：“李谷一！你听，那唱法多新潮！” 小王是连队的文艺骨干，特别爱唱歌。

确实，李谷一这首歌的唱法，非常新颖，既不同于文革时期那种大喊大叫的语录歌，也不同于我们这些“大头兵”看电影前常唱的《打靶归来》之类的军营歌。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时代正在随着歌曲的唱法，发生着某种我当时还难以说得清楚的变化。

我还记得，每天午饭后的短暂午休期间，我都会跑到连长办公室，饥渴地阅读着原本十分枯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通过当时那些不连贯的阅读，我懵懵懂懂地了解到：中国恢复高考了；文革中被打倒的某位老干部又复出了；某位57年就被划为右派的诗人又开始写诗了；中共中央又开会了，我记得，这一年年底的一次会议，名称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会议便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划时代”的会议。但当时的我，身在山沟，年幼无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只记得读过那份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纸之后不久，我曾首次走出山沟，回过一次位于省城的老家探亲，也因此遭受过一次类似心灵地震般的“严重刺激”。

我记得，比我大两岁、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通过一位在福建厦门当兵的中学同学，买到了一台走私录音机和数盘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盒式磁带，我们俩，再加上正在上中学的弟弟，三个人关起门来，躲在哥哥的卧室里，反复地倒着带子，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靡靡之音”……我不知道兄弟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心里的那种震撼：原来歌曲也是可以这么幽幽怨怨、浅吟低唱的，既不必像革命歌曲那样宏言大义，也不必像李谷一的歌曲那样微言大义，仅仅唱唱儿女私情、微言小义，居然就能够那么强烈地震撼人心！

大概就是在这次“严重刺激”之后，我下决心离开山沟，离开军营，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至今不知道邓丽君的歌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在我的理性记忆中，这两者好像是负相关的关系，因为后来中共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好像还批判过邓丽君的歌曲，但在我的感性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却似乎一直与邓丽君“靡靡之音”的旋律相互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在西方，人们谈到中国的改革时，通常指的是经济改革。但仔细观察一下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你就可以发现，相比起经济上的巨变，更为细微、但也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解放。尽管有过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尽管多数情况下是出于被动，但这30年来，中国政府的确逐渐放松了对社会、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起经济发展、经济自由这种“硬件”改革，政治开明、社会宽容、文化繁荣、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软件”改革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在精神上的自由，也就不会有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

当然，中国人的精神解放，远远不止于听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但毫无疑问，随着邓丽君的歌曲从年轻人房门紧闭的卧室飘入大街小巷、唱遍神州大地，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文化解冻的春潮，包括人道主义思潮、伤痕文学、朦胧诗、现代画、摇滚乐、《走向未来》丛书等等文化现象，便一波接一波地涌入，浸润了中国人那一度干涸的心田……

二

20年前的1988年，一天，我坐在北京《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里，打算先编辑几份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的稿件，然后再修改、润色我自己采写的一篇重头稿件。

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争论一个“龙熊赛跑”的问题（很像今天对比中印竞赛的“龙象之争”）：究竟是“北极熊”苏联先改政治的改革路径更有优势，还是“神州龙”中国先改经济的改革模式更占先机？那一年，也是主张经改先行、政改缓行的“新权威主义”学说在中国倍遭围攻的一年，我采访了“新权威主义”学说的倡导人之一吴稼祥，稿子也已写好，打算一会儿改完后送给总编辑过目。

听到有人敲门，我放下稿件，打开门，一群毕恭毕敬的军人站在门口：嗨，又是一拨送部队好人好事宣传稿的军队宣传干事！

我把他们迎入室内，请至沙发中，然后接过他们拿出的稿件。正在一目十行看稿的我，突然被人狠狠地拍了一下肩膀：“你还认得我吗？”

