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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搞了个2008年文化界逝世牛人的纪念专版，我被分配悼念谢晋。用了不文不白文字写成。红字乃编辑所加，蓝字为其所删。）...
（《新京报》搞了个2008年文化界逝世牛人的纪念专版，我被分配悼念谢晋。用了不文不白文字写成。红字乃编辑所加，蓝字为其所删。）
戊子之年，国事多艰。公历2008年10月18日，时维素秋，谢晋先生心疾突发，溘然长逝于故乡浙省上虞。一代电影大师，驾鹤西去，留妙剧百部遗泽后人，道尽人间悲欢离合梦幻泡影。
先生生于民国11年（1923），正值乱世，国弱民穷，疆土几近豆剖瓜分，然江南之地，犹存文脉一线。先生幸得身被斯文，民30年（1941）于倭寇蹂躏东南之时，入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民37年（1948）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未几，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渡大江。江山鼎革，先生命运同华夏为之剧变。
新政甫立，先生年当而立，斯人才华，躬逢开国之盛，遂有《女篮五号》问世。银幕女侠，一改数千年中国女子怯弱之貌，昂然立世，其英姿勃发，合乎举国跃进之态。数年后，饥荒劫余之国人，有幸睹先生导演之影片《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此三部影片，遂定先生影坛之崇隆地位。此三部影片，皆新旧对比，寓颂新中国之德政，于众女命运起伏之中，其旨趣高妙，其技艺精湛，朝野称誉。
“文革”中，群小乱政，发端于文艺界。最高执政之夫人，昔日沪上名伶。当初艺界恩怨，化作日后惊涛，为之罹祸丧身者不知凡几。先生非但避祸存身，尚有《海港》、《春苗》两剧，聊补众芳飘零之憾。
众贼系狱，邓公复出，开启国运中兴。先生备尝人生之坎坷，目睹运动之残酷，痛定思痛，艺风随时而变，于昂扬中寄沉郁，已届半百之年，乃登创作高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三剧，演绎荒唐岁月，大国之难，士民之苦。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凡有井水处，必有谢公电影。乱局之后，寒蝉之民，借先生影剧，纾缓怨怒，此乃当轴所乐见也。影帝天后，多出自其门下，自兹，先生影坛宗师之位，无人可易矣。
先生晚年，犹老骥伏枥，创办影艺学校，栽培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桃李三千，斗艳影坛。先生于电影之余，热心公益，凭籍其人望，为智障人士广募善款。
先生生前，盛誉中不乏非议；先生殁后，又被摇舌中伤。或有人讥先生“圣之时者也”，顺势应时有术；或有人捕风捉影先生之私生活。此二者或腐儒之论或小人之心，以今之非昨，谬矣。或可谓春秋责备贤者。然浊世滔滔，城狐社鼠，尸餐素位，处处可见，何必苛求于一影艺人士？孔尚任以圣人后裔，朱明遗民，写就《桃花扇》，诉亡国之悲。然不得不奉迎新主，入仕新朝。时也，命也，谁人可逆？至于嘲讽先生私事，更是皮相之论。君不闻牧斋小楼，梨花海棠相映；子才随园，三千钗裙弟子。今人视之为韵事佳话。
以八十五岁高龄逝于故园，应为无憾。当世评论时人，多雾中看花。先生之剧，后人或可视为一国一时之史料。若如此，先生既归道山，又何惧尘世毁誉？
哀哉尚飨。
（《新京报》搞了个2008年文化界逝世牛人的纪念专版，我被分配悼念谢晋。用了不文不白文字写成。红字乃编辑所加，蓝字为其所删。）
戊子之年，国事多艰。公历2008年10月18日，时维素秋，谢晋先生心疾突发，溘然长逝于故乡浙省上虞。一代电影大师，驾鹤西去，留妙剧百部遗泽后人，道尽人间悲欢离合梦幻泡影。
先生生于民国11年（1923），正值乱世，国弱民穷，疆土几近豆剖瓜分，然江南之地，犹存文脉一线。先生幸得身被斯文，民30年（1941）于倭寇蹂躏东南之时，入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民37年（1948）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未几，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渡大江。江山鼎革，先生命运同华夏为之剧变。
新政甫立，先生年当而立，斯人才华，躬逢开国之盛，遂有《女篮五号》问世。银幕女侠，一改数千年中国女子怯弱之貌，昂然立世，其英姿勃发，合乎举国跃进之态。数年后，饥荒劫余之国人，有幸睹先生导演之影片《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此三部影片，遂定先生影坛之崇隆地位。此三部影片，皆新旧对比，寓颂新中国之德政，于众女命运起伏之中，其旨趣高妙，其技艺精湛，朝野称誉。
“文革”中，群小乱政，发端于文艺界。最高执政之夫人，昔日沪上名伶。当初艺界恩怨，化作日后惊涛，为之罹祸丧身者不知凡几。先生非但避祸存身，尚有《海港》、《春苗》两剧，聊补众芳飘零之憾。
众贼系狱，邓公复出，开启国运中兴。先生备尝人生之坎坷，目睹运动之残酷，痛定思痛，艺风随时而变，于昂扬中寄沉郁，已届半百之年，乃登创作高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三剧，演绎荒唐岁月，大国之难，士民之苦。一时风靡大江南北，凡有井水处，必有谢公电影。乱局之后，寒蝉之民，借先生影剧，纾缓怨怒，此乃当轴所乐见也。影帝天后，多出自其门下，自兹，先生影坛宗师之位，无人可易矣。
先生晚年，犹老骥伏枥，创办影艺学校，栽培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桃李三千，斗艳影坛。先生于电影之余，热心公益，凭籍其人望，为智障人士广募善款。
先生生前，盛誉中不乏非议；先生殁后，又被摇舌中伤。或有人讥先生“圣之时者也”，顺势应时有术；或有人捕风捉影先生之私生活。此二者或腐儒之论或小人之心，以今之非昨，谬矣。或可谓春秋责备贤者。然浊世滔滔，城狐社鼠，尸餐素位，处处可见，何必苛求于一影艺人士？孔尚任以圣人后裔，朱明遗民，写就《桃花扇》，诉亡国之悲。然不得不奉迎新主，入仕新朝。时也，命也，谁人可逆？至于嘲讽先生私事，更是皮相之论。君不闻牧斋小楼，梨花海棠相映；子才随园，三千钗裙弟子。今人视之为韵事佳话。
以八十五岁高龄逝于故园，应为无憾。当世评论时人，多雾中看花。先生之剧，后人或可视为一国一时之史料。若如此，先生既归道山，又何惧尘世毁誉？
哀哉尚飨。
十一月三十日 深冬，西部的天亮得更晚。7：30我和北风从酒店上车，驶出成都时，曙光才露，街上行人稀少。...
十一月三十日
深冬，西部的天亮得更晚。7：30我和北风从酒店上车，驶出成都时，曙光才露，街上行人稀少。
从成绵高速公路往两旁看，川西平原一片宁静，村镇前许多树木经冬未凋，表面上看不出200多天前，富庶的天府之国经受强烈的地震。
车从德阳出高速路口，走国道，驶向绵竹，开始看到地震的痕迹。一些震坏的房屋被拆除了，正有人在热火朝天地翻盖，集镇的马路两旁，到处堆着红砖、沙子。经过孝德镇的时候，我记起来，2006年的4月，我来过绵竹的孝德和新市两镇，采访西部农村学校免除学杂费试点的开展情况。当时正值暮春，我去过的几所小学，校园里花草葳蕤，能看到快乐的蝴蝶和嬉戏的孩子。走过几户农家，即使是家境不好者，亦有洁净的小院落，门前沟渠里水流不息，屋后有千里平畴，田野里一切的生命都在不分昼夜地生长着。地震中那些倒塌的校舍、遇难的孩子可能是这块土地深处永恒的痛。
5．12后，我未能加入西去灾区的记者和志愿者人流，而今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却得以故地重游。我不知道两年前我见过的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几个快言快语的妇人，现在的状况怎样。
到达绵竹市遵道镇，已近上午10点。这个镇正建在龙门山系和川西平原的交汇处。镇西边是高耸的大山，尚能看到因地震山体坍塌的痕迹，苍翠之中，留着疤痕。车在镇政府下车。镇政府建在全镇最高处，进院落大门，要经过一条五十米的爬坡路，路边有一株几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树，叶已落光了，枝丫间，有一个硕大的马蜂窝。要是早来半个月，还能看到满树的金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株银杏已有两百多年了，是这个镇的地标。
这个镇以后的地标，可能将是正在修建年底交付使用的遵道镇学校和遵道镇中心医院。站在镇政府，能看到两个高高的建筑塔吊-----小镇盖房子动用这么现代的建筑机械还是首次。学校、医院以及将要修建的镇幼儿园和镇政务中心，是万科公司无偿捐建的。地震发生后，万科的龙头老大王石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正确的话，一下子卷入舆论漩涡。当时我就认为这是王石性格使然----他有一张不太招人喜欢的乌鸦嘴。那个时刻，大凡名人，最佳方式就是表态-----拍着胸脯向政府表示效忠向公众表示献爱心。中国，是个表态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呀。
6月6日，赈灾最紧张的时候，我在《现代快报》发表了一篇《弦高犒师与陈光标入川》，文中肯定陈光标的善行，同时也为王石说了两句：“王石在第一时间决定万科捐出200万后，说了一段话：‘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 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不用揣度这段话是否是王石为自己辩护，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万科的年度慈善预算已经只剩了 200万额度。如果董事长先斩后奏处分股东的利益，这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他破坏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遵守事先的契约。王石对待万科股东权益 的态度是合适的。
那些闻国难而立刻慷慨解囊的人值得颂扬，但行善决不是刘翔百米跨栏，纯粹比速度。爱心井喷是好事，但比井喷更值得提倡的是爱心汇流成一条不枯竭的长河。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职业经理人遵循商业准则，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是我们民族在社会转型期应当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基本道德。”
我多这几句嘴是因为我觉得王石有点冤，在那样的阵势下，饶是他这样一位有性格的汉子，也只能道歉。做公众人物，做大企业家，公众场合讲话和私人间闲聊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提倡公共场合讲真话，从小学生课堂开始，就把孩子照着外交部发言人的标准培养。我猜王石即使口头道歉了，但在心里未必认为他那句话说错了。2005 年11月，我和王石等人，在甘肃、新疆交界的大漠里，走了一周的“玄奘之路”。他和其他企业家相比，感觉到更率性，他不“装”。每天我们将行李扔到车上运送到目的地，自己背两瓶水一袋干粮走路，而老王硬是将帐篷、睡袋以及所有的装备背上，就是这样，我这个走山路砍柴长大的人，走不过五十岁的他。后来我说，这趟走下来，我相信你真是自己登上了珠峰。他一听，大嚷：敢情你丫以为我上珠峰的照片是PS的，或者让人八抬大轿抬上去的。