真没想到，对方是我当兵时的战友、来自山东青岛的小王！我们把另外几个看傻了眼的军人撂在一旁，自顾自地叙起别情来：

1979年底，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一年后，我就退伍了，后来去上海读书、来北京工作，“嗨，说起来，我也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之一吧，”我对小王回忆说，“我见证过上海外滩花样越来越新奇的广告牌子、动作越来越‘放肆'的一对对情侣；我也见证过84年北京国庆庆典中北大学生高举的‘小平你好'的标语牌、86年学潮同属北大学生高举的截然不同的标语牌……”

“我的经历没有你那么丰富多彩，”小王感叹地说。小王不像我，他没有退伍，而是在部队中入了党、提了干，后来当了宣传干事。不过，他也见证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正规化和现代化、裁军、提干制度改革（必须经过军校）等等。

“我们一块儿当兵的战友，因为考不上军校，全都复员了，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还在部队混。” 小王苦笑了一下，“与地方相比，军队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什么？你问我还唱歌吗？嗨，我早没有那个闲心了，但我现在写诗、写小说。即使是写新闻稿，我也想超越宣传部队好人好事的老套套……”

几天后，总编告诉我：那篇采访吴稼祥的稿件不用了，因为太敏感。

三

10年前的1998年，我刚到英国。那天，我去伦敦市中心一间游泳池游泳，游了几圈之后，遇到几位同样来游泳的中国人，便互相聊了起来。令我感到蹊跷的是，其中一位女子反复打量我，欲言又止。我索性直接问她：“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她也壮起了胆，与我互相介绍各自的来历。原来，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中国我们曾经见过几面，但彼此印象都不深了。她也是被中国“六四事件”之后涌起的出国大潮裹挟出来的，最初在保加利亚打工，后来不知道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成功偷渡到英国来。“在保加利亚打工，收入低，而且根本没有可能移民，所以我跑到英国来了。”她淡淡地说，好像她是从北京“跑到”天津那样容易。

至此为止，中国改革开放已实行了20年。当年“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开放”这档子事之初，可能没想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开放”到国际上之前，“中国制造”的人倒是先自己把自己给“开放”到国境之外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词儿：“国际大串连”，说的就是这件事儿。

就这样，中国人的“他乡遇故知”，变成了“他国遇故知”。所以，即使你在伦敦遇上了你在中国吹掉的老情人，也不要因此过于吃惊啊。

四

2008年年初，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东，在伦敦市中心一家中餐馆，为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践行。

他也曾是中国人“国际大串连”大军中的一员，在英国学习、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又要流动了，不过，这一次他是反向流动：他要回中国工作，当一回这个年头颇为时髦的“海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中国人仍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流向西方的同时，另外一股逆向的潮流也开始渐成规模，愈涌愈大，进入新世纪，回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有必要为这股潮流起一个新名词：“海归潮”。

这股回流潮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从一个非常僵硬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改制的同时，还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中国已经从30年前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一个令西方刮目相看的迅速崛起的经济强国。

具体到吸引一个个“海龟”的微观原因，也很简单：“海归”后的收入，与西方有得一比，有时甚至更高。例如，我们的这个朋友这次回中国要去的公司，其实并非外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企业，但收入一点儿不差。

他这次决定“海归”，直接的起因是，他就职的那家英国公司大规模裁员，但谁都清楚，他工作出色，再裁也裁不到他。间接的原因，大家心里也有数，其实是此前他的几位前同事“海归”后的示范效应。自从2000年以来，他公司的华裔同事中，便不断有人辞职“海归”，在中国混得似乎都不错，尤其是他的一位“铁哥们儿”2001年“海归”后，如今已成为身价千万的中国著名企业家，受此诱惑，他也不免心动，而这次公司裁员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痛下决心，抛妻别子，单身“海归”。

五

最近，中国《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来英国，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专程赶到她下榻的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去探望她。

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中，我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我们也把话题转到了中国这30年上。

“这30年中，你在中国和在海外待的时间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你同时具备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角色，”她眼睛眯着，望着我，“那么，在你的眼中，中国这30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也未能给出一个答案。想来想去，我觉着，我既无力总结中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生的种种巨变，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浓缩我个人的复杂感受，无奈，只好把我上面写过的那几段个人经历的故事，简单地给她复述了一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中国农民工调查》最近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