后来王石宣布万科在遵道镇斥巨资重建，坊议论颇多。不管他此举是否是一种企业公关，但只要拿出真金白银，在灾区干点好事，就应该得到肯定。大震后才200多天，现在灾区的人都在过冬，那场痛似乎已被外界忘记了。此时，更能看出爱心汇成不断的长河比井喷重要得多。
镇政府只剩下一栋红屋顶的礼堂犹在，做了储存救灾物质的仓库，眼下前面正有人在指挥分发外界捐助的过冬物质。其他的建筑物全部倒塌，现在政府所有的部门都在板房里办公。志愿者协调部门也在一间板房里，这是个“三结合”的机构，很有意思。它嫁接了NGO、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管理等职能，但又不是三者任何之一。
在前期志愿者大规模涌入的高潮过去后，留在遵道的十几位志愿者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要呆很长的时间，于是自然而然依托万科做事，因为万科介入灾区较早，而且其一整套严格的企业管理模式，其效率远非中国现阶段的NGO 所能比的。而大灾中干部和物质损失惨重的政府，也乐见大企业的资源和志愿者的爱心能整合，便于管理。于是我在这间办公室看到有趣的一幕，那些忙忙碌碌的志愿者，只有几位是万科的职员，而多数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方和尚”，他们不隶属万科，只是暂寓万科搭建的“庙”里。
办公室里的墙上张贴着遵道镇下属几个村亟待去关怀的困难人群的名单。这些人的不幸各有不同，多数是家里有病人，原先家境就很穷，一场大震雪上加霜。办公室里人来来往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格外引人注意，他正在玩电脑，不是给进屋的人打招呼，显然他对这里熟稔非常。一问他是当地一个孩子头，志愿者称他为“传说中的豪哥”。大震过后小镇回归到平静如水，不甘寂寞的孩子喜欢来找外地来的大哥哥大姐姐玩，有时义务替志愿者跑跑腿。
在当地籍的志愿者李加英陪同下，我们去了秦家坎村，走村串户才切实感觉到200 多天前那场毁灭性地震的威力，眼目所及，我几乎看不到一栋完好的房子，村民住在利用未倒的残垣以及篾片、布条搭建的窝棚里，据说政府每家不住2000元左右来帮助他们建临时性住处，但农民相当现实，多数要把这钱攒下来，用于日后盖正式住房----过渡性窝棚反正要拆，何必再费钱？看来多数灾民要凑合过这个冬天，但愿老天有眼，这个冬天不太冷。
一户人家正在拆帐篷，我们走进院墙已倒的院里，能看出这是户爱整洁的人家，断墙下摆着数盆怒放的鲜花，临时窝棚搭在原来的屋基上，地砖还在，擦得干干净净。
秦家坎文化站是万科进驻到遵道镇后，盖好的第一批用于公益的板房。正值周六，里面只有两个人相守聊天。
越过一条桥已被大震破坏的小溪，我们走进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这是秦家坎十二组88 户农家结伙所盖的住房。组长刘永德看上去很精明能干。他说，与其凑合在窝棚里过冬，还不如趁热打铁，把房子盖起来。灾民盖房每人补助16000，再自家举债一部分。88户比邻盖屋，成本节省了下许多，而且房子的解构是钢筋水泥浇筑，基础做三层设计。现在盖一层，将来农户自己有钱，可以往上加盖。
原来88户人家所占宅基地80亩，如此集中盖房，节省了40余亩，节省下的宅基地由原来的主人自己处置，开垦为稻田或果园。看到阳光下规模初具的新社区，刘永德自信地说：“我们要住进新房过新年。” （未完待续）
办公室的小志愿者
门楼不倒
十一月三十日
深冬，西部的天亮得更晚。7：30我和北风从酒店上车，驶出成都时，曙光才露，街上行人稀少。
从成绵高速公路往两旁看，川西平原一片宁静，村镇前许多树木经冬未凋，表面上看不出200多天前，富庶的天府之国经受强烈的地震。
车从德阳出高速路口，走国道，驶向绵竹，开始看到地震的痕迹。一些震坏的房屋被拆除了，正有人在热火朝天地翻盖，集镇的马路两旁，到处堆着红砖、沙子。经过孝德镇的时候，我记起来，2006年的4月，我来过绵竹的孝德和新市两镇，采访西部农村学校免除学杂费试点的开展情况。当时正值暮春，我去过的几所小学，校园里花草葳蕤，能看到快乐的蝴蝶和嬉戏的孩子。走过几户农家，即使是家境不好者，亦有洁净的小院落，门前沟渠里水流不息，屋后有千里平畴，田野里一切的生命都在不分昼夜地生长着。地震中那些倒塌的校舍、遇难的孩子可能是这块土地深处永恒的痛。
5．12后，我未能加入西去灾区的记者和志愿者人流，而今我告别了圈养的记者生涯，却得以故地重游。我不知道两年前我见过的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几个快言快语的妇人，现在的状况怎样。
到达绵竹市遵道镇，已近上午10点。这个镇正建在龙门山系和川西平原的交汇处。镇西边是高耸的大山，尚能看到因地震山体坍塌的痕迹，苍翠之中，留着疤痕。车在镇政府下车。镇政府建在全镇最高处，进院落大门，要经过一条五十米的爬坡路，路边有一株几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树，叶已落光了，枝丫间，有一个硕大的马蜂窝。要是早来半个月，还能看到满树的金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株银杏已有两百多年了，是这个镇的地标。
这个镇以后的地标，可能将是正在修建年底交付使用的遵道镇学校和遵道镇中心医院。站在镇政府，能看到两个高高的建筑塔吊-----小镇盖房子动用这么现代的建筑机械还是首次。学校、医院以及将要修建的镇幼儿园和镇政务中心，是万科公司无偿捐建的。地震发生后，万科的龙头老大王石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正确的话，一下子卷入舆论漩涡。当时我就认为这是王石性格使然----他有一张不太招人喜欢的乌鸦嘴。那个时刻，大凡名人，最佳方式就是表态-----拍着胸脯向政府表示效忠向公众表示献爱心。中国，是个表态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度呀。
6月6日，赈灾最紧张的时候，我在《现代快报》发表了一篇《弦高犒师与陈光标入川》，文中肯定陈光标的善行，同时也为王石说了两句：“王石在第一时间决定万科捐出200万后，说了一段话：‘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 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不用揣度这段话是否是王石为自己辩护，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万科的年度慈善预算已经只剩了 200万额度。如果董事长先斩后奏处分股东的利益，这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他破坏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遵守事先的契约。王石对待万科股东权益 的态度是合适的。
那些闻国难而立刻慷慨解囊的人值得颂扬，但行善决不是刘翔百米跨栏，纯粹比速度。爱心井喷是好事，但比井喷更值得提倡的是爱心汇流成一条不枯竭的长河。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职业经理人遵循商业准则，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是我们民族在社会转型期应当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基本道德。”
我多这几句嘴是因为我觉得王石有点冤，在那样的阵势下，饶是他这样一位有性格的汉子，也只能道歉。做公众人物，做大企业家，公众场合讲话和私人间闲聊不是一回事。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提倡公共场合讲真话，从小学生课堂开始，就把孩子照着外交部发言人的标准培养。我猜王石即使口头道歉了，但在心里未必认为他那句话说错了。2005 年11月，我和王石等人，在甘肃、新疆交界的大漠里，走了一周的“玄奘之路”。他和其他企业家相比，感觉到更率性，他不“装”。每天我们将行李扔到车上运送到目的地，自己背两瓶水一袋干粮走路，而老王硬是将帐篷、睡袋以及所有的装备背上，就是这样，我这个走山路砍柴长大的人，走不过五十岁的他。后来我说，这趟走下来，我相信你真是自己登上了珠峰。他一听，大嚷：敢情你丫以为我上珠峰的照片是PS的，或者让人八抬大轿抬上去的。
后来王石宣布万科在遵道镇斥巨资重建，坊议论颇多。不管他此举是否是一种企业公关，但只要拿出真金白银，在灾区干点好事，就应该得到肯定。大震后才200多天，现在灾区的人都在过冬，那场痛似乎已被外界忘记了。此时，更能看出爱心汇成不断的长河比井喷重要得多。
镇政府只剩下一栋红屋顶的礼堂犹在，做了储存救灾物质的仓库，眼下前面正有人在指挥分发外界捐助的过冬物质。其他的建筑物全部倒塌，现在政府所有的部门都在板房里办公。志愿者协调部门也在一间板房里，这是个“三结合”的机构，很有意思。它嫁接了NGO、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管理等职能，但又不是三者任何之一。
在前期志愿者大规模涌入的高潮过去后，留在遵道的十几位志愿者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要呆很长的时间，于是自然而然依托万科做事，因为万科介入灾区较早，而且其一整套严格的企业管理模式，其效率远非中国现阶段的NGO 所能比的。而大灾中干部和物质损失惨重的政府，也乐见大企业的资源和志愿者的爱心能整合，便于管理。于是我在这间办公室看到有趣的一幕，那些忙忙碌碌的志愿者，只有几位是万科的职员，而多数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方和尚”，他们不隶属万科，只是暂寓万科搭建的“庙”里。
办公室里的墙上张贴着遵道镇下属几个村亟待去关怀的困难人群的名单。这些人的不幸各有不同，多数是家里有病人，原先家境就很穷，一场大震雪上加霜。办公室里人来来往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格外引人注意，他正在玩电脑，不是给进屋的人打招呼，显然他对这里熟稔非常。一问他是当地一个孩子头，志愿者称他为“传说中的豪哥”。大震过后小镇回归到平静如水，不甘寂寞的孩子喜欢来找外地来的大哥哥大姐姐玩，有时义务替志愿者跑跑腿。
在当地籍的志愿者李加英陪同下，我们去了秦家坎村，走村串户才切实感觉到200 多天前那场毁灭性地震的威力，眼目所及，我几乎看不到一栋完好的房子，村民住在利用未倒的残垣以及篾片、布条搭建的窝棚里，据说政府每家不住2000元左右来帮助他们建临时性住处，但农民相当现实，多数要把这钱攒下来，用于日后盖正式住房----过渡性窝棚反正要拆，何必再费钱？看来多数灾民要凑合过这个冬天，但愿老天有眼，这个冬天不太冷。
一户人家正在拆帐篷，我们走进院墙已倒的院里，能看出这是户爱整洁的人家，断墙下摆着数盆怒放的鲜花，临时窝棚搭在原来的屋基上，地砖还在，擦得干干净净。
秦家坎文化站是万科进驻到遵道镇后，盖好的第一批用于公益的板房。正值周六，里面只有两个人相守聊天。
越过一条桥已被大震破坏的小溪，我们走进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这是秦家坎十二组88 户农家结伙所盖的住房。组长刘永德看上去很精明能干。他说，与其凑合在窝棚里过冬，还不如趁热打铁，把房子盖起来。灾民盖房每人补助16000，再自家举债一部分。88户比邻盖屋，成本节省了下许多，而且房子的解构是钢筋水泥浇筑，基础做三层设计。现在盖一层，将来农户自己有钱，可以往上加盖。