《远观中国》

前两天，我与一位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华裔朋友聊天，谈及西藏骚乱时，我问他：“在你看来，谁是西藏事件中的输家？”

这位朋友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第一是中国政府，第二是西方媒体。”

大概察觉到我眼中的不解，他接着解释说：“西藏骚乱使中国政府措手不及，左右为难，北京奥运也因此面临西方抵制的威胁，所以中国政府是第一输家；西方媒体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在海外华人和中国民众中威信扫地，甚至引起众怒，可谓第二输家。当然，受到连带损害的，还包括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

输家？

3·14拉萨暴乱以来，中国网民针对西方媒体的浪潮般的批评，似乎证实了他的说法。

中国网络上过去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做人不能太CCTV”，但自从拉萨骚乱以来，这句话却变成了“做人不能太CNN”。

原因是，许多中国网民认为，CNN对这次西藏事件的报道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尤其让他们不能原谅的是，CNN还有意剪辑新闻图片，把不符合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的画面剪裁掉。

在具有“中国第一网络人文社区”美誉的“天涯社区”，一位署名“坏囡”的中国网民这样写道：“在报道的片面性方面，CNN啊什么的，完全不逊色于CCTV，说穿了，一丘之貉，一个铜板的两面。唯一的不同是，CCTV把‘片面报道'四个字刻在额头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到，而CNN什么的，则把‘片面报道'四个字贴在屁股上，没剥开它的内裤之前你是看不到它的。”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西方媒体远远不止CNN一家。遭到中国民众电话抗议、网络谴责的西方媒体，还有美国的FOX、英国的BBC、德国的N-TV等；FT英文报纸和FT中文网也收到了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对本报的西藏报道提出了批评。

在许多网民看来，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不仅根据记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随意取舍和剪裁事实，而且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或隐或显的双重标准。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中国民众中，不仅有怀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所谓“愤青”，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所谓“小资”，甚至包括许多从年轻时代就一直“收听敌台”的西化知识分子。

网民“cyg20042001”的一幅短短的帖子，在西藏骚乱后的中国网民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帖子这样写道：“西方的媒体，终于走下了神坛！”

还有的读者进而怀疑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一位中国网民在FT中文网的BBS上发帖说：“自从本次骚乱事件爆发之后，西方所谓的媒体自由让我觉得非常愤怒。”而来自中国山东的“马先生”更进一步认为，这次西方媒体的西藏报道甚至拖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他在BBC中文网上发帖说：“西方今次的表现，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绊脚石。”

赢家？

不过，我的看法却与我的那位英国华裔朋友略有不同。

我承认，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是这次西藏骚乱的输家。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却不一定会因此受损，甚至可能成为这次西藏事件中的赢家。

先看事实。

西藏暴乱发生之初，中国当局曾经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许多外国媒体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而没有被屏蔽的西方网站，其涉及西藏的网页也无法顺利打开。但随着西方媒体有关西藏的报道和评论在海外华人和通过代理器阅读过西方报道的中国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弹，被批评为不公正、不客观，中国当局便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组织境外媒体的记者去西藏采访，另一方面不再屏蔽西方媒体的中英文网站，甚至有选择性地开放一些过去一直封杀的西方网站，例如，一直被中国视为“敌台”的英国BBC的英文网站一度在中国大陆被解封。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有选择的新闻开放所造成的结果是：仇外的大汉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新闻自由原则则与西方媒体一起遭到中国民众唾弃，这恰恰不利于中国的开明和进步。

我承认，仇外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并不利于中国的进步，但西方媒体“走下神坛”却不一定就是坏事。

其实，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世俗化、去神化的过程。过去，中国没有选择，只有一种声音，即所谓的一言堂。一言堂会造成走极端的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会神化这唯一的声音，不加怀疑地认为它就是真理，另外一部分人则会产生逆反心理，神化被封杀的声音，不加怀疑地认为被封杀的声音就是真理。

一旦各种声音被放开之后，民众有了对比，就会明白：没有什么永远正确或天生公正的声音，只要发出声音的来源是人，就会有缺陷，就会有偏见，就会有立场，就会有模糊理性判断的感情……而且，这还是假设此人没有不良动机。更糟的是，只要是人，就会有利益，此人也许会因为利益而发出貌似公正实属偏袒的声音。

就像被长期关在暗室中的人猛一接触光明会有短暂的失明症状一样，封闭社会中那些神化异端声音的人，一旦发现异端声音对于上述人性弱点也不一定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就会跌入所谓的幻想破灭期。幻想破灭后，这些人特别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相信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声音。

我认为，首先，这并非是坏事：幻想破灭是去神化的必经之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声音走下神坛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前提。

其次，这也有可能演变成坏事：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因幻想破灭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个社会也不会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西藏骚乱所引发的风波，更加说明了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更加说明了多元化、多种观点并存的必要，更加说明了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必要。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缺陷、有偏见、有立场、有感情、有利益的人，所以，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你死我活的两极声音，都不利于我们做出健全、理智、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至少两极以上的多元化声音。

西藏骚乱的迷雾中所闪现的一线理性曙光，恰恰就在于：在中国官方的声音和西方媒体的声音这两极之间，还有着互联网这个第三极平台上纷繁噪杂的草根声音。

互联网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网络给了每个人发表言论、评估信息的平台，官方无法垄断，传统的媒体人也无法垄断，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不是神，大家在分析、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方面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中国官员、还是西方记者，你对事实的说法、你对信息的筛选、你背后的价值判断，我都不会全盘接受，我都要先用怀疑的态度分析一番，然后再作出我自己的判断。

还是那个署名“坏囡”的中国网民在另外一幅网帖中分析说：“网络的兴起，使得中国人获得了一个了解世界和自由表达的有效方式，上亿的中国大陆网民不再是噤而不言的被动观众。俗话说得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上亿网民的眼睛面前，一切对信息的封锁、扭曲、打压，无论是来自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媒体，都变得苍白徒劳。在强大的‘人肉搜索引擎'面前，任何虚假轻率的言论，想要经过上亿人的眼睛而不泄底，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西方媒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在西藏问题上，某些西方传媒的确存在着一面倒、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许多西方媒体在中国民众中的公信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具有独立精神、不肯先入为主、愿意下功夫探究西藏问题复杂性的西方记者或西方媒体，试图发掘西藏骚乱的真相。例如，3·14骚乱期间唯一在拉萨现场目睹了骚乱过程的西方记者、英国《经济学人》记者詹姆斯·麦杰思，就用他的报道，驳斥了那些声称3月14日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和平抗议”的其它西方媒体；又例如，奥地利最有权威的大报《新闻报》（Die Presse）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靠愤怒不能解决西藏危机”的文章，对西方媒体的西藏报道进行了理性反思：“许多西方媒体乐意引用流亡西藏人的话，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跟中国宣传的陈述同样是应该进行审核的。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利于中国人的严重倾斜：于是他们更大声地抗议西方无耻地制造新闻，对他们作不公正的待遇。”

双赢？

其实，如果中国政府认真总结这次西藏骚乱的经验教训，并采取补救性和前瞻性并存的措施，那么，它完全可以从最初的输家变为最终的赢家。

细细观察3·14拉萨骚乱以来中国政府对待境外媒体态度的演变，你就能发现，中国政府最初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西藏，不让中国民众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后来却主动组织境外记者去西藏采访，有选择性在中国大陆放开西方媒体的中英文网站。中国政府可能认识到，至少在西藏问题上，让中国民众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与此同时开放中国民众的言路，天不会塌下来，甚至相反，此举不仅会使西方媒体“走下神坛”，而且还会凝聚大多数中国人的民心，使更多的中国百姓站在政府一边。

但我希望，中国当局不要仅仅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要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国策，长久地坚持下去。因为即使完全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对中共治藏利大于弊。

首先，从策略角度来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中国当局有利。让中国百姓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只会凝聚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对政府的向心力，强化他们对那些进行不公正、不客观报道的西方媒体的怀疑和反感。