原来88户人家所占宅基地80亩，如此集中盖房，节省了40余亩，节省下的宅基地由原来的主人自己处置，开垦为稻田或果园。看到阳光下规模初具的新社区，刘永德自信地说：“我们要住进新房过新年。” （未完待续）
办公室的小志愿者
门楼不倒
（《新京报》约稿） 对上世纪80年代有记忆的国人，肯定忘不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小康。...
（《新京报》约稿）
对上世纪80年代有记忆的国人，肯定忘不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小康。
何谓小康？最简单的回答便是重复当时的官方定义，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在世纪末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样的小康目标已经实现了，执政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可见，小康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水涨船高。
即使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标准又不一样。贵州曾流行一个笑话，某乡村干部开会向山民传达建设小康社会的文件精神，山民无非理解GDP800美元的概念，这位干部说：“小康嘛，就是白天桌上有酒喝，晚上床上有老婆。”山民们闻之豁然开朗。这位乡镇干部的临场发挥也许更能接近“小康”的实质。小康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比如GDP，但量化并非其唯一的标准。一个社会、一户人家，成员的生活状态绝非能用一个标准值进行精确概括，更多的是成员本身能否感觉到富足，感觉到安全。但富足和安全的标准也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中国古代，“小康”是和“大同”相对应的一个词。大同社会是儒生的理想世界，只存在于谁也没见过的“三代”（即尧舜禹），它也是儒生们治国平天下的远景。“小康”则更为现实。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所描述的图景就是当时的小康标准：“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从这段话可见，古今小康的指标虽有差异，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譬如衣食住行基本得到满足，养老、教育有保障，社会秩序良好，社会公德得到维护。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然不能离开这些具体的内容泛泛而谈。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进入小康社会要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标准，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如果忽略这个背景就难以理解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有过二十多年的“画饼”时代，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向公众描绘美好的共产主义时代；而另一方面，居民的生活水准很低，许多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改革开放，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给出一个可以实现的量化标准，是对空谈理想不顾现实的纠偏，符合当时的实际。
在早已达到邓小平所言的人均GDP800美元小康标准的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以为必须对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重视效率忽视公平进行反思，进行纠偏。损害环境换来的富庶是带毒的富庶，这样的富庶不是真正的小康；小康还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小康，一个分配过于悬殊、公民权利保障状况不理想、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社会，哪怕经济总量再大，也不是真正的小康社会。
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毕竟太遥远，我们在现实中可以触摸到的是小康。执政党所提出的全面小康，依然还是远景。实现它不仅需要更高的经济指标，还需要建设一种人性而公平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良性互动的民族文化。
（《新京报》约稿）
对上世纪80年代有记忆的国人，肯定忘不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小康。
何谓小康？最简单的回答便是重复当时的官方定义，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在世纪末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样的小康目标已经实现了，执政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可见，小康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水涨船高。