其次，从战略角度来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对中国当局有利。舆论的监督，包括境内舆论和境外舆论的监督，会使抗议的藏人和维持秩序的当局都更加克制，有助于遏制双方的暴力，有助于弱化因暴力而激发的民族仇恨，有助于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更为怀柔、更为人道、更为文明的治理。

最后，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更对中国当局有利。只有给予包括汉人和藏人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所有个体以自由，在自由的基础上实施治理，才是让被治者心服口服的治理。

当然，仅仅靠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足以全面化解西藏的民族矛盾，中国政府还要配以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开明措施，多管齐下，方能改善对西藏的治理。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盘点一下良性处理西藏问题后可能出现的赢家了：如果中国民众能够抛弃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情绪，通过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与官方、藏民和境外媒体良性互动，就有可能成为这次事件中的最大赢家；如果藏民能够通过和平、合法的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也有可能成为赢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开放言路的短期、长期、策略、战略益处，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作基本国策，更谨慎、更开明地处理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那么，中国就会出现治者与被治者双赢的良性前景。

（注：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中国农民工调查》最近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

《远观中国》

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围绕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

“两会”召开前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两会”期间，她的上司否定了她的说法：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调整。中国计生委高层领导彼此矛盾的表态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

讨论的焦点，似乎仍然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所有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这个问题上。

但一位旅美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允许每对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远远不够，他主张中国彻底放开生育控制，用他的说法，叫“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

此人长期住在美国，算是一个“局外人”，但他常去局内“管闲事”：他虽然在美国专业从事妇产科研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到网上论战上了，而且他上的不是英文专业网，而是中国大陆的各类中文网上论坛，他以“中山水寒”、“水寒”等网名，不断发起和回应涉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论战；最近，他还把多年来参与网战的中文网文系统化、条理化，结集成书，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取名《大国空巢》，并请到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仲大军为之作序。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征求网民建议，这位“局外人”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据他说，尽管由于人民网的官方性质，留言很难成功，但他还是成功地给中国总理留了言，呼吁中国立即调整人口政策。

此人便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

中国“百度百科”专门有一个“易富贤”的词条，词条如此介绍他：“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国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美华学社创社会员。旅美科协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

妇产科专家研究人口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专业对口”，但易富贤自己承认，这其实属于“不务正业”，他曾经在网上诉苦说：这几年业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个人和家庭利益。我将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人口方面，周末通宵达旦地查资料、写文章、回帖，那些专业的人口学家不可能有我这么投入。我太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要是我没有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人口方面，我很可能已经拿到了NIH的RO1科研课题，我家房子的地下室和阳台也已经装修好了。我只希望引起中国国家领导人注意，停止计划生育。”

其实，早在两年多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不务正业”的旅美华裔学者，我曾在《中国能否绕开老年化陷阱》一文中提到过他的观点。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被他的这么一个说法所震惊的：“中国人口由数千万上升到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要是以目前1.3的生育率，只要两百年，就可以跌落到数千万的水平。”

两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中国计划生育的新一波争议声中，我采访了他。他的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把他的上述说法写进了他的新书《大国空巢》之中。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成易富贤的许多观点。但中国有句古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当代中国，支持现行人口政策的见解仍属官方观点、主流观点，充斥于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中，而易富贤的见解则属于非官方观点、非主流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他只能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而且常常受到网络“工商”和“城管”的封杀和删帖，遭到众多网络暴民的围剿和辱骂，如今，虽然易富贤已有许多网络粉丝，但他的文章和新书在中国大陆仍然“不登大雅之堂”。正因为如此，在人口政策这种“关系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更有必要听一听像易富贤这样的非主流学者的意见。

以下便是我最近采访易富贤的笔录──

问：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放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胎，但你在新书《大国空巢》中却认为，这远远不够，应该彻底放开。你这种观点是不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完全不加控制地放任中国人生育，甚至鼓励多生育，那会不会使中国陷入另外一种陷阱呢？

答：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鼓励生育是主流，只有在最近两三百年时间里，控制人口的呼声才占主流。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繁衍，有着“两手”控制机制：在古代，大自然通过“左手”调控人口：方法包括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已灭绝。

在现代世界，大自然又通过“右手”来调控人口：

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造物”有报酬，“造人”无补贴。

2、养老逐步社会化，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

3、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

4、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

5、生活压力大 ，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

6、婚龄、育龄延迟。

7、生育能力（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

8、“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在现在这个“右手”时代，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人口也很容易萎缩。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从1992年的1.48亿降低到0.8-1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我觉得我的观点不是过激，而是有些保守。我只是提出无条件恢复常态：归还物质再生产所占用的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为人口再生产争取到应得的报酬。

韩国、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多年。如果中国大陆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那么，20多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甚至很有可能更低，因为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击），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大陆每年只会有600多万婴儿出生，而每年死亡人口却高达2000-2600万，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每年人口将减少一千多万。如果那样，大国空巢的噩梦便将成为现实！

问：即使你的观点有道理，但这么激进的转变能够为中国决策层所接受吗？

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人口上的泰坦尼克号。前面的冰山已经清晰可见，但现在暴露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保障，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目前进入婚龄的人口还是1980年代初出生的，当时性别比还只有108左右。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劳动人口又大为减少；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今后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即将进入老年。

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拦，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早已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残酷的现实已把人口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学者不是决策层，学者的责任是告知真相。中国的学者养成了爬蚤心态，总是“中和”观点，以让决策者感到舒服，经过层层“中和”，到决策层面前的时候，原始的观点已经稀释得差不多了，决策层根本感受不到调整政策的必要了。而利益集团却掌握影响决策的途径，他们夸张的观点（比如1980年夸张说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现在夸张说稳定现行政策中国人口也会达到15亿），很容易被决策层接纳。中国人口问题进入如此危险的处境，学者也是有责任的，是学者惯坏了决策层。

我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千方百计听取学者的前瞻性观点。忠言逆耳利于行，决策层应该察纳雅言，而不是捡好听的。

问：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不是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了，农村夫妇一直被允许生一胎以上，城市里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也可以生两胎，这样下去，应该能够缓解中国人口老化危机。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中国国家计生委一再强调中国不是一胎化，但是不是一胎化，计生委自己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曾经提供过这样的详细数据：实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2个或以上（9.7%可生2个，1.3%可生3个）。

这意味着，在1000个妇女中，有359个只允许生一孩；529个妇女生一孩半，以正常性别比105计算，第一胎生271个男孩和258个女孩，生女孩的258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一个；97个妇女生二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三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630个妇女只允许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79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79个孩子（政策生育率）。现在中国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每1000个妇女只能生育1172个，如果响应政策的话，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这不是一胎化又是什么？

中国国家计生委宣传说：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但我认为，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370万独生子女（其实不到370万，因为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只有8000万，不到1亿）。目前政策只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还例外）。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9，那么每年的370万独生子女中只有177万独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总出生人口2200多万，也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育龄独生女面对的是1.1个独生子和5.4个非独生子，她们的配偶是独生子的概率很低，这177万独生女中只有30万左右与独生子结婚，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每年177万独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虑到15%左右的单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过多出生93万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过170万人口，相对于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也不大。因此，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微调不能成为阻止人口政策大调整的理由。

问：那么，如果中国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胎，是否就能避免你所说的“空巢危机”呢？如果不能，那你认为应该生几胎呢？

答：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也就越低，婚龄、育龄也就越晚，生育率也因此越低。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人类的生育率也直线下降；在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中国的HDI，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7年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而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山西翼城县开始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方案（注：现在梁中堂认为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以上，但是“十五”时期，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越南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可见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更不会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允许生二胎并不表示都会生二胎。生育高峰取决于生育意愿。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并且在鼓励生育，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的1.68人，降到现在的1.1人。

中国《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中国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难以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仅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