即使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标准又不一样。贵州曾流行一个笑话，某乡村干部开会向山民传达建设小康社会的文件精神，山民无非理解GDP800美元的概念，这位干部说：“小康嘛，就是白天桌上有酒喝，晚上床上有老婆。”山民们闻之豁然开朗。这位乡镇干部的临场发挥也许更能接近“小康”的实质。小康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比如GDP，但量化并非其唯一的标准。一个社会、一户人家，成员的生活状态绝非能用一个标准值进行精确概括，更多的是成员本身能否感觉到富足，感觉到安全。但富足和安全的标准也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中国古代，“小康”是和“大同”相对应的一个词。大同社会是儒生的理想世界，只存在于谁也没见过的“三代”（即尧舜禹），它也是儒生们治国平天下的远景。“小康”则更为现实。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所描述的图景就是当时的小康标准：“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从这段话可见，古今小康的指标虽有差异，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譬如衣食住行基本得到满足，养老、教育有保障，社会秩序良好，社会公德得到维护。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然不能离开这些具体的内容泛泛而谈。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进入小康社会要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标准，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如果忽略这个背景就难以理解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有过二十多年的“画饼”时代，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向公众描绘美好的共产主义时代；而另一方面，居民的生活水准很低，许多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理想与现实反差巨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改革开放，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给出一个可以实现的量化标准，是对空谈理想不顾现实的纠偏，符合当时的实际。
在早已达到邓小平所言的人均GDP800美元小康标准的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以为必须对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重视效率忽视公平进行反思，进行纠偏。损害环境换来的富庶是带毒的富庶，这样的富庶不是真正的小康；小康还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小康，一个分配过于悬殊、公民权利保障状况不理想、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社会，哪怕经济总量再大，也不是真正的小康社会。
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毕竟太遥远，我们在现实中可以触摸到的是小康。执政党所提出的全面小康，依然还是远景。实现它不仅需要更高的经济指标，还需要建设一种人性而公平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良性互动的民族文化。
（本文刊发在《南方都市报》。砍柴郑重建议有关部门，以后官员免职而保留官员身份和待遇的，正名为“冠带闲住”，免得草民误会，且顺便可以普及传统文化知识。）...
（本文刊发在《南方都市报》。砍柴郑重建议有关部门，以后官员免职而保留官员身份和待遇的，正名为“冠带闲住”，免得草民误会，且顺便可以普及传统文化知识。）
“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的屁股在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铁岭市副市长兼任）交椅上还没坐热，被神通广大的媒体发现。铁岭市委先是澄清，说常委会没有研究过张的重新工作问题。等到网友把张端坐在“轻轨办”座签后的光辉形象搜索上网后，铁岭市委又解释说，张那个工作是临时性的，现在予以免去。看来铁岭市委并非完全不把舆论当回事。
铁岭市委第一份澄清发布后，我就在博客上分析，张志国被任命为副主任可能是真，铁岭市委的澄清内容也可能不假。因为，这个职位很可能不需要铁岭市委常委会研究任命，事实证明果然。铁岭市委的澄清，其文字技巧很高明，若不仔细分析，很可能就被蒙混过去，以为“未开会研究”就等于“未履新”，哪承想网络是汇集成千上万网友智慧的地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网上最能得到证明。
如果对中国古代职官常识若有了解的人，对铁岭市委的文字游戏就能一眼看穿。帝制时代中国官员有“品级”、“职位”、“差使”之分，比如一个人是七品官，这是品级，即现在的级别，如张志国是县处级；他任某县县令，这就是职位，如张志国曾经担任西丰县县委书记；如果这位县令某年乡试被抽调担任阅卷官（即“入闱”），这就是临时的差使。清末买官成风，许多候补道员，空有品级，没有那么多职位可安排。有些善于钻营的，往往能捞到临时性差使，比如监督修河堤，参与皇帝行宫的修建工作，这些都是肥差。------张志国任工程办副主任，庶几近乎此，因为张的“县处级”品级还在。
现在一讲到“辞职”、“免职”，公众容易想到一些西方国家官员的去职，总是自然地中西对比，于是对中国一些官员去职等于休长假后再调任另一个职位很是不满。殊不知中国和西方的“去职”，词同意不同，且差别甚大。西方官员无非是政府这个大物业公司雇佣的职员，和私营公司雇工没什么区别。在职就是个“官”，没职位了就是个“民”-----总统、首相等少数高官卸任后保留的待遇法有明文规定，但仅仅是待遇优渥而非身份不变。赖斯被布什从大学教席上直接“提拔”为国务卿，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她很可能重回大学当教授，如果下回共和党竞选成功，没准她又会复出。这些没什么奇怪的。
把现在官员的去职和中国古代而不是现代的西方进行类比，就能看明白张志国复出担任“临时差使”这事。古代官员若被“削职为民”，那就是“削籍”，被褫夺了官员的资格，变成平头老百姓，这个处分很重，意味着身份没有了，所有的官员特权没有了，连故去父母的封赠也一并夺去。还有一种处分叫“冠带闲住”，即官员的职位没有了，但官员身份和品级还在，可以穿戴相应品级的冠服参加社会活动，这种情况要复出很容易，承办个差使则更容易。张志国被免去县委书记属于“冠带闲住”，复出任个职不是很正常么？而“削职为民”相当于开除党籍和公职，若到这一步，一般就离接受刑事处罚不远了。
只要张志国的“冠带”还在，哪怕再闲住一段时间，还是有起复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削籍”，仍然是“官”而不是“民”。
（本文刊发在《南方都市报》。砍柴郑重建议有关部门，以后官员免职而保留官员身份和待遇的，正名为“冠带闲住”，免得草民误会，且顺便可以普及传统文化知识。）
“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的屁股在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铁岭市副市长兼任）交椅上还没坐热，被神通广大的媒体发现。铁岭市委先是澄清，说常委会没有研究过张的重新工作问题。等到网友把张端坐在“轻轨办”座签后的光辉形象搜索上网后，铁岭市委又解释说，张那个工作是临时性的，现在予以免去。看来铁岭市委并非完全不把舆论当回事。
铁岭市委第一份澄清发布后，我就在博客上分析，张志国被任命为副主任可能是真，铁岭市委的澄清内容也可能不假。因为，这个职位很可能不需要铁岭市委常委会研究任命，事实证明果然。铁岭市委的澄清，其文字技巧很高明，若不仔细分析，很可能就被蒙混过去，以为“未开会研究”就等于“未履新”，哪承想网络是汇集成千上万网友智慧的地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网上最能得到证明。
如果对中国古代职官常识若有了解的人，对铁岭市委的文字游戏就能一眼看穿。帝制时代中国官员有“品级”、“职位”、“差使”之分，比如一个人是七品官，这是品级，即现在的级别，如张志国是县处级；他任某县县令，这就是职位，如张志国曾经担任西丰县县委书记；如果这位县令某年乡试被抽调担任阅卷官（即“入闱”），这就是临时的差使。清末买官成风，许多候补道员，空有品级，没有那么多职位可安排。有些善于钻营的，往往能捞到临时性差使，比如监督修河堤，参与皇帝行宫的修建工作，这些都是肥差。------张志国任工程办副主任，庶几近乎此，因为张的“县处级”品级还在。
现在一讲到“辞职”、“免职”，公众容易想到一些西方国家官员的去职，总是自然地中西对比，于是对中国一些官员去职等于休长假后再调任另一个职位很是不满。殊不知中国和西方的“去职”，词同意不同，且差别甚大。西方官员无非是政府这个大物业公司雇佣的职员，和私营公司雇工没什么区别。在职就是个“官”，没职位了就是个“民”-----总统、首相等少数高官卸任后保留的待遇法有明文规定，但仅仅是待遇优渥而非身份不变。赖斯被布什从大学教席上直接“提拔”为国务卿，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她很可能重回大学当教授，如果下回共和党竞选成功，没准她又会复出。这些没什么奇怪的。
把现在官员的去职和中国古代而不是现代的西方进行类比，就能看明白张志国复出担任“临时差使”这事。古代官员若被“削职为民”，那就是“削籍”，被褫夺了官员的资格，变成平头老百姓，这个处分很重，意味着身份没有了，所有的官员特权没有了，连故去父母的封赠也一并夺去。还有一种处分叫“冠带闲住”，即官员的职位没有了，但官员身份和品级还在，可以穿戴相应品级的冠服参加社会活动，这种情况要复出很容易，承办个差使则更容易。张志国被免去县委书记属于“冠带闲住”，复出任个职不是很正常么？而“削职为民”相当于开除党籍和公职，若到这一步，一般就离接受刑事处罚不远了。
只要张志国的“冠带”还在，哪怕再闲住一段时间，还是有起复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削籍”，仍然是“官”而不是“民”。
那些处在历史节点的小人物 （南都周刊“变局之卒”开栏语） 学生时代读历史，我总被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念缠绕，不知取舍。即“人民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好象怎么说都有道理。 现在看来，这种对立本是个伪问题，非要分清楚“人民”和“英雄”就是执象而...