问：但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引发新一轮生育高峰。

答：有人担心放松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我的观点是：

首先，不要怕。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增长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综合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是日本后来经济腾飞的主力，三年的出生高峰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欧洲战后婴儿潮也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现在一霸独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战后两次出生高峰。1980年代之后，欧洲和日本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所以其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1962年到1980年的出生高峰共出生了4.4亿人口，但没有这4.4亿青壮劳动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谈什么成就？现在的中国还谈什么崛起？

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会有大的生育高峰。在中国，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万以上。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老年化问题，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中国对1%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近来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中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9万左右，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即便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其实应该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

韩国的教训特别值得中国借鉴。韩国在1960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生育率在198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照理说，韩国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该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2005年又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韩国学者称：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韩国生育率之所以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政策调整太静悄悄了，不能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地逆转生育文化。

中国强制性实施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高调调整人口政策，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以逆转生育文化。

（注：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中国农民工调查》最近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

《远观中国》

（今年早些时候，我去中国，待了近一个月，就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采访了许多农民工和学者，后来在本网站编辑团队的帮助下，在FT中文网上推出了“中国城市化系列”。这套系列报道和专家访谈如今被中国的法律出版社结集成书，书名为《中国农民工调查》。下面就是我为此书写的后记。）

说实话，去中国之前，我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

我列出了七、八个题目，让FT中文网主编张力奋选择。结果，力奋选了其中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个题目。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时，力奋很兴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民工潮，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意义和影响都难以估量，我们的读者会感兴趣的。”

我却有些为难：这么大的题目，我能驾驭的了吗？我离开中国已经15年，短短一个月的实地采访，我就能理顺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巨大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和走势脉络吗？我一直在城市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随便找几个农民工，我就能理解中国进城农民的喜怒哀乐、欲望追求吗？

力奋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不要勉强，”他对我说，“你没有激情、没有自信的题目，我不会强迫你写的。你完全可以换一个你更有把握的题目。”

“让我想几天，再给你回话吧。”我说。

几天以后，我找到力奋：“让我试试吧。”

我没有另选一个“更有把握的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难以抗拒这个题目对我的诱惑。

虽然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离开中国的这些年，我也一直通过阅读中国报刊和网站，关注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工问题；每次回中国，我都有意无意地接触过许多进城农民，也常与熟人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农民工遍布中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你想躲开这些人、这些事都很难，即使是偶尔去中国观光的外国游客，都能说出几件有关中国进城农民的趣闻轶事，更何况我这个自信“根”还在中国、并且常回中国采访、探亲的海外华人了。

所以，我不能说，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任何冲击。但被动的影响和冲击，也不能保证我能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全部过程和深刻意义。我该怎么办呢？

经过给力奋“回话”前那几天的苦思冥想，我至少理清了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题材的“战略思路”。

首先，我应该大幅度降低由我自己“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野心或目标。中国最新这一波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国内对此描述或解读的文字已有很多，其生动性和深刻性，绝非我这样的海外旁观者所能企及，我最多只能以“远观者”的身份，去中国实地感受一下，面对这场在外人看来如同幕布之后上演的大戏，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不妨揭其一角，“近瞧”一把，也算是为中国国内读者提供一份“局外人”独特的“观后感”。

其次，我应该把“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的任务“甩”给“局内人”：尽量利用中国境内专家、学者的深邃洞察力，来解读这场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

所以，在与力奋以及FT中文网编辑团队其他成员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这一套《中国城市化系列》，除了我自己采写的系列报道之外，更为出彩的内容，应该是我们采访中国城市化研究领域内一批最著名的专家的系列访谈录和约请中国学者、官员撰写的分析文章。

如果说FT中文网今年九月推出的这一套《中国城市化系列》尚有一定的可读性、在海内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肯定是借助了中国国内这批“局内人”独到的视角和深邃的眼光。“借光”一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如今，在中国法律出版社把 FT中文网的《中国城市化系列》结集出版之际，我衷心地感谢法律出版社的同仁和责编韩满春，也衷心地向曾经接受我们采访、约稿的农民工、企业家、学生、专家、学者和官员表示谢意。

（《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16开，196页，ISBN：978-7-5036-7899-8，定价：28.00元，预计上市时间：2007年12月中旬）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注：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