那些处在历史节点的小人物
（南都周刊“变局之卒”开栏语）
学生时代读历史，我总被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念缠绕，不知取舍。即“人民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好象怎么说都有道理。
现在看来，这种对立本是个伪问题，非要分清楚“人民”和“英雄”就是执象而求。那些大人物在草莽闾巷之间时，就是小人物；英雄，就如由无数彩民做塔基的中大奖者一样，因为运气好从一大群人中走了出来。陈胜如此，刘邦如此，朱元璋如此，魏忠贤也如此，原本就是藉藉无名的小老百姓一个。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时方悟稀”，小人物发达后，便被涂上金粉，获得了某种神格，显得与众不同。
正如买彩票中大奖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一样，小人物能变成大人物的概率极小，要有很多因素聚合：天资、机遇，还有最重要的是时代的大局。阮籍不服气地评论秦末群雄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不知道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多数小人物连名字都没留下，在大变局中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与草木同腐。还有一些小人物，他们身上即有悲剧色彩，又有滑稽色彩，因为机缘巧合，闯进了历史的前台，表演一阵后没有完成到大人物的蜕变，就黯然退场。当世陕西那位卷进“虎照门”的周正龙就是这类小人物。
中国象棋是一种精确体现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生存法则的游戏，其中卒子的数量最多，而且排在最前沿，时局一变动，他们最容易成为替别人阻挡枪弹的炮灰。然而，中国象棋界一句俗话也说明白了这类小人物的杀伤力：“过河的卒子顶半车”，卒子迈过那条鸿沟，就是勇往直前，杀气腾腾，直逼宫阙。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卒子”太多了，他们固守在穷乡或陋巷，有点不安分，做着许多人生的美梦。但若无外力逼迫，基本上会做一辈子顺民。可当做顺民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而投身大变局中，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他们，一旦“过河”，就不再是朴实温顺的草民了。他们一旦“过河”，比一般儒生或富翁更能扔掉羁绊，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失去了，除了生命。“光脚不怕穿鞋的”和“过河的卒子顶半车”是一种因果关系。
作为一个曾经长期从事时政报道的新闻记者，在看古代文史典籍时，我特别留心这类小人物。我悲叹搭上身家性命给人做了嫁衣的小人物，我敬仰那些无意中舍弃生命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小人物。尤其在社会大变迁的时期，一个个卒子被大潮挟裹纷纷争着过河，而世相却呈一片祥和的假象。许倬云先生前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读历史“还有一个苦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看个人也罢，国家也罢，文化也罢，走到要塌下去的地方，还不知道。你知道了，救不回来，我宁可看不见。-----这是对历史学家的诅咒，尤其是对喜欢看问题逐渐把敏感性磨练出来的人的诅咒，无可奈何。你看举世滔滔，都在做错事情，都在做糊涂事，但是你叫不醒。”（《新京报》2008年11月22日C03版）
从历史中诸多变局之卒身上，我读出的是忧虑，是悲悯。
那些处在历史节点的小人物
（南都周刊“变局之卒”开栏语）
学生时代读历史，我总被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念缠绕，不知取舍。即“人民创造历史”和“英雄创造历史”，好象怎么说都有道理。
现在看来，这种对立本是个伪问题，非要分清楚“人民”和“英雄”就是执象而求。那些大人物在草莽闾巷之间时，就是小人物；英雄，就如由无数彩民做塔基的中大奖者一样，因为运气好从一大群人中走了出来。陈胜如此，刘邦如此，朱元璋如此，魏忠贤也如此，原本就是藉藉无名的小老百姓一个。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时方悟稀”，小人物发达后，便被涂上金粉，获得了某种神格，显得与众不同。
正如买彩票中大奖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一样，小人物能变成大人物的概率极小，要有很多因素聚合：天资、机遇，还有最重要的是时代的大局。阮籍不服气地评论秦末群雄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不知道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多数小人物连名字都没留下，在大变局中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与草木同腐。还有一些小人物，他们身上即有悲剧色彩，又有滑稽色彩，因为机缘巧合，闯进了历史的前台，表演一阵后没有完成到大人物的蜕变，就黯然退场。当世陕西那位卷进“虎照门”的周正龙就是这类小人物。
中国象棋是一种精确体现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生存法则的游戏，其中卒子的数量最多，而且排在最前沿，时局一变动，他们最容易成为替别人阻挡枪弹的炮灰。然而，中国象棋界一句俗话也说明白了这类小人物的杀伤力：“过河的卒子顶半车”，卒子迈过那条鸿沟，就是勇往直前，杀气腾腾，直逼宫阙。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卒子”太多了，他们固守在穷乡或陋巷，有点不安分，做着许多人生的美梦。但若无外力逼迫，基本上会做一辈子顺民。可当做顺民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而投身大变局中，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他们，一旦“过河”，就不再是朴实温顺的草民了。他们一旦“过河”，比一般儒生或富翁更能扔掉羁绊，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失去了，除了生命。“光脚不怕穿鞋的”和“过河的卒子顶半车”是一种因果关系。
作为一个曾经长期从事时政报道的新闻记者，在看古代文史典籍时，我特别留心这类小人物。我悲叹搭上身家性命给人做了嫁衣的小人物，我敬仰那些无意中舍弃生命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小人物。尤其在社会大变迁的时期，一个个卒子被大潮挟裹纷纷争着过河，而世相却呈一片祥和的假象。许倬云先生前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读历史“还有一个苦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看个人也罢，国家也罢，文化也罢，走到要塌下去的地方，还不知道。你知道了，救不回来，我宁可看不见。-----这是对历史学家的诅咒，尤其是对喜欢看问题逐渐把敏感性磨练出来的人的诅咒，无可奈何。你看举世滔滔，都在做错事情，都在做糊涂事，但是你叫不醒。”（《新京报》2008年11月22日C03版）
从历史中诸多变局之卒身上，我读出的是忧虑，是悲悯。